论《钱注杜诗》的诗史互证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史论文,方法论文,钱注杜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钱注杜诗》是钱谦益晚年心力所注，他从明崇祯六年（1633）开始笺注工作，到清康熙二年（1664）去世前才完成，历时三十余年。其注释方法比较特殊，即并非对每首诗作注，而是对有心得和特殊看法者进行重点注释。钱注一般包括两部分：一是字词及典故注释；一是笺释即以考证史实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为主，往往新见别出，体现了诗史互证方法。近人洪业在其《杜诗引得序》中总结道：
谦益之与杜集最注意者，多在考证事实，以探揣杜陵心事。如《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则考开元末制为老子立玄元皇帝庙，而杜诗乃讥其不经也。如《洗兵马》，则考李泌、房琯之罢相皆出于肃宗之疑忌，而杜诗则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用父之贤臣也。如《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则考安、史乱后各藩镇有拥兵自固之势，乃劝其各效法李、郭尽心为忠臣孝子。如《诸将》五首，则考代宗时诸将，而杜诗皆有刺责之意也。
当然洪业的总结略失简单。细究钱氏笺注，方法及内容较为复杂，他以唐史与杜诗互相参证，考察杜甫所处的社会环境，体会杜甫思想的变化和反映，澄清史实，阐明诗意。钱氏自己认为“若《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注：《草堂诗笺原本序》，载《钱注杜诗》卷首。）钱氏以此种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而自负，因为它“字句诠释，落落星布，取雅去俗，推腐致新，其存者可咀，其阙者可思”（注：《草堂诗笺原本序》，载《钱注杜诗》卷首。）。然而，钱谦益的这种方法却遭到了后人的批评，说他“事事征实，不免臆测”（注：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但也有人对此大加赞扬：“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注：《草堂诗笺原本序》，载《钱注杜诗》卷首。）其实，对钱氏的以诗证史与以史证诗是不可孤立起来看的，因为二者是一种研究方法的两个方面，并不是两种研究方法。在运用时可以融而为一，钱氏即常常在用杜诗来考订唐史的同时，也借重唐代史实来证明杜诗中所叙事件的真实性，二者互相依存，不可分割。这是诗史互证方法的真精神。
明代胡震亨认为唐诗“有两种不可不注，如老杜用意深婉者，须发明。李贺之谲诡，李商隐之深僻……并须作注，细与笺释。”（注：《唐音癸签》卷32，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发明”即既要阐发，又要寻求旨义。可见对于杜诗仅仅注释其辞句是不够的。也有人认为清人基本上是采取以史事和传记资料证诗的方法，寻求诗歌和某些具体人事之间的关系，甚至直接以某时、某人、某事、某景去解某诗，有一部分流于穿凿附会，也有些所考之事虽然可能与诗歌存在某种联系，但也未能解决诗旨问题。（注：参阅余恕诚《李商隐诗歌的多义性及其对心灵世界的表现》，载《文学遗产》，1997（2）。 ）钱谦益不仅仅对杜诗的典故、词语进行重点注释，也并非只用史事和杜甫传记资料来解释杜诗。他将经学的基本考证方法和历史学的实证精神以及文学笺释方法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杜诗中反映出的杜甫思想深层的东西也以历史材料为实据进行发掘、勾隐及发明。所以，不仅避免了许多穿凿附会的错误，还揭示出杜甫诗旨。
一、以经学的考证方法为基础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钱氏以经学方法笺注杜诗，（注：吉川幸次郎：《钱谦益与清朝经学》，载《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筑摩书房，1970。）这很有道理。清乾嘉时代，考据学风盛行，出现了以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等为代表的考据学家，他们精于文字、音韵、训诂、地理、职官等专门之学，取得了前人所未有的成就乾嘉考据学具有三大特点：一是以经学著作为研究中心；二是重视文字、音韵、训诂学，即“小学”的研究；第三，在反对以理论思辨为主的宋学的基础上，力图用小学的考证方式对儒家经典进行实际研究。关于乾嘉考据学的产生，学术界一向认为从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开始，同时顾炎武也以《日知录》、《音学五书》及《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而被认为是清学的开山祖师。其实，钱谦益也是清学方法的倡导者和先驱。
钱谦益作为明末的著名文学家、批评家及文艺理论家，似乎一生致力于文学活动，其实他本人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钱氏早年虽入东林，尊崇王学，但中年后超越宋代理学与王学，提倡汉儒章句之学，坚持返经汲古的学术宗旨，在其《新刻十三经注疏序》中说：“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始。”认为治学须用汉人治经的方式，即爬罗剔缺、溯本穷源，实事求是。他建立了通经汲古的虞山之学，下启清初经世致用的汉学学风，也转变了明末空疏的不良风气。钱氏的经学思想也许对乾嘉时代吴派的经学考据学产生过一些影响，因为钱氏所居常熟在当时是吴地的中心。由于材料不足尚不能就此问题展开论证，但从《钱注杜诗》中可以窥见钱氏的方法与考据学方法之间的一些联系。
据前人总结，清朝考据方法大体属于归纳法，即以本证为主，以旁证相参附，加以推断，归纳出结论。梁启超曾总结道：“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7节，载《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第一步即发现问题，第二步即找出问题的同类及有关联者，相互比较，第三步提出研究结论，第四步从正、反两面证明结论正确与否。总之，乾嘉考据学方法中最重要的是博求实据，尊重事实，这也恰恰是钱谦益所最注重的。如杜甫《杜鹃》诗曰：
西川有杜鹃，东川有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
钱谦益首先对《东坡外集》认为此诗是杜为讥讽刺史而作这个结论不以为然，钱氏笺曰：
严武在蜀，虽横敛刻薄，而实资中原，是西川有杜鹃。其不虔王命，擅军旅绝贡赋以自固，如杜克逊在梓州，是东川无杜鹃耳。似乎与诗旨接近，然而如果再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对这一观点进行剖析，即觉上面假设不能成立，他又以两《唐书》为旁证，曰：
按杜克逊事，新旧两书俱无可考，严武在东川之后，节制东川者，李奂、张献诚也。其以梓州反者，段子璋也。
接着以杜诗作为本证，又说：
梓州刺史见杜集者，有李梓州、杨梓州、章梓州，未闻有杜也。
进而说：
既曰讥当时之刺史，不应以严武并列也，逆节之臣，前有段子璋，后有崔旰、杨子琳，不当舍之而刺涪万之刺史。
这次是据上面的考证否定《东坡外集》中所持观点。随后钱氏又推阐道：
所谓杜克逊者，既不见史传，则亦子虚亡是之流，出后人伪撰耳。其文义舛错鄙倍，必非东坡之言，世所传《志林》诸书，多出妄庸人假托，如伪苏注之类，而无识者误编之集中也。
钱氏以为所谓《志林》等书，多是当时人假托，与伪苏注一样，不知情者将其误编入东坡集中，这个看法颇有见地。早在宋代的赵次公即曾讲过：“世有《杜鹃辨》者，仙井李新元应之作也。鬻书者编入《东坡外集诗话》中，非矣。”赵氏还引了所谓苏轼《辨杜子美杜鹃诗》进行考据，较为可信。（注：参见《杜诗赵公先后解辑校》丁帙卷三。）接下来，钱氏又归纳分析宋人错误结论之原因，最后做出判断：
黄鹤本载旧本题注云：上皇幸蜀还，肃宗用李辅国谋，迁之西内，上皇悒悒而崩。此诗感是而作。详味此诗，仍当以旧注为是。
钱注认为此诗不是为刺史而作，而是为同情玄宗的境遇而作，揭示出诗旨，从这里可以窥见钱氏所运用的方法与清代考据学方法的相似之处。他在引征材料时也尽量做到实事求是，并博引详考，显示出经学研究精神。
二、以史学的实证方法为架构
钱谦益精于史学，曾任《明史》监修，后来所编《列朝诗集》贯穿了“借诗以存史”的精神。他以史学的实证方法完成《钱注杜诗》，从而使诗史互证作为一种诗歌研究方法确立下来。下面试举二例以论述以史证诗方法在《钱注杜诗》中的运用。《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是一首著名的作品，钱谦益做了较为详尽的笺释，其《读杜小笺》曰：
唐自高祖追崇老子为祖，天宝中，见像降符，不一而足，人主崇信之极矣。此诗直记其事以讽谏也。
这个结论正确与否还要从史书中去检查，据《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因为古“李”、“理”二字互通，所以，唐朝统治者牵上一位古代圣人皋陶，皋陶历虞、夏、商，世为“大理”，以官命氏称“理氏”，至纣时，有一位叫“征”的人，以直言正道得罪而死，其妻陈国契和氏与子利贞，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性命，乃改“理”为李氏。又据《旧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七年（624）， 高祖即幸终南山谒老子庙。太宗虽曾说过神仙事本虚妄的话，但在贞观十一年（637）， 却下令修亳州老君庙。开元二十九年（741）， 又令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学《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等道家著作。天宝元年（743）， 陈玉府参军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见于丹凤门之通衢，告赐灵符，在尹喜故宅。”玄宗遣使前往，竟在函谷故关尹喜台之西发现老子之灵符，于是建成玄元庙于大宁坊。二月，玄宗亲自享祀新庙，并下令庄子、文子、列子及庚桑子皆为“真人”，他们的著作称“真经”。九月，玄元庙改称“太上玄元皇帝宫”。天宝二年（744），追玄元皇帝之尊号，并追尊老子之父、 母及皋陶为帝后。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自此，欲行郊祀，必先朝太清宫，次日享太庙， 第三日方祀南郊。 天宝七年（748），又有人言玄元皇帝现身于华清宫之朝元阁，因此， 改阁名为降圣阁。天宝八载（749）、十三载（754），两次上玄宗皇帝尊号，十四载（755），颁御注《老子》并义疏于天下。 可见唐玄宗对于道教及老子的尊崇。其实，这不过是为了抬高李家一族的地位而已。从整个唐代来看，基本上是维持佛、儒、道三教合一的状况，武则天时著《三教珠英》一书以维持三教的平衡。因为朝廷将道教作为国教，上至皇帝，下至大臣，都对道教崇信不疑，范祖禹《唐鉴》卷九载：“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谀，小臣欺，盖度其可为而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赏以劝之，则小人孰不欲为奸罔哉？”因此，身处其时的杜甫必然看得十分清楚，会有一些看法，正如钱谦益所解：
《老子》五千言，其要在清净无为，理国立身，是故身退则周衰，经传则汉盛，即令不死，亦当藏名养拙，岂肯凭人降形，为妖为神，以博人主之崇奉乎？
可谓真正探寻出杜甫心迹。钱注所据全是有关唐史的第一手材料，如两《唐书》、《封氏闻见记》、《唐国史补》、康骈《剧谈录》、程大昌《雍录》、《唐会要》等，他利用这些史学文献，再用考证的方法加以分析，有据有理，体现了史学的实证精神，勾沉出杜诗的真正旨意。
《钱注杜诗》中一向为后人指责的是有关钱氏对玄宗、肃宗之父子关系的考证，属“宫闱隐情”也好，属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好，钱氏的结论无疑是对宋代杜诗研究的挑战。对《洗兵马》的笺注颇能代表钱注精神：“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故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盖至是而太平之望益邈矣。鸣呼伤哉！”据钱注，“贤臣”是指房琯、张镐二人。浦起龙以为此诗是“忻喜愿望之词”（注：《读杜心解》卷 2，中华书局，1981。），大体道出本义。在“忻喜”之余，杜甫是否暗含某种微言呢？还是从历史中去考察。房琯在玄宗时曾为宪部侍郎，安史之乱发生后从驾赴蜀，当时由于与玄宗共赴蜀中避难的大臣极少，所以，玄宗对房琯极为重视，拜房琯为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令与韦见素同赴灵武册立肃宗，肃宗以房琯素有重名而厚待之，房琯即以天下为己任，抗疏自请将兵，以诛安史叛军，收复京都。至德元载十月（756）， 房琯与安守忠战于陈陶斜（今陕西咸阳东），结果大败而归。据史载，这次战役是由于房琯误用古代车战法而败。不过房琯手下也并非精兵良将，并且战前本欲持重伺敌，中使刑延恩却连连催促出战，遂至仓皇失败。这次战役犹同哥舒翰的潼关之败，不过哥舒翰乃一武将，而房琯则是文人出身，虽其志可嘉，但却缺乏出战经验。至德二载（757）房琯被罢相， 以张镐代之。张镐，博州（今河北）人，据《旧唐书·张镐传》，他好谈王霸大略。天宝末，杨国忠搜天下奇才，张镐被荐于玄宗，拜左拾遗。玄宗幸蜀，张镐自山谷徒步扈从。肃宗即位，张镐至凤翔，因所上奏议多有益而拜谏议大夫，寻代房琯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八月，张镐赴河南任节度使都统淮南诸军事，至德三载五月，因未及解睢阳之围而罢。六月，房琯又被贬为邠州刺史。钱笺曰：“既罢，张镐代琯为相，故曰‘复用张子房’。琯以至德二载五月罢相，以镐代。八月，出镐于河南。次年五月，镐罢，六月，琯贬邠州。琯、镐皆上皇旧臣，遣赴行在，肃宗疑之，用之而不终者。”从钱笺来看，房、张二人均为玄宗旧臣，又都曾为肃宗所重用，由于遭疑忌而被肃宗贬黜，因此得到杜甫的同情。这是钱氏独具慧眼之处。但他把诗的主旨理解为讥刺肃宗则颇显穿凿。杜甫对玄、肃父子之间的矛盾有所了解，但涉及到君主，要为尊者讳，因此诗中对胜利的歌颂超过对肃宗及当时政治的批评。至于对玄、肃父子矛盾的描写，主要集中于后来的两首《杜鹃》诗中，对这两首诗，钱氏的笺注可谓恰当。第一首已如前所述。另一首《杜鹃行》诗，其中二句曰：“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钱注曰：
上元元年七月上皇迁居西内。高力士流巫州，置如仙媛于归州，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观，上皇不怿，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诗云：“骨肉满眼身羁孤”，盖谓此也。移仗之日，上皇惊，欲坠马数四。高力士跃马厉声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辅国，汝旧臣，不宜无礼！”又令辅国拢马，护持至西内。故曰：“虽同君臣有旧礼”，盖谓此也。
对此，早在宋代就有人指出过，洪迈《容斋随笔》卷一载：“唐肃宗于干戈之际，夺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诿者，曰：欲收复两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诸将耳。至于上皇迁居兴庆，恶其与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内，不复定省，竟以怏怏而终。其不孝之恶，上通于天。……杜子美《杜鹃》诗：‘我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伤之至矣。”（注：洪迈：《容斋随笔》之《五笔》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黄鹤注也说：“上元元年七月，李辅国迁上皇于西内，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得留，寻置如仙媛于归州，出玉真公主居玉真观，上皇不怿，浸成疾，诗曰：‘虽同群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注：《读杜心解》卷2 ，中华书局，1981。）浦起龙从黄说：“此说信非附会，当是闻信后伤之。”（注：《读杜心解》卷2之2。）可见，钱氏的解释也决非“牵合时事”。（注：潘耒：《书杜诗钱笺后》，载《遂初堂集》卷11，清康熙刻本。）杜甫一向对玄宗怀有深厚感情，在作品中也曾对其开元之治拳拳致情，因此，他对肃宗这种不合人伦道德准则的行为表示出伤感情绪，包括前文提到的《杜鹃》诗，也是真情的流露。
以上考察了钱谦益用历史学的实证方法对杜诗进行的深刻研究。无论是经学方法还是史学方法，最终是对文学作品的阐释，文学作品的抒情性极强，且作为诗歌肯定有想象的成份。因此，对钱谦益的研究方法与文学作品阐释学的关系的考察就十分必要了。
三、以文学阐释方法为目标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过：“对一本文或艺术品真正意义的发现是没有止境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不仅新的误解被不断克服，而使真理得以从遮蔽它的那些事件中敞亮，而且新的理解也不断涌现，并揭示出全新的意义。”（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215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伽达默尔所说的“理解”，就是一个解释者对作品的理解，即他与作品的对话，他通过理解，投入到历史文化的进程之中，并以自身的理解重新构成一种新的文本。然而，解释者在对作品的理解和解释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经验及本时代的文化经验，那么，他如何超越历史去进行研究呢？德国现代“解释学”之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提出了“解释的循环”学说， 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人的现实有限存在与认识历史的关系；二、传统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三、解释活动中理解与经验的关系。反映在对文学作品的解释中，即：语词与整个作品的关系；作品本身与作者心理状态的关系；作品与它所属的种类和类型的关系。从这里来看，西方阐释学理论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笺释学之间似乎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比如“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儒家文学理论实即强调作家、作品与历史环境的关系以及解释者对作品的理解问题。钱谦益很好地把握住了这几种关系，首先是语词与作品整体的关系。钱氏对杜诗中语词的笺注既不像汉人注经那样只着重其声韵、语义，也不像李善注《文选》那样只着重词的典故，而是将与诗歌旨义相关的语词加以注释，并且不仅注意词的时代性特征即语言环境，而且旁采博引。比如“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高都护騣马行》）中的“横门”一词，钱注曰：
《水经注》：北出西头第一门，本名横门。如淳曰：音光，故名光门。《雍录》：以黄图考之，长安城北面，从西数来，第一门名横门，门外有桥曰横桥。杜诗‘何由却出横门道’，盖自横门渡渭而西，即是趋西域之路也。《水经注》：光门亦名突门，在长安西，从南来第三门，正与黄图隅角相次。前汉《西域传》：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赐以宫女为夫人，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
钱氏在这句诗中只注“横门”一词，并强调它与本首诗的旨义有密切关系，可见钱氏十分重视词语与诗歌之间的有机联系。
关于对作品本身与作者心理状态的关系的理解，钱谦益力图把握杜甫的内心活动与多方面的人生经验，比如肃宗对玄宗旧臣房琯、张镐等人的态度问题一直为杜甫所关注， 直到代宗广德二年（764）房琯病逝，杜甫作《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追述房琯之贬，对肃宗略有微词，表达了杜甫的真实看法和思想。因为杜甫和房琯交情颇深，他甚至不惜得失为房琯辩解，所以，他对房琯的遭遇感到十分惋惜，这种思想感情许多作品都有所表露。在《寄岳州贾司马巴州严使君》一诗中即表现得比较明显，钱谦益通过对杜诗的理解，掌握了杜甫的心理活动，他笺曰：
按十五载八月，玄宗幸普安郡，制置天下之诏，房琯建议，而至当制，琯将贬而至先出守，其坐琯党无疑矣。至父子演纶，受知于玄宗。肃宗深忌蜀郡旧臣，至安能一日容于朝廷。其再贬岳州，虽坐小法，亦以此故也。
这是在论贾至之贬。杜甫又有《送贾阁老出汝州诗》，钱谦益仍以为贾至被贬岳州是因为“以普安郡制置天下之诏”，其实据《旧唐书》，贾至被贬与他在乾元三年（759 ）九节度师溃败时惧敌逃脱的行为也有关系。房琯、贾至与杜甫友情甚深，杜甫又极力推重他们的才能与为人，所以在《洗兵马》及其它作品中杜甫对他们的遭遇表示同情，但钱氏却笺曰：
玄宗旧臣，遣赴行在，一时物望最重者，无如房琯、张镐。……罢而相镐，不得已而从人望也。五月相，八月即出之河南，不欲其久于内也。六月贬琯而五月先罢镐，汲汲乎唯恐锄之不尽也。言下之意，他们均受肃宗有意排斥，将杜甫的同情释为对肃宗的讥刺，的确有失穿凿。但钱氏在肃宗与玄宗的关系及房琯等人的遭遇问题上还是抓住了杜甫的心理活动，将杜甫思想与作品紧密结合，是其高明之处。
第三是作品与它所属的种类和类型的关系问题。杜诗是文学作品，而且以其卓绝的艺术成果而臻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因此，要想理解与阐释它，首先必须从审美价值上去认识它。钱谦益以文学享誉明末文坛，年轻时喜读李梦阳、王世贞的诗文，中年时受归有光的影响，又推崇古文，以后接受汤显祖的劝告，开始反省拟古思想，加之与程孟阳、袁中道等人的交往，文学批评转向反对拟古，提倡创新。他在《复遵王书》中说：“仆少壮失学，熟烂空同、弇山之书。中年奉教孟阳诸老，始知改辕易向。孟阳论诗，自初、盛唐及钱、刘、元、白诸家，无所析骨刻髓，尚未能及六朝以上，晚始放而之剑南、遗山。余之津涉，实与之相上下。”（注：钱谦益：《复遵王书》，载《有学集》卷3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可见，晚年钱谦益推崇的是陆游、元好问等人的现实性强而又有思想的作品，因此，他不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剽窃及模拟古人作品，主张诗要有“本”，以为李、杜诗莫不有本。钱氏所编《列朝诗集》及其《初学集》、《有学集》集中反映了他对明朝诗歌的看法，也体现了他的文学批评观。他推重杜诗的写实性风格及至高的艺术境界，借重杜诗中大量运用的“比兴”手法，用诗史互证的方法解释和研究杜诗，也以审美方法来探讨杜诗的价值。如他对《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一诗用诗史互证方法做了详尽笺释后又评道：
此诗虽极意讽谏，而铺张盛丽，语意浑然，所谓言之无罪，闻之者足戒者也。不仅以“铺张盛丽”、语意浑然”来概括杜甫这首诗的艺术特色，而且认为此诗是杜甫用赋体的手法所创作，赋要求作品既要铺张华丽，又要有讽谕的功能，正合乎这首诗的主旨。这是钱氏将此诗所做的文学阐释。
再如钱谦益对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所做的解释：
此诗首言高标烈风，登兹百忧，登高视下，岌岌乎有漂摇崩折之恐，正起兴也。泾、渭不可求，长安不可辨，所以首而思叫虞舜。苍梧云正愁，犹太白云长安不见使人愁也。唐人多以王母喻贵妃，瑶池日晏，言天下将乱，而宴乐之不可以为常也。
此诗反映了安史乱前风雨飘摇的形势及杜甫为唐帝国的前途命运而担忧，为百姓将要遭受的苦痛而悲伤的思想感情。因此，杜甫的思想境界远远超过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诸人。（注：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读杜甫等同题共作的登慈恩寺塔诗札记》，载《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钱谦益集考据与批评为一体，不仅揭示出杜甫的心理感受，而且从审美角度审视这首诗的艺术手法和技巧，极具特色。如果将其与宋、清人的注释比较，即可发现钱氏注释的这一特质。《黄氏补注杜诗》卷一录此诗，他收了宋赵次公、王洙等人的注释，间有黄希、黄鹤补注，他们基本上只注典故、语义，几乎未对作品的艺术性及杜甫的思想境界进行解释，即使是对其中最能代表杜甫感情的“自非旷世怀，登兹翻百忧”两句，也只引王洙的注解，而王注仅指出这句诗出自王粲、陆机的诗句，对杜甫的心迹并无深刻的挖掘。清浦起龙的注明显受了钱氏的启发：
诗本用四句领势，次段言登塔所见，后段言登塔所感也。然乱源已兆，忧患填胸，触境即动。只一凭眺间；觉山河无恙，尘昏满目。于是追想国初政治之隆，预忧日后荒淫之祸，而有高举远患之思焉。顾此诗之作，犹在升平京阙间也。浦氏的注涉及到了杜甫登高引起的忧虑，笺释极为精到，然而，由于所处时代不同，他对国家即将面临灾祸时的杜甫的情绪没有钱氏体会挖掘得那样深刻，在艺术审美方面也缺乏一些分析判断。
钱谦益一生主要学术活动有三项：修撰《明史》、编撰《列朝诗集》及注杜诗。前两项分别代表了钱氏的史学和文学成就，而《钱注杜诗》则以诗史互证的方法体现出他博通文史的学术修养及全面整体的学术水平。其诗史互证的方法影响到清人及后世对杜诗和其它古代诗歌研究的方法。《钱注杜诗》的产生，不仅掀起了清朝大规模笺注杜诗的风气，而且它所确立的诗史互证方法几乎渗透到清代诸家杜诗笺注之中。考察清代诗歌诠释史，凡是被认为具有反映或讽喻社会现实性质的作品都几乎被称为“诗史”，也都差不多用诗史互证方法被阐释过。李商隐、陆游等人的作品自不必说，连姚文燮注李贺诗也运用了诗史互证方法。近代史学家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对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也有着直接的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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