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历史根源--以江苏和浙江为例_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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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中国经济连续30年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然而，中国经济发展却并不均衡，地区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如何理解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呢？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物质资本(Solow，1957)、人力资本(Lucas，1988)、技术创新(Romer，1986，1990)等条件，但是这些因素是内生的：“这些因素不是增长的原因，它们本身就是增长”(North and Thomas，1973)。由于传统增长理论的内生性问题，经济发展理论更为重视了对于制度因素的探讨。North等揭示了制度对于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作用，认为明晰和保护产权的经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North and Thomas，1973；North，1981，1990)。在对制度的实证研究中，通常有3种基本思路：第一类文献强调宗主国的影响和制度移植，主要关注殖民地所继承的法律传统(La Porta et al.，1997，1998，1999；Djankov et al.，2002)、宗主国的经济模式(Lange，Mahoney and Hau，2006)、殖民时间长短和宗主国差异的影响等(Feyrer and Sacerdote，2009)；第二类文献则讨论殖民地的资源禀赋对制度的直接影响，如Engerman和Sokoloff(1997，2000，2002)分析殖民地的农作物和矿产资源对权力的集中与分散程度的影响，这进一步塑造了不同的制度，最终影响了长期的经济发展绩效；第三类文献则侧重探讨殖民地环境对殖民者行为和动机的影响(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1)。此外，在理论分析层面，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5)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阐释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一步揭示了政治权力通过塑造经济制度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机制。

       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制度不断变革的过程。既然制度是重要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又产生了巨大的地区差异呢？目前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绩效的研究文献已经是汗牛充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特色的保护市场型财政联邦主义”理论(Montinola et al.，1995；Qian and Weingast，1997；Qian and Xu，1993；Qian and Roland，1998)，“晋升锦标赛”理论(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1；Maskin et al.，2002；Edin，2003；Li and Zhou，2005；周黎安，2007；徐现祥等，2007)，“经济发展战略理论”(Lin et al.，1994，1996；Lin，2003)，和“中性政府理论”(姚洋，2009；贺大兴、姚洋，2011)。现有文献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经济分权和地区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Xu，2011)。

       但是，现有的理论还不能很好地从制度层面来理解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诺斯悖论”揭示了统治者一方面有通过界定和保护产权从社会产出中获得收益的动机，但是另一方面又存在掠夺市场最大化自身垄断利润的冲动(North，1981)。具体到中国的制度背景下，一方面，地方政府会积极推动制度变迁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杨瑞龙，1998；杨瑞龙等，2000)；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会采取掠夺性策略进行恶性竞争(周业安等，2008)，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会有更多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滋生腐败(姚洋等，2003)，这些都不利于经济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地方政府也会出现在这两种角色之间的转换(陈抗等，2002)，并且在不同时期地方政府的竞争策略也有所不同(陶然等，2009)。总之，经济分权下的竞争可能是“趋好”的，也可能是“趋坏”的(张军，2007)。问题在于，什么条件下地方政府可能是“福利之手”，倾向于参与“趋好”的竞争，而在何种条件下地方政府可能是“掠夺之手”，倾向于参与“趋坏”的竞争？

       回答上述问题必须要解释各地区实际经济政策的异质性问题。尽管中国的正式政治制度在全国各地是高度一致的，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地区的经济政策一直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并导致了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①。不过，这些经济政策都是内生的，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差异？显然，这可能源于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的差异性。

       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中，下级官员的任免权是由上级官员所掌握，因此在通常的情况下，地方官员的工作目标倾向于迎合上级的需要。如果政治权力在精英之间的分配过程完全是制度化的，那么上级官员就会根据某种稳定的、客观的评价指标来进行权力的分配(如某种客观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但是，权力分配的规则往往是由少数精英根据自身的利益所制订的，这未必能够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相一致。那么，是何种政治机制导致地方官员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会保护基层干部或者群众的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现实中的权力分配过程并不是制度化的(由于缺乏确保权力分配制度化的“制度”)，政治精英之间经常会出现权力冲突②。例如，地方官员可以联合基层干部或群众攻击自己的竞争对手。政治攻击的理由可以依据党纪国法，也可以基于完全政治化的、路线斗争式的借口(当然，这种权力斗争的方式更多地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如果一个地方官员在自己的下级干部乃至基层群众中缺乏支持者，那么就很容易会被对手找到弱点，而在权力斗争中失败③。

       为了确保自身的政治生存，地方官员必须得到一定的政治支持，政治支持既需要来源于上级官员，也需要来源于下级官员或群众。但在“权力冲突”环境下追求政治生存的目标，并不必然导致保护产权的政策(Bueno et al.，2003)。更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地方官员只愿意向少数处于关键岗位的下级支持者分配利益，而不会去照顾广大群众的利益。

       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冲突增强了权力分配规则的不确定性，非正式的政治关系也因此对权力分配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研究文献中，每一级政权中政府官员的工作经历和背景是描述非正式政治关系最重要的依据：不同层级政权中的政府官员之前的工作经历和背景各不相同，工作关系或者从属关系将会使得政府官员形成一个非正式的网络关系(Dittmer，1995；Huang，2000)。非正式网络关系的形成是出于对职位安全感和权力保护的需要(Pye，1981)，并且建立在一个相互交换彼此责任、权力的基础上(Nathan，1973)。各种非正式关系网络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实际政治权力(de facto political power)分配的影响，就形成了非正式的政治权力结构④。非正式的权力结构影响着官员的晋升和提拔(Shih et al.，2012)，以及稀缺资源的分配(Shih，2004)、政策的走向和结果(Shih，2007)、意识形态的宣传运动(Shih，2008)。

       本文认为，非正式权力结构的差异是理解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的关键。由于非正式权力结构的差异，地方官员才在同一政治制度下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进而影响了不同地区正式和非正式经济制度的演化，由此导致了经济发展绩效的区域差异。具体而言，如果地方官员与上级精英有紧密的非正式联系，他们面临政治攻击的可能性、严重性就会下降。因此，他们有比较强的意愿执行上级要求的政策路线，而缺少动力去巩固下级的支持，也就更缺乏激励去推行保护民众的政策。

       对于与上级非正式联系疏远的地方官员，由于其不处在围绕上级所形成的非正式关系网络之中，他们不仅缺乏晋升的机会，而且会在权力冲突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特别是，如果地方官员内部存在密切的非正式联系，那么在权力冲突中他们作为一个政治群体(而不是其中的某个官员)就都有可能遭到整体性的政治打击⑤。在此情况下，过度汲取经济资源将会破坏他们在基层的政治支持，因此他们有动力推行保护产权的政策。如果上述两类官员之间存在一定的政治权力冲突的话，那么有可能进一步促使与上级缺乏非正式联系的官员更注意保护自己在基层的权力基础，进而更积极地建立保护本地利益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当然，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之下，地方官员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推行保护产权的经济政策，要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政策中所提供的“机会空间”。对于倾向于保护基层利益的地方官员来说，他们会尽量灵活地、更加“右倾化”地执行中央的政策。

       本文认为，1949年之前的中国革命作为一个外生的冲击塑造了解放后地方政权中非正式权力结构⑥。解放后的地方政权是由各种不同革命经历的官员所构成的，官员在长期革命过程中的工作经历形成了他们相互之间非正式网络关系，进而也影响了官员之间权力冲突的政治形态。为了清晰地描述非正式权力结构的特征，本文不但要考察在县(市)一级政权中本地革命武装出身的官员的影响力强弱，而且要考察上级政权(主要是省级政权)中是什么革命经历的官员占据优势，以及他们与下级官员之间的非正式关系是否紧密。通过对江浙两省革命历史的考察和对新中国成立后省委结构的分析，我们发现自5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80年代的浙江省省委会中，浙江本地的游击队干部长期被边缘化，而对于江苏省而言，以江苏为大本营的华中根据地干部在绝大多数时间内都在省委中占据绝对优势。通过实证检验，我们发现，由于省级政治精英来源结构及其与地方干部非正式政治关系的差异，解放前浙江省地方革命力量强的地区经济增长相对较快，而江苏省此类地区的经济增长则相对较慢。

       总之，本文通过江浙两省在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说明，非正式权力结构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地方官员保护产权的态度和行为，而这构成了中央经济改革后地方政府保护产权的政治基础，最终导致了长期经济增长的绩效差异⑦。本文的分析逻辑可概括为：

       革命传统

非正式的政治关系网络

非正式的政治权力结构

经济政策与制度

经济绩效

       本文的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将分别介绍江浙两省的革命传统与非正式权力结构，第三部分将讨论江浙两省的非正式权力结构对20世纪80年代前各县市乡镇工业发展的影响，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最后是结论。

       二、革命传统与非正式政治权力结构

       (一)浙江省的情况

       土地革命时期，在白色恐怖之中的浙江省委非常不稳定，领导人更迭频繁，难以对基层党组织进行有效的领导和控制⑧。1935年2月，刘英和粟裕率红军挺进师创建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但是，浙江游击区的革命力量与中央的联系有很长时间中断，并且此时全国革命的重心也由南方转移到了北方，浙江的党组织不得不走向了独立斗争的发展道路。抗战爆发，浙江共产主义运动曾一度走出低谷，但“温州事件”后⑨，浙江各地的党组织再次失去了与上级组织的联系。此后，浙江虽然建立了浙东抗日根据地⑩，但随着抗战胜利和新四军北撤，浙江地方党组织与上级的联系又一次疏远。解放战争期间，浙江本地的游击队力量主要集中于浙东和浙南地区。浙江解放是在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配合下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野战军主力在浙江解放后向川黔进军，对浙江政局的影响不大。第三野战军是由抗战期间华中根据地部队和山东根据地部队混编而成，因此浙江解放后的各级政权中的干部来源主要是山东根据地干部、华中根据地干部和浙江本地的游击队干部(11)。其中，山东的南下干部在解放后浙江省的各级政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本文中，我们试图从省委常委的干部来源理解省级政权中的非正式权力结构。图1直观地勾画出了浙江省委常委的来源结构变化。这里，为了刻画革命对干部来源的影响，图1中仅仅分析在解放前有1年以上革命工作经历的省委常委。如图所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些在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干部在省委常委中一直都占据主导地位。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将省委常委的来源分成第三野战军干部(包括随军南下干部)和浙江游击队出身的干部(在浙江游击队或者地下党系统有1年以上工作经历的干部)。注意，这两种来源的干部之间有部分重叠的现象。抗日战争期间，有部分干部从华中根据地被派遣到浙江发展地方革命武装。不过，这些干部后来大部分又都撤回了华中根据地，在解放后才又回到浙江工作，如谭启龙。

      

       图1 浙江省省委常委来源结构变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组织史资料(1922.4～1987.12)》所提供浙江省历届省委常委名单以及作者收集的简历资料。

       不难发现，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80年代，三野南下干部都在省委常委会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而浙江本地的游击队干部则长期被边缘化(12)。不过，解放后，在浙江的根据地县中，游击队出身的干部在基层政权中有较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科级以及科级以下的干部队伍中，但县级主要领导大多是由南下的山东干部来担任。这种格局在50年代初浙江省反地方主义运动之后尤为明显。由于本地游击队出身的干部受到了南下干部长期的政治打压，两个干部集团之间形成了比较严重的对立关系(13)。这也就使得游击队出身的干部为了自身的政治生存，不得不注意维系自己在基层的政治基础。

       (二)江苏省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江苏是全国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但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江苏的革命运动遭受了严重曲折。随着国民党加紧推行白色恐怖政策，1931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1935年1月，江苏省委被迫中止活动，同各地党组织也随之中断。随着抗战爆发，新四军向华中敌后进军，并建立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同江苏本地的革命武装融为一体。抗战胜利后，新四军北撤对江苏省内不同地区地方革命力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江苏长江以北的地区在此后成为了华中解放区的重要部分，共产主义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1946年前后，华中解放区建立了大量的地方革命政权。而江南地区则在此后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虽有党组织和武工队坚持分散隐蔽斗争，但是规模和影响相对有限。尽管在1947年，江苏境内的华中解放区曾一度被国民党军占领，但地方革命力量却没有被扑灭。通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江苏全境宣告解放。解放江苏是在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以及第四野战军的一部相互策应和配合下完成的。

       与浙江相似，对解放后的江苏政权影响较大的依然是第三野战军，因为其他两支野战军在解放江苏后被调到了其他省份。因此，华中根据地干部和山东根据地干部共同影响了解放后江苏省的政权格局。不过，由于江苏是华中根据地的重心，所以出身华中根据地的江苏本地干部在本省的各级政权中的影响力强于山东南下干部。

       图2刻画了有革命工作经历的江苏省历届省委常委的来源结构。其中，我们将省委常委中第三野战军及其随军南下干部以及具备江苏地下党革命经历的干部，分成了华中根据地(以及华中解放区)出身的干部和非华中根据地出身的干部(主要是来自山东根据地的南下干部，以及苏南地区地下党出身的干部)。如图所示，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后，除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第五届省委会之外，华中根据地干部在绝大多数时间内都在省委中占据绝对优势，而山东根据地和苏南地下党出身的干部则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也就是说，与浙江所不同的是，解放后江苏省主要是被在本地有革命经历的干部所控制(14)。注意，图1和图2中所标识的两类干部占比之和在大多数时期都小于1，这是由于江浙的省委常委中有一些中央调动来的外来干部。

      

       图2 江苏省省委常委来源结构变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共江苏省组织史资料简本(1921～2001)》所提供江苏省历届省委常委名单以及作者收集的简历资料。

       解放后，原华中根据地(或者华中解放区)的地方党委政府基本上由本地革命出身的干部所控制，地方干部也因此与省级精英存在密切的非正式政治关系。在苏南地区(指苏州、无锡)的地方政权结构中，地区级、市级和县级的主要领导是由山东胶东区根据地南下干部和华中根据地第5、6地委的南下干部来担任，这两支力量在省委层面均处于相对弱势地位(15)。苏南的乡村两级的基层干部大多是南下干部在土改期间培养起来的年轻干部，这些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逐渐成为了苏南地方政权的主要领导人。解放前在苏南坚持地下党工作的干部在解放后苏南地方政权中影响力较小，这与浙江各革命根据地县在解放后的政权结构有一定的区别。

       三、20世纪80年代前乡镇工业的发展与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迁

       (一)浙江省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期间，浙江很多县市的社队企业开始迅速发展，全省集体、社办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8％(16)。乡镇工业为改革后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改革开放后浙江很多民营企业的前身都是“戴红帽子”的乡镇企业(17)。

       如表1所示，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改革开放前，宁波地区的社队工业迅速发展。鄞县的社队工业发展最为突出，1978年其产值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60％(18)，慈溪、余姚和宁海三县的社队工业产值在1978年分别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51.98％、46.96％和43.15％(19)。与此同时，宁波地区的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迅速下降，“文化大革命”前宁波地区大多数县市的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在65％～80％左右，但是到了70年代末期均下降到50％以下。追溯这些地区的革命史，我们发现这些地区的游击队武装力量在解放前都比较强大，浙东游击纵队第三支队在慈溪、余姚和鄞县等地区活动，而浙东游击纵队的铁流支队则在宁海县活动。

      

       与此相类似，在解放前浙南游击纵队活跃的温州地区，乡镇工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取得了较快发展，1978年乐清、平阳、永嘉三县的社队工业产值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均超过了40％。温州地区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的下降幅度也比较大，乐清和永嘉两县197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均在30％以下(20)。温州地区的乡镇企业在改革后成为了地区经济的主要增长点，20世纪90年代初，无论是工业总产值还是工业增加值，乡镇企业在整个工业中所占比重均已超过60％(温州市志，1998)(21)。

       与浙东和浙南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解放前地方武装力量相对薄弱的浙西南和浙北地区的社队企业在改革前发展相对缓慢。无论是地理条件还是农业基础，浙北地区的条件都不比浙东的宁波地区差，但是浙北的社队企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要逊色于宁波地区，乡镇工业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发展。在嘉兴地区，嘉善和平湖两县70年代末社队工业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不足20％，海宁县也仅为26.31％(22)。湖州地区的情况也类似，德清县和安吉县的社队工业总产值在1978年均不足20％(23)，而整个湖州地区在1980年的乡镇工业总产值仅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14.7％(24)。上述两地区很多县市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在此期间下降的幅度并不大，1978年各县市的这一比重仍然高于50％。衢州地区社队企业的发展更加缓慢，甚至到了80年代初当浙江其他地区纷纷开始发展乡镇企业之时，仍然故步自封。衢县、常山和开化三县的社队工业在1978年均不足工业总产值的15％，而全民所有制工业所占比例仍然在65％以上(25)。

       对于浙江而言，解放前游击队活跃的地区与游击队力量薄弱的地区在解放后工业的发展绩效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首先，我们对游击队力量强弱与否进行一下区分。我们认为，如果一个县(市)在解放战争时期并且在杭州解放前一年(1948年5月)建立了革命武装力量，那么该县(市)的游击队的力量就比较强；反之，该县(市)的游击队力量则相对较弱。由于在杭州解放前一年，随着革命形势逐步好转，国民党军队对各县(市)的控制能力大大下降，一些县(市)的游击队扩大了活动范围，进入了本来没有建立革命武装的县(市)。为了控制这一影响，我们认为在1948年5月之前建立的地方武装能够更好地反映出这一县市的革命传统和游击队的力量强弱。我们通过查阅浙江省组织史(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编，1994)以及浙江省各县县志对浙江的不同地区按上述标准进行了区分，我们将在本文的实证部分沿用这一标准构造虚拟变量(26)。

       如表2所示，浙江省游击队强的地区人均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值在1952年低于游击队弱的地区，前一类地区的这一指标相当于后一类地区的71％。但是，在1952年至1965年间，游击队强的地区人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平均值为6.27％，而游击队弱的地区增长率平均值为5.70％；1965～1978年的13年间，前一类地区的增长速度仍然大于后一类地区，1978年前一类地区的人均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值相当于后一类地区的93％。改革开放后，游击队强的地区的人均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要明显高于游击队弱的地区的平均值，高出了2个多百分点。1998年，前一类地区的人均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值是后一类地区的1.36倍。总体而言，浙江省解放前革命武装强的地区早期的工业发展要落后于革命武装弱的地区，但是在解放后，前一类地区的增长率在每个时期都要高于后一类地区，到了20世纪90年代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财富的逆转。

      

       在浙江的实地访谈中，我们发现，浙江一些地区游击队出身的干部群体在“文化大革命”前就能够抵御住上层的压力，没有盲目执行上级激进的左倾政策，从而比较好地保护了群众的利益。在农业高级合作化的过程中，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出现了一窝蜂式生产和分配平均主义的弊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损害。在浙江有革命传统的地区，本地干部却没有激进地推行合作化运动。1956年5月，永嘉县委决定在燎原社进行队以下产量责任制的试点工作，试行了“三包到队、责任到人、定额到丘、统一经营”的生产责任制(27)。至1957年6月，永嘉县包产到户的社员占总数的42％，温州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合作社有1000多个，约占入社总农户的15％(28)。在永嘉县对“包产到户”进行表决时，县委4个常委赞成，4个反对，书记李桂茂最后拍板。值得注意的是，4个投赞成票的常委下属的大部分干部都在解放前参加了地方游击队组织，他们迫于基层干部的压力而投了赞成票。同样，书记李桂茂同意试行“包产到户”也是迫于其他常委的压力(29)。当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的消息上报中央后，中央领导判定包产到户的方向是错误的，1957年3月初，浙江省委和温州地委要求叫停包产到户，并且对李桂茂进行了严肃处理。然而，表面上，这场斗争是以基层干部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实际上，永嘉县以及温州地区包产到户的尝试没有得到遏制，此后温州的不少农村特别是山区、半山区的农民仍然是“明统暗分，明统暗包”，坚持包产到户的生产队1968年有5432个，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77.32％，1976年有6000多个，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80％以上(30)。这说明，如果由革命传统所决定的非正式政治权力结构没有根本性转变，经济政策的走向同样也不会发生剧烈的变化(31)。

       “文化大革命”对浙江原有的地方非正式权力结构形成了一定的冲击，进一步强化了游击队干部的政治激励结构。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冲击削弱了南下干部的力量。大量的南下干部由于缺少群众基础，因而自我保护的能力相对较弱。而本地游击队出身的干部则可以发动群众力量来保护自己。在军队支左以后，造反派很快就和军队的代表产生了权力冲突。此时，造反派在革委会内部面临政治生存危机，他们便主动去拉拢那些有群众支持的游击队干部，来提高自己的谈判能力(32)。总之，在南下干部力量受到冲击后，造反派的生存策略和群众的支持导致了游击队干部力量的增强。

       伴随着本地游击队干部力量的加强，相对于20世纪50～60年代，地方政策更倾向于保护群众利益和民营经济。除了大力发展社队工业(往往是戴着“红帽子”的私营或者公私合营企业)之外，基层干部还对群众自发组织的“黑市”交易采取默许和纵容的态度。例如，永嘉和乐清两县交界处的岭窟市场是浙南最大的“黑市”，参市人数多时一天逾万人，但一直没有被取缔(33)；瑞安县境内多处出现木材“黑市”(34)，并且还存在菜市场和耕畜市场(35)。相反，缺乏革命传统的衢州地区对市场的管制很严格：开化县把集市贸易当作“四大自由”之一，严加限制；常山县于1968年起关闭了城乡农贸市场，偶有少量茶油等上市也被市场管理部门没收；江山县在1968年关闭了粮食市场，少量贩卖活动被视作弃农经商、投机倒把，同时取缔了“地下工厂”、“黑店”等私营工厂和商店。

       我们在温州的实地访谈中发现，南下干部在“土改”、“反右”、“大跃进”和“四清”等运动中，不断通过发动群众揭发批斗的方式来打击游击队出身的干部。由于游击队干部采取了保护群众利益的政策路线，群众就不会积极配合南下干部的这些举措。相反，由于游击队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共谋，导致南下干部在推行许多政策时遇到很大阻力，结果南下干部只得采取对游击队出身的干部相对缓和的态度。或者说，南下干部发起的每一次政治打击都只能是短期行为。在南下干部的政治压力之下，游击队干部与群众之间形成了相互保护的非正式政治关系，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运动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从而确保了游击队干部的长期政治生存。

       (二)江苏省的情况

       江苏部分地区的乡镇集体工业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全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就蓬勃发展起来了。1975年10月，《红旗》杂志刊载了题为《大有希望的新生事物——江苏无锡县发展社队工业的调查报告》一文，肯定了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此后，江苏省委开始支持发展社队工业(36)。江苏的社队工业在1968～1976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为35.62％，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经济部门(37)。

       江苏乡镇工业发展最为迅速的是无锡县，1978年末社队工业总产值在全县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64.84％，而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则从1965年的66.8％下降至20.94％(38)。无锡地区的江阴和宜兴两市在这一时期的社队工业发展也非常迅速，如表3所示，江阴市和宜兴市在1978年社队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分别为55.34％和44.80％，与此同时，两市的国有工业比重也较1966年有明显下降，在1978年均不足40％(39)。

      

       苏州地区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似。“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家港市社队工业逐步形成规模，1978年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63.29％，而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在1976年就降至了28.88％，1980年则仅仅占19.47％(40)。太仓县1978年社队工业约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40％，同时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也下降到了50％以下(41)；吴县1978年社队工业产值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50.85％，全民所有制工业所占的比重从1966年的83.87％下降至1978年的32.25％(42)。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前已经完成了工业企业所有制的转型。改革开放后，正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带动盘活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无论是无锡地区还是苏州地区，其共同特征是在抗战期间都不是新四军主力部队的活动区域。解放战争初期，在新四军北撤后无锡和苏州的革命斗争进入低潮，地方革命力量较弱。解放后，苏州和无锡本地的地下党干部在当地的政治中也不具影响力。而南下干部占据了无锡和苏州地区的主要领导岗位，但是这些南下干部与上级政治精英的联系同样较为疏远，并且在当地缺少群众基础。因此，这些南下干部及其培养的本地年轻干部，需要考虑自身在地方上的长期政治生存能力，从而采取了保护本地发展的政策(43)。

       一些处于华中解放区内，地方革命力量较强并在解放后与上级政治精英关系紧密的地区，地方干部则缺乏保护群众利益的激励。例如，徐州地区的大部分县市都受到了“左”的思想的影响，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比较大，乡镇工业的发展速度缓慢，规模也很有限，同时产品的结构也比较单一，轻工业产品比较少，缺乏竞争力。邳县和丰县1978年社队工业在全县工业总产值所占比例不足20％，睢宁县也仅占25.66％(4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县在197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仍然非常高，邳县和睢宁县的这一比重均大于60％(45)，这体现了地方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汲取程度仍然很高。

       与徐州地区的情况相类似，盐城地区和宿迁地区的很多县市的乡镇工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也很有限，政府干预的色彩比较浓重。盐城地区的大丰、射阳和滨海三县1978年社队工业产值所占比重均低于30％，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同样也保持在50％以上，其中大丰和射阳两县超过了60％(46)。宿迁地区泗洪县只是为了贯彻国务院关于农村工业机械化的指示兴办了一些农具厂，1978年社队工业的比重只有21.49％，但全民所有制工业却占到了78.31％(47)；泗阳县在1978年社队工业产值的比重不足20％，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却在60％以上(48)。

       江苏省在新四军北撤后地方革命力量较强的地区和较弱的地区在解放后工业发展绩效的差异如何？与浙江相类似，我们首先对测度地方革命力量强弱确定一个标准。我们认为，如果一个县(市)在1945～1947年期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即成立了政府)，那么其地方革命力量就较强，反之则较弱。解放战争期间，江苏省各地区的党组织均普遍建立了地方党委，除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之外的各种地方革命武装力量也普遍存在。因此，建立革命政权与否，可以更好地测度革命力量在地方上的控制能力(49)。对于地方革命力量强的地区，革命政权的领导人在解放后有很大可能性继续留任，并对解放后基层政权产生重要影响。我们通过查阅《中共江苏省组织史资料简本(1921～2001)》，得到了江苏在1945～1947年期间建立革命政权的县(市)，我们将在本文的实证部分沿用这一标准构造虚拟变量。

       如表4所示，建立革命政权的地区的人均工业总产值平均值在1952年低于没有建立革命政权的地区，前一类地区的这一指标相当于后一类地区的3l％。这说明在解放初，两类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但随后这一差距逐渐缩小。在1952～1965年间，建立革命政权的地区人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平均值为12.21％，明显高于没有建立革命政权的地区增长率的平均值，后一类地区增长率的平均值仅为7.55％。1965～1978年间，前一类地区的增长速度仍然大于后一类地区，但是两者之间在这一时期增长率的差距较前一个时期已经明显缩小，1978年前一类地区的人均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值相当于后一类地区的50％。改革开放后，解放前建立革命政权的地区人均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为18.51％，明显低于没有建立革命政权的地区，后一类地区的增长率为22.98％，到了1998年前一类地区的人均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值仅为后一类地区的25％。

      

       20世纪80年代前，解放战争前期建立革命政权的地区工业发展的速度要高于没有建立革命政权的地区，这在“文化大革命”前体现得尤为明显。文革开始至改革开放前，两类地区的工业发展速度基本持平，前一类地区略高。按照我们的理论推论，后一类地区的非正式权力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那么为什么改革前没有体现出来这种优势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前一类地区由于与上级政权有密切关系，更容易获得发展工业的资源，加之其初始工业基础相对薄弱，这使其增长速度要明显快于后一类地区。但是，“文化大革命”冲击了江苏省的非正式权力结构(华中根据地出身的干部在省委常委层面的力量有所削弱)，解放前无革命政权的地区的乡镇工业迅速崛起，从而使得两类地区的增长率在“文化大革命”至改革前旗鼓相当。伴随着中央的改革开放，无革命政权地区的非正式权力结构所引致的保护产权的制度基础充分发挥出优势，乡镇工业的发展速度全面超过了建立革命政权的地区。

       为什么浙江解放前游击队武装强的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前一直保持了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呢？这可能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浙江的革命根据地在解放初期工业发展水平非常落后，由于起点低，因此增长率就会相对较高；二是，浙江各地区级和县级主要领导大多都由南下干部(主要是山东南下干部)来担任，而所有的这些地区都不是南下干部的早期根据地，因此由山东南下干部占主导的省委也没有动力把计划资源朝个别地区过度集中。

       四、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

       为了检验前文的假说，从不同角度衡量经济发展情况，我们选取了取对数的1998年人均GDP、1978～1998年人均GDP指数增长率、1952～1978年人均工业总产值指数增长率以及1952～1998年人均工业总产值指数增长率等4个被解释变量，对每个省的分析分别建立4个OLS回归模型(50)。数据主要来源于《新浙江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江苏五十年》。宁波地区各县市1952年和1978年的工业总产值数据来源于各县县志(51)。我们将各年份的工业总产值统一换算为1998年的不变价格。

       2.解释变量

       根据我们的假说，解放前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导致解放后本地干部之间存在密切的非正式联系，并会在本地政府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同样是革命根据地，如果本地干部与上级精英的非正式关系疏远乃至存在权力冲突，为了长期政治生存，他们更倾向于采取保护群众利益的政策，促进经济的发展；反之，如果本地干部与上级政权的非正式关系紧密，他们更可能采取汲取资源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革命根据地的强弱及其与省级政治精英的关系是刻画地方非正式政治权力结构最为关键的特征变量。我们采用虚拟变量的方法来测度这一解释变量。

       对于浙江而言，解放前游击队是否活跃是衡量本地干部是否在解放后的基层政权中有较大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如前文所述，浙江省在解放战争时期并且在杭州解放前一年(1948年5月)，如果一个县(市)在此期间(或之前)建立了游击队武装，虚拟变量设为“1”，反之则设为“0”。对于江苏，我们采用在1945～1947年期间是否建立革命政权这一指标来构造虚拟变量，这一时期建立革命政权的县(市)，则设为“1”，否则设为“0”。我们预期，对于浙江省而言，该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影响，即本地干部在地方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影响力越大，就越有利于经济增长。相反，对于江苏省而言，在本地干部在地方政权的影响力大的地区，本地干部与省级精英的非正式关系也更为紧密，因此这一解释变量将对经济发展有负向的影响。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有两方面内容，包括初始的经济指标和地理变量。在初始经济指标方面，我们将控制各县市1952年人均工业总产值、人口规模和人均耕地面积，在1978～1998年人均GDP指数增长率的回归中还将控制各县市1978年人均GDP。同被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相同，浙江省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新浙江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宁波地区的工业总产值数据来源于各县县志，江苏省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苏五十年》。此外，江苏省各县市1952年耕地面积的数据来源于《江苏农村经济五十年》。在地理因素的方面，我们主要控制平均海拔、沿海县市的海岸线长度(内陆县市为0)、坡度15度以下平地面积占县域总面积的比例，以及到上海的直线距离等地理变量，这些数据来均自作者收集的地理信息数据库(52)。表5列出了浙江60个样本县市的描述性统计信息。表6列出了江苏56个样本县市的描述性统计信息(53)。

      

      

       (二)估计结果及说明

       1.浙江省的回归分析结果说明

       在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为取对数的1998年的人均GDP，在控制了初始的经济变量和地理变量的情况下，测度游击队力量强弱的虚拟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这说明对于浙江省的各县(市)而言，如果解放前建立了地方革命武装，并且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那么在解放后这些县(市)更可能推行保护群众利益的政策，从而促进了这些县(市)经济的长期发展(54)。

       在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为1978～1998年人均GDP指数增长率，我们的关键解释变量仍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游击队强的县(市)在1978～1998年之间的人均GDP指数增长率比游击队弱的县(市)高1.4％。与此同时，1978年人均GDP并不显著，这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前提下，80～90年代浙江各(市)内部不存在条件收敛的情况。

       在模型3中，被解释变量为1952～1978年人均工业总产值指数增长率，我们的解释变量并不显著。这说明，尽管游击队干部在基层政权影响力大的县(市)在改革开放前就推行了保护产权的政策，很多地区完成了经济所有制结构的转变，为改革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但是当时的经济发展规模毕竟还很有限。不过，1952年的初始人均工业产值存在负向显著影响，这说明解放初的落后地区(多数为早期的革命根据地)平均保持了相对快速的增长趋势。

      

       在模型4中，我们试图理解浙江各县(市)更长时期的经济增长绩效，被解释变量为1952～1998年的人均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率。虽然根据模型3的回归结果，游击队力量的强弱并不能解释各县(市)1952～1978年人均工业总产值指数增长率的差异，但是模型4说明，在长期的工业增长过程中，游击队力量的强弱仍然具有比较强的解释力。该解释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游击队强的县(市)在1952～1998年之间的人均工业总产值指数增长率比游击队弱的县市高1.46％。同时，1952年的人均工业总产值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负向显著，这说明在长期中浙江各县(市)的人均工业总产值存在有条件收敛的现象。

       总之，对浙江省回归的估计结果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符合，革命所导致的非正式政治权力结构影响了长期发展绩效的差异。

       2.江苏省的回归分析结果说明

       在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为取对数的1998年人均GDP，在控制了各县(市)1952年初始的经济变量和地理变量的情况下，“是否存在革命政权”的虚拟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负向显著。这说明对于江苏省的各县(市)而言，如果在1945～1947年间建立了地方革命政权，那么在解放后本地干部在这些地区的基层政权中有更强的影响力，由于省委是华中根据地出身的干部占主导优势，这些地区的干部与上级精英的非正式关系密切，没有激励去推行保护产权的政策，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在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为1978～1998年人均GDP指数增长率，“是否存在革命政权”仍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负向显著。对江苏省各县(市)而言，在1945～1947年间建立了革命政权的县(市)在改革后20年的人均GDP增长率要比当时没有建立革命政权的县(市)低2.66％。

      

       在模型3中，被解释变量为1952～1978年的人均工业产值的平均增长率，我们的关键解释变量在模型中不显著。但在模型4中，被解释变量是1952～1998年的人均工业总产值的指数增长率，“是否存在革命政权”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负向显著。在1945～1947年间建立了革命政权的县(市)在1952～1998年间的人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要比没有建立革命政权的县(市)低1.12％。

       总之，对江苏省的估计结果也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革命所导致的非正式权力结构同样影响了长期经济发展绩效的地区差距。对比江苏和浙江的回归结果，我们不难发现，本地干部在革命过程中与群众所建立起的联系并不能左右解放后干部的行为倾向，基层干部是否持续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取决于政治精英内部的非正式权力结构。

       (三)稳健性检验

       1.浙江省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为了进行回归稳健性的检验，我们对关键解释变量进行了调整和细化。对于浙江省而言，我们区分游击队的主力部队和一般的游击队力量，分别构造“是否建立强游击队武装(1=强，0=其他)”和“是否建立弱游击队武装(1=强，0=其他)”两个虚拟变量作为我们新的解释变量。浙东地区游击队的主力部队是金萧游击第一支队和四明山人民爱国自卫总队，浙南地区游击队的主力部队是括苍支队和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我们把这四支主力游击队活动的县(市)视为存在“强游击队武装”的地区，而其余在杭州解放前一年建立起游击队的县(市)视为存在“弱游击队武装”的地区。

       如表9所示，与此前的回归结果相类似，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4中，我们的两个解释变量对1998年人均GDP、1978～1998年人均GDP指数增长率和1952～1998年人均工业总产值指数增长率等被解释变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强游击队武装”的估计系数比“弱游击队武装”大，显著性也更高。这说明，建立了“强游击队武装”的县市长期的经济绩效最好，建立了“弱游击队武装”的县(市)次之，而没有建立游击队武装的县(市)长期的经济绩效则比较差。总之，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理论假说。

      

       2.江苏省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与浙江省的稳健性检验的思路相类似，我们也对江苏省解放前尤其是1945～1947年之间的革命力量强度进行区分。此前我们是根据“是否建立革命政权”这一标准来构造虚拟变量，在此我们则分别构造“是否建立强革命政权(1=强，0=其他)”和“是否建立弱革命政权(1=强，0=其他)”两个虚拟变量来识别革命政权的强度。县级革命政权受所属地级党委的领导，而地级党委机关所在地又往往是野战军主力部队的活动区域。据此，我们根据《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组织史资料》和《江苏人民革命斗争史略》，确定了1945～1947年间江苏省境内共产党各地委的总部机关所在地及中心活动区域。如果一个县(市)在此区域内，则被识别为“强革命政权”，如果一个县(市)不在此区域但也建立了革命政权则被识别为“弱革命政权”，其余的县(市)则是没有建立革命政权的，由此我们分别构造了“强革命政权”和“弱革命政权”两个虚拟变量。

      

       如表10所示，与江苏之前的回归结果相类似，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4中，我们的两个解释变量对1998年人均GDP、1978～1998年人均GDP指数增长率和1952～1998年人均工业总产值指数增长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强革命政权”估计系数的绝对值比“弱革命政权”大。这说明建立了“强革命政权”的县(市)长期的经济绩效最差，没有建立革命政权的县市长期的经济绩效则比较好，而建立了“弱革命政权”的县(市)长期的经济绩效则处于中间水平。

       五、结论

       通过对江苏和浙江两省的历史研究，我们发现，各地区的革命传统影响了解放后经济增长的绩效差异。首先，革命导致了不同地区和不同层级的政权被具有不同革命经历的官员所主导，革命同时也影响了官员之间的非正式政治关系，此二者是引起地方非正式权力结构差异的关键因素；其次，非正式权力结构的差异以及政治权力的冲突影响了地方干部的行为动机，从而在保护产权方面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并最终导致了各地区经济的发展绩效和发展模式的差异。

       江苏省解放以后，在苏州和无锡的南下干部在地方政权中居于主导性地位，但他们在省委层面却相对弱势。为了在长期内稳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力，他们有动力采取较为分权的经济政策，鼓励基层的政治精英发展中小企业，以此获取基层干部的政治支持。这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就演变成为以乡村集体企业为主要力量的“苏南模式”。对于浙江省而言，游击队出身的本地干部不仅在省级层面受到了南下干部的政治打压，而且在地方政权中也处于劣势地位。为了确保自身的政治生存，他们需要获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因此倾向于采取各种变通手段，降低左倾政策路线对社会资源的汲取程度，结果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此外，本文的分析视角也可以解释中国其他省份内部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例如，河北省的唐山(冀东游击队的根据地)、山东的临沂(山东纵队的根据地)、福建的泉州(闽中游击队的根据地)、广东的东莞(东江纵队的根据地)。这些相对于本省其他县市经济发展非常成功的地区，在解放后的历史上都存在本地干部与省委强势干部之间的权力冲突。本文之所以重点讨论江浙的案例，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的特征更加明显：权力冲突更加激烈(特别是温州)，经济政策的地区特性更容易观察。

       相对于“中国特色的保护市场型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本文认为，中央分权的长期效果取决于地方的非正式权力结构。如果地方政权中缺乏一个有动力保护群众利益的干部集团，那么中央的分权政策很难推动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55)。同样，我们的分析也有助于深化理解“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在中国的部分地区，地方政府很早就放弃了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而选择了与本地的比较优势更吻合的产业结构，这与其内部的非正式权力结构是密切相关的。

       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对“中性政府”理论的有益补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和国有化运动形成了平均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这有利于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摆脱社会利益集团的影响，但这也导致了资源支配权过度向政府集中。本文强调，政府内部的利益分化和权力冲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中性政府”的形成。

       与“晋升锦标赛”理论所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地方官员之所以有动力在长期内推动经济发展，并不是因为经济增长会给自己带来政治上的晋升，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缺乏升迁的机会，甚至面临被政治打压的窘境，才被迫采取了保护群众利益的政策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尽管在宏观政策环境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往往存在较为强烈的投资冲动，而单纯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56)。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两种“分析角度”从本质上是完全冲突、互相排斥的。锦标赛理论实质上是在假定存在一个稳定的、有规则的政治权力分配结构，本文则尝试放宽了这个假设。

       在关于政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国际研究文献中，正式政治制度的影响往往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但是对于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来说，不同地区之间在正式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异性很小，因此难以解释区域经济发展的绩效及模式差异。本文针对这一理论问题，从非正式政治权力结构的角度出发，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当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在革命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地方非正式权力结构也会因市场力量的兴起，而逐步发生改变。例如，官员之间的政治权力冲突的剧烈程度明显下降，但是社会力量(如企业家)对于地方政府的影响力则显著增强。对于类似现象的理解，将有待于对当代中国地方政治的更为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这些政策可能是制度化的(成文性的规则)，也可能是非制度化的(不成文的规则)。

       ②Olsen(1993)指出了作为“流寇”的统治者可能通过“掠夺之手”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作为“坐寇”的统治者可能通过“福利之手”促进经济发展。Olsen模型(1993)对于理解现实政治存在一定问题，因为该模型没有考虑到统治者所面对的权力斗争和冲突(Wintrobe，2005)。本文则将重点考虑这一在Olson模型中被抽象掉的假设条件，并讨论在权力冲突中官员行为动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③其实，即便是以法律的手段发起政治攻击，但如果基层干部不支持，也会使得司法调查的难度增加。

       ④近年来在经济学文献中，对于非正式政治关系的研究也逐步受到了关注。例如，Persico等(2011)、张平等(2012)。本文并不是分析基于个别政治家的非正式网络关系，而是分析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一个干部集团之间的非正式政治网络关系。比如，文中强调了江浙两省基层政权精英与省级精英非正式政治网络关系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革命根据地，南下干部、华中根据地干部或是游击队干部都基于战争年代共同经历形成了干部集团，这些干部集团的互动关系实际上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非正式权力结构”。之所以使用“结构”一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干部集团的互动关系相对稳定，并不容易改变，是微观个体做决策时的重要约束条件。我们并没有使用“非正式制度”一词，是因为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政治集团的互动关系被“制度化”了，这也是非政治网络关系得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前提。

       ⑤中国的干部组织制度对地方政治精英的人事权力进行了限制，上级官员如果要大规模地清洗某一类下级干部是做不到的。他必须借助于来自高层的政治运动，通过发动大量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进行揭发、批斗的方式才可以实现此目的。反之，如果一个(或一类)干部得到了来自基层的广泛政治支持，那么想要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打倒他(们)就比较困难了。相反，他(们)可以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来消解权力冲突的压力。

       ⑥贺大兴和姚洋(2011)强调了中国革命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导致了平等的社会结构，而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政府行为中性化(即在社会群体之间没有特定长期偏好的政府)。中性政府更可能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不过，这一分析框架尚没有对地区经济差距的成因进行解释。

       ⑦Liu(1992)对温州私营经济的案例研究是对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的早期尝试性探索。她认为，温州的革命传统是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一方面，温州本地游击队在解放前一直相对独立，与高层政治力量相对疏远，但与本地民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地方游击队参与了温州的解放，因此在解放后游击队出身的干部能够比较有效地控制本地政权。由于他们与当地群众的密切关系，因而有动力去执行保护市场的政策。实际上在改革前温州的农业包产到户、个体工业、黑市交易就已经非常普遍，改革后逐渐获得合法地位的私营经济的发展只是改革前发展的延续。Kung和Lin(2003)对饥荒的分析采取了类似的分析角度。他们的研究认为，由于革命根据地干部与本地群众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在大跃进中采取了相对缓和的手段。但是，Liu的解释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解放前本地革命武装力量强并且与本地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地区，地方政府在解放后并不必然会保护产权。大量的革命根据地在后期的经济发展绩效上都差强人意，而一些非革命根据地区域也出现了高速增长(如苏南地区)；第二，对抗或是变通执行上级的政策并不必然意味着推行对本地民众有利的政策，本地干部很可能对抗上级“好”的政策，而执行上级“坏”的政策(O'Brien and Li，1999)。我们认为，地方干部是否推行保护产权的政策，并不完全像Liu所分析的那样取决于地方游击队与本地群众之间的关系，而主要取决于地方政权内部的非正式权力结构。

       ⑧从省委成立到1929年4月暂时撤销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省委机屡遭破坏，省委书记、代理书记换了10人，其中8人牺牲。先后有庄文恭、王嘉谟、张秋人、陈之一、夏曦、卓兰芳、龙大道、李硕勋、徐英、罗学瓒等10人担任过省委书记或代理书记(朱健，2006)。

       ⑨1942年初，浙江省委驻温州的机关遭到彻底破坏，刘英等浙江党组织领导人牺牲，史称“温州事件”。

       ⑩1942年7月。中共浙东区委成立，谭启龙任书记，负责领导浙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1943年12月，浙东抗日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何克希为司令员，谭启龙为政治委员。

       (11)虽然解放后还有一些外来干部调入浙江省委工作，但是由于在基层缺少权力根基，他们对浙江的影响相对有限，不作为我们分析的重点。

       (12)浙江本地籍贯的干部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在省委常委中确立优势地位。不过，此时的本地干部已经没有了解放前的工作经历(解放后参加工作)，往往也不是从原来的根据地县中提拔起来的，因此和早期本地游击队出身的干部并不必然存在非正式的政治关系。

       (13)在本地游击队系统长期工作的浙江省省委常委，其实只有在解放前曾任诸暨县委书记并组建金萧支队的杨思一(时任副省长)。在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运动中，在各级党委、政府中任职的浙江游击队出身的本地干部受到了打击。例如，杨思一便遭到了迫害，并于1957年去世。

       (14)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江苏绝大部分的省委常委都是在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1985～1989年间，有革命工作经历的华中根据地干部和非华中根据地干部在省委常委中都只剩下了一个人，因此图2中实线和虚线重合了。80年代中期之后的江苏常委开始逐渐年轻化，但是本地年轻干部大多继续从华中根据地的原有区域之中或者省委政府机关单位内部提拔产生。

       (15)在华中根据地干部系统内部，不同区域的根据地干部与省委的非正式关系网络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相对而言，来自苏中根据地的干部具有更大的影响力。由于文幅所限，本文暂不进一步详细讨论此问题。

       (16)参见《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第16页。

       (17)1970年8月，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周总理提出要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次年9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确立了实行农村工业化的方针。在1970～1978年之间，集体企业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上升了超过20％。因此，温州和苏南等地在1970年以后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并不与中央政策相冲突。

       (18)根据地方志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鄞县志》，第619～623页)。

       (19)根据地方志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慈溪县志》，第385页；《余姚市志》，第307页和第311页；《宁海县志》，第350～351页)。

       (20)根据地方志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到(《乐清县志》，第505～506页及第530～531页；《永嘉县志》，第560～561页及第566～567页；《平阳县志》，第277页)。

       (21)刘瑞明(2011)研究了所有制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不过，本文则强调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及地区差异内生于地方政权中的非正式权力结构。

       (22)根据地方志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嘉善县志》，第303页和第310～311页；《海宁市志》，第182～184页；《平湖县志》，第278页)。

       (23)根据地方志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德清县志》，第254～255页；《安吉县志》，第195页)。

       (24)根据地方志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湖州市志》，第576页)。

       (25)根据地方志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衢县志》，第197～198页和第207页；《龙游县志》，第235～236页；《开化县志》，第212～213页；《常山县志》，第232～233页)。

       (26)一个地区是否会建立革命根据地，要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战各方的兵力分布及战斗的结果。笼统地讲，革命根据地往往都位于一些贫困的山区，但并不是贫困落后的地区就能够建立根据地。实际上，大多数贫困山区都不能建立根据地。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南方所建立的根据地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大多数都已经消失了。这说明，相对于一些微观因素来说，宏观因素是决定根据地地理分布的关键变量。而对于一个县来说，全国战争的变化情况是相对外生的。因此，解放前是否建立革命根据地，对于解放后的县域经济增长来说，具有比较好的外生性。

       (27)注意，与此同期，中央内部关于农业高级合作化的政策路线还存在一定的分歧。

       (28)《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省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践》，第21页。

       (29)根据在浙江永嘉县的访谈资料整理，2008年11月25日。

       (30)《永嘉县志》，第465～466页。

       (31)1958年，中央在农业合作化政策上走到了极端。在温州，游击队干部也只能执行这个“一刀切”的政策。尽管如此，大量的游击队干部还是尽量避免在具体手段过于激进，因此温州的农村在大跃进后期没有出现严重的饥荒(死亡率在全国的农村都处于最低水平)，这使游击队干部赢得了来自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广泛政治支持。1962年以后，中央对农村政策进行了调整，温州的基层干部也就有了更大的“政策空间”。

       (32)以乐清为例，1968年7月，乐清革委会成立，造反派屠庆夏正式上台。但是，军代表谢保民和屠庆夏之间立即产生了权力的冲突，并因此在虹桥镇爆发了武斗。然而，此时虹桥的大部分游击队干部都支持屠庆夏。结果，屠庆夏派在武斗中取得胜利，并最终控制了县革委会。尽管70年代，乐清县一级的多数主要领导依然由南下干部担当，而游击队干部同样缺乏被提拔的机会，但南下干部对基层游击队干部的控制力却被削弱。文革后，屠庆夏垮台，但是“文化大革命”对乐清非正式权力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却一直持续了下去。根据在浙江乐清市的访谈资料整理，2009年11月。

       (33)《永嘉县志》，第656页。

       (34)《瑞安市志》，第358页。

       (35)《浙江省市场志》，第558页。

       (36)这一观点可参加《江苏省志·乡镇工业志》，第541页。不过，我们在苏州和无锡的实地访谈表明，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江苏省委和地方党委中对于苏南发展乡镇工业依然存在不同的观点。省委从苏中调到苏南工作的一些领导干部公开坚持“以粮为纲”的政策路线，反对把工作重点转到发展工业上。例如，省委派来的干部先是在县委里贴大字报，而后就到乡镇组织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意图打击支持乡镇工业的干部。结果，这种做法遭到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普遍抵制：“开会根本没有人来参加”，因而只能以失败告终。

       (37)参加《江苏省志·乡镇工业志》，第6页。

       (38)根据地方志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无锡县志》，第288页和第315页)。

       (39)根据地方志所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宜兴县志》，第216～217页；《江阴县志》，第337页和第340～341页)。

       (40)根据地方志所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沙洲县志》，第365～366页)。

       (41)根据地方志所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太仓县志》，第263页)。

       (42)根据地方志所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吴县志》，第283页和第471页)。

       (43)例如，在部分苏南地区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是山东南下干部。由于山东干部在省委层面上并不强势，因此他们在苏南地区的长期政治生存策略会倾向于保护本地利益(尽管作为外来干部，与本地群众并没有历史关系)。而在浙江地方政权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山东南下干部，由于省委中山东系干部比较强势，所以他们在基层的政策主张与苏南的山东干部是不同的。尽管在苏南地区的南下干部对本地利益采取保护的措施，但是和浙江的根据地干部相比较，他们作为地方主要领导在政治地位上更加强势。因而在20世纪70～80年代，苏南的地方政府虽然鼓励基层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却对私营经济采取了限制的政策。

       (44)根据地方志所提供数据计算得到(《邳县志》，第265页、第267页和第269页；《睢宁县志》，第190页和第192页；《丰县志》，第291～292页和第299页)。

       (45)根据地方志所提供数据计算得到(《邳县志》，第269页；《睢宁县志》，第192页)。

       (46)根据地方志所提供数据计算得到(《大丰县志》，第225页；《射阳县志》，第311～315页；《滨海县志》，第407页)。

       (47)根据地方志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到(《泗洪县志》，第401页、第419页和第427页)。

       (48)根据地方志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到(《泗阳县志》，第288页)。

       (49)在抗战之后，江苏的中部和北部一度是解放区，解放区的效应要强于“根据地”，因为解放区是被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所控制。解放后，从主力部队中产生的政治精英在影响力力上要远远大于一些零散的地方游击队。尽管解放区的大部分虽然在1947年丧失，但是1948年就又重新占领，因此使用1945～1947年的革命政权存在与否，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分割点。

       (50)相关的地方统计资料中没有提供1952年的县级GDP数据，因此在1952～1998年间，我们只能计算工业产值的增长率。

       (51)参见《余姚市志》，第193～194页；《奉化市志》，第254页；《象山县志》，第146～147页；《宁海县志》，第351页；《慈溪县志》，第381～382页。

       (52)本部分数据的样本仅限于县和县级市，不包括地级市的城区。为了控制地理因素，我们使用了20世纪90年代末各县市的地理信息数据，但90年代末已经由县变为市辖区的地区没有详细的地理信息，它们不在我们的分析范围之内。此外，从90年代末期开始，江浙两省都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区划调整，许多县以及县级市都被合并为市辖区，这使得我们回归的县市样本数量明显减少。同时在撤县(市)变区的过程中，行政区划边界出现了一些新的调整。例如，个别县(市)被拆分成了不同的区，一些县(市)的发达乡镇被合并到了地级市的市区，这导致样本在统计上的时间不一致性。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我们的回归截至1998年。

       (53)为了控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我们尝试统计了明清两代所有籍贯在江浙两省的进士。根据统计结果，我们计算了江浙各县进士的数量。但是，与明清时期的行政区划相比，江苏新中国成立后内部县域划分的变化较大，大约有1/3的县无法估算准确数字。不过，浙江的行政区划相对变动不大，样本容量基本稳定。浙江分县的回归结果表明，进士的数量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县域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这一回归结果。

       (54)在模型1中，无论是控制1952年的初始人均工业产值，还是1978年的人均GDP，都不影响我们的分析结论。

       (55)现实中，中央的分权政策对于不同地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这在不同的省份、省内不同的县乃至县内部不同的乡村之间均表现得非常明显。

       (56)宋凌云等(2013)的实证研究表明，省委书记仅仅能够在短期内对辖区内产业结构的变动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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