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与“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报论文,文学批评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艺报》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的一份独特的报纸，在当代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媒介角色作用。它一出现就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这里所说的“十七年文学批评”（1949—1966），是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我们有必要来考察《文艺报》在“十七年文学批评”过程中，作为批评空间展开的媒介中介作用。
《文艺报》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特别是“十七年文学批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我们认为，《文艺报》在整个“十七年文学批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里，我们把焦点放在《文艺报》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方面，以及它在制造意识形态认同中的角色作用方面。
一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艺报》从一开始就担当了重要的沟通联络的角色。作为当时筹备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联络刊物，它的出现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筹备“第一次文代会”的岁月里，《文艺报》实际上扮演了“分界”和“暗示”的角色。在1949年6月《文艺报》第8期上，我们看到有“晋京”演出节目单和参会代表名单，“文代会的代表名单看起来颇有点像大功告成后的‘功劳簿’和‘封神榜’，这个名单围成一个既封闭又随时都开放的场域，谁有资格从地方被招进京城参加文代会，这是一种荣誉，也是对成就和身份的肯定，这些荣誉于是转换成了象征资本，因此它们印刷在《文艺报》上就是一种无声的召唤”①。从这个小小的举动之中，不难发现，意识形态的潜在规约作用有着强烈的指导和示范效果。此时的《文艺报》事实上扮演的是文学发展过渡阶段的方向标角色，在1949年9月25日正式复刊后，参与到引领民间艺人改造的运动之中。在整个过程中，随处可见的是意识形态的整合和规范的身影。举办座谈会是其介入这个运动的突破口之一。
文艺报社在9月5日下午邀请平津地区过去常写长篇连载小说的部分作者，开了一个座谈会。……主席陈企霞首先说明开会意义在于研究这一类连载的章回体小说的文艺形式的写作经验与读者情况，讨论怎样发展并改革这种形式。他说：“不管哪一种文艺形式，当其被很多人所欢迎或注意时，我们就不能置之不问。”丁玲在结尾时明确地指出这个会的目的在“大家团结起来，争取小市民层的读者为人民服务”！②
《文艺报》对于改造的重视，令参加这个座谈会的连载小说作者们非常的感动，他们说：“过去从来没有人照顾我们，也从来没有这么一个会来谈这个问题，今天还是第一次。我们心里实在很感动。”③ 这种意识形态的整合和规范的思想资源，我们认为是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讲话直接指出了文艺发展的具体方向，认为文学是实现社会变革目标的途径之一。对于文学作品，他期望其能够起到动员全体民众的作用，将尽可能多的民众组织起来，参与到缔造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明确的是：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新的创造。
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体系之中，文艺的社会作用问题始终是一个关键的、核心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进行提炼，那么它的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体系中，对于刊物宣传媒介的重视是比较突出的，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经亲自主持对《解放日报》的改版，这次改版也成了一个对中国当代文学报刊制度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性事件。在延安时期和建国之初，毛泽东都对刊物媒介，特别是机关刊物进行了改造，我们可以理解这其实是毛泽东针对报刊在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系统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的现实所采取的行动。这样的审查也就确定了新的用稿方式，如主要报刊使用什么样的稿件，何时使用，如何转载等等，都有具体的规定。《文艺报》在建国以后的“社论”是个值得分析的焦点，该栏目常常刊载一些政策文件，领导发言，如周扬、茅盾等的文章，我们似乎可以说这是对1950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及政府负责同志应经常为报纸撰写社论或论文的指示》的直接回应。1950年4月21日，各报纸刊载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文艺报》迅速做出回应，在1950年第2卷第4期上，刊登了署名为“编辑部”的《〈文艺报〉编辑工作初步检讨》：
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正确的号召，在最近，我们将十五期的《文艺报》做了一个初步的检讨，因为我们学习得还不够好，不一定深刻和恰当，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我们在自我检讨上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欢迎读者更进一步给予批评，使我们的编辑工作能更切合于文艺运动的当前的需要。④
文章中还继续说道，（目前的《文艺报》）“不够我们要求的水平的，不能使我们满意，《文艺报》在编辑工作上还有许多缺点”。接着文章提出，最主要的缺点是没有通过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与政治更密切地结合，广泛地接触目前政治上的各个方面的运动，并且对毛主席《讲话》的学习与贯彻宣传还很不够，而这样的宣传和研究工作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最后，文章说：
我们缺点很多，归纳为上面的主要的四条，但为什么会有这些缺点的？那是由于我们编辑部还没有将学习政治、政策，放在最首要的地位。同时对业务的学习也不够，因此自身的研究工作，提高工作少，而埋头在事务工作中，看稿，回信等。……我们的初步检讨结果，大抵如此，不够之处一定很多，希望读者多多予以帮助，《文艺报》是属于大众的。⑤
类似的事例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还有许多，再比如，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对《文艺报》提出了严正的批评之后，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合举行了多次会议，深入地检查了《文艺报》几年来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足，最后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指出错误的实质和根源，并且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方向。在《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上，刊登了《编者的话》，其中说：
根据《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我们认为本刊今后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加强文艺批评，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观点，对以各种面貌出现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进行斗争；开展关于文艺创作问题的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批判创作一切歪曲生活，粉饰生活的脱离现实主义的倾向及抑制滥造的作风，为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事业，为提高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而斗争；反映人民文化艺术生活的发展情况和迫切要求，介绍工厂、农村、部队与少数民族中广大人民群众的艺术创造的经验，研究和讨论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问题。⑥
从以上的两个事例中，我们对《文艺报》在“十七年文学批评”进程中的地位和角色有了大致初步的了解，我们认为，这其实是众多事例的小小缩影而已。
作为文艺界的理论核心刊物，《文艺报》常常被认为是“风向标”和“晴雨表”。在第一次文代会筹备期间，筹委会副主任茅盾提出出版《文艺报》，及时通报大会的组织和进展情况，从《发刊词》中我们知道，这个刊物在第一次文代会筹备期间担当的是“交换经验、交流意见、报道相关的文艺活动和反映群众意见”的角色，可以把这时的《文艺报》看成是第一次文代会的“会刊”，也就是说，第一次文代会促成了《文艺报》的出版，在结束了其作为“会刊”的使命后，就《文艺报》是否继续办下去和怎么办下去曾经引起普遍的关注。在主管部门方针的指导下，《文艺报》得以继续办下去。《文艺报》在1949年9月正式改版，此时，最敏感的是主编的人选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在当时曾引起广泛的争论。《文艺报》创刊之初，在编辑方针和编辑思想上，带有明显的“同人刊物”的痕迹，丁玲曾经想按照一个作家的兴趣和品位来办《文艺报》，这表现在“稿约”上提出的“各类文学艺术作品”的宽泛要求，这就使得《文艺报》的政治思想性不够强。这个时期，各报刊都在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先进”的办报方式，丁玲这个时候主要学习的是苏联的《文学报》，学习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如何把《文艺报》由刊登作品为主转变成多刊登关注生活现实的小短文。于是新的变化出现了，从1950年11月开始，“《文艺报》上的栏目也开始逐渐细密了，批评的文章多了，从第4卷开始《文艺报》继‘短评’栏目之后，又开了一个刊登短文的栏目‘新语丝’，此后‘短评’和‘新语丝’交替发稿”⑦。作家对于文体的选择问题在这个时候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文体才能深刻地揭露和批判新出现的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以杂文为主的体裁选择也逐步地转向了以“短评”为主，而关于杂文问题，讨论的结果就是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杂文这样的体裁融合进国家建设的伟业中去。到底什么样的杂文符合这个时期的需要呢？毛泽东的文章，其文笔、文风是当时学习的标杆。于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调试之后，“《文艺报》终于改变了丁玲将其办成文学刊物的初衷，而成为代表党的意志，指导全国文艺运动与创作，并以文学方式来关注社会问题，参与思想文化斗争的党的机关刊物”⑧。
二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在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时，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序幕就已经揭开了。伴随着当代文学批评的展开，《文艺报》作为建构“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场域，以参与建构当代文学初期规范体制的文学媒介刊物的角色出现了。有学者认为，这段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批评领域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这个时期的《文艺报》主要是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此时的媒介传播也是一种被操纵的传播。我们认为，在《文艺报》刊发文章的一些细节上最能体现意识形态控制传播的“悄无声息”和合理合法。《文艺报》第1卷第1期刊发了署名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全国文联关于出版〈文艺报〉致各地文联及各协会的通知》：
全国文联成立后，已决定出版新的《文艺报》，为使这个刊物能及时反映情况，提出问题，展开文艺批评，推进文艺运动，请各地文联及各协会经常与《文艺报》取得密切联系，并在各方面协助《文艺报》工作：
一、指定专人经常与《文艺报》联系，及时提供活动情况及工作经验材料。（文代会闭幕后各地文联、各协会的工作情况，请写一材料，于日内送来。）
二、凡适合《文艺报》内容的各种稿件（包括理论、批评、经验、创作以及群众对文艺工作或作品之意见等），亦请随时注意征集、介绍、汇寄。
三、《文艺报》拟广泛征聘文艺通讯员（详细办法已另寄），组织全国性之文艺通讯网，请多予协助。
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以政策性文件的形式来发布通知，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了《文艺报》所刊登稿件的类别和标准以及内容范围，只有与这样的标准合拍，才会获得进入《文艺报》的“通行证”。表面看似简单的“通知”，其“言外之意”却十分明显。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在逐步地认识、批判过程中慢慢地建立起来的。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美好想象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印证。值得注意的是，在确定文艺发展方向的同时，允许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因素存在，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种斗争的策略。相对于暴力手段而言，此种做法是比较温和的，这也在某种意义上以实践的方式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留下足够的“反应”时间。这也说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建立并非是急风骤雨式的、一蹴而就的，恰恰是在有条不紊的计划中有策略、有方式地进行着的。思想方向的确立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社会主义的方向解决了社会的文化紧张，它在提供了社会生活地图的同时，也为新的生活提供了相适应的符号框架，因此也就成为产生新道德和集体主义文化的母体。”⑨ 我们所关注的文艺界，尤其是文学批评领域，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明显。《文艺报》与“十七年文学批评”，其实早在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时，就已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若从《文艺报》的领导机构和编辑部人员的立场、批评家的立场等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其实大多数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的“议程设置”都是从《文艺报》开始的。从《文艺报》“稿约”到“社论”，再到“读稿随谈”、“问题讨论”、“编者按”等等，对于如何开展评论、评论什么经常给予预先的设定，设置话题，以引起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文艺报》所处的特殊地位，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文艺界最高领导机构的话语和言说方式，而这样的话语和言说方式又成为文学批评领域“审时度势”，靠近主流意识形态标准的捷径。如《文艺报》第2卷第5期刊发“社论”《加强文学艺术工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文中说道，“党中央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同时提到：
这一切，说明了我们必须在文学艺术工作中，展开和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改进工作。我们希望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大家一致、积极地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一号召，打破在文艺界还残留着的不批评、怕批评，背地下不负责任的批评。……我们希望，所有文学艺术的杂志和报刊，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展开和加强对作品、对工作、对思想、对作风各方面的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⑩
中共和文艺界的领导人们大多是经历过现代文学历史上的办刊办报、宣传舆论思想主张的烽火岁月的，明于此，也就不难理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他们对通过报刊媒介宣传文艺政策、主张的特殊重视。
在建国前后的这段时间，随着对各种刊物的调整和改组、改编浪潮的兴起，一个新的传媒“一体化”传播空间正日益形成。正所谓，“不同的报刊制度是不同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它表达了统治集团与传媒的关系，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社会制度形式”(11)。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传播媒介逐渐被国家统一控制，各种性质的刊物也逐渐向同一个标准模板看齐、致敬。在文艺界，最有代表性的是两大刊物——《文艺报》和《人民文学》的创刊问世。从此以后，各个地方文联和作协分支机构都相应的加入了这场创办刊物的历史潮流之中。新的传媒“一体化”传播空间逐步地建立起来了，有了制度化标准的保证，符号框架也就相应的“同质化”了。如前文所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建国初期文艺生产体制中的不断渗入，使得建国伊始的报刊生产体制和文学生产的关系日益明朗化。“体制化”是进行大范围集团创作、标准化创作的有力保障，而报刊生产体制在日益“一体化”的发展状态下，对文艺领域尤其是文学批评领域的干预也就明显而深刻了。
文学批评在整个文学生产体系中，起到的是舆论导向作用，及时把握文学生产的发展脉搏，校正偏颇和不足是意识形态赋予文学批评的神圣使命。在《文艺报》自身定位上，它是“文艺杂志的杂志”，凸显其作为理论指导刊物的精确身份。在这里，一个不容忽视的语境是“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艺刊物所负载的使命要远远大于它的传播功能，尤其是敏感的理论刊物，它不仅是时代政治风云变幻的晴雨表、‘观象台’，同时也肩负着引导方向，宣传、阐释中共的文艺方针、政策，讨论重要理论问题的重要‘阵地’的使命。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就属于这类敏感的刊物”(12)。说到“媒介价值观”，它是传播媒介在社会整体大背景下进行各种运作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媒介价值取向和价值诉求。《文艺报》的“媒介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制造广泛认同上面，虽然创刊伊始在编辑思想和方针上面曾经有过偏离“新文化猜想”的失误，但是经过调整和改组编辑群体、明确编辑理念和编辑方针，其作为一种最有代表性的传播媒介刊物的意识形态性也就更加显著了。媒介的意识形态性说明或者指涉着在广大范围之内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语境下的意识或观念和社会范围内的权力之间的联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社会权力拥有者对公共信息和形象进行处理，构成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一种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它帮助其创造者维持自身的物质文化利益”(13)。
1949年9月25日，《文艺报》以中国作家协会“机关刊物”的身份复刊。这时的《文艺报》已经不是创刊之初的类似“工作通讯”的媒介角色，而是成了一份对整个中国文坛具有权威导向的理论刊物。中共的文艺方针和政策，经常是从《文艺报》的相关评论、报道中来对整个文坛实施领导和规范塑造。在“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批评规范建立的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文艺报》作为传播和塑造意识形态的一种社会媒介工具，其自身展现的“媒体的力量不仅可以通过重复性地引起对特殊事物积极注意建立一种广为流传的新的思考方式，也可以通过塑造标准化的展示方式来规范事物的内涵”(14)。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不断渗入，使得以《文艺报》为中心的传播媒介——刊物——日益成为“新文化猜想”的中介载体，而《文艺报》这个刊物自身也成了行动反应比较灵活，充满阐释可能的一种意识形态样式。中共和文艺界领导阶层对于文学批评规范的特殊重视，使得以《文艺报》为主要代表的文学媒介刊物以极其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这场“规范”的创建进程中。首先，这表现在批评话语的精心营造上。我们认为，批评话语规范的建立，一方面开始于对稿件的要求。《文艺报》上刊登的署名为“《文艺报》编委会”的《给愿意做文艺通讯员的同志们的信》中，就比较明确地说明了《文艺报》的办刊方针、内容：“《文艺报》是文艺工作与广大群众联系的刊物。它用来反映文艺工作的情况，交流经验，研究问题，展开文艺批评，推进文艺运动。内容包括对文学艺术的理论研究、批评，各地文艺工作动态，作品评介，书报推荐，出版消息，及群众对文艺工作与作品的意见等。”(15) 同时，也详细地指明了“文艺通讯员的任务”：
文艺通讯员的任务：文艺通讯员是群众与本报之间的桥梁，希望能经常和我们联系，并赐寄下列稿件：（一）及时报道所在地区或工厂、机关、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有什么经验？发现什么问题？（二）群众对文艺工作或某一具体作品的批评或建议。……可以采用小型座谈会或漫谈的方式采纳群众的意见。（三）当地出版的文艺书刊的推荐、介绍、批评。（四）对各种文艺问题的讨论研究等。(16)
比较有“建构规范”寓意的往往是那些“注意事项”的表述，诸如：
文艺通讯员注意事项：（一）来稿所反映情况或提出的问题，越具体越好，避免空洞的议论和叙述。（二）通讯稿和一般文艺消息的报道，最好不要只是现象的罗列，应该把现象加以分析、研究，并提出问题。以上数点，供愿意做本报文艺通讯员的同志们参考。希望今后多多和我们联系，并随时提出对《文艺报》的意见，使我们得以不断改进。(17)
似乎可以这样说，这是文学批评话语对“文艺通讯员”这个群体的具体约定和规范。由于“文艺通讯员”数量比较多，所代表的阶层也比较广泛，这样的规约就会产生广泛的示范效果。在栏目设置和安排上，在正式设立的诸如“文艺信箱”、“问题讨论”、“创作经验”、“文艺通讯”、“通讯往来”、“读稿随谈”、“读者中来”、“国外文讯”和“艺术·文化·思想”等栏目中，往往设置有“编者按”、“编者的话”，我们认为这样的设置显然具有导向和示范作用。“编者按”参与报刊栏目的设置，极具历史时代感，可以这样来说：“‘编者按’实际参与筹划了中国当代文学草创期的格局和具体操作。它为前半期的当代文学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也留下了当年看待文学的眼光和独特方式。‘编者按’对文学创作的评价和规范，对文学史的自我想象和生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18) 具体到《文艺报》，我们看到，在比较重要的文章开头，都有“编者按”的身影，第一次出现是在第1卷第1期上，在刊发的一组稿件的开头，这样写道：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结束后，一部分代表曾去东北参观，刻已返平。《文艺报》特请他们写一些参观感想。很多同志返平后即将他去，因此，所收稿子不很完全，未能反映参观团全貌，特向读者致歉，并向作者在忙碌中为《文艺报》写稿致谢。(19)
“编者按”往往说明编发稿件的起因和缘由，为问题的讨论设立“议题”和“焦点”以及大致的方向指引。例如：
关于写工农兵与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目前在各地都有一些讨论和意见。何其芳同志对发生在上海《文汇报》上的这一争论，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与见解，我们发表此文供大家研究讨论。(20)
又如有关“问题讨论”的“编者按”：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一些具体的研究，使我们对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的一些根本问题有更明确的认识，使我们能够更多、更好地来创造我们伟大时代的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使我们的文艺作品更好地成为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巨大力量。这就是我们展开这个讨论的目的。……这两方面，就是我们今天文艺工作中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因此，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应当是我们这次讨论的基本精神。(21)
一般来说，传播媒介可以提升、延展意识形态观念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借助于媒介刊物，“这些意识形态变得非常合法，传播起来很有说服力，甚至是富有魔力的”(22)。究竟怎样去做“文学批评”？暂时没有一个可以学习效仿的样板，于是塑造批评的标准和规范就成为时代的必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何能够在以《文艺报》为中心的文学媒介刊物的传播和推广中得以深化，给文学刊物的领导者们提出了大问题。然而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那些强化社会地位的主流观念——依赖于形象系统的战略性使用，形象系统有两种基本的类型：观念系统和媒介系统。观念形象系统指观念如何成型。媒介形象系统指观念如何在社会中流传”(23)。若对此时的批评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文学批评话语这样的“媒介形象系统”符号的传播和推广。这里的意识形态权力和统治关系被“编码”成具有强烈目的性的媒介文本。这说明，《文艺报》正在为制造广泛认同精心地提供各种文本素材。《文艺报》的受众群体是庞大的，其成分也是多样的，如果要发挥媒介影响的最大威力的话，就必须重视自身对全体受众的示范引导角色，“因而它必须回应于当代的主旋律和所思所想等，是极为时事化的，它为当代社会生活提供种种的写照”(24)。而在批评文体上的逐步确定，更是作为确立文学批评“规范”不可缺少的尝试。我们都知道，批评文体是体现在批评文本之中的批评家的话语言说方式。提到批评文体，“首要的就是要解析各类批评文本的具体呈现形式，寻找各种批评话语的内在契机”(25)。批评文体与话语修辞的相互作用，在“十七年文学批评”阶段表现活跃，权威的占主导地位的修辞和意识形态经常限制着人们自身的许多选择，而且也支配着人们的具体行动。批评文体上的修辞策略，意在通过话语的“编码”和“解码”，传达出意识形态对于话语表达方式的特殊重视，在这里，批评文体被赋予了特殊的传播使命。《文艺报》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意识形态也只有在权威媒介的表达传递以及交流沟通中才更加具有不可争辩和不可替代的说服力。
值得注意的是，“学说和观点不等同于表达方式，但学说和观点的呈现方式构成批评文体本身”(26)。“十七年文学批评”的规范建立范畴内，批评文体的逐步塑造中透露出一种“规劝”的意蕴，这其实也符合修辞话语的内在本质规定性，修辞本身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话语形式，而是充当象征符号的一种功能再现，即“引导功能”。这里的“文体”，是一种话语的典型示范，是“事物的分类，这里所说的事物指话语”(27)。众所周知，“规范”的建构，需要借助于样板的示范和普及推广，在“仪式化”程序之中，崇拜和景仰的心理趋向、主流意识形态与权威领导人的肯定和赞许等因素，从头到尾一直存在于整个文学批评的情境之中。似乎可以这样说，但凡任何社会运动或变革，其最终也是最主要的产品，在我们看来基本上都是那个不变的主题：意识形态，尤其是处于“大变革”时期的特殊的意识形态主张。因为这个时期，“革命者坚信，要砸碎旧制度，创造美满、和谐和安定的生活必须要全新的秩序，观念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更新换代”(28)。在文学批评的标准和模式上面，从《文艺报》的特殊视角来分析，可以发现《文艺报》所引导和示范的批评标准和模式，其主要的思想源头来自经典马列主义新闻舆论思想、苏联文艺经验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最直接的要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都知道，《讲话》的核心问题就是：文艺为什么人？怎样为？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是把《讲话》具体化和指导精神普遍化的关键环节，这就使第一次文代会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具有重要的示范和规范意义，会议上的许多问题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七年的历史进程，其讨论和解决问题的模式更是影响到“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全程。有了思想方向的保证，以社会大环境的背景为依托，“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批评实践拉开了历史的序幕。文学批评家以主体角色身份进入到“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场域中来，由于批评家自身文化身份角色的特殊性，这就使大多数批评家在“十七年文学批评”进程中经历了痛苦甚至是付出很大代价的角色转型和适应过程。冯雪峰、丁玲等即使作为“主编”，也是在不断的斗争和批判的潮流中，进行自己的转型和调整。尽管整个进程中出现许多“不和谐”的声音，但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对抗”的符号表达，国家文化权力在这个时期强烈地呼唤批评者参与到“新文化猜想”的建设热潮中来，因此任何不利于建构的因素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反照出文学批评家在斗争和批判的浪潮中经历着多重的考验。这也提醒我们，国家文化权力的整合作用，以及对于文艺媒介刊物的“整肃”，是为了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终成功建构。
从文学批评参与因素范畴来看，文学批评中的意识形态建构缺少不了“读者”和“读者批评”的角色存在。文学活动的展开，离不开读者的参与，作为接受一方，读者的声音对于作者、批评家、媒介机构等方面来说，是确保文学创作和文学生产、传播、接受顺利进行的关键环节。我们所密切关注的《文艺报》，其主要的读者无论是成分，还是范围，都有其特殊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读者批评身份也就有了特殊的表征呈现。这种读者批评的地位其实是应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被动地建构起来的，这也就暗示了会有某些被预先设定的“事件”出现，读者批评在建构“十七年文学批评”体系中是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策略提出来的。批评活动的开展需要批评空间的开创，有了空间还不够，权威的批评言说还需要其他文学批评因素的“支持”和“配合”。《文艺报》建立的“文艺通讯员”网络体系，是《文艺报》建构“读者批评”空间的最早和最成功的尝试。《文艺报》第1卷第1期刊发《做一个文艺通讯员》，其中这样说道：
《文艺报》为了加强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及时了解各地群众文艺运动的情况，以便交流经验，发现问题，展开讨论，使《文艺报》不仅是文艺工作者的刊物，而且也是群众对文艺工作发表意见的园地，曾先后向全国各地发出广泛征聘文艺通讯员的启事。……我们希望各地愿意担负这一任务的同志们和我们紧紧地握起手来建立一个健全的文艺通讯网，而且在工作中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为实践为工农兵的文艺方向而共同努力！(29)
文学媒介刊物作为干预社会变革的因素之一，其积极作用表现在，“参与社会生活的姿态是积极的和富有策略性的”(30)，这个积极性是其重视受众的积极性，因为“社会大众是它们存在的最终理由，大众既是它们服务的对象，也是它们的信息来源，是客户，也是报道的主体，现代媒体的命运决定了它与大众的互相依存的关系，并且一定是息息相关的”(31)。《文艺报》在反映“十七年文学批评”的读者批评时，沿袭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这里的读者批评已经被预设为一种“被言说”的身份地位。言说主体仍然是主流官方，从《文艺报》设置的栏目和刊发的文章来看，也大多是从官方的角度、立场来谈读者批评的，比较常见的是，在有关读者批评的文章和问题讨论前，加上“编者按”或者“编者的话”，以便把持话语的主动权和舆论方向。例如：
我们读了邓友梅同志的《评〈金锁〉》后，认为他的意见虽然还有一些不很适当的地方，但基本论点是正确的。我们即将这篇批评转至《说说唱唱》编委会，目的在于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曾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小说组对这篇小说连续的讨论了三次，并将讨论结果整理寄给我们，同时赵树理同志也写来一篇《金锁发表前后》，进行了检讨，也作了“一点辩护”，现一并发表。(32)
此外，读者构成这个问题在建国初期是比较复杂的，在新的文学批评体系建构中：如何确定读者的身份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对于“身份”的理解，我们可以参考佛克马、蚁布思的相关叙述，“一种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的”(33)。以《文艺报》为代表的文学媒介刊物，在此时的社会整体大环境中，对于读者的身份界定是随着官方文艺方针和文艺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没有一个相对确定的界说。这也使对读者批评身份的界定和表述成为悬而未解的难题。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读者批评事实上是主流意识形态为进行宣传推广而赋予读者批评身份的。对于读者批评身份的特殊重视，既是文艺界领导层主观愿望的表达，因为需要一个读者的角色来配合意识形态的传播，也更加有“规劝”的说服力；同时也是文学批评实践的客观需要，没有读者批评角色存在，在阐释问题时难免有些牵强附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十七年文学批评”领域的建构愿望，表现在《文艺报》编辑策略上就是对读者批评的特殊偏爱，在栏目设置上为读者批评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在《文艺报》上，为读者专门设置的栏目有“文艺信箱”、“文艺通讯”、“通讯往来”、“读者中来”、“读者讨论会”、“读者论坛”等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文艺信箱”和“读者中来”。“文艺信箱”的基本版面设计是先刊登读者来信的全文或者内容梗概，然后是编者或者权威人士的回复，比如：
现在中国旧文学，请回答是否也可以学习呢？因为它有“文学遗产”价值，而文学技巧方面也是很高超的。我是一个中学生，现在酷爱文学，尤其是中国旧文学，要不要学旧文学没有解决，以致我的文艺学习不能进展，希望同志帮助我研究一下这个问题。(34)
又如《文艺报》1952年第13号“读者中来”刊登的《对胡风文艺理论的一些意见》：
但解放以后，在检查思想的过程中，我开始发现：他的这种文艺理论竟是这样严重地妨害了我的进步……这是伪装为马列主义理论的反动的唯心论观点，在文艺理论上的反映！他曾经对很多文艺青年发生了影响，现在还在继续发生着影响。我迫切地要求对于这些错误的文艺理论进行批判。(35)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栏目就是“读稿随谈”。这里将其单独列出来，是想说明它对读者“来稿”和“批评”的导向作用，从其话语叙述中明显可以感觉到官方意识形态的规约。例如：
谈谈这些情况，主要是希望有些读者在阅读作品和提出意见的时候，不要再继续采取上面所说的那些脱离实际的态度和方法，能够摆脱自己所受的教条主义的影响，从实际出发来考虑问题。这样，同志们所写的批评就会起更大的积极作用。这是我们所迫切希望的。(36)
它和其他栏目一起建构了“十七年文学批评”中读者批评的主要空间。事实上，这个“读者”可能包括一般的人民大众和许多文艺工作者，也就是其范围比较宽泛。读者在文学生产过程中，尤其是文学作品的意义生产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读者和作者的地位同样重要，因为作家的作品不可能永远束之高阁，它必须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生产意义。一旦读者在阅读中发现和生产了新的意义，就会对主创人员反馈意见和建议，更包括批评和新的期望。意识形态建构的本质要求决定了文艺界的领导层对读者阅读和批评言说空间的特别关注。
在“十七年文学”中，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就是作品题材主要集中在表现革命历史和农村变革两个方面。其实在这一表面现象背后是有着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学观念在起推动作用的。但是，“从读者的角度，还可以看到特定的社会心理对十七年文学阅读兴趣、阅读动机和阅读目的的左右，其中尤以对革命历史题材与农村题材的阅读期待引人注目”(37)。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期待是“新中国、新社会”的强大心理“场”在文学阅读个体身上的折射。而其中所呈现的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几乎疯狂的景仰和崇拜，预示着任何不适合这个“阅读期待”的现象都会引起广泛而激烈的批评和斗争。这里的读者批评角色实际上以极其豪迈的热情参与了“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文艺报》需要借助此时期读者组成的身份复杂性和存在来展开建构意识形态的进程，如果说，先前的对于读者群体的划分主要集中于从地域因素考虑的话，那么此时期的划分则主要是从思想的标准上来把握。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文艺的主要思想潮流是以《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其思想核心是“工农兵”，它要求文艺作品在内容上把表现“工农兵”作为主要的任务，描写“工农兵”在新中国、新社会建设进程中的主人翁角色和积极精神，表现他们在新社会的幸福感和自豪感，在艺术上则要求适应“工农兵”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旨趣，努力向民间优秀的传统艺术学习，以创造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的那样，“‘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38)。这个时期的中国，读者阅读和批评的热情是如此高涨，可以说是传媒“一体化”制约下的主导权威批评的延伸效应。意识形态建构的急切需要和“工农兵”读者批评的风起云涌，促使“工农兵”的读者批评逐步占据了批评的主流地位，迅速成为批评领域言说的权威。
而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作家的批评角色同样不能忽略。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作家的生存方式和身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作家在新中国的新社会里，成了“国家干部”、“单位”里的人，是新中国的建设者，同样充满革命和建设的极大热情，他们对于自己在新社会的身份角色亟待找到自我认同，“一个人为了归属于一个群体必须要了解那个群体的成规。成规是能够学到手的，它们也能够被传授”(39)。在第二次文代会上，正式确定的“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我们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为作家们的具体文艺创作提供了范本。这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最高原则在中国的确立，一方面表达了我们在文艺思想、方针和政策上向苏联的全面学习和认同，同时也反映了苏联完整丰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践经验，也同样适应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需要”(40)。作家的创作活动和创作经验，在此时期的文学媒介刊物组成的“媒介场”中能够被及时地传播和推广，以《文艺报》为中心的文艺理论刊物，经常举办座谈会、讨论会、批判大会、检讨会等各种类型的会议，并在刊物上发表作家们的“创作经验”，给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建构营造强大的“舆论场”。作家在身份角色确定之后，其创作热情也就更加高涨，创作中一旦出现错误和瑕疵，及时地展开自我批评成为一种惯例，这其实也暗示我们，作家只有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不断洗礼中才能健康地“成长”，成为对新社会革命和建设有用的人。在《文艺报》和其他主要的文学批评刊物上，经常可以见到作家的“检讨书”。《文艺报》1952年第11、12期上刊登夏衍的《纠正错误、改进领导，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该“检讨”态度诚恳地表达了“我在上海文艺领导工作中的最主要的错误，是放松以至放弃了在文艺思想领域中进行阶级斗争的右倾偏向”(41)。文艺界的领导都这样认真地检讨自己的“过失”，其他作家的检讨也就可想而知了。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检讨书”，是因为“检讨书”表现了作家和知识分子不断经历批评、斗争，主动“悔改”，主动接受改造，转变为“新人”的“成长”历程。这种“检讨”是作家和知识分子抛弃错误思想、洗心革面，彻底进行思想改造的表态和宣言。我们认为，这同样在某种意义上给我们意识形态主导文学批评领域的鲜活印象。
此外，还想简短补充的是在“十七年文学批评”过程中，《文艺报》对于“十七年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学批评领域传播、推广的典型个案。我们知道，《文艺报》在建国初期召开了关于文艺教学的座谈会，进而带动广泛的讨论和批判，大批量地刊登“读者来信”，并且加“编者按”来进行强讽和肯定，《文艺报》参与建立社会主义的文艺规范的角色突出表现为“检讨”文章的大篇幅刊发，营造舆论氛围，并在最后对整个讨论过程进行了总结。从其在讨论过程中的角色来看，《文艺报》参与了确立和解释文学经典的权力争夺，其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最终获得了文学经典确立和解释的权力的胜利。在对文学经典的建构中，《文艺报》还积极参与了对于文学经典的历史叙述规范的建立。《文艺报》在1952年10月召开了关于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座谈会，对大学的文学史教材编写进行充分的干预，这可以视为建国之后文艺机关刊物参与规范历史叙述的典型个案。此外，《文艺报》还专门成立了“文艺建设丛书”编辑委员会，对文学作品重点收集、研究、选辑，积极参与到文学经典的确立进程中，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是，《文艺报》在中央精神指示下，参与了总结新文艺经验，确定新的文学秩序，为以后的文学工作树立范本和样板的全程。
注释：
① 孙晓忠：《建国初期文学报刊体制的建立与文学生产的关系——以〈文艺报〉为中心》，88页，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2。
② 《争取小市民层的读者——记旧的连载、章回小说作者座谈会》，载《文艺报》第1卷第1期，7页。
③ 《争取小市民层的读者——记旧的连载、章回小说作者座谈会》，载《文艺报》第1卷第1期，7页。
④ 参见《〈文艺报〉编辑工作初步检讨》，《文艺报》第2卷第4期，6页。
⑤ 参见《〈文艺报〉编辑工作初步检讨》，《文艺报》第2卷第4期，7页。
⑥ 参见《编者的话》，《文艺报》1955年第1、2期，79页。
⑦ 孙晓忠：《建国初期文学报刊体制的建立与文学生产的关系——以〈文艺报〉为中心》，49页，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2。
⑧ 孙晓忠：《建国初期文学报刊体制的建立与文学生产的关系——以〈文艺报〉为中心》，53页，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2。
⑨ 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24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⑩ 参见《加强文学艺术工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载《文艺报》第2卷第5期，4页。
(11) 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107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12) 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133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13) ［美］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19页，董洪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4) ［美］詹好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32页，董洪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5) 《给愿意做文艺通讯员的同志们的信》，载《文艺报》第1卷第1期，9页。
(16) 《给愿意做文艺通讯员的同志们的信》，载《文艺报》第1卷第1期，9页。
(17) 《给愿意做文艺通讯员的同志们的信》，载《文艺报》第1卷第1期，9页。
(18) 程光炜：《〈文艺报〉“编者按”简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页，2004(5)。
(19) 《文艺报》第1卷第1期，27页。
(20) 何其芳：《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载《文艺报》第1卷第4期，3页。
(21) 《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载《文艺报》1952年第11、12期，21页。
(22) ［美］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22页，董洪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3) ［美］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23页，董洪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4)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10页，“导言”，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5) 蒋原伦、潘凯雄：《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文学批评文体论》，15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26) 蒋原伦、潘凯雄：《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文学批评文体论》，2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27) 华尔特·菲希尔：《文体：修辞批评中的概念与应用》，王顺珠译，［美］大卫·宁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127页，常昌富、顾宝桐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8) 赫伯特·西蒙斯：《要求、问题及策略：社会运动中的规劝理论》，常昌富译，［美］大卫·宁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108页，常昌富、顾宝桐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9) 《做一个文艺通讯员》，载《文艺报》第1卷第1期，9页。
(30) 蒋原伦：《媒体文化刍议》，载《天津社会科学》，95页，2002(1)。
(31) 蒋原伦：《媒体文化刍议》，载《天津社会科学》，95页，2002(1)。
(32) 邓友梅：《评〈金锁〉》，载《文艺报》第2卷第5期，14页。
(33) ［荷］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120页，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4) 杜子劲、叶蠖生：《关于学习旧文学的话》，载《文艺报》第1卷第5期，21页。
(35) 王戟，《对胡风文艺理论的一些意见》，载《文艺报》1952年第13号，38页。
(36) 《请不要采取这样的批评态度和批评方法》，载《文艺报》1952年第11、12号，45页。
(37) 杜国景：《论十七年文学的两种阅读期待》，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9页，2003(5)。
(38) 吴叡人：《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Anderson,B.）：《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9页，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9) ［荷］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121页，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0) 孟繁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载《南方文坛》，总第69期，9页。
(41) 夏衍：《纠正错误、改进领导，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载《文艺报》1952年第11、12期，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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