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解放思想的哲学基础_恩格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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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08)05-0001-05

1978年夏秋之交,在全国大地,波浪壮阔地展开的关于“真理的检验标准”的大讨论,以哲学界、理论界为开端,迅速向党政军界,向政治界冲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基本原理,为何在此特定的时空中,引起全民的关注,甚至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表态”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十年动乱”中,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御用文人,糟蹋得面目全非。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大搞“造神”运动,大搞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把毛主席的语录作为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还说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实际上,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政治骗子对毛泽东思想断章取义,利用毛主席的崇高威信,极力推行教条主义,推行其极“左”路线。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后两年时间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领导同志,仍然继续贯彻执行左倾路线,继续搞个人迷信。这些同志竟然抛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实际上,这是阻挠广大干部与人民群众拨乱反正,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彻底平反各种冤假错案。哲学界理论界在胡耀邦、邓小平的支持下,从理论问题入手,进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批判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恢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面目。这样就揭开了盖子,解放了思想,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道路。30年过去了,为了纪念这场理论斗争与政治斗争,本文主要谈谈解放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

党的十七大号召全党继续解放思想,是非常正确与及时的。胡锦涛强调,“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他要求我们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我认为,邓小平的最伟大贡献,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破除个人迷信,恢复并坚持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与左倾路线。他领导全党把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了改革开放;在现代化实践中,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以及时代特点相结合,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从而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12月13日,在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全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针对当时中央负责同志仍然推行“个人迷信”,“两个凡是”的错误及其继续顽固坚持“左”倾政治路线的重重阻力,而且广大干部思想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很多群众存在严重顾虑与疑惑,邓小平反复论证“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分析了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而产生的种种怪现象,严肃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又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那么,什么是解放思想呢?邓小平明确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还说,“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①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今天,我们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

正如十七大所指出,党必须带领全国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摆在我们面前的新情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了种种新特点、新困难、新矛盾;所要解决的新问题,就是要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不言而喻,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个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也要继续探索、并作出进一步的回答)。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要着力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这就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初步形成了系统理论。对这个基本问题的正确解决,当然不能只是靠“本本”,靠“条条”,归根到底,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下,靠全党全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勇敢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并不断地完善科学发展观的系统理论。至于全国东西南北中、各省、市,各地区情况千差万别,如何破解自身发展的难题,还要靠各自的干部与群众,在现代化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勇敢进行创新。思想解放是没有止境的,30年来从实践到理论等方面,我们已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我们不能止步不前,不能满足于既得的实践成果与理论认识。就是说,思想不能僵化,已取得的理论认识是十分宝贵的,可是它不能变为僵死的“条条”,变为包医百病的“药方”。严格地说,任何理论原则,都要依时间、地点与条件为转移;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应该着重指出,邓小平从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高度,阐释怎样解放思想的问题,对我们是十分有教益的。他反复强调,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②胡锦涛同志也十分重视研究与解决科学发展问题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在十七大报告中,他不仅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还突出地强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这就是说,共产党人提倡思想解放,不是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是主观主义的瞎吹瞎叫,而是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照党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中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从实际情况出发,破除习惯势力与主观偏见,破除不符合已经变化了的实际种种体制与机制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创新,才能继续开拓中国现代化的新道路!

邓小平在强调解放思想时,特别指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一致的。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他还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③那么,什么是实事求是呢?早在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十分通俗而具体地作了阐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④可惜的是,现在一些干部,或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ABC,或忘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有的人身居高位,却不深入实际、不深入群众,不去做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就像毛泽东当年所批评的人一样,凭主观想象、或凭死的书本,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参见同上书)。这样,当然就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真正的解放思想,也谈不上科学决策与改革创新了!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深刻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期的种种新特点,以及新世纪国际形势种种新特点,即“我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所呈现出来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它正是提醒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适应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其发展规律性。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真正掌握这些客观规律性,掌握解放思想的客观依据。众所周知,人类社会,不但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而且是在自然界的基础上形成、存在和发展的。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懂得人文与社会科学,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也要懂得自然科学,要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认识和把握有关的自然规律。从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看,在认识、把握、运用规律时,要注意客观规律与科学规律(也叫“科学法则”,即人们关于客观规律相对正确的反映)的区别和联系;普遍规律、特殊规律与个别规律的区别和联系。要懂得客观规律也是会发展变化的(尤其是社会规律,有时间、地域与性质的差别)。此外,还要注意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注意客观规律作用的条件和它的实现机制。总之,客观事物及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是错综复杂的,我们必须在社会实践中,解放思想,不断总结经验,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逐步认识它、破解它。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性是一致的,不可人为地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我国现代化建设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急速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尤其要突出强调继续解放思想,敢闯敢干,敢于探索,敢于改革和创新,要突出强调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就是说,在新形势面前,不打破思想僵化、不摒弃陈旧观念与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不可能真正认识、把握与运用规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都统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全面地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认真检讨、反思有哪些思想观念与实际做法,是违背科学发展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并坚决把它抛弃,切实予以改进;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大胆创新,探索新的发展思路,找寻新的发展方式,提出新的发展举措,形成新的体制与机制,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在探寻解放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我们还应追溯至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成并创立其崭新哲学思想时,一些最重要的原创点,即其独创性的基本观点。首先,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两段名言。马克思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⑤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在“提纲”中,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新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实践是检验认识、思维、理论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他斩钉截铁地断言:如果离开实践来谈人的认识、人的思维、人的理论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是否具有现实性和力量,就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还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⑥

其次,我们可以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对新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阐释中,得到很多启迪。仅就新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看,与马克思完全一致,恩格斯突出强调:实践是人的认识发生、发展的基础;实践既是人的认识的根本目的,又是检验人的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恩格斯说,“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又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⑦恩格斯从哲学学说发展的历史、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还有人们对自己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过程等等方面,反复说明并深刻论证了:社会实践在人的认识、人的思维、人的各种科学理论中的基础地位及其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把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认识论与社会历史理论系统化了。为了批判唯心主义否认人的认识的客观性的错误观点,驳斥各种不可知论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的错误观点,恩格斯强调,在现当代,实验与工业对于科学认识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对各种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⑧

再次,还应看到新唯物主义与科学辩证法是完全一致、内在统一的。马克思本人对其辩证法思想,有一段极其深刻而精彩的说明。在《资本论》1872年德文第二版的跋中写道:“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的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⑨恩格斯也曾十分深刻地指出,“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一定阶段对它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观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⑩通俗地讲,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直接继承并予以改造的辩证的思维方法,按其基本内核来说,就是对任何事物的既成形式,都应在其不断的运动中去观察、去思考;在对它的肯定理解中,看到其内在的否定方面与因素。任何现存事物都不可能是“至善”、“至美”的,对它的反映的种种认识(学说、理论),也不可能是“至真”、“至极”,不可能是“到顶”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不存在最终的“绝对真理”,也不存在与之相应的人类的“永恒状态”。事物总要变化发展,人们必须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新变化,对其进行仔细研究分析。总之,在实践中找到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到其实现机制,从而制定措施、方案、方法,对客观事物进行改造、改革的实践。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进行创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恩格斯在说明黑格尔哲学的贡献与不足之后,还着重指出:他们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是包括对社会生活、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他们把唯物主义历史观看作其哲学学说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并把它作为全部哲学学说的基础的。他明确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注:即新唯物主义。这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对他们共同创立的哲学的称呼)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用人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11)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历史观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也就是他们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党的十七大要求我们解放思想、求真务实,重温马克思恩格斯上述这些教导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理论)的目的和基础;无论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一致,都应要求人们懂得辩证的思维方法,懂得辩证法。诚如列宁所说,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它们是一致的。(12)关于辩证法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质,在我们夺取全国政权以前,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把握是比较准确、比较成功的。可惜的是在掌握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后,有些人思想停滞了、僵化了;有些人把它忘记了;有些人“讲的”与“做的”相脱节;还有的理论家、哲学家有意无意地“遮蔽”唯物辩证法这一革命的批判的本质。我认为:实事求是的精神与革命批判的本质,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科学发展的哲学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179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364页。

③同上,第143、126页。

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⑥同上书,第5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337-33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226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365页。

(12)参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372-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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