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哲学家的民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犹太论文,哲学家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千多年来，犹太人一再丧失民族家园，被迫转辗于世界各地，不断遭受各种迫害、歧视、屠杀。但种种坎坷遭遇和境况并没有泯灭那颗躁动不安的心灵，他们在逆境中奋起，执著地上穷碧落下极黄泉，试图对人生、社会、自然各领域进行深邃的思考和探索，并以其独特的思辨情怀和卓越的奉献，一再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哲学革命，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思想旋律，从而推动了哲学发展进程。犹太人不愧为哲学家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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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本标志是什么？通常认为是文字、制度、工业、建筑、艺术、国家等等。虽然这些因素、成果极其重要，但往往是往昔历史的沉积，是一种物化的形式，难以真正揭示出活生生的文化及其精神，真正能够标志文化的内在灵魂与魅力的是充满活力的人，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的人才是文明的有意味形式。这一事实深为文化学家、人类学家所认可，文化怪杰辜鸿铭在论及中国人的精神时就非常深刻地揭示这一点，他说：“在我看来，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是否制造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产生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①]在世界文化史上，对中国人是这样，对犹太人，对其他民族也是这样的。
犹太裔哲学家波普尔在《我的哲学观》一文中曾指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哲学家。”这一论断不免宽泛、笼统，难以显示哲学家的独特性，但用来说明犹太人倒是恰当的。或者说，这一概括比较恰当地指明了犹太人皆有思辨玄思的传统，显示作为哲学家民族的独特性。The Book，特指《圣经》（旧约），是犹太人生活中须臾不可离的至宝，是其生存的文化渊源。犹太人正是在学习、研究此“书”中扩展到一切书，吸收各种各样的知识养料，提高了民族的文化水平。因此，“书的民族是思考的民族、求知的民族、教育的民族、知识的民族、神学的民族，也是科学的民族”，[②]更是哲学的民族、智慧的民族。作为书的民族，犹太人是知识与信仰，智慧与祈望，求知的执著与信仰的虔诚的有机融汇。
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的、最珍贵的和最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③]犹太哲学家深得犹太人那种超越现世与来世、世俗与天国、此岸与彼岸、理想与现实、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人文的张力而以周详圆通之心态生存于世的民族性、民族文化精神，集聚二三千年的民族传统及民族智慧，谱写一曲又一曲响彻云霄的思想乐章，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境界。因此，犹太哲学家作为犹太人的精华，既为犹太民族作了最好的抗争与奉献，又为哲学作了最伟大的申辨。
正因为犹太人作为哲学家的民族，他们千百年来在世界文化史，特别是科学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他们为世界奉献了爱因斯坦、玻尔、弗兰克等这样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发现发明了原子弹、氢弹、核裂变、青霉素、脊髓灰质炎等这样一些改进人类生活、知识结构、体质和世界历史进程的科学成果。根据统计，1907年至1970年期间，犹太人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比例最高，占15%，是其余人口中获奖比例的25倍。这些人物，这些成就当然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缘由，是多种文化倾向文化气质的汇聚，但其中确实与犹太人的哲学传统，玄通圆熟的思辨情怀有关，正是那种超越岁月的崇高的民族精神的积淀和传承，犹太人才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犹太民族是最善于灵活运用哲学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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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作为哲学家的民族由来已久，源远流长，最初可能萌发于早期民族不断迁徙过程中，而后在公元前1000年的轴心期，与希腊、印度和中国这些文明一起先后不谋而合地发生、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试图以思辨化的方式对人类处境及其基本价值展开新的理解。这个哲学的突破因民族不同呈现颇为多样化的特征，就犹太人而言，他们是以一大批先知人物纷纷涌现，突出上帝这一创造主的观念为表征，因而一方面既与其他文明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类早期文明期，前1000年轴心时代的灿烂图景，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奇观；另一方面又为犹太民族确定了思维的框架，规定了以后思想的发展历程。历史演进到亚历山大的希腊化时期，希腊人就发现犹太人充满着思辨的光彩，“这个民族是一个企图揭示自然和人类秘密的‘哲学家民族’”。[④]从此，犹太人就以哲学家民族著称于世，不断涌现出令人仰止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家。
斐洛（公元前25年—公元50年），是公元前后历史时期的杰出学者，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犹太哲学家，他以道——逻各斯的独特视角将希腊文化，特别是希腊哲学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犹太教信仰、精神结合起来，架起了联结两种文化，两种精神的桥梁，由此开创了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影响了早期基督教的发展。“基督教哲学的历史不是以一个基督徒，而是以一个犹太教徒，即亚历山大的斐洛为开端的。”[⑤]
摩西·迈蒙尼德（1135—1204年），是中世纪犹太教哲学的杰出代表，“造诣最深的英才迈蒙尼德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具有特色的思想家，而且由于他对欧洲哲学的深远影响，也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⑥]他概括了犹太教信仰的13条信条，确立了犹太教思想体系。在《迷津指南》一书中，迈蒙尼德以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对犹太教神学教义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研究，从而不仅奠定了以后犹太哲学的基础，影响了犹太思想的发展，并且也影响了基督教界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
斯宾诺莎（1632—1677年），作为近代一批世界上最有才华的犹太人之一，是卓越的哲学家和革新者，是哲学家中的典范性人物。在《伦理学》、《知性改进论》、《神学政治论》等著作中，斯宾诺莎以理性主义的思想和方法研究了自然、社会、政治、神学、哲学各领域的问题，建构了真善美融为一体的唯理论（理性主义）体系，由此开启了近代哲学的新篇章。作为犹太教的反叛者，这位年轻时被誉为“希伯来之光”的杰出思想家具有鲜明的异端性，“他所揭示的思维进程几乎不为犹太哲学家所重视，但却发展成了欧洲哲学的主流，给欧洲哲学以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近代哲学是从斯宾诺莎开始的，也就是说，他的出现标志着中世纪哲学的终结。”[⑦]
上述三位哲学家分别是古代、中世纪、近代三个时代犹太哲学家的代表和缩影，他们都对犹太思想，对西方哲学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当然，对于犹太人而言，他们的思想、探索并没有终止，反而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发展而深化，在多种文化氛围的作用下不断产生新的思想，引发了一次又一次哲学的变革，形成了令人惊奇的哲学家群体，从而再次向世人展示出犹太民族的眩目光辉。
在现代西方哲学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犹太人、犹太裔哲学家主要有：弗洛伊德（1856—1939年），构建了精神分析学理论体系，深入到人心理的深层，开创了动力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并将之运用到社会文化的分析，创立了精神分析学的文化哲学。更令人深思的是，弗洛伊德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除一二人外大都是犹太人，犹太人驰骋于心灵、驰骋于无意识的田野上。
马丁·布伯（1878—1965年），作为被《大英百科全书》称许的“20世纪精神文化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是本世纪最重要的，肯定也是最有影响的犹太宗教哲学家。他以“我——你”关系这一维度来沉思人的存在形式，试图以希伯来文化人文主义精神来拯救西方文化危机，重新塑造安身立命之所，因而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思想道路。
维特根斯坦（1889—1951年），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以《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二书为核心形成前后完全不同风格的语言哲学，给予当代分析哲学革命性的影响。
胡塞尔（1859—1938年），作为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是现象学及其方法的奠基人。他以现象学还原、意向性分析、生活世界等观念、方法影响了现代西方人文主义、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本世纪思想史的进程。
在现代思想史上，还有一大批犹太哲学家，如卢卡奇、波普尔、卡西尔、霍克海默，等等。
总之，犹太哲学家，犹太裔哲学家占尽了哲海泛舟的风流和乐趣，他们在二三千年之世界哲学史、世界文明史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以其不倦的探索和运思总体性地变革了人类思想和思维方式，推动了哲学的纵深发展。事实上，世界哲学史要是没有犹太哲学家，其景观就会大不一样。犹太哲学家既属于犹太民族，又属于所在国，更属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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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裔）哲学家光辉的成就，卓越的奉献根源于他们独特的品性和情怀，根源于他们深刻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简要的分析。
1.犹太哲学家坚持自己的民族身分，不同程度地认同于民族整体性和统一性。弗洛伊德这位精神分析之父非常自豪于自己的民族，他骄傲地宣称：“我的父母是犹太人，我自己至今仍然是犹太人，”“我经常地感受到自己已经继承了我们的先辈为保卫他们的神殿所具备的那种藐视一切的全部激情；因而我可以为历史上的那个伟大时刻而甘心情愿地献出我的一生。”[⑧]这种心态是犹太哲学家共有的，代表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民族同一性情结。
在犹太哲学家之中，包括上述那几位杰出思想家，不乏有被同化或完全同化了的，有的甚至不认自己的犹太身份，完全参与了所在国的生活，取得了进入欧洲文明的入场券。但这仅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一如历史上的马兰诺人，内在渗透着犹太性，其灵魂仍然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的犹太人”这一形象化的术语准确而生动地揭示了他们的德性。伯曼特在《犹太人》一书中对一般犹太人的分析可为此提供有力的佐证。他说：“无论一个犹太人已经离开他的血缘、他的信仰、他的民族有多远，只要有人在凌晨敲一下他的房门，哪怕只是为了犹太人的地狱，他也会重新变成一个犹太人。”[⑨]因此，所有犹太人不同程度地认同于犹太之根，始终不渝地申辨自己的民族性，这是犹太哲学家沉甸甸的民族意识的渊源和基础，是他们谱写历史篇章的动力。
2.犹太哲学家的深层意识浸透着犹太民族精神。他们每一个对犹太民族的经历和遭遇，对那些活生生的东西，有着一定程度的亲身体验和感悟。因此，他们的思想是深厚的民族传统的积淀和升华，其探索、追寻与犹太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有着紧密的联系。
弗洛伊德早期家教以宗教知识为主，虔诚的父母多半灌输与犹太教有关的历史、地理和其他知识，要求忠于本民族的教规，并以圣经精神鼓舞他不断上进。因此，他“在整个一生中不断地申述自己对古犹太教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的亲近感”，[⑩]由此也获得了新的动力和启示。
弗洛姆是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中坚，是在基督教环境中成长的，但他从小耳濡目染，深受犹太文化传统的影响。他说：“我生长在一个笃信犹太教的家庭，旧约的故事扣响了我的心弦，它比我所接触到任何事物都更使我激动”，[(11)]终生受益无穷。
卡夫卡是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在其藏书中，有关犹太人专题资料，如犹太史、宗教、神学及民间故事，数量相当多。在他身上，在其作品中都有典型的犹太人因素，他从来没有能挣脱犹太民族及文化的影响，正像他无法摆脱同父亲那种既恨又爱的关系一样。卡夫卡这一事例说明，犹太人心灵是相同相通的。
3.犹太思想家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是已有的文化逻辑、思维模式、范式和基本概念的创造性的思维转换和升华。利用与改造、碰撞与融合、扬弃与创造的互渗互动是其基本情景。
菲洛处于世界历史转折点上，生活于希腊化文化中心亚历山大城。作为有代表性的犹太哲学家，他的思想反映了希腊哲学与犹太教的调和融合。诚如黑格尔所说，他把犹太教的历史当作基础，加以注释，在摩西身上找到了柏拉图。因而菲洛达到了调和希腊哲学与希伯来圣经，调和理性主义与启示运动的顶峰，他开创了中世纪基督教哲学。
斯宾诺莎也是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有机结合的典范。他一方面强调理性认识，注重自然；另一方面强调虔诚和爱，注重神和人类。因此虽不容于保守的犹太教拉比集团，却成为欧洲哲学的主流，成为后世哲学的渊源，“所有我们现代的哲学家也许常不自觉地用斯宾诺莎所磨制的眼镜在观察世界。”[(12)]
维特根斯坦不是哲学科班出身，哲学史知识也并不渊博，但在他身上积淀了多种文化因素。他说：“犹太人的‘天才’仅仅指的是圣人。甚至犹太人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只能算是有才干的人（譬如我自己）。我认为我的唯一可以再生的思想有些真理。我相信我从未创造过一线思想，我的思想从其他人那儿获得的。我热情地、直接地抓住它，将它运用于我的分类工作中。这就是博尔茨曼、赫茨、叔本华、弗莱格、罗素、克劳斯、卢斯、威林格、施本格勒、斯特佛等人对我产生的影响。”[(13)]因而，在他的思想中有独特的风格，既富于理想主义色彩和形而上学味道，又倾向于逻辑和实证，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并存。
总之，犹太思想家大都精通多种语言，善于吸收周围民族的文化养料，进行理论的创新和扬弃，厚积薄发。这样可在其思想中找到西方文化史上的众多杰出人物的影子。
4.独特的文化品位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是犹太哲学家的又一景观。就犹太思想成就而论，最大的恩惠莫过于开放性教育所形成的文化品位。“读书的修养以及对圣经的研究促进了犹太人对学识、教育和更高形式的知识的热爱。这种对教育的热爱得到很好的确立之后，就相对容易地能使单一宗教文献研究转向对也包括其他学科在内的研究上面去。由于对犹太宗教的抽象观念（抽象的上帝，对形象的排斥，对伦理学的注意）很熟悉，使犹太人有着一个任何其他群体都难以与之相比的开放性的文化刺激。”[(14)]这种开放性的文化刺激促使犹太人放开理智的缰绳，让密纳发的猫头鹰展翅奋飞。
犹太哲学家思想成就是得益于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尼采这位经常非议犹太人的思想家就认为犹太人对解决存在或不存在问题，怀有强烈的信念，为此不惜任何代价，把整个自然、自然性、内部精神和外部世界进行根本的窜改，因而引人注目。这种根本的窜改，实际上就是创造性的改造和扬弃。
维特根斯坦也指出：“或许说（正确地或错误地），犹太人的头脑没有创造最小的花和小草的力量，他们仅从他人的思想土壤上将生长的花和草拔出来，移植于综合图案中。”这种移植、综合性地吸取与创新，使犹太哲学形成整体性的思维方式。
正是这种吸收与移植、综合与窜改、融汇与颠倒、收敛与发散、逻辑与直觉相结合的总体性思维模式才进一步促进了开放性的品格，兼收并蓄。“思想活动，它的道路通向希望”，因为“成为革命者的人能对他自己进行革命。”[(15)]
5.犹太思想家大都有崇高信念，具有崇高的使命感，为了人类，为了真理，为了自由可以奉献一切。这种人道主义济世情怀和抱负，令人叹为观止，仰之弥高，俯之弥深。犹太人的理想，充满人道主义精神，他们具有严肃的道德行为，对他人负责，热爱知识，有正义感，信仰个人的尊严和人类的完美。“当一个犹太人碰到这些犹太文化中的人道主义因素时，他会发现这些因素不是应尽量予以吸收消化的外来的东西，而是一些非常熟悉的土生土长的东西，是在他的心中简直要含苞怒放的东西。”[(16)]在这种民族精神、历史意识薰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犹太哲学家同样深得真谛，在继承基础上又不断发扬光大了犹太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想。
总之，只有对于人类的执著热爱与献身精神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斯宾诺莎、维特根斯坦、马克思和爱因斯坦这样伟大哲学家在内的犹太哲学家群体及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广的人类意识，是犹太人的精英，是犹太民族文化精神的创造者（物）和承载者，因之在浩翰的哲学王国里别具一格。因有这些杰出思想家和卓越的思想，犹太人当之无愧是哲学家的民族，犹太人既出圣徒，又出学者，更产生哲人。
注释：
①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② 顾骏：《犹太的智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③ 《马恩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0页。
④ ⑥ ⑦埃班：《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2、153、211—212页。
⑤ 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⑧ ⑩弗洛伊德自传，转引自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主义述评》，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⑨ 伯曼特：《犹太人》，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26页。
(11) [美]埃里希·弗洛姆著，张燕译：《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12) 海涅：《论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00页。
(13) (15)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64页。
(14) 阿瑞提：《创造的秘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8页。
(16) 罗伯特·M·塞尔茨：《犹太的思想》，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