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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和谐发展，就是要保持经济又快又好发展。为此，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不和谐现象。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存在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主要有：
一是高增长低通胀。这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现象，今年上半年经济加速增长，使得这一特点更加突出。高增长低通胀是经济增长理论所追求的理想状态，表现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通货膨胀率却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从2000年至2005年的六年间，我国GDP平均增长度为9.3％，而同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年均增幅只有1.2％。今年上半年，GDP增速10.9％，CPI涨幅仅为1.3％。我国经济增长呈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现象，这是与经济增长的常理相悖的。从经济增长的过程来看，一般表现为高增长高通胀。如国际上所称的“金砖四国”除中国外，其他三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通货膨胀率上涨。今年6月份，印度通货膨胀率为5.24％，俄罗斯为6.2％，巴西为8％。相比较来看，我国是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通胀率却维持在较低水平。这是既喜又忧的经济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事实上，经济快速增长伴随一定的通货膨胀是正常的，甚至一些国家往往通过实施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用于对经济的调节。“高增长低通胀”的长期持续，既可能获得经济增长较大收益，也会走向经济增长的反面，由通货膨胀转向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长期持续的内需不足，最终对经济增长带来深层的影响。1992年我国的高增长拉动了投资品投资需求扩张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形成“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双重作用的“通胀”。为此，我国在1993年进行调控，实行紧缩财政和银根的“双紧”政策。由于政策的“时滞”，1994年商品零售物价突破了24％，1995年开始回落到15％，1996年8％，1997年回落到3％，当年GDP增长8.8％，实现高增长低通胀。1998年5月底，GDP总量为1万多亿，应收未收款项达到1.6万亿。为此，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到2003年物价回到3％，摆脱了通货紧缩状态。2004年4％、2005年5％。
有专家曾指出，通货紧缩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一方面是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近年来，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持续大幅度下降，从2000年的73％下降到2001年的48％、2002年的40％、2003年的38％、2004年的37％、2005年的33％。相反，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始终在60％以上。另一方面是供给结构不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加剧结构性矛盾，加大结构调整的难度。
二是高增长低就业。改革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长却相对缓慢，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呈下降趋势。进入新世纪，就业增长率虽然有所提高，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仍然存在较大差异，2001年至2005年，GDP增长分别为8.3％、9.1％、10％、10.1％和9.9％，而同期就业增长率分别为1.30％、0.98％、0.94％、1.03％、0.83％。可见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极不协调。
“高增长低就业”现象的形成，一方面反映了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密集向资本与技术密集转变的必然趋势，这在客观上会使经济增长对拉动就业的规模缩减。另一方面，也有着深刻的体制机制原因。第一，在发展思路上，没有把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统筹考虑，比较普遍地存在重增长、轻就业的问题。加上过去主要以GDP来考核政绩，使得一些地方只重视经济增长指标的落实，不重视就业目标的实现，只注重发展技术密集型的大项目、大企业，不重视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和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加剧了增长与就业的矛盾。第二，在改革上，既存在着国有企业改革正常的下岗失业增加的问题，如近年来，国有企业关闭破产和职工下岗分流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达2700万人；也存在企业改革重组的不规范运作，导致下岗失业不正常增加的问题，如有的企业重组只注重资产重组，不考虑人的安置，把资产拿走了把人却推向社会，进一步扩大了增长与就业的不协调。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继续深入，国有单位就业量仍会继续减少，今后三年仅国有企业实施关闭破产一项，还会有360多万名职工下岗失业。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虽然全社会总的就业量有所增加，但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就业人数相对减少，国有单位就业人员6638.8万人，减少168.8万人，集体单位就业人员867.1万人，减少103.8万人。第三，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长期较快增长，但拉动就业能力却明显下降。从三大产业比较来看，2000年我国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26.4％、41.8％、31.8％；到2004年分别为15.2％、53％、31.8％。第一产业略有下降，第二产业有较大幅度增长，而第三产业没有变化。从三大产业的就业情况看，2000年我国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50％、22.5％、27.5％；到2004年分别为46.9％、22.5％、30.6％。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略有下降，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没有变化，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略有增加。比较可见，第二产业形成明显的“高增长低就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第二产业仍处在重工业化阶段，具有明显的排斥劳动力倾向。另一方面，第二产业发展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这也是近年外商投资的重点，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约70％集中在制造业。制造业本来资本有机构成就比较高，加上外资的推动，进一步加快了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抑制了就业增长。相反，吸纳就业具有明显优势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影响到全社会就业规模的增长。第四，外商投资企业规模增长的同时吸纳就业能力减弱。目前，我国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40％，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8.3％，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达55.48％。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成为我国新增就业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随着外商投资的增加其拉动就业能力却相对减弱。有数据显示，1985年至1990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贡献为2.63，即外商投资每增加1单位，可以创造2.63个就业机会，而在1991年至2001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贡献为0.549，呈明显下降趋势。
三是高增长高储蓄。按照通常的规律，经济增长会进一步刺激投资增长，从而对储蓄产生影响，储蓄率会相应走低。但是，我国经济增长情况正好相反，经济高增长推动储蓄增长，而且增幅不断扩大。尽管2003年以来，我国投资增长攀高到40％以上，但国内储蓄增加更快，中国目前的储蓄率高达46％，居民储蓄存款15.6万亿元，预计中国的高储蓄率还将持续10年到20年。有专家研究指出，2005年我国国内储蓄总值占GDP比重已经超过40％，比世界大多数国家平均高出15—20个百分点。
过高的储蓄率对宏观经济形成多重压力。尤其是给银行带来压力。我国商业银行存差近年来也持续增加，2003年为49059亿元，2004年为63226亿元，2005年为92200亿元，分别增长23.8％、28.88％、45.83％。存贷比例持续下降，分别为75％、74％、68％。今年一季度仅4家商业银行存差达9.9亿，存贷比68.7％。
四是高增长高顺差。上半年实现贸易顺差614.4亿美元。6月份当月145亿美元。同时，我国进出口市场顺、逆差过分集中的趋势加剧：前5个月，我国对主要顺差来源地美国、欧盟和香港地区的顺差同比分别增长29.0％、18.3％和34.1％，而对东盟、韩国和日本的逆差同比增长21.9％。
尽管造成外贸顺差激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特殊地位。因此，短期内实现贸易平衡的难度较大，外贸顺差有可能持续增加。巨额贸易顺差的不利影响表现在：第一，贸易摩擦增多。1—5月，已有18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32起，涉案金额4.8亿美元。同时，贸易摩擦还呈从贸易领域向投资、金融等领域蔓延的趋势，冲击了我国外贸体制和汇率政策。第二，宏观调控难度增加。由于外贸顺差和外商投资持续增加，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到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达9879亿美元，比年初又增加1千多亿美元。为此，中央银行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上万亿元，导致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更加突出，遏制过度放贷行为变得更加困难。同时，激增的贸易顺差还增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第三，经济增长风险增大。快速增长的外贸和巨额顺差意味着我国经济与外需联系密切，而外需具有较大的不可控性，除受世界经济影响外，还受到政治形势、局部战争、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制约。这些因素导致的外需波动通过进出口部门传导给国内，引起税收、就业和外资流入的变动，进而增加我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五是高增长低效益。我国经济是典型的数量型增长，GDP规模很大，但转化为国民财富所占比重却十分有限。经济大而不强的问题比较突出。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算法，2004年中国经济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16.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3.6％、日本的4.0％，在世界20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9位；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17.9％，中国人均GDP仅为1703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4.0％、日本的4.76％和世界平均水平的25％，在世界20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10位。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数量增长和价值增长具体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表现，目前，在GDP与GNP之间存在的水平差距有明显拉大的趋势，虽然GDP增长速度较快、规模较大，但是由于在GDP构成中，超过一半以上是外资企业贡献的，对我们来讲这部分只是名义上的，并不可能真实地转化为国民财富。而反映国民财富指标的GNP，每年以相差1000亿元左右的速度增长，这足以反映出我国经济“量”的增长和“质”的增长差距。也就是说，在经济总量增长中，相当部分并没有转化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在很多情况下，是跨国公司在我国境内借地生财，汇走的是真金白银，留给我们的却是GDP。1990—2005年，在华外资企业汇出利润达2800多亿美元。中国美国商会2005年调查显示，约70％的美国公司在华赢利，约42％的公司在华利润率超过其全球的平均利润率。过去10年，中国产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近两年每年都节省1000亿美元以上。
六是高投资低消费。我国经济是投资增长型经济，经济增长仍主要靠投资来支撑，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占较大比重。反映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资本形成率，“六五”为34％、“七五”为36.9％、“八五”为39.7％、“九五”下降为37.6％、“十五”达到新高，其中2003年为42.3％、2004年达到44.2％，而世界平均水平不超过30％。2003—2005年，GDP年均增长10％，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8％。今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8％，其中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3％。与之相反，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持续大幅度下降，从2000年的73％下降到2001年的48％、2002年的40％、2003年的38％、2004年37％、2005年33％。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平均不足60％，1993年至2003年平均为59.5％，2004年为53.4％，2005年下降到50％以下。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左右。这种投资与消费的严重失衡，加剧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必然要影响到和谐发展及和谐社会建设。
七是转变增长方式与转变生活方式不对称。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增长与高成本”阶段后的必然选择。推进增长方式转变，一方面要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从根本上转变增长方式，因为增长方式粗放深层原因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另一方面，要与生活方式转变相结合。因为增长方式与生活方式是紧密联系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增长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又作用于增长方式，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推进增长方式转变。没有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增长方式的转变就难以真正落实。现在的问题是，在转变增长方式过程中往往忽视了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得增长方式转变失去内在的动力支撑。生活方式说到底是生活质量的问题，转变生活方式重要的是提高生活质量，由粗放的生活方式向高质量的生活方式转变，由较低水平的生活方式向较高水平的生活方式转变。这会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带来深刻的影响。
因此，要保持经济和谐发展，必须注意解决这些不和谐的经济现象，以便通过和谐发展巩固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