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社会根源--文化与社会资本的影响_社会资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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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15)04-0108-11

       一、引言

       腐败的滋生与其所在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腐败不能脱离社会环境，需要跨学科研究。经济学分析试图将制度视角引入腐败问题的研究①。这一领域研究最多的问题是腐败造成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最多。绝大多数的研究者已达成共识，认为腐败、经济增长(Mauro，1995；Lambsdorff，1998；Hall & Jones，1999；Jain，2001)与人类发展(

，2006)②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对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决定因素是否会导致腐败产生这一点仍然存在争议。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研究侧重于分析个人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将腐败问题归因于制度和组织因素。如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自身缺乏责任感，又独揽大权，他们往往会沦落为腐败分子。因此，改革者如果想减少腐败的发生，则需压缩自由裁量权，加大对官员的监管力度，同时削减政府权力。但结果证明，这些政策建议几乎都行之无效(Riley 1998；Rose-Ackerman，2000)③。

       这种基于委托—代理的微观经济学视角研究忽视了结构与代理之间的关系，未考虑交易发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因此存在一定的缺陷(Shihata，2000)。有证据表明，受社会经济大环境影响，个人会变得官僚主义，参与腐败活动。尤其是文化、共同价值观和个人所在的社会网络，会影响个人行为、经济运行方式以及制度和法律基础(Hofstede，2003)。此外，这些维系着社会结构、进而维系着经济结构的因素，很难通过政策加以改变(Treisman，2000；Paldam，2002)。

       研究商业道德时也应该考虑文化对决策的影响。社会文化不仅会影响人们对形势或规则的看法，还会影响对可替代行为及其后果的评估(Hunt & Vitell，1986)。因此，脱离文化从道义论视角或后果论视角对经济伦理进行评估的方法都是无益的。因而，有必要了解文化是如何影响伦理道德，特别是如何影响决策过程的(Sen，1997)。

       此外，更深层地挖掘腐败根源还需从制度角度剖析，以广泛应用的理论为支撑，引入社会文化变量。为此，本文从新经济社会学(NES)视角开展研究。新经济社会学提出社会文化理论，阐释了腐败产生的社会因素。社会和经济环境为腐败行为带来了便利，因而，要杜绝腐败行为，有必要重建社会文化制度，因为社会文化制度为腐败行为提供了条件(Husted，1999；Rose-Ackerman，1999；Lambsdorff et al.，2005；Lambsdorff，2002)。

       新经济社会学认为，一个社会的腐败程度与信任形式及道德规范相关。信任形式及道德规范在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中形成，并塑成社会认同(文化)的评价形式。就此意义而言，人们可以预见到，在一个注重社会关系或彼此依赖的社会中，社会上的信任程度比较低，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腐败问题的产生。事实上，一些源于这种文化模式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助长了腐败行为，导致腐败现象滋生。这一观点表明，当信任与社会网络和特殊规范而不是与整个社会相关时，腐败问题就会出现。本文根据已观察到的腐败程度，分析了各种文化模式与社会资本表现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建立了一个解释腐败滋生的模型，该模型将基于文化资本建立的模型(Lambsdorff et al.2005；Pena López and

Santos 2009)与纳入文化变量的模型结合起来(Husted，1999；Seleim and Bontis 2009)，以解释价值观、社会结构与腐败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意义。在理论方面，确定助长腐败行为的因素和妨碍根除腐败问题的因素非常重要。在实践方面，制定有效的政策以剥离助长腐败行为的文化因素，对反腐工作也极为重要。

       二、滋生腐败的社会文化背景

       要分析腐败产生的根源，首先应该界定腐败。古德对腐败有如下定义：从法律角度而言，一个公职人员或一个将成为公职人员的人，如在执行公务时偏袒或妨碍某人或某一群体，并由此为其本人或他人收受某种非法报酬，其行为即构成了腐败(Goode，1984)。从法律角度对腐败的这一界定得到了普遍认可，但弗雷斯特则(Freisitzer，1981)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一个相对狭义的定义，本文将采用该定义。弗雷斯特则对腐败的定义如下：腐败是一种不按常规的规范预期行事、主要通过占用公共资源为个人或一小部分人谋求利益的行为。

       弗雷斯特则的定义特别清楚地指出，腐败与提及的社会特点密切相关。借用特尼斯(To nnies，1947)的经典社会学术语，我们可以对比两个极端的社会：冷漠社会和人情社会。冷漠社会中个人之间没有关系往来，因此彼此间的了解非常有限，即使家人之间也是如此。相反，人情社会意味着人际关系网庞大，人与人之间彼此相互了解，在这种社会中，家人联系极为频繁，家人间关系亲密、互相帮助。

       这两种极端的社会模型对政府和公共资源管理机构的职能行使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冷漠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单纯，而在人情社会，保持社会距离是人们所不能接受的，即人们认为将自己最亲近的人与其他人同等对待是不对的。在人情社会，很难区分一个人的行为是腐败行为还是其他社会行为，因为这一行为可能没有立刻得到补偿，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后，得到了其他形式的社会补偿。

       此外，在人情社会，群体内成员关系密切，人们并不期待公职人员会公正地按规章办事，韦伯提出的官僚制度在此种情况下行不通(Weber，1964)，因为在行为保障方面，小群体内遵循的道德规范比建立在普遍原则基础上的道德规范更有保障。而且，在极端情况下，公职人员与他人之间的一些非法行为可能最终会因为这些故步自封的文化根源而变成合法行为。在这样的社会，政府修正经济的成本以及修正与私有部门之间经济关系的成本非常高，因而会影响经济的发展(Tanzi，1994)。

       鉴于社会环境的不同，犯罪经济学的传统分析方法可能更适用于冷漠社会(Becker，1968；Becker & Landes，1974)，对犯罪进行检举可能只有在韦伯式的现代国家才会有效。但在存在特殊关系网的社会，由于不能确定补偿形式，也不能实施惩罚，所以这些方法的有效性是极为有限的。

       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开展研究的学者认为，腐败实际上是一种代理问题，可以通过三个参与者构成的模型勾画出来，其核心是委托人—代理人和第三方(寻租者)(Rose-Akerman，2000)。委托人(政府行政部门、雇主、地方政府等)将决策权和资源管理权委托给代理人，代理人欺骗委托人，违背规则为寻租者提供非法收益。因此，腐败是正式和非正式违约，代理人滥用决策权，并因此获得报酬。

       上述关系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腐败是一种非法行为，其风险是不对称的。很显然，代理人与寻租者对违约都不能进行索赔。因此，问题是要确保即便冒着发现后受到惩罚的风险也要履行诺言。这表现出两个特点，互惠性(双方参与者必须互利)和秘密性(因为腐败行为会产生负外部效应)。因此，通过以下两种情况可以归纳出非正式保护的各种形式，一是小圈子内成员喜欢彼此依赖、融为一体；二是彼此间有着强烈的特殊信任，从社会学角度看，第二种情况与第一种情况相同。

       同样，在社交网络中频繁交往的意愿，以及与寻租者建立相互依赖关系的能力，可以创造回报对方或惩罚对方行为的机会，这样可以使彼此忠于对方，进而使非正式契约关系更加牢固(形成小圈子……)(Husted，1994)。

       简而言之，若要分析某一经济体的腐败程度，需要考虑该经济体的法律体系、政府规模和当局为实现其目标采取的措施，但腐败问题长期存在似乎与社会文化因素有关。文化因素与社会关系网交织在一起，不仅会影响公权力的公正性，还会影响惩治腐败的力度。下文将从文化和社会关系网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文化与腐败

       文化是约束社会行为、塑成社会规范的意义、符号、价值观以及是非判断的综合体系(Kluckhohn，1951；Hofstede，1999)。与之观点相似，格尔慈指出，文化是多种意义的交融，人类以此阐释自身的存在与经历，驱使自身行动，即文化是人类行为的导向，是阐释自身行为意义的符号体系(Geertz，1957)。

       文化影响并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文化具有不确定性，但作为一种潜意识的思想体系，它反映了某一特定社会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等，并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个人的选择(Parsons & Shils，1990)。然而，社会结构是行为的社会形式体现，是现存的关系网。因此，文化与社会结构(社会)是紧密相关的两种现象。

       对文化定势进行分类很复杂，尤其涉及如何确定其维度。可供参考的文化定势模式有两个，分别是霍夫斯泰德(Hofstede，1999)提出的四维模式和施瓦兹(Schwartz，1994)提出的七维模式。

       鉴于霍夫斯泰德模式更为具体，本文采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模式④。该模式基于40个国家超过12万份的问卷调查，归纳了四个维度的文化特点，这些特点多年来一直没有变化。这四个维度分别是权力距离、个人/群体、男性/女性、风险规避。基于上述维度分类，我们可以建立几个基本假设，分析其对腐败程度的影响。

       霍夫斯泰德将权力距离定义为：组织机构中职位较低的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公现象的容忍程度，或者换一个角度而言，是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社会距离。

       但当前对这一维度影响的解释有些模棱两可。因此，有人从商业道德角度出发，认为在一个权力距离明显的社会，往往是上级决策，下属遵照执行(Vitell et al.，1993)。

       然而，从社会经济学角度分析，这一维度的影响非常大，这表明，深受家族式管理的文化影响，下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上级。人们注重权力距离，因此，社会关系网为彼此依赖提供保护。委托人会偏袒忠心耿耿的代理人或下属，而代理人或下属则对委托人俯首帖耳。因此，决策不符合精英标准，甚至可能会产生平行代理关系，这种关系缺乏透明度，问责无力。同时，由于委托人的职位缘故，权力距离可能为委托人获得额外利益创造条件(Husted，1999)。由此，我们提出第一个可验证的假设。

       假设1 在有些社会，相互依赖的文化氛围很浓，而且人际关系表现出一定的权力距离特点，这些社会的腐败程度往往都很高。

       个人/群体因素是指个人相对任一形式的群体哪个占主导，即该因素反映了个人作为群体成员按照集体方针行事的程度。这一因素强调了个人决策或内部群体关系决策的程度。在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人们根据自身利益行事，而在崇尚群体主义的社会，个人会优先考虑群体利益而非个人利益，并期待群体同样也会关心其个人利益。当前，将个人/群体与权力距离维度联系起来的趋势非常明显，因为权力距离小的国家都具有个人主义突出、透明度高的特点。相反，在个人决策时考虑群体利益则会促使腐败关系网的滋生，因为个人会优先考虑关系网内的成员。

       然而，基于道德角度的解释则恰恰相反。在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个人做决策时不考虑私人和官方因素，甚至会牺牲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Vitell et al.，1993)。但从本研究的出发点考虑，滋生腐败的关系网络在重群体、轻个人的社会出现更符合常理。由此，我们提出假设2。

       假设2 重群体而非个人的文化，由于可以形成为内部组织谋利的关系网，因此更易滋生腐败。

       男性/女性维度体现的是个人对物质成功的追求，或存在竞争态度与对高质量生活的渴望。这一维度也反映了长期以来，男性与女性对实现和谐、平等的人际关系所关注的程度不同。在女性地位较高的北欧社会，尤其关注生活质量和性别平等。就此意义而言，这证明了维特尔(Vitell)指出的，男性占主导的文化对道德问题不够敏感，通常对有问题的做法持更加宽容的态度。在这种男性占主导的文化中，由于决策者未将道德因素考虑进来，所以可能不会认识到某些道德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男性在社会中所处的主导地位与腐败问题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3 在男性占主导的文化中，决策者往往不易认识到道德问题，也不受正式或非正式道德准则影响。因而，这些社会对腐败问题往往更加宽容。

       最后，风险规避反映了人们对新事物或变化的反感，以及对稳定与规划的重视。此外，与前两个维度相似，从道德角度对风险的论述也存在不同观点。例如，乌奇(Ouchi)认为，风险规避程度高的社会对违背常规的行为容忍度很低。相反，风险规避程度低的社会往往会做出要具风险的决策，做这些决策时，个人利益会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但这一解释可有不同理解。在一个风险规避程度高的国家，个人显然都将安全问题置于首位，不允许非正规行为的出现。本文认为，风险规避是创业和自由市场发展的主要障碍，风险规避和群体关系可能造成的主要影响是加剧腐败，因为腐败是降低群体内风险的习惯做法。

       假设4 风险规避程度高会伴随群体保护，这一趋势可能会促使腐败网络形成。因此，风险规避程度高的社会，腐败程度往往也高。

       总之，假设有两种文化，一种是崇尚群体主义、社会不公平现象严重(权力距离大)，或彼此相互依赖、追求物质收获(男性占主导)、风险规避程度高的文化；另一种是崇尚个人主义、权力距离小、追求生活质量、风险规避程度低的文化。相对于后者，前者的腐败程度更高。

       (二)腐败与社会资本

       经济学将资本分为四类，其中两类比较常见：自然资本(自然环境)和物资资本，但这两类资本都无法反映出人类的独特性、能力和彼此间的相互关系。人力资本(技能和知识)与社会资本(关系结构)的概念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从而使对某一特定社会的资本禀赋分析更加全面。

       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很多，本文倾向于科尔曼(Coleman)、帕特南(Putnam)和布迪厄(Bourdieu)的解释。通过对这些定义的梳理，本文对社会资本归纳如下：社会资本由关系网络和社会准则构成。关系网络是指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网，这些网络的形成可能是为了彼此间相互沟通，也可能是为了获得社会、经济帮助。社会准则是指互惠的社会规则或彼此期望合作，最终实现信任、共事的社会规则。

       依据这一总结，社会资本可分为三种形式：1.粘合性社会资本，表现为家族关系、与同一家族成员或与关系密切的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2.桥接性社会资本，表现为与其他关系不密切的(因种族、社会经济等因素集结的)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3.连接性社会资本，表现为个人和/或群体与任何形式的权力之间的关系(Woolcock，2001)。因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层次分析社会关系：1.微观层次分析(与同等地位的人之间的关系)；2.中观层次分析(与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3.宏观层次分析(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在此分析背景下，社会资本的基本表现形式是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因此，我们需要考虑腐败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腐败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不明显，也尚未形成定论(Uslaner，2005；Paldam & Svendsen，2002；Grootaert，1998；Bjornskov，2004)。社会资本概念既复杂又含糊，尤其是还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需要分析这些表现形式与腐败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因为上述各种社会资本类型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社会效应。

       要解释社会资本对腐败的影响，就需要做些详细说明。助长腐败滋生的价值观和规范能否形成，取决于小群体内部成员的相互信任及亲密程度。首先，对那些加剧腐败背后的非正式契约行为要有合理预期。其次，与积极的社会资本相反，消极的社会资本不会因为成员间彼此相互依赖关系的消失而消失，相反，它会稳定下来。究其原因，是腐败网络的维度及成员间亲密程度有限。

       社会资本的通常表现形式(连接性社会资本和桥接性社会资本)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表现为普遍信任)，注重经济和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强调与社会关系密切的群体结成特殊网络、成员间彼此信任的社会资本表现形式，前文将其归类为粘合性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表现形式会助长腐败行为(Graeff，2005)。有些社会的关系网成员间有着家人般的信任，彼此相互依赖，这些社会的成员关系密切、交往频繁，因而更容易形成便于隐性腐败的网络，甚至会促使社会接受腐败行为。这一点的意义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发现，特殊信任程度很高时，社会的普遍信任程度都很低(Pena López &

Santos，2009)。

       普遍信任(连接性社会资本和桥接性社会资本)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资本，但从微观层面来看，社会资本或社会关系可能有利于建立小群体成员间的相互信任，而非社会普遍信任关系，并在这些信任关系基础上建立隐性契约，因此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基于上述考量，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 积极的社会资本(开放的社会关系网络、普遍信任和通用准则)与腐败程度负相关。

       假设6 基于特殊准则和特殊信任的社会资本青睐腐化的代理关系，并放纵腐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支持非法交换，因此，将其归类为消极的社会资本。

       简而言之，如果与普遍的道德取向联系起来，社会资本将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因为道德取向与准则要求行为主体考虑其不参与契约的得与失(外部性)，进而评估其自身行为。相比之下，社会资本微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表现形式则与腐败网络，甚至与腐败政府有关。

       三、实证分析

       本模型从国家层面实证分析了社会文化因素与结构性的腐败感知指标之间的关系。为确定引发腐败行为的决定性社会文化因素，本文采用了一个分析框架，此分析框架显示，腐败与普遍信任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与社会资本的特殊表现形式(特殊信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本文还认为，加强利益群体关系的社会资本表现形式(根据奥尔森(1965)的解释)与腐败之间有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腐败与权力距离大、群体主义、男性主导和风险规避程度高之间有正相关关系。

       虽然本文分析中采用的主要变量是信任(社会资本表现形式)和文化维度，但在模型中也包括了开放度、产权、经济自由度和人力发展等指标，这些指标的影响已在上文提及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指出。

       (一)数据来源

       本模型的数据来源于以下几个途径。首先，以透明国际清廉指数(2001)衡量腐败程度，该指数是一个综合指数，由多个领域、不同程度的可感知腐败指数(0～10)构成。最高数值对应零腐败，因而与指数值呈负相关关系。其次，人类发展指数用以衡量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其所采用的变量被用来分析各国发展水平。再次，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统计数值来源于2001年的世界观调查问卷。该调查显示，(一国的)普遍信任指数和特殊信任指数被用来指代积极的社会资本和消极的社会资本。自由之家(2001)提供的公民自由度指数则体现了政府监管、干涉与自由市场(财产保护、资本自由流动等)的情况。最后，本文采用了霍夫斯泰德(1999)模型的文化因素数值。

       (二)经济计量模型分析

       本模型中主要变量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1.文化变量与制度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很大；2.普遍信任与腐败之间的相互影响很大。首先，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风险规避各因素之间存在显著关系⑤。崇尚关系平等的国家通常盛行个人主义，也更倾向于冒险。同时，考虑这些因素与社会资本微观层面、中观层面表现形式的关系时应该注意到，一个国家如果盛行人主义—平等主义、风险规避程度低，则这个国家也往往会伴随有横向团体多⑥、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程度高的现象。这类国家通常经济发达、人力资源层次较高。由于这类国家的制度约束少，即经济方面更加自由，因此，这些国家的制度框架也反映了其社会文化框架。

       普遍信任与腐败之间的相关性表明：1.两个变量之间有相关性；2.腐败程度高(透明度低)与普遍信任程度低有关。与之相似，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风险规避等数据显示，这些因素对所提及的变量有显著影响，与本文假设相同。群体组织的情况与之相同，横向团体似乎有助于提高信任程度和透明度，但政治团体和宗教团体等纵向团体则不会。纵向团体可等同于奥尔森的利益团体，往往会降低普遍信任程度和透明度。

       经济计量分析有助于确定制度、文化和社会等变量对已观察到的腐败程度的解释力⑦。

       第一组回归模型(表1，模型1)分析了腐败与政治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政府规模、经济活动干预情况以及经济活动框架的法律界定等相关变量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首先，腐败与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有显著关系；而且与产权界定的关系尤为显著⑧，但与公共支出量(公共支出/GDP)的关系不显著。这表明，对腐败程度有影响的不是政府规模，而是其监管情况。从政治视角来看，这一结果表明，产权界定的缺失是主要变量，是腐败高发的原因。其次，这一结论也与克拉顿(Kranton)和坦齐(Tanzi)在论述市场与公共权力行使世袭制的冲突时所提观点一致。由于人们可参考这类指数，因此对该回归模型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但以下模型则侧重于分析社会文化变量。对社会资本影响的分析证实了尤斯兰纳(Uslaner)的一些研究结果(2002)，特别是评估模型2(见表1)显示，表现形式为“普遍信任”的普通社会资本与透明度高或零腐败有显著关系。因此，本回归分析证明，社会资本匮乏是导致腐败的关键原因。

       但这种关系的分析必须考虑上文对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之间冲突的分析。首先，普遍信任与政治制度信任(而非个别政党信任)以及零腐败(透明度高)有关。其次，家族关系密切的重要性则呈相反方向变化(表1，模型3)。因此，当模型变量比较多，包含了不同信任形式时，小群体的信任形式(特殊信任)则与腐败相关(表1，模型4)。

       这可以证明家族或支持腐败的利益群体(政党、工会等)成员间关系密切的重要性。对因机制问题导致经济发展不佳的社会，建立在非市场机制作用下的互惠关系，则为其提供了另一种(次优)解决途径(Kaufmann & Kraay，2002)。

       按照这一方法，推行市场机制是降低腐败的途径之一。从这一角度而言，应该强调“商业诚信”这一变量的作用。商业诚信及市场发展情况似乎与普遍信任有关，与特殊信任无关。这一发现与克拉顿关于体制冲突的论述观点相一致(Griesshaber & Geys，2011)。

       模型5(表1)包含了制度和社会文化维度，非常具有说服力，证明了本研究的假设。一方面，证明了信任的不同表现形式(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与腐败程度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证明了透明度低与最大程度地限制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有密切关系。

       总之，样本经济体的分布情况凸显了社会文化、历史、制度等决定性因素对腐败的影响。文化传统对普遍信任的影响非常显著，由此可以归纳出一些具有近似特点的国家。信仰天主教的拉美国家，通常对特殊信任或违背道德规范的家族主义(重视家人及同辈群体关系)兴趣不大。东方社会相对来说特殊信任程度较高，而普遍信任程度低，因而腐败程度高。最后，那些信仰新教的国家，其信任程度和透明度程度显然最高。

       表2的回归模型从文化角度解释了已观察到的腐败程度。权力距离和个人/群体变量对腐败程度有很强的解释力，对腐败程度影响巨大(表2，模型6)。

       模型显示，权力距离因素最具有说服力，该因素甚至可以取代其他文化变量(表2，模型7)。因此，注重相互依赖的文化，或接受社会距离和文化决定的等级结构，与腐败程度高有正相关关系，其影响超过所有其他文化因素。

       如前文所述，个人主义衡量了个人与群体规范和价值观抗衡的力量。与之相反，群体主义的特点是人们从一出生开始就与强大而又具有凝聚力的群体结合在一起，群体保护其一生，人们则以对群体保持忠诚作为回报。两个维度之间有联系，个人主义突出的文化明显倾向于平等主义，因此需要使用两个截然不同的评价维度。

       如上所示(表1，模型3)，普遍信任作为一个国家积极的社会资本的指标，与腐败呈负相关关系。将两个变量(权力距离和信任)纳入同一模型(表2，模型8)，尤其再将特殊信任指标也考虑进来时，结果就更具有说服力(表2，模型9、模型10)。

      

       评估模型结果证实了本文对各种社会资本表现形式与腐败之间关系的假设(假设5和假设6)，以及两个文化维度对腐败影响的假设。结果证明，权力距离和个人/群体这两个维度与腐败有显著关系，这与本文假设相同(假设1和假设2)。其余两个未证明有显著关系(假设3和假设4)。

       简言之，基于社会文化视角，文化传统以及与之相关的现存社会关系网络可以解释腐败问题。我们将社会关系网络称为相互依赖的文化，身处其中的下级认为上级独揽大权合情合理。这种态度支持不同级别的人之间建立隐性的非契约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下级听从上级的指令，对上级保持忠诚。从更严格的社会视角来看，腐败与普遍信任或积极的社会资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反，腐败与特殊信任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制定反腐败政策时应考虑文化背景，以便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单纯基于委托—代理分析制定的政策，而不考虑文化因素的契约关系与社会关系网络，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政策实施效果不佳的原因。要杜绝腐败现象滋生，有两个措施非常重要：教育政策和隐性契约(违背道德规范的家族主义、稳定的政治关系网络、透明度低等)监管形式。

       四、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凸显了腐败的决定性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通过评估模型，本文得出结论：以普遍信任为表现形式的积极的社会资本与透明度(与腐败负相关)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本文还证明，彼此信任的特殊关系具有相互矛盾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道德情操”不能严格依法限制交换，则互惠就会与腐败并行，并成为腐败形成的温床。因此，我们必须区分积极的社会资本(普遍信任)和消极的社会资本(特殊信任)，因为消极的社会资本会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基于更广的社会文化视角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文化基础(我们称之为相互依赖的文化)与腐败有显著关系，这与注重特殊信任(消极的社会资本)、认为存在权力距离合情合理的文化有关。在这种文化中，互惠网络(违背道德规范的家族主义)为腐败提供了有利条件，信任与个人而非整个社会相互依赖的网络相关。因此，有些国家的腐败程度高，或具有助长腐败滋生的条件。

       由于腐败发生与否取决于文化变量，因此，公共干预能力会大打折扣，至少在短期内会大受影响。本研究结论认为，应采取政治措施打击腐败。例如，提高自由度、扩大民主、宣传普及诚信文化、设计适当的制度框架，这些都是实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途径。然而，社会资本是长期投资的结果，而且异常稳定。因此，短期内不太可能影响上述环境，但其他因素，如新闻媒体间的竞争、甚至政党间的竞争，以及教育政策则具有积极作用。

       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我们必须考虑到腐败几乎成为一种惯例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反腐败法律法规的效力会受到严重影响，因为这些法律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的根源。此外，尽管这些法律增大了交换的风险，但另一方面也固化了腐败网络，使其更加排外。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流动机制可以避免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或避免寻租者与代理人之间建立信任，从而限制代理人的权力。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仅从宏观层面分析了社会文化因素对腐败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考虑这些因素微观层面的影响。基于行为主义视角，从微观层面探讨引发腐败的个人决定性因素会有一定的意义。

       原文为“Does Corruption Have Social Roots? The Role of Culture and Social Capital”，发表于《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4(122):697～708。

       注释：

       ①随着多国腐败数据的出现以及制度研究项目的开展，20世纪最后25年，从经济学视角研究腐败问题已经成为研究重点之一。Rose-Ackerman(1975、1978)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被视为从经济学视角研究腐败问题的开始。

       ②但应该注意到，对该观点的解释各不相同。一些研究表明，腐败与经济产出水平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Kaufmann & Kraay,2002; Canavese,2006)。根据这些观点，在政府职能低效的情况下，腐败或许是克服官僚主义弊病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③通常，个人滥用政府权力会降低国家修正市场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过程可以理解为国家权力私有化，在该过程中，修正市场的职能没有归还给市场，而是交给了政府官员(LaPorta et al.，1998；Tanzi，1998；Leite & Weidmann，1999)。此外，经济活动中交织着各种市场关系，压缩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分权制衡，在减少经济活动腐败问题方面意义重大(Johnson et al.，1998；Fisman & Gati，2002；Treisman，2000；Kranton，1996)。此外，新闻媒体间的竞争，甚至政党间的竞争，都可以有效地减少腐败的发生。因此，在专制政权下，腐败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Treisman，2000)。

       ④以往的研究应用霍夫斯泰德模型对商业道德进行了建模分析(Vitell et al.，1993)，但这些研究未考虑经济变量，导致对道德问题以及现存非正式行为准则的分析具有一定局限性。

       ⑤唯一一个不相关或影响不大的因素是男性/女性维度，该维度也是唯一一个不受其他文化和社会资本表现形式影响的变量。事实上，霍夫斯泰德本人认为，无论社会发展水平如何，男性/女性度维度综合了多个方面，这些方面有着不同的体现。

       ⑥横向团体是由同等地位的人自发形成的团体，与之相对，纵向团体则是上下等级分明、直接与某些形式的权力相关的团体(如政党等)。

       ⑦本文采用了普通最小二乘线性模型，使用了横截面数据。

       ⑧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是一个综合指数，由几个相关指数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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