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庆龄的民族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庆龄论文,意识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探讨和研究宋庆龄的民族意识，不仅对深入了解她的生平和思想是必要的，也是深刻认识她所献身的那段中国革命的历史的需要，她的一生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宋庆龄在其全部革命活动中都显示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她是一位“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1〕的伟人，她的思想随着时代一道前进，其民族意识总是具有时代特征并同她所掌握的进步与科学的革命理论相融合。概括地说，宋庆龄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观，就是满怀民族的自尊与自信，对外国人不亢不卑，完全平等；坚持中外交流，锐意图新，百折不挠，自强不息，以推动中华民族为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是宋庆龄在总结祖国数千年文明史和近百年救亡图存奋斗史的经验、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人类进步思想成果，并在其终生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进行的奋斗中铸就的一种不朽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当具备，并要不断发扬光大。这是完成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腾飞的需要，是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当今之世重塑我们古老民族被世人尊敬的崭新形象的需要。
一
宋庆龄出生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的一个很特殊的家庭。这个家庭既保持本民族的特色又接受欧美的近代文化和生活模式。家长既重视让子女接受西方教育，又坚持让他们了解自己国家的悠久历史，尤其注重帮助他们认清本民族在列强欺凌下而经受屈辱的现状，殷切期望将子女培养成对国家民族的有用之才。这个家庭还积极支持推翻腐败专制的清王朝的民主革命。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宋庆龄从步入青年时代开始即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便不足为奇了。
当宋庆龄还在美国乔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留学时，即多次就中华民族的历史、现状及其对人类的影响等问题发表见解，并明确指出作为中国人对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应有的职责。这时她才十八、九岁。
在大学三年级一次历史课的课堂讨论中，宋庆龄有理有据地反驳了关于古老的中国如同埃及、巴比伦、罗马等几个文明古国一样正在被淘汰的错误言论。她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说：“我不同意中国已经被淘汰或即将被淘汰的说法。因为，这个观点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有着灿烂的古代文化，出现过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文明古国，既然对世界的昨天发生了重大影响，就不可能不对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产生巨大影响，这是一。”她进一步指出：“第二，中国的现实是，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事变，许多仁人志士组织革命团体，在策划革命。”她用所知道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中国同盟会等革命团体从事革命活动和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的事实告诉同学们，“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正在流血，正在奋斗，以唤醒中国的民众”。“中国这头睡狮开始醒来了”，“它的怒吼会使整个世界发抖的”。宋庆龄的发言使同学们叹服并得到历史教授的嘉许，称赞她具有“不同凡响的思想”〔2〕。
1912年4月，当宋庆龄从父亲的来信中获悉辛亥革命已经成功， 清朝专制政府已被推翻，便满怀激情地撰写了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政论文章，在院刊《威斯里安》上发表。她对辛亥革命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一革命的“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平等”，只是“博爱尚有待于争取”，而对人类社会来说，“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身上”。这种评价自然不无过头之处，这对于一个不到二十岁的热情的革命青年往往是难以避免的，可贵的是宋庆龄从这次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曙光。宋庆龄对祖国的挚爱和民族自豪感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写道：“一个民族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国土广袤居世界首位，文化辉煌灿烂，她在推动人类向上的事业中不可能不具有影响力。中国是首先创建了刑法法典的国家，她的哲学家对人类思想作出过某些最宝贵的贡献，她的浩瀚的文献赢得了学识渊博的、终身研究中国的欧洲学者的赞赏，她的社会和道德伦理的准则，几乎是任何其它国家无法比拟的。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3 〕在宋庆龄看来，这个伟大民族充满希望并必然将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然而，这种民族自豪感并不是民族优越感。宋庆龄并不认为本民族的一切东西都是值得赞扬的，主张摒弃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陋习；她并不排外，而是提倡学习外国一切先进和有用的东西，只是这种学习不是要把国家和自己“洋化”，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使我们古老的民族赶上时代潮流。在前述的那次历史课的讨论中，宋庆龄坦然承认“古老而盛极一时的中国落伍了……这是不应该否认的事实”。但是“我的祖国不乏人力，我们的人民不乏聪明的气质和刻苦的精神”，关键在于“缺乏知识”〔4〕，缺乏现代的科学技术， 缺乏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的一切先进的东西，因此，需要向外国学习。她在发表于1911年的一篇题为《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的论文中写道：中国留学生应该“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回国去“解决中国当前的各种重大问题”〔5〕， 中国正“赋于这些留学生广阔的工作领域和无限的机会”〔6〕。宋庆龄的这种态度， 既有别于不加分析地将本国古已有之的一切东西都视为宝物而盲目排外的迂腐的国粹派，也不同于认为中国什么都不如外国，一味崇洋媚外，鼓吹全盘西化，甚至以为只有离弃自己的祖国才能寻求个人出路的那些人。
这个时期的宋庆龄，崇尚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资产阶级早期的民主主义思想，并使之贯穿于自己的民族意识之中。这对于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下正进行着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国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站在时代前列的。
二
宋庆龄结束在美国的学业后，立即投身于久已向往的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革命事业。1913年秋，她来到自小就敬佩和景仰的中国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缔造人孙中山的身边，1914年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5年和孙中山结婚。这样，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和革命伴侣而置身于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
宋庆龄在孙中山身边从事革命斗争的头几年，一直在逆境中苦斗。这个期间，“二次革命”失败了，袁世凯死后，国家政权仍被控制在北洋军阀手中，两次“护法运动”均相继受挫，孙中山终因“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而陷于苦闷和绝望的境地，深感“孑然无助”。然而，1917年俄国爆发了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19年北京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几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给孙中山带来了新的希望，指明了新的革命道路，也使他找到了新的力量泉源。从1918年以来的几年间，为了争取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援助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孙中山与上述各方迅速取得联系，与其代表进行了一系列接触、会晤和谈判，直到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和改组国民党，至此，孙中山三十多年的革命生涯始遇转机，中国革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同时，在此期间，孙中山顺应时代潮流，使自己的政治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他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对自己的政治学说——三民主义进行了一番革命性的改造，使之由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
在这一时期，宋庆龄的民族意识必然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一样在发展变化，而且二者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十多年来，宋庆龄与孙中山并肩战斗，在孙中山经手的许多对内对外的重大事务中，她参与起草函电，处理文件，充当翻译和研讨对策，始终坚定地拥护孙中山的主张。他们出生入死，共同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对宋庆龄来说，受到了血与火的洗礼，她已经从一位充满激情和理想的爱国青年锻炼成一位成熟的职业革命家。只是，孙中山逝世以前，她很少公开发表言论，因此，难以对她在这段期间的民族意识的新发展作系统的阐释。但是，孙中山逝世后，她挺身而出，坚定地捍卫孙中山的伟大事业，并以其个人的崇高威望，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冬又在武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的五位成员之一，成为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从这时起，她在所发表的文章、讲话、声明和宣言中，多次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作了精辟的阐述，这也表明宋庆龄的民族意识较之青年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总括地说，从宋庆龄回国到大革命时期，宋庆龄的民族意识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宋庆龄一再向国人揭示：由于“我们国家受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而“他们压迫我们最利害的就是不平等条约”，使得“我国人民的生存问题更危险了”，加之“帝国主义者任意屠杀我们民众……简直拿最野蛮的民族对待我们”，使得我们处于生死关头。至于军阀武人不但“不能保护人民，反为帝国主义做走狗，甘心做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的工具”，所以，她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作为争取民族解放的首要任务。她说：“我们民族要在世界上生存，非一致联合打倒帝国主义不可。如要打倒帝国主义，又非先把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打倒不可。”〔7〕
第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当1925年的五卅惨案引发全国人民的反帝怒潮时，宋庆龄以满腔热忱支持广大群众抗议英日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暴行的这一爱国行动。认为五卅运动是中国人民三十年来之“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她竭力主张应当善用此次“爱国火焰”，“使成积极有益之努力，以解放中国脱离英日帝国主义之压迫”，她呼吁“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人民之民族精神，为长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针对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显露的对帝国主义妥协的倾向，宋庆龄警告说：“今日最当恐惧预防者，为国人之自相分裂和中道气馁，尤忌违反公理之调和。”因为，与帝国主义斗争“万无调和之余地”，“吾人今日万不可只顾目前之小利小害，而失远大之目的与彻底之主张”。〔8〕
第三，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宋庆龄强调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实现新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这是“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9〕过的。孙中山之所以主张必须联俄， 这不仅“因为苏联没有以不平等条约加之于中国”，更由于“苏联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力量最为强大”。至于必须联共，是因为“孙中山认识到在与国内军阀和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的时期中，国共两党有合作的必要，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最大的动力，通过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宣传力量，可以使国民党控制党内军人，使他们服从政治当局”。因此，“国民党如能和这两种伟大的革命力量建立正确关系，就会大大地帮助革命，使中国获得国家的独立”。关于扶助农工，这是三大政策的根本。宋庆龄说：“工人农民是两大基本群众，他们代表全国约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10〕，而且“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11〕。没有工农群众的英勇斗争，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是无法实现的。
与青年时代相比，作为成熟的职业革命家的宋庆龄，其民族意识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早期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同，此时她已坚定地将以工农为基础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即新三民主义思想贯穿其民族意识之中。对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应采取什么手段这个问题，她的观点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青年时代，她认为，自由平等理想的实现“不是靠罢工、暴动、政治动乱，而是靠普及教育和启蒙运动”〔12〕这类温和的手段；而现在她却宣称：“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13〕“中国如果要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现代各国的斗争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彻底改变半封建的生活情况，并以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国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纪制度。这一工作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完成。因为国内军阀的腐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外夹攻，不允许我们有那样漫长的时间来采取逐渐改进的办法。”〔14〕早期的一切社会改良的思想影响早被宋庆龄彻底清除。
三
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一如既往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为保卫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进行顽强的斗争。同时，她还积极投身于国际上反对法西斯暴行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正义事业。她被国际进步舆论赞誉为“伟大的孙逸仙理想的真实的承继者”，“名符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宋庆龄不仅被公认为是中国革命杰出的领袖人物，也深受世界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人们的衷心拥戴。 她是1927 年12月在比利时和1928年12月在德国召开的两次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的名誉主席。1932年，她是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筹备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933年9月， 她又被推选为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主席，她还是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6月， 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宋庆龄任主席。 1938年6月， 她在香港与中外知名人士一道创建保卫中国同盟，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她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的鼓舞者，又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面光辉旗帜。
当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出卖中国革命时，宋庆龄立即同这些叛徒划清了界限。1927年7月14日，她在所发表的声明中， 明确宣布，对于蒋介石、汪精卫把持下的“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15〕。1929年5月， 她再次声明：“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16〕同年8月1日，她在致国际反帝大同盟的电报中向全世界揭露，蒋介石集团“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17〕。1931年12月19日，宋庆龄为蒋介石残酷杀害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发表通电，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对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以来所犯罪行的总判决。此时，她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身上。她说：“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18〕这表明，宋庆龄已经把在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注入于她的民族意识之中。这时，她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她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和同志。虽然，她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却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视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华民族灾难最为深重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从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直到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致使我们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人民忍无可忍进行了全面抗战。三十年代，就世界范围而言，正是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统治已经形成并日益猖獗的时期，对世界和平构成极大的威胁。当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危难之际，宋庆龄勇敢地置身于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和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暴行与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列，为捍卫本国领土主权与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正当在日本侵略下中国处于国破家亡的危险境地，宋庆龄毅然提出必须以“武装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主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9〕为了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宋庆龄在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阐述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痛斥蒋介石集团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她认为长期以来，蒋介石政府“对日寇让步又让步，日本只要恐吓一下，就可以达到目的，它只要派一些军队、几架飞机来威胁一下，中国政府就会立即让步”。〔20〕不仅如此，这个政府竟然禁止人民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蒋介石坚持进行反革命内战，将其所掌握的军队用来屠杀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这就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实质。而这样“自相残杀的结果，使国家受到破坏，人民大众的生活日陷贫困，日本才能攫取我们东北四省，再继续侵略我们的土地”。〔21〕这是个大错误，只有加以改正，才能出观团结抗战的局面。
第二、必须清除“恐日”思想。患有“恐日”病的政客们，往往过高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人民力量，说什么中国太弱，抵抗不了日本。这是发动全面抗日战争的一大障碍。宋庆龄通过对中日两国国力的具体分析，对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她指出：“我坚决相信，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并且能够而且必须准备收复失地，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已经觉醒起来了。”加之“中国土地广大，资源富有，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不能支持一场对中国人民的长期战争的。即使中国不得不单独与日本作战，也不会打败的。但是中国是不会孤立的，因为中国有全世界的同情”。 〔22〕宋庆龄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早就洞察了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实质。
第三，为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抗日战争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在宋庆龄看来，要是没有群众运动的支持，就能把国家从日本的侵略中解放出来，这简直是愚蠢的想法。而要发动群众，就必须实行政治民主。为此，她明确要求蒋介石集团结束“训政时期”，尽速召开国民大会，使广大人民群众能享有民主权利。她还要求废除新闻检查，实行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这样才能唤醒群众，为抗战做好准备。
第四、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唯一保证。宋庆龄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合作抗日，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1934 年4月20日，她联合何香凝等署名发表《中华人民对日作战纲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建立统一战线的纲领。1936年11月，她呼吁“联合国内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3〕。1937年2 月，她与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十四人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交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并在向全会的演说中强调：“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证中国的国家完整。”〔24〕以国共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宋庆龄认为，这是中国有效抵抗日本侵略的唯一保证。破坏了统一战线，就是破坏抗日。所以她始终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与蒋介石集团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罪恶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宋庆龄还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同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法西斯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都是打击共同的敌人，彼此休戚相关，应该结成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人民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应当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但她坚持救国首先要靠自己，中国人民要以世界反法西斯战士的身份来接受国际援助。她认为，援助是双向的。我们接受了国际援助，但我们也以自己的斗争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中国人民既是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也是为全世界的自由民主而斗争。中国人民的胜利就是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共同胜利。她强调：“只有把援助和我们自己的一切力量用在比以前更艰苦的战斗上，我们才有资格要求援助。只有这样，中国的土地才能得到解放，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25〕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宋庆龄一系列有关中国民族的解放斗争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的相互关系、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相互关系的论述是以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问题的理论为依据的。这个时期宋庆龄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意识，是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是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她在这方面所作的理论贡献，是中国人民革命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抗战胜利后，由于蒋介石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并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使全国人民在战后建立和平、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期望成为泡影。宋庆龄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内战和卖国政策，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当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之际，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缔造者之一，参加了人民政权的筹建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到宋庆龄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两度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两度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在国际上，她是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她一直积极参与领导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参与领导世界和平运动。
新中国的建立，使宋庆龄数十年来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夙愿得以实现。几年之后，她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中国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达到目的”。“伟大的人民力量已经推动了历史的车轮，通过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一变而为独立自由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充满着无限的光明前景。不仅把孙中山奋斗一生的理想变成现实，而且远远地超过了他的理想”。〔26〕毫无疑问，宋庆龄为这一历史巨变，为实现孙中山的伟大理想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作出了永载史册的巨大贡献。
对于宋庆龄这样一位以毕生的奋斗参与缔造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家，对于这样一位为世界和平和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而斗争的伟大战士，国际友人一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赞誉宋庆龄是给予别人光明的灯塔，卓有影响的妇女领导人，在中国历史巨变中发挥了伟大作用的爱国者，是热爱国际和平和社会正义事业的人们应该效法的榜样。〔27〕这些对宋庆龄的颂扬实际上是我们伟大民族和国家的光荣。她是我们民族的楷模。今天，无论是生活在华夏大地或是生活在世界上任何地域的中华儿女，都应当效法宋庆龄的榜样，以一个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姿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盛的新中国，为中华民族光荣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斗。
注释：
〔1〕《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第29页
〔5〕〔17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3、266页
〔2〕〔4〕孙永猛：《女中之杰宋庆龄》，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第17—20页
〔3〕〔7〕〔8〕〔9〕〔10〕〔11〕〔13〕〔14〕〔15〕〔16〕〔18〕〔19〕〔20〕〔21〕〔22〕〔23〕〔24〕〔25〕《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1—4、36—37、25—26、44、49—50、44、47、49、43、72、85—86、137、192、210、192—198、154、165—167、376页
〔6〕转引自尚明轩等编著《宋庆龄年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28页。
〔12〕张戎、乔思·哈得戴：《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传略》，中国和平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8页
〔26〕《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62—263页
〔27〕请参见《宋庆龄纪念集》第264页， 刘家泉《宋庆龄传略》，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453—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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