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与不变性--科索沃战争影响之我见_科索沃战争论文

世纪之交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与不变性--科索沃战争影响之我见_科索沃战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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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79天的狂轰滥炸已经过去,但和平的曙光远未到来。这场战争给行将结束的20世纪作了一个残酷的总结,也说明21世纪人类的前景并不会阳光灿烂。它警示我们,世界和平的真正实现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也要曲折得多。科索沃战争使世纪之交的国际战略发生三个重大变化:

一是战争的因素明显增加,世界更不安宁。

战争凸显了美国全球战略的整体性、紧迫性、进攻性和冒险性。

美国在全球推行的“参与和扩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它的欧亚战略上。在美国看来,欧亚大陆作为一个“大棋盘”,越来越决定着美国在21世纪的霸权地位和作用。布热津斯基早在两年前出版的《大棋局》一书中就明确提出了欧亚战略整体推进的方案,按照他的设想,在欧亚“大棋盘”的较量当中,美国要成为赢家,就必须使;棋盘的中间地带能逐步并入扩大中的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范围;南部地区不被某一个国家单独主宰;东部国家不联合起来将美国逐出近海的基地”。所以,对南联盟的打击不过是一次特殊的“十字军东征”,是事先早有预谋的“大棋局”:它既是对巴尔干半岛的地缘战略“楔入”,又是对俄罗斯传统战略疆域的蚕食。根据布热津斯基的部署:先是在巴尔干这个“中间地带”找一个借口动手,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原有的南联盟范围内撕开一个“裂口”;然后将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科索沃甚至南斯拉夫,兼并到“扩大中的”美国主导的北约势力范围;下一步或下几步可能向南并由此向东挺进,和平地或暴力地将北非和中亚纳入其中,最终达到完全控制欧亚大陆的长远目标。近两年,美国在西线加快北约东扩和东线加强美日军事同盟都是其全球战略整体性凸显的具体体现。

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俄罗斯持续衰落,欧盟和日本处于颓势,美国的经济如日中天,美政界普遍认为,现在是美国按照其愿望“塑造”世界安全秩序的天赐良机,当今世界已没有哪一种力量能阻止美国贯彻其战略意志,实施战略的紧迫性进一步加强。在这种情况下,美政府在处理危机时的非理性因素越来越多,而理性因素越来越少,其政策的进攻性和冒险性随之增加,导致世界更不安宁。

二是战争将加剧全球新一轮军备竞赛,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充当军备竞赛的“领头羊”,国际军控形势趋于严峻。

南斯拉夫在战场上的被动挨打和在高技术武器面前某种程度的无能为力的严酷事实,给世界各国军事家和战略家们一个无法回避的强烈刺激:武器的优劣与否,一开始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结局,落后必然挨打或受制于人。可以预计,未来几年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军事开支,特别是其中高技术武器装备的采购支出,都将比冷战结束近十年来有较大幅度增长,事实上,军费开支最多并拥有最先进武器装备的美、日、西欧各国及俄罗斯等国家、尤其是美国已经显露出这方面的明显迹象,整天高喊“民主和平”的西方世界一而再、再而三地充当国际军备竞赛的“领头羊”。美国在经历了90年代上半期短暂的军费总量下降之后,现在重又开始增加军费。今年年初,克林顿就建议,在2000年度财政预算中增加12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这一数额是80 年代中期以来美军费预算增长幅度最大的,并希望从2000年到2005 年的6 年中, 将军费增加1000亿美元。对南战争后,克再次提出增加军费的要求,并得到了国会批准。应特别指出的是,在高新武器装备采购方面,近两年美政府的军费拨款增加得最多、最快,其中NMD和TMD成为军事采购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次对南战争也是美国向世界炫示其军火工业的大广告片。据权威机构估测,美国军火企业今年的利润额将普遍增长10%左右,军工企业的股票也相应暴涨20%以上,军火出口额将占全球军火贸易的近一半。

从另一角度看,既然国际社会不能保障那些中小国家维护自己国家主权和免于大国的威胁,那合理的逻辑就是一些中小国家会对拥有核武器和大规模武器以形成一种威慑抱有幻想。所以,两种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危险性大大增加了,国际社会经过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军控机制面临严峻挑战。

三是战争将使世界范围的民族宗教矛盾更加复杂,有可能引发全球性新一轮泛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立主义浪潮。

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共有190多个国家、2500多个民族, 许多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民族宗教矛盾,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普遍性的问题。而前南地区又是民族宗教构成特别复杂、历史上冲突连绵不断的区域,北约这次以“扶助弱小”名义,对塞尔维亚民族采取军事行动,势必将开启“潘多拉魔盒”,释放出范围更大、程度更烈的民族仇视和排外心理,加剧世界范围的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的意见分歧。在所谓“大塞尔维亚主义”受到抑制的同时,大马其顿主义、大阿尔巴尼亚主义、大突厥斯坦主义以至形形色色的其他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可能趁势增长、随风蔓延,使原本尖锐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微妙和急迫,民族分立主义倾向由此受到鼓舞,从而使各国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缓和民族纷争与民族对立情绪的尝试变得更加艰难和棘手。

科索沃战争表明,在世纪之交的历史转折关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加。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战争并未改变世界的基本趋势,和平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格局多极化不可逆转,大国关系矛盾、对抗的一面有所加剧的同时,合作对话仍是主流,总体缓和的大局的并未改变。

首先,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主要是因为昔日决定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世界三大基本矛盾的深刻变化引起的,这一大趋势一般不受局部冲突、个别事件所左右。

世界三大基本矛盾在今天的状况是:原来意义上的东西矛盾已经缓解,美俄之间不管分歧多深、利益差别多大,也不可能重开冷战、全面对抗,这已经被科索沃战争所证明;西西矛盾可以控制,并且他们之间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和协调一致面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南北矛盾的核心仍然是发展问题,而且不会上升为世界的主要矛盾。在新产生的各种矛盾中,民族、宗教矛盾凸显,是导致冷战后局部动荡、冲突增多的直接原因,但多数局限于内部,呈现出小型化、边缘化、有限化的特点,少数在西方大国的插手和干预下出现了复杂化、长期化的扩大化的危险,但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目前看来,“单极”与“多极”的斗争日益突出,但主要反映在政治层面上。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争夺经济利益和政治主导权;从实质上看来,是反对美国的一超独霸;从力量对比上看,尽管美国的实力近年来仍在增强,但主张多极的力量越来越多,远远超过了主张单极的国家;从矛盾斗争的态势上看,竞争与合作并存,对抗与对话同在,而合作对话是主要潮流。所以,当今世界基本矛盾状况尚不致引发大规模的地区战争,更不致导致世界大战,在稳定中求发展愈来愈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因科索沃战争而改变。

其次,世界格局多极化是一种客观趋势,不以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已形成,只是在两极格局制约下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冷战结束后,多极化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突出表现在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和美国面临的挑战明显增多、力量更加分散上。但是,多极化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它是一个起伏跌荡,复杂曲折的过程。今年以来特别表现出多极化与单极化两种趋势激烈斗争,美国一超地位有所加强的新特点,但多极化的大趋势不可改变。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强国的生命周期没有超过100年的, “盛极则衰”的古代哲学思想一再得到应验。葡萄牙、西班牙曾主宰15—16世纪的世界,英国这一工业革命的摇篮,二战后沦为二流国家。美国的力量开始向世界扩张的主要标志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从那时算起,到下个世纪初也将近100年了,走向衰落是必然的。

从现实来看,美国的野心很大但力量相对分散、能力相对减弱的矛盾突出:过去美苏各管一半世界,现在是美国一家独揽;过去美国是一个对手,现在是几个对手,美面临的威胁多元化、复杂化;过去只有苏联敢对美国叫板,现在甚至被美视作“无赖国家”的两伊、利比亚、朝鲜、古巴等国和一些小国(如南联盟)也敢对美说“不”;过去盟国的力量就是美国的力量,现在则大打折扣,盟国的离心倾向在发展;过去美国的国内问题不突出,全球问题不突出,现在上述两个问题成为它要花费很大精力应付的问题(防核扩散、反毒品、反恐怖、环境保护等)。美国的单极主张越来越受到多极力量的严峻挑战,不仅遭到世界多数国家反对,就连它的盟国也不支持,是真正的“孤掌难鸣”;美国的经济霸权与军事霸权的矛盾日益凸显,特别是它的外交能力正日益受到国内问题的牵制和困扰。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布热津斯基一口气列了美国社会面临的20个难题,甚至预言美国的社会分裂和暴力活动有可能在未来发展成为城市游击战。可见其对美国国内深层问题的感触之深切。美国公众要求政府少管别人的事,管好自己事的呼声日高,老百姓越来越以“美国的”总统而不是“世界的总统”来评判政府的政绩,决定总统的投票。美国政府要在国际上做一点事会越来越难。

北约对南进行军事打击并不表明西欧国家赞成美国的单极世界主张,这也是由西欧国家的自身利益决定的。但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各怀目的,也没有停止各种经贸战、没有消除在中东等问题上的分歧、没有放弃争夺主导权的斗争,当然更没有改变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的多极化主张。

由此可见,美国独霸世界的图谋是不可能实现的,从发展的角度看,其国际影响力继续下降的趋势不可逆转。

最后,战争没有改变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总体上对我有利的态势,在中近期内,相对和平的局面仍可保持。

科索沃战争使我面临的军事、政治威胁明显增加,安全环境趋于复杂。但从总的方面看,我国面临的战争威胁还是潜在的。一方面,科索沃战争反映出美国等西方国家新军事干涉主义政策的冒险性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战争也有一定特殊性。

战争表明,美国欧亚战略的重中之重仍然在欧洲,要解决欧洲问题仍需很长时间。克林顿在他的第二任期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强调:“如果欧洲稳定、繁荣、和平,美国就更安全”,美国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和民主的欧洲”。为此要着重解决两大问题,一是防止俄罗斯卷土重来,使它在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中永久性地沦为二流国家,二是防止和消除中东欧地区在冷战后出现的冲突和动乱。现在看来,战争不仅未能达到欧洲稳定的目标反而可能引起更大的动乱,解决巴尔干问题尚需时日,消除俄罗斯的所谓“威胁”更非一朝一夕所能做到。

从历史的纵深角度看,美国的欧洲安全战略有其一定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包括亚洲在内的其他地区是不存在的。这突出表现在美俄在欧洲地缘战略上的分歧和争斗上以及存在着一种支撑、有时是支配美国对欧洲政策剪之不断、挥之不去的“欧洲情结”,即美国人在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上对欧洲的认同和在这种认同基础上形成的对欧洲的深切关怀。这种“欧洲情结”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美国公众对其他地区的人道主义灾难(如索马里)只是同意进行口诛笔伐,而当美国决策者和媒体告诉他们,在欧洲的某一地区“出现了类似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情况”,他们便支持美国政府既动口又动手。这场战争能够在美朝野凝聚一定的共识表明,这种源于文明背景的双重标准,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影响战略性的选择。换句话说,如果以人权和人道主义为借口,在欧洲或在北美以外的地区发动战争,美国公众能否给予这种程度的支持,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同时,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其对华“建设性接触”政策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中国在美国政府的眼里仍然是“竞争对手,合作伙伴,潜在敌人”,通过接触加遏制的两手政策使中国西化分化,并把中国纳入到美国构筑的国际安全体系当中是美国的长远战略。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有时遏制的一面会加强,有时合作的一面会凸显,但无论怎样,与中国的全面对抗乃至全面冲突都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所以,除非台湾独立、海峡局势高度紧张,中美之间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综上所述,科索沃战争给国际社会和我国安全环境都带来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和冲击,但它没有改变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和我国的总体安全态势。准确地、实事求是地把握和认识战争的影响,对我们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和顺利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目标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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