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理论平台——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第１４次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海派论文,中国论文,研讨会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组委会、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和《当代经济研究》等联合举办的“海派经济论坛第14次研讨会暨《国外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丛书》首发式”，4月2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 全国30个高校、科研和媒体单位的100多位教授和专家出席。宋涛、高鸿业、吴易风、卫兴华、胡代光、张薰华、陈其人、高峰、项启源、于祖尧、丁冰、杨国昌、杨德明、李成勋等知名经济学家，程恩富、王振中、顾海良、林岗、顾钰民、周肇光、纪韶、秦毅、王空、毛立言、左大培、钱津、白暴力、王天义、李炳炎、刘铮、丁堡俊、陈承明、叶正茂、杨培雷等中青年经济学家和博士，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研究局李连仲局长、教育部社科中心李新中副主任、中央编译局李其庆副局长等出席，并大都作了发言。经济学家陶大镛教授给会议发来贺信。与会者以与时俱进的学术创新精神，围绕马克思经济学、国外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的关系与发展等问题，并倡导建立“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的理论平台。现将部分会议发言（含书面）归纳摘要如下：
一、“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的特征与意义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导程恩富，该院副教授、博士叶正茂、杨培雷、伍装提出，要确立“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的理论特征。1995年海派经济论坛成立以来，每次研讨会都提出或主要倡导一种新理论，此次研讨会经过事先酝酿，拟提出构筑“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理论平台的思路，供学术界讨论。可简称为“新经济学综合”或“经济学新综合”。这一理论的特征和实质在于，以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点，科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思想，构建一种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新范式，即新建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中揭示当代中外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其方法论的特点是在继承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横向借鉴中外现代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方法。其基本理论假设或理论核心是“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新经济人论”、“公有制高绩效论”等。我们不能采取传统的做法，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作家的学术地位和渊源关系，而盲目排斥其他；或者反过来，只强调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经典作品的学术作用。经典是必须拥有和重视的，但仅仅拥有经典是远远不够的。综观人类经济理论变迁的历史，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学术体系均难以彻底抛弃前人的思想，而往往是将超越和创新同继承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不同程度上有扬有弃。不仅穆勒、马歇尔、萨缪尔逊等近现代经济学说的综合经济学家，李嘉图、弗里德曼、诺思等创立了新学派的西方经济学家，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创立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一概如此。“新经济学综合”的创建，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以实现某些理论原创，构筑新的经济学平台。
华东师大经济系教授陈承明、上海金融高专社科部主任、教授周肇光批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一个流派的论调。他们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及其高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降低到一种流派的地位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性、科学性和指导性所决定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导高鸿业强调，非走“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的学术道路不可。从前面的发言来看，此次会议的精神完全可以用“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来概括。若得到接受，则这不仅仅是必要的概括，而且是一条非走不可的道路，这不用引经据典、理论论证。为什么革命阶段有志青年都主动、自发学习马克思主义，而在建设阶段，反而西方经济学时髦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值得很好研究。二、三年前，萨缪尔逊《经济学》十六版在中国出版时讲过，希望他的书能对中国经济建设有帮助，但他更希望中国经济学家能创造出完全适合于自己国家的经济学，然后写成书，译为英文，以便他在美学习。这也说明这条学术创新之路非走不可。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成勋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能背离其宗。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不论是谁都会承认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理论一旦墨守陈规，不能解释现实问题，就失去了生命。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如何创新，至少有四条路径：一是从现代经济（在中国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发现和概括出新的规律性的东西。二是从西方经济学中吸收合理的部分。三是从中国的传统学说中吸收具有现代意义的内容，如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提出；还有现代企业制度的规则在晋商经营中就有很具体的规范。四是从马克思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中推演。不论怎样创新，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都不能背离其宗，其宗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其宗就是解放全人类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其宗就是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宗”就是“根”，如果“根”不变，是叫“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还是称作“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并不重要。大家不必停留在对名称的商榷和争论上，应该立即一步一步地去走理论创新的路。
二、要注重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导高峰评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大大高于主流经济学。海派经济学的精神，我很敬佩。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但在经济学界声音更大的似乎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真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界的声音显得比较微弱。现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我们创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派有重要意义。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精神对我们是绝对有意义的。西方的很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当代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氛围中，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立场和方法，这很不简单。因为在西方有的大学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利益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仅有少数大学左派力量强一点。他们的科学精神在研究上很突出的体现，就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又不拘泥于马克思的个别的语句、词汇。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史是很丰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有时候就变成了领袖的思想史。二是理论参考价值。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现实问题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首先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一些重大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们对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力图探讨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同时也力图解释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和矛盾，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甚至是市场经济所固有的问题和矛盾，很多研究很有深度。西方经济学中很多矛盾和问题的方面，我们看得就比较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则不然，他们对这一方面研究得比较深入。三是研究方法。他们是学西方经济学出身的，大部分都是很优秀的学生，学西方经济学觉得无路可走才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来，所以他们的研究方法比较严谨，在这一点上与主流经济学是一样的，非常重视实证分析、经验分析，而且灵活地运用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的分析中。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杨德明呼吁，加强对西方激进派经济学的研究是当务之急。他认为，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基本理论路线不能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只是对他们的方法可以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我们的基本理论体系及基本路线是一致的，所以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他们的研究比我们深入，资料掌握得比我们多，所以目前加强对西方激进派经济学的研究是当务之急。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导白暴力认为，要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价值转型的数理分析。例如，原籍日本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森岛通夫是一位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进行了独到的深入的研究。他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和《价值、剥削与增长》两本著作中，用现代数学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进行了阐述和研究。在后一书中，森岛对马克思价值转形问题作了介绍和评论，并详细地阐述和论证他自己的解法。森岛模型在马克思价值转形问题的研究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森岛通夫认为，博特凯维兹等以联立方程组研究转形问题的人，批评马克思在转化理论中没有将成本价格以生产价格计量的论点是错误的。他认为，马克思使用的是迭代法，但只作了第一步近似，留下后面的步骤由后人来作。森岛通夫使用了迭代法解价值转形问题，是一个创新，是很有学术价值的，对解价值转形问题做出了贡献。不过，迭代法和联立方程法解的是同一个数量关系和过程，因此，森岛的迭代法与联立方程法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可以看作是联立方程的一种数量解法。同时，森岛模型仍是一个特殊模型，但是，森岛模型的限定条件比前人模型的限定条件要少，因而更具有较一般的性质，就此而言，森岛模型在价值转形问题上比前人模型有所进展。
三、要廓清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
教育部社科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李新中强调，必须廓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新自由主义在当代全球化过程中具有进攻性，不仅有西方发达国政府支持，而且在向第三世界推行过程中，还有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的支持，WB、WTO、IMF这三大组织是为新自由主义所用的。西方国家自己不搞新自由主义，而搞新凯恩斯主义，克林顿反而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就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而言，致使很多知识分子相信现代化＝西方化＝自由化＝私有化，并给这些国家带来灾难，使这些国家消除贸易壁垒，资本市场开放，无法约束外国跨国公司，从而国家产业政策难以实施，民族经济自我发展和自我保护越来越小。他们宣传民族经济与民族国家将会消失，企业将取代国家，国家无用论，说什么以后的竞争主要是公司间的，然而，正如美一经济学家所说，这一切不过是谎言，向外转移的产业都是有选择的，竞争仍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斯蒂格利茨批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的观点，认为WB、WTO、IMF都是单一统治秩序下可相互调控使用的工具，许多规则是他们共同制定的，斯氏作为一个内幕知情人揭露WB是怎样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在IMF、WB统治下的自由贸易被称为鸦片战争。与19世纪一样，欧美人在亚、非、拉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阻碍第三世界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是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WB、IMF使用的金融手段，基本质与之几乎完全一样。
首都经贸大学经济系教授丁冰认为，应认清作为新殖民主义基础的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实质。各个新自由主义学派虽然各自有其独特的理论、方法和政策，但基本思路却是一致的，即都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迷信市场机制万能，主张减少或取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企图在新的形势下，以新的形式来恢复新古典的自由放任政策，故称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在西方经济学中，无论是国家干预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是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而且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结构体系中的地位和利益不同，所以，发达国家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时，对不同国家的要求是有所不同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实际上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攻和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而这新自由主义一旦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就必将更加有利于新殖民主义的推行和发展。可见，新自由主义者大谈“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失去意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把有关主权让渡给推行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国际经济机构，绝不是偶然的。
上海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顾钰民认为，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不宜作为我国改革理论和路径选择的依据。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观点带有较强的极端主义色彩。他们极力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把市场机制看作是完美无缺的，是唯一能够高效率地调节经济活动的机制，完全否定市场机制本身在调节经济活动时具有的局限性和缺陷，这就使原来思想中具有的合理成分被极端主义所淹没。他们反对传统国家干预和计划管理经济的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把国家干预看作是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把任何形式的计划都看作只会给经济活动带来低效率。这又把原来正确的观点推向了极端。可见，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既要看到其中的合理成分，又要看到它的片面性和极端性。
四、要科学扬弃和超越西方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导吴易风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异质机体，不论正确或错误都有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是同质，而是异质机体，所以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很困难，原因在于他们有各自的理论基础，哪怕是应用性很强的东西，也有它基本的理论基础，把它一股脑的弄过来会出现大问题。怎么办呢？需要借鉴，借鉴本来的含义与现在的有所不同，据社科所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这一词有两个含义：一是从成功中吸取经验；另一是从错误、失败中接受教训，就像照镜子既能照到漂亮的部位也能照到丑的部位，若从这一角度考虑，西方经济学确实有借鉴意义，不论正确的错误的都有借鉴意义。
举例而言，现在西方经济学有一个新的分支叫转型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转变、过渡的。现在西方有很大一部分学者在研究这一领域，论文专著也很多，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是以北欧经济学家伊萨克森为代表的，北欧经济学家因其地理原因——都是波罗的海沿岸，他们常与苏联经济学家一起搞学术活动，因而是最早影响苏东国家的学术界的，其中伊萨克森和另外两人合写了一本《理解市场经济》，我们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中译本，他们代表了北欧经济学、弗里德曼、萨克斯等人的观点。另一派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代表性的有《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我国也有中译本，但其中有的关键问题有改动。比方说，斯氏指出产权清晰这套理论会误导社会主义国家把产权问题集中在产权清晰问题上，即集中在私有化上，在中译本中省略了“即集中在私有化上”。这两本书代表不同观点，都有借鉴意义，从前者中注意如何接受教训，从后者中读到很多有启发性的东西，吸取经验。因为伊萨克森认为，私有化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核心内容。这一点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他曾任俄政府经济顾问，搞“小卖大股”，倡导休克疗法，后来，臭名远扬，辞职回国。回国后领了近100 万美元的科研经费，研究中国私有化问题，给中国制定的方案也是“小卖大股”，不同的是由休克疗法变为渐进疗法。此外他提出美国经济学家不用事必躬亲，通过中国经济学家在国内宣传这一理论就可以了。斯蒂格利茨的很多观点还是有利于我们搞市场经济的。我认为，要全面地理解“借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方福前强调，须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发展经济学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它一开始就带有发达国家的利益偏向，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并且是用根据发达国家的国情和经验得出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由于这些原因，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在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时，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建议时，很难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出发，很难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很难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因而很难看到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症结所在。研究者的立场错位，再加上把在发达国家产生、而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完全有效的经济学应用到经济条件、制度背景、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失败自然就不可避免了。问题的关键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首先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特有国情出发，找出阻碍发展的主要因素；然后运用不同的假设，建立不同的制度关系和变量关系；最后对症下药，提出适合一个国家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这种发展经济学主要要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来创立。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于祖尧认为，没必要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崇拜得五体投地。第一，怎样看待当前学术界教育界出现的西方经济学热，冷静地想想，当今世界变革的时代出现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难以避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大变革，各种利益关系急剧变化，出现不同利益集团和流派，这都是历史的必然性。经济学界也一样，在不同的观点背后都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如果看不到这些利益集团的背景，就很难把握问题的要害，看不到问题的实质所在。第二，中国经济学界不要妄自菲薄，没有必要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崇拜得五体投地。实际上当代中国经济学界已经做出或正在作重要的贡献，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解决了，这有经济学界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只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就能够做到发展中国经济学。第三，我们需要认真地研究历史，只有从研究历史的经验中才能产生新的观点、学派，找出事物自身固有的规律。我们经济学现在有一种非常浮躁的心态，国外的新的观点马上就搬到中国来了，生怕落后。理论创新要尊重历史，尊重客观规律，不能跟风不能人云亦云，要独立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导卫兴华强调，主张西方要素价值论不是理论发展而是倒退。现在讨论劳动价值论，把要素价值论叫做发展、供求价值论叫做创新，明明是后退，却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结果发展到对马克思根本理论的批判，实际是倒退。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现在的实际情况，与当时的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差不多，现在对工人的剥削比那时还严重。1953、1954年公有制是在发展的，特别是在商业领域，公有制占的比重比现在高得多。刚刚解放时，工人阶级扬眉吐气，而现在，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资本家剥削工人严重，在解放初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公有制为主体必须要有两个条件才能保证，一是政治上的保证，要采取措施、政策，不能只是宣传口号；二要发挥公有制的优越性。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得到政治上的保障，才能更好地发挥公有制的优越性；同时，只有体现出公有制的优越性，才能出台更多的有利措施。这两个条件不能保证，不论主观上是否愿意，公有制为主体只能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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