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生态文明理论的三个争论及其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生态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2)08－0024－07
当代生态文明理论主要可分为生态中心论、现代人类中心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三种类型，它们围绕着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生态文明的本质和生态治理路径三个核心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理论争论，回顾和反思他们的理论争论，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于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
当代生态文明理论对生态文明理论基础的不同理解和争论，本质上反映了它们理论建构的不同价值立场和理论性质。
生态中心论者把“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作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其核心是要颠覆传统的人际伦理学和主观价值论，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人类之外的自然上，鲜明地体现了他们理论的后现代性质。在他们看来，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正是由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看作是宇宙中心、把人看作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把人之外的存在物仅仅看作是服从人类需要和利益的工具这种主观价值论，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危机，重建人类的生态价值观由此成为他们理论建构的重点。
生态中心论重建生态价值观的核心是要求树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生态价值观。这是因为如果立足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主观价值论，不仅无法改变人类对自然的工具性态度，而且也无法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自然身上，这就意味着生态危机还会进一步强化。由此它们借助功利主义伦理学、道义论伦理学以及生态学科所揭示的整体性规律，一方面强调应该颠覆传统的人际伦理学，将道德关怀拓展到人类之外的自然那里，另一方面强调自然具有不依赖于人的需要的内在价值和维系自身生存的的权利。在他们看来，人类并非是宇宙中的唯一的评价者，离开了人类的存在，自然依然具有其自身存在的内在价值。而根据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人类不过是生态共同体和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这就意味着人类并不具备比其他物种更多的权利，当然也就不应该把自然仅仅看作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生态中心论强调，只有确立了“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生态价值观，人类才会恢复对自然的敬畏，从而最终解决生态危机。
针对生态中心论的诘难，现代人类中心论者一方面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展开辩护，另一方面又反思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在缺陷。在他们看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并没有问题，因为任何物种总是以自身的利益为中心的。同时，生态运动的最终目的正在于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否定和抛弃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生态运动将丧失其内在的动力而无法持续下去。因此，需要反思和批判的并非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而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他们看来，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问题在于：它把人类任何感性欲望的要求都看作是合理和应该满足的，由此导致对自然的滥用和生态危机，因此必须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进行改造，把它所说的“感性欲望”改造成“理性欲望”，从而避免对自然的滥用和生态危机。
虽然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在如何看待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是对立的，但它们的共同点是把生态问题看作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认为只要通过对人类生态价值观展开调适，生态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明确表示反对。他们探讨生态危机解决途径的基本思路是：人和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和人关系的性质，只有调适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调适好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优势在于，它一方面看到了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对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它看到了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和态度的变化同样也取决于一定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的性质。基于以上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指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其本性上是反生态的”命题的同时，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展开了辩护，并赋予它新的内涵。在他们看来，生态中心论所倡导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不仅在理论上难以得到严密的科学论证，只能使自然神秘化，而且在实践中又必然陷入到反人道主义、反科学技术和反经济增长的结局，这不仅不利于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相反只能使人们以破坏自然的方式维系其生存。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只不过他们所说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上的，其核心是生产必须以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为本。
当代三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围绕生态文明理论基础的争论反映了它们不同的价值立场和理论性质。其一，从价值立场上看，它们反映的是西方中心主义和反西方中心主义之间的争论。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虽然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着区别，但是它们都拘泥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看不到当代生态危机的形成和发展同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推卸当代环境治理责任的作用，在价值立场上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明确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资本所支配的全球权力关系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权力关系，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危机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在价值立场上具有明显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特点。其二，从理论性质上看，它们反映的是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争论。对于这一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宣示自己的理论是对生态中心论的现代主义批判。“生态主义(主流以及一个公开的无政府主义的版本)，被灌输了大量的无政府主义的因素，而后者与后现代主义有着诸多一致，尽管它是一种旧的政治哲学。生态主义的红色批评是把它推向一个更现代主义视野的尝试。”①生态中心论要求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作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但他们或者是借助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或者是借助于人的直觉和道德境界的提升作为论证，不仅存在着如何从“事实判断”直接推出“价值判断”的理论难题，而且存在着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倾向，同时生态中心论强调地球优先性，具有反人道主义、反物质主义和反科学技术的特点，这与后现代思潮具有明显的契合性，因此，生态中心论从理论性质上看秉承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立场。现代人类中心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始终坚持以人类利益为本位，对生态中心论所秉承的后现代主义立场持坚决的批判态度。所不同的只是现代人类中心论所说的人类整体利益是同资本依然联系在一起的，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中心论”、“阶级中心论”和“地区中心论”，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类整体利益”恰恰是以破除资本及其全球权力关系为前提的，它关注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
如何理解生态文明的本质和内涵是当代三大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争论的另一个核心问题，这种争论本质上反映了是坚持自然主义、还是坚持人本主义的区别。
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倡导有机论的世界观和自然观，但却片面强调“地球优先性”，认为正是人类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运用造成了生态危机，进而把人类文明与生态保护对立起来，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同生态保护两者对立起来，因此，在生态中心论那里，“自然”被理解为“一种未被污染的、未被人类之手接触过的、远离都市的东西”②。也就是说，“自然”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荒野”，生态文明因此被理解为人类顺应自然的一种自然主义的生存状态，因此它表达的不过是一种反抗工具理性弥漫的浪漫主义情感。这种对生态文明本质的理解引发了一种激进的环境保护运动，这种激进的环境运动不仅反对经济增长和技术的运用，甚至把人类基于生存需要改造自然的活动也看作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不懂得一旦人类无法满足其基本生存的需要的时候，就必然会以破坏环境的方式维系自身的生存。
现代人类中心论者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都坚持生态文明建设应该立足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但是他们对生态文明本质和内涵的理解却存在着根本区别。具体说，现代人类中心论者虽然反对把生态文明理解为向人类自然生存状态的回归，主张通过改造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强调生态运动和生态文明应该建立在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但问题在于：他们忽略了生态文明的制度维度，而是力图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和资本所控制的全球权力体系下，通过实现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可持续发展本质上依然是建立在工业文明的机械自然观的基础上的，同时他们所谈论的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也必然是抽象的、无法实现的。这是因为：第一，由于他们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谈论生态价值观的变革的，这就意味着他们所说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依然是建立在资本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所谓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本质上不过是资本的利益，所谓可持续发展本质上也不过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第二，他们把生态文明理解为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但支配工业文明的是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其核心是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仅仅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而且在资本追求利润和注重短期利益回报的本性的支配下，“自然”必然只能被看作是满足资本和个人追逐利润的工具和手段，所谓生态文明建设不过是保护以资本为基础的工业文明所必需的生产条件而展开的环境保护而已，决非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第三，他们所谓的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虽然看到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人类共同利益不断增加的发展趋势，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的利益，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利益之间的矛盾也呈现出日益突出这一发展趋势。这主要体现在资本通过空间生产和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和转嫁生态危机，并以所谓的人类共同利益为借口否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其结果是强化了发展中国家和资本之间在生态资源上的利益冲突，这就决定了人类中心论所说的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必然是抽象的，以此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建设必然流于空谈而无法落实到现实实践中。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则既批评生态中心论者把生态文明看作是人类向自然生存状态复归的看法，同时也批评现代人类中心论者混同生态文明同工业文明的本质区别、把工业文明下的环境保护等同于生态文明的做法，对生态文明的本质和内涵做了独特的阐发。他们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不是要回到那种穷乡僻壤的生存状态，更不认为这种生存状态下人类和自然的矛盾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决，同时又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企业重视环境保护的原因和本质。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企业之所以重视环境保护，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保证资本主义企业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二是对自己所生产的产品进行“绿色”包装，获得更高的利润，进而把环境保护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因此，当代资本主义企业的环境保护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这一目的的。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生态文明本质上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一方面继承了工业文明的技术成就，另一方面又是对工业文明的根本扬弃，这种扬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如何看待人类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秉承的世界观不同。工业文明秉承的是机械论的世界观，进而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自然被看成是单纯满足人类需要的被动客体。生态文明秉承的是有机论的世界观，强调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他们共同构成了地球生态系统。因此，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不应该超越自然的极限对自然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和利用，而是应当尊重自然的本性，保持对自然的敬畏。第二，发展方式不同。工业文明是通过大量投入不可再生资源和人力维系高生产，因此，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环境保护是同“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以及“增长第一”的发展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目的在于维持工业文明所必需的生产条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态危机，却不能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而生态文明则强调应从主要使用不可再生资源转向使用可再生资源，如太阳能、风能，并采用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追求绿色增长，实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共同发展。第三，倡导的生活方式不同。以资本为基础的工业文明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使用价值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因此它倡导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以支撑其高生产的发展模式。工业文明所倡导的“高消费”不是人们基于自身而产生的真实需要，而更多地是由社会制造出来的、用来证明人们地位和幸福的“主观欲望”和“虚假消费”；生态文明从其生产目的看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它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反对把消费活动异化为人们获得满足和幸福的唯一方式以及人生的目的，主张人们的消费活动应当建立在其真实需要的基础上，强调人们应当追求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在积极的创造性活动中寻求满足和幸福。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生态文明既不反对经济增长，也不反对技术进步和运用，而是把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然的进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上述争论可以看出，生态中心论立足于自然主义，把自然凌驾于人类之上，把生态文明同人类现代文明对立起来，生态文明被他们理解为人类对自然生存状态的回归，这显然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乌托邦。现代人类中心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坚持用人本主义反对自然主义，两者的区别在于：现代人类中心论把生态文明混同于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环境保护，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强调生态文明是超越了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
如何展开生态治理，根除生态危机，当代三大生态文明理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本质上反映的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区别。
生态中心论者在生态治理问题上主要形成了生态主义和生态无政府主义两种观点。生态主义理论强调，实现生态价值观的变革、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是根除当代生态危机的关键。生态自治主义则是把生态运动、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把实现社区生态自治等地方性变革看作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他们的共同点是脱离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立足于价值观和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来探讨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所不同的是，由于生态主义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主要探讨的是如何实现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生态自治主义者则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等级制权力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统治意识，导致人们把这种统治意识扩展到对自然的征服性统治上，从而造成了生态危机。因此，他们一方面认同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要求确立生物圈的平等主义价值观，进而反对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他们反对通过激进的阶级运动来解决生态危机，主张通过示范性的生态社区建设和个人生活方式的渐进性变革，建立一个以超越民族国家、分散化、地方自治和直接民主为主要特征的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绿色社会，强调建立生态示范社区、价值观和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对于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重要性。总的来看，他们的共同点是“缺乏对现代大规模技术、技术与官僚精英的信任，而且他们憎恨中央集权和物质主义”③。
现代人类中心论者的生态文明理论主要主张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环境主义的生态治理论。环境主义主张“一种对环境难题的管理性办法，确信它们可以在不需要根本解决目前的价值或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得以解决”④。在他们看来，人口过快增长和技术的失控使用，特别是把“自然”看作是上帝免费的馈赠这种观念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基于以上原因，他们主张在现有制度框架范围内，通过限制人口增长、发展更好的替代技术、实现自然资源的市场化来解决当代生态问题。之所以把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治理理论归结为自由主义的理论谱系，其原因在于他们不仅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同生态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而且其理论目的在于维系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治理论提出了批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身的生态治理论。他们对生态中心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生态危机的产生虽然与人类生态价值观的缺失存在着联系，但生态危机的本质在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关系的中断，而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总是在特定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劳动中完成的。因此，不能脱离制度维度探讨生态问题。第二，生态中心论所倡导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不仅无法获得严密和科学的论证，而且他们所谓的自然道德必然不仅将自然神秘化，而且将人类生存的权利与保护生态绝对对立起来，这种反人道主义的做法无法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第三，生态中心论反对中央集权，主张通过生态社区自治等地方性的生态运动来解决当代生态问题，没有认识到地方性的生态危机本质上与资本的全球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脱离对资本所支配的全球体系的改造，地方性的生态危机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
对于现代人类中心论者的生态治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则批评他们不仅找错了生态危机的根源，而且也开错了解决生态危机的药方。这是因为：现代人类中心论认为人口增长和技术运用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但问题在于所谓人口“爆炸”主要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但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却主要在于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不仅是当今世界自然资源的最大消费者，而且他们还利用其支配的不公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同时，技术本身并无生态后果，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分析决定技术运用方向的社会基础和价值观的性质。现代人类中心论主张不改变现行的制度框架，技术运用依然是建立在以逐利为本性的资本基础上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所谓通过技术革新运用更好的替代技术不仅不可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而只会使资本对自然的剥削进一步升级，进而强化生态危机。对于现代人类中心论者所提出的将自然市场化的主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指出部分自然物品很难用市场价格加以衡量，另一方面批评这种做法不过是资本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的体现，它必将强化把那种将人和自然的关系看作是单纯的占有关系的看法，当然也无法解决当代生态危机。
通过对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批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自己的生态治理论，其核心是要实现制度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所谓制度变革，主要是指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代之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他们眼里，实现制度变革是根治生态危机的前提。他们之所以秉承这一看法，是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从本性上是反生态的，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其理由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生产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它从根本上说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要求的。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会不断扩张，从而与有限的自然界之间必然发生矛盾冲突。二是资本承载的以经济理性为基础的物欲至上的价值观，它与资本的逐利本性具有完全的一致性。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必然会导致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滥用。同时为了支撑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维系资本统治的合法性，资本必然要宣传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产方式，把人们牵引到消费领域寻求满足和幸福，这意味着生态危机在当代具有不断强化的趋势。三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不仅是资本对落后国家殖民掠夺的历史，而且在当前资本还利用其支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并将生态问题通过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方式转嫁给发展中国家，造成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力图将生态运动引向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体系的激进阶级运动，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交换价值，而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其生产也不再是以经济理性为基础，而是遵循旨在以人和自然和谐的生态理性。这就需要实现价值观的变革。所谓价值观的变革，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那里主要包括三重内涵。一是在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辩护的基础上重新阐释其内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是以集体的长远利益，特别是以穷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为本，因此，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会与生态之间构成矛盾，相反其目的就在于实现自然的发展与人的生存和发展之间的和谐。二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技术伦理。近代以来的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把技术看作是控制自然、满足人的欲望的工具，其结果造成了技术的滥用以及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强调技术运用的积极作用时，认为应当对技术加以限制。这种限制不是对技术的排斥，而只能理解为把技术看作是使自然服从人的非理性欲望的工具转换到运用技术来控制人的非理性欲望，使技术进步与人的道德进步和全面发展相一致，从而避免浪费性生产和对环境的破坏。三是要建立一种生物多样性伦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建立生物多样性伦理不是要赋予自然以道德地位、使自然神秘化，而是要求人类在运用技术的过程中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充分考虑自然的限制和技术运用的风险，尊重自然的本性，进而恢复对自然的敬畏，最终实现人类需要和自然的共同发展。
当代生态文明理论围绕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本质和生态治理之间的争论对于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有何价值，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本文力图从三个方面探讨其价值和意义。
第一，如何突破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霸权话语，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实际，建立后发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是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当考虑的问题。应该承认，西方的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在当代西方依然占据着主流话语地位，同时对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从当代生态文明理论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出：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不仅具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文化价值决定论的缺陷，而且在价值立场上又具有西方中心论的特性，不可能找到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真正出路。当前围绕着全球生态治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承担全球生态治理的责任和义务问题上正展开着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既是如何看待当代全球生态问题的根源和治理途径的问题，实际上也关涉到要不要变革现存的不公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要不要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的问题。这场争论也把人类整体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之间、资本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充分地突显出来了。发达国家将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并以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为借口，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其目的在于推卸资本在当代全球生态治理中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和义务，以捍卫资本的既得利益。而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生态文明理论的出发点正在于抽象的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其理论虽然对于我们反思人类实践行为的后果具有积极意义，但却不能成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而这正突显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因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自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来探讨生态问题，而且对于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展开了深入分析，将生态文明理论的制度维度和哲学价值观维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我们建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后发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理论资源。
第二，如何处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是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在如何看待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错误认识。一是把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绝对对立起来，不懂得生态文明本质上是对工业文明积极成果的继承，两者本质上是扬弃的关系而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在这一错误认识的支配下，部分论者或者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或者把生态文明理解为对现代技术的排斥、否定，是对自然状态的回归。在理论研究上，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早已对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有过系统的论述。二是把工业文明下的环境治理混同于生态文明，抹杀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在发展方式上存在的本质区别。事实上，生态文明决不是像西方中心论所说的那样要排斥技术进步、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更不是他们所主张的回归自然的状态。恰恰相反，生态文明强调对工业文明积极成果的继承，它既不反对技术进步和技术运用，更不反对经济增长，甚至认为没有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就不会有生态文明。它所反对的是以资本为基础的工业文明把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用来非理性地控制自然，用来无限度地满足人的欲望而不是满足人的真实需要的发展方式和生存方式。它所强调的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应当服从于人类基于需要而不是欲望的生存和全面发展。同样的，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环境保护之间也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工业文明的环境保护虽然对于缓解生态危机具有积极意义，但它本质上是与机械世界观和自然观、增长第一、物欲至上的发展价值观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无法根除生态问题。生态文明则在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发展价值观和发展方式上根本上超越了工业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新型人类文明形态。
第三，当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论交织着西方中心论和非西方中心论、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如果我们认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建立生态文明理论的思维路径的话，那么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就应当在探讨诸如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技术、人口与自然的极限等理论问题的同时，也必须处理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的全球性维度和地方性维度两者之间的关系。所谓全球性维度，主要是指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必须在全球化这一宏观历史视野中展开，从而使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论能够观照到全球利益和人类利益，获得道义上的话语权。所谓地方性维度是指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又必须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着力捍卫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切实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全球性维度和地方性维度本质上是人类利益和民族国家之间、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利益关系，它同时反映的又是民族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责任、义务和权利之间的关系，只有关注并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真正超越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霸权话语，确立环境正义，从根本上彰显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当代性。
注释：
①③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第83页；第48页。
②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35页。
④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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