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社会经济论文,中国论文,沧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的经济史学走过了坎坷的发展历程。这个历程包括四个主要阶段：萌芽阶段（1904-1931年），形成阶段（1932-1949年），转型阶段（1950-1978年）和繁荣阶段（1978-2007年）。如此划分主要是依据经济史学自身发展变化的主要特点；同时，除了萌芽阶段外，其他三个阶段都由一个兴盛时期和一个萧条时期构成，从而具有明显的周期性①。在本文中，我将依次对这四个阶段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状况与进展进行论述，然后展望中国经济史学的未来。
在进行论述之前，首先需要说明，本文所指称的“经济史学”，不仅包括经济史，还包括社会经济史乃至社会史。本文之所以使用“经济史学”这个名称，乃是因为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中国学者将社会经济史和社会史也称为经济史。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经济史、社会史和社会经济史三个概念是有差别的。经济史，依照吴承明的解释，是“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经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②。社会史，近一二十年来比较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是社会生活史、生活方式史、社会行为史③。而社会经济史，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就是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④。这里，我从吴承明的解释出发，把经济史界定为“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社会经济状况”，理由是经济实践是由社会组织进行的集体行动，社会本身的变化和经济实践的变化二者密不可分。由此出发，经济史学就是研究过去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变化的学科。
那么，为什么社会经济史又往往被称为经济史呢？如后文所言，中国的经济史学是从西方引进的，而在西方学界，对于经济史、社会史和社会经济史，至今也还没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定义⑤。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了我国学者对这些概念的理解。由于没有确切的界定，在我国学界，“经济史”一词不仅包括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史，而且也包括社会史⑥，因此常常被统称为社会经济史⑦。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了更为专门的经济史和社会史，但是它们与主流的社会经济史的关系仍然非常密切。因此大体而言，经济史学仍然被普遍用作社会经济史学的简称。
一、萌芽（1904-1931年）
我国的经济史学有久远的传统，其前身是有两千年历史的“食货之学”。在我国的第一部正史《史记》中，已有关于经济史的专篇《平准书》和《货殖列传》，这是“食货之学”的开始⑧。尔后班固修《汉书》，在《史记》之《平准书》和《货殖列传》的基础上另作《食货志》，篇名取义于《尚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班氏释曰：“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用今天的语言来说，“食”指农业，“货”则指工商业，“食货”相连，即农、工、商业，也就是整个经济。《汉书·食货志》所涉及时间自上古到西汉，因此可以说是一篇简明的经济通史。自《汉书》始，历代正史皆有《食货志》⑨。正史《食货志》所据材料主要来源于国家档案，因而所记经济事件一般比较准确和完备。同时，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基本上相互衔接，其中不但蕴藏了丰富的经济史资料，而且包含了系统的经济史记述。
正史之外，记述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典章制度的演变的政书如《十通》，也大多设有“食货典”、“食货考”或“食货门”。《十通》中的“食货典”、“食货考”或“食货门”与正史中的《食货志》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以引述史籍中的有关资料为主，间有编纂者的评述，带有材料汇编的性质，但资料收集范围不限于正史的《食货志》，资料的分类也更为细致。这些“食货典”、“食货考”或“食货门”汇集了大量经济史文献，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上古至清末有关典章制度的沿革和财政经济方面的重大事件，构成了“食货之学”又一连续的重要系列⑩。
历代政府编辑的会要和会典，也有系统地分类记载了各种有关经济和财政的典章制度，而明清时期，国家更编辑出版了则例一类专书，专门讨论赋役、漕运、马政、盐法、钱法、荒政等财政问题。总数近万部的地方志也保留了大量的地方经济史资料，并大多依照固定的体例，将其编入“物产”、“赋役”、“水利”、“户口”、“荒政”等志。这些对于研究各地历代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具有重要意义(11)。
由此可见，我国很早就出现了关于经济实践的系统记述，而且这种工作延绵不断，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食货之学”。这种“食货之学”是我国经济史学的源头之一(12)。
但是传统的“食货之学”也有严重缺陷。例如，它主要记述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而较少涉及普通人民经济的活动；注重“公经济”或“官经济”，忽视“私经济”，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食货之学”是传统史学的一个部分，而传统史学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特征是偏重描述而非研究(13)。换言之，传统的“食货之学”所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制度的内容和具体事件的经过，而非一般现象，因此很少需要理论(14)，也无需特别的方法(15)。同时，其时尚无社会科学出现，当然也就无法从社会科学中引入理论和方法(16)。
现代经济史学与传统的“食货之学”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在于前者不仅包括对过去的经济状况进行记录和描述，还包括对这些状况进行科学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科学性主要源自社会科学。在历史学各学科中，经济史学是最早“社会科学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并更多地依赖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17)。
现代经济史学最早出现于19世纪晚期的英国(18)，尔后发展迅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便有了欧洲一流的经济史，使英国史学从默默无闻的落后状态跻身于欧洲史学强国的行列。英国的经济史学突破了传统史学的局限，有如下鲜明的特点：(1)推动了中世纪历史档案的大规模整理，(2)普通人历史成为研究课题，(3)开辟了农村史或农业史领域(19)。为了进行这些工作，从社会科学借用方法是必然的。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是主要来源之一，但并非唯一来源(20)。
我国的现代经济史学则是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传入以后才出现的，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21)。梁启超1903年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倡言“史界革命”，号召创立新史学。虽然后人对什么是“新史学”的看法颇有歧异(22)，但梁氏自己说得很清楚：这种新史学的主要特征就是必须获得“诸学之公理、公例”，即援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而在梁氏关于“新史学”的设想中，经济史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但是，此时中国学者对西方学术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日本学者的介绍(23)。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学者在考察中国社会经济现状的同时，也开始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这引起了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注意(24)。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有一些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成果被介绍到中国，并对中国学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5)。此时日本学者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点是经济制度史和财政制度史，因此梁启超也认为经济史分财政、经济两大部，财政中又分租税、关税等细目。
梁启超于1904年写成《中国国债史》一书，尔后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著作(26)都直接或间接地受梁氏的影响。因是之故，我采用赵德馨的观点，把梁氏《中国国债史》一书的问世作为中国经济史学出现的标志(27)。
自此以后，中国经济史研究进展颇为迅速。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出现了一些较为通贯的社会经济史专著(28)，一些重要的西方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著作被引进中国(29)，一些知名史家也纷纷予以倡导呼吁(30)。这些先驱性的工作，对后来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主要还是采用传统史学研究范式，主要原因盖在于前人行事，并无一经济学观念为前提，其言行自有一套道理办法规则，以经济学的后来观念解前人前事，当然颇为困难。同时，由于中国学者对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了解非常有限，因此一些比较新的研究也大多是效仿日本学者的做法。此时日本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虽然在研究内容上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食货之学”，但在方法上却有诸多共同之处，因此也比较容易为中国学者接受。
大致而言，在此时期，我国的经济史学还处于摸索和模仿的阶段，尚未具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们说这是其萌芽时期。然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场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战国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时代？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和争论，对经济史研究有很大意义。论战的结果是“一场混战使大家感觉无知了，于是返回头来，重新做起。……从热烈到冷静，变空疏为笃实”(31)；“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因此学者们应当潜下心来“从事于详细的研究”，将关注的重点从“革命家的历史”转向“历史学家的历史”(32)。这显示出中国经济史学开始从政治论争的附庸转向重视自身的学术发展，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形成（1932-1949年）
在此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经济史学也因此而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据统计，在20世纪的前五十年中，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论著出版了约524种(33)，大多数出自于1932-1937年间。这些成果既有对地区、行业、部门的专题研究，也有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有关学科自身发展理论问题的探讨。无论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反映出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34)。通史性质的经济史研究著作也刊出了，其中马乘风撰写的《中国经济史》（二册），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颇大(35)。
1932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这是中国经济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36)，因此我们以此作为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第一阶段的起点的标志。同样值得强调的是以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名义于1934年创办的《食货》半月刊。这是我国第一份“中国社会史专攻”的专业性期刊，被称为“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37)，其发行量一度高达4,000份，在日本也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这两份刊物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社会科学杂志》、北京大学的《社会科学季刊》、中山大学的《社会科学论丛》、中央大学的《社会科学丛刊》、武汉大学的《社会科学季刊》等社会学刊物，以及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和《中央日报·史学》周刊，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论文的主要发表园地。
在此时期，也出现了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团体。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的背后就活跃着“史学研究会”，主要成员吴晗、汤象龙、夏鼐、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张荫麟、杨绍震、吴铎等主要来自清华大学和北平社会调查所（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其中不少人成为后来经济史研究的骨干力量。在以《食货》杂志为中心的“食货学会”和与《食货》杂志关系密切的学者中，傅衣凌、鞠清远、杨联陞、全汉昇、何兹全、连士升、武仙卿、沈巨尘、贾钟尧等，日后也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中坚人物。中山大学法学院成立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也是当时相当有影响的学术团体之一。
1931年学潮后，北京大学聘请陈翰笙、陶希圣担任教授，开设中国社会史（即社会经济史）、唯物史观等课程。1933年春夏之际，陶希圣在北大法学院着手筹建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这些都显示出中国经济史学已经开始进入历史研究的主流。
此外，经济史领域里还活跃着一股重要的力量，即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他们虽然并非专业的经济史学者，但其研究也体现了“社会经济史”的取向。
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史学，有如下几个重要特点：
一、中国的现代经济史学，如同中国的现代史学一样，自形成伊始就深受近代西方（以及日本）学术的影响。20世纪前半期，西方史坛上的三大主要流派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20世纪前半期的西方史坛上，居于主流地位的仍然是兰克客观主义历史学派(38)。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1955年以后，情况才发生重大改变，史学也才从艺术转变为科学(39)。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已经开始呈现出与社会科学结盟的态势，历史学家们开始批判兰克客观主义历史学派的范式，召唤着一种能解说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历史学(40)。而代表这一世界学术新潮流的，就是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年鉴学派”(41)。同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苏联建立。马克思主义强调研究“经济力量的冲突”，以“经济体系形态的模式”来“理解历史进程”(42)，因此尤其重视经济史研究(43)。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经济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虽然颇为不同(44)，但二者都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而即使是以客观主义历史学派的范式为基础的实证主义经济史学，也并不排斥唯物史观。因此，在经济史研究中，这三大学派的冲突并不像在其他领域中那样明显。
在中国，强调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新史学，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具体学术实践来说，则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新考据学，依旧是当时史学界的主流。中国史学本有乾嘉考据学的传统，与兰克学派有颇多共同点，都强调史料、注重考证，以致有“史料即史学”之说(45)。因此中国史学家很容易接受兰克学派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史料考订学派，成为此时中国史学的主流(46)，并被认为是进入了西方史学的主流(47)。从研究范式上看，史料考据派学者共同的特点，一是强调史料的发掘与考据对于史学的意义，而对社会历史过程的解释，则一般并不予以过多的注意；二是在研究的内容上，或囿于中国传统学术思路及西方实证史学研究取向的影响，大都更关注政治史、文化史或学术史，而“不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较少探索这方面的问题”，至于所谓“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这样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48)。
但在此时，学界对社会经济史的重视也日益加强。《现代史学》杂志的创办人朱谦之指出：“现代是经济支配一切的时代，我们所需要的，既不是政治史，也不是法律史，而却为叙述社会现象的发展，社会之历史的形态，社会形态的变迁之经济史或社会史。所以现代史学之新倾向，即为社会史学、经济史学。”(49)因此社会经济史学的引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顺应了国际史学的最新潮流，而且还填补了乾嘉以还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空白，即“食货之学”的衰微(50)。“井田制”、“初税亩”、“均田制”、“地主制”、“庄园制”、“农村公社”等一系列关键史实的发覆，都是明显受到西方社会经济史学的影响。在当时中国史学中，唯物史观派与史料考订派两大学派存在明显的冲突(51)，但是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两大学派彼此之间却较少抵牾(52)。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的特点：在研究的内容方面突破了“食货之学”的局限，但是依然以经济制度为主；在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但是仍然以史料的搜集和考据为主。这一点，集中地体现于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史丛书”的《刊行缘起》中所发出的号召：“多做中国社会史的工夫，少立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空论”；“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53)。《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的《发刊词》也声明：“我们要知道过去的经济最要紧的条件便是资料”，欲开展经济史的研究，首先要“注意于经济史料，尤其是近代经济史料的搜集”，“现在我们希望就着所能得的资料，无论题目大小，都陆续的整理发表，以就正于经济史的同志”。这一立场在该刊中得到反复申述：“我们认为整理经济史最应注意的事有两点：一是方法，二是资料。关于前者，我们以为一切经济史的叙述必须根据事实，不可凭空臆度，所采用的方法应与研究其他的严格的科学无异。关于后者我们认为最可宝贵的要为原始的资料，尤其是量的资料，有了这种资料才可以将经济的真实意义表达出来。”(54)在此学风的引导下，此时期的经济史研究便出现了以下偏好：第一，注重对具体经济事实及经济现象的研究和考释(55)；第二，注重史料的考订(56)；第三，注重中国历史本身，而非简单地套用西欧历史所得出的规律(57)。此外，有组织的经济史料搜集与整理和专题研究也开始了。1935年9月，陶希圣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设立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召集一批弟子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史料搜讨和史事研究工作，先后编著了《西汉经济史》、《唐代经济史》、《魏晋南北朝经济史》和《唐代经济史料丛编》等。
上述特点在《食货》杂志上也表现得很明显。《食货》所刊登的文章中，关于经济史学理论方法的有29篇，关于社会形态理论和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有30篇，合计59篇，占文章总数的20%以上。除了这部分文章外，讨论中国经济史具体问题的文章共222篇，其中通论性质的33篇，占总数的14.9%；分论各代问题的有189篇，占总数的85.1%。《食货》一般称这些文章为“研究资料”，实际上，除少量纯属资料的排比之外，大多数是在收集整理资料基础上的专题研究(58)。
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经济史研究中发挥了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59)。社会史论战后不久，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60)、吕振羽、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首先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论证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普适性。这些研究不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经济史方面具有开创意义，也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61)。
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此时期的中国经济史学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
一、在此时期，年鉴学派提出了“总体史”的新概念，号召将地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引入历史学，进行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社会经济史的综合研究(62)。但是这个当时国际史学的最新潮流，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实际影响却很有限。从社会科学吸取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虽然早有一些学者强调(63)，但是在此时期，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口号上，罕有学者真正将其付诸实践。
二、在方法论方面，虽然自梁启超开始，“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但是当时主流史学所追求的科学方法，主要仍然是“以校勘、训诂为本的材料整理术”和“以内外考证为主的史料审定术”(64)。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傅斯年的见解中：“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但“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65)。因此，除了张荫麟、梁方仲等少数学者在研究中开始使用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外，绝大多数经济史学者使用的仍然主要是史料收集、整理和考证的方法(66)。
三、在此时期，一些中国经济史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经济史自身的特色。陶希圣强调“也许中国社会的发达与欧洲有同样的过程，也许两者截然不似。但是，要断定中国社会的发达过程，当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及现存的各种材料下手。如果把史料抛开，即使把欧洲人的史学争一个流水落花，于中国史毫没用处”。因此学者们应当“不独把欧洲的史学当作中国史的自身”，“宁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找出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来，在沙上建立堂皇的楼阁”。“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67)。但是在总体的史观上，欧洲中心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仍然占有统治地位。
四、从中国经济史学形成伊始，就一直强调学术为现实服务。这一特点深刻地表现在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对“问题”的路径依赖上。在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期，学术界对“井田制有无”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68)，而社会史大论战更集中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问题上。这些争论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至关重要。这种路径依赖，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影响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些有关的中国经济史的理论命题，围绕这些命题，进行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对经济史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学术发展依赖于现实的政治论争，使得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纠缠不清，从而也妨碍了经济史学自身的学科发展。
1937年7月爆发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经济史学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了压抑。但在战争时期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学者们仍然没有放弃中国经济史研究，并逐步走向深入，取得不少成果。
三、转型（1949-1978年）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史学在中国史学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51年，郭沫若就说：新中国的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方面”，“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具体表现为：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研究近代晚等(69)。以前考订派处在主流地位上，因此其所倡导的学风、路数、旨趣也就成为主流学风、主流路数，而史观派的学风、路数和述作则备受轻蔑。1949年后的中国，不只社会天翻地覆，学术界也同样乾坤倒转：史观派从边缘走向中心，由异端变为正统，考订派连同其路数则被放逐到史学界边缘，以后几十年（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中国经济史学就是在这一大势下展开的。一切都已经翻过来了，新旧中国史学界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70)。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经济史学的转型时期。
从学理方面来说，经济史学的转型直接导源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高度强调社会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71)，因此社会经济史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也具有支配性地位。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西方学界的主要敌人的波普尔也认为“马克思对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的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是“强调经济条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这可以说完全扭转了先前历史学家的观念”，因此“在马克思之前没有严肃的经济史”(72)。
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全面引入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坛的主导地位。史学界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绝大多数史学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加入史学界展开的有“五朵金花”美称的全国性史学大讨论。虽然“五朵金花”几乎都与时代主题相通(73)，但现实性并未将学术性完全稀释，其学术意义不可低估。有论者指出：“中国的大部分史学家们纷纷浸淫于‘五朵金花’及其相关命题的研究，这就不能不使得这些命题的研究深度，得到空前的发掘，从而形成这个时期中国史学成就的一个显著特色，尤其是中国古代生产关系史、农村社会经济史、商品经济史的研究，为后人的学术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74)
马克思主义的确立，导致了经济史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变革。这个变革一反过去主流史学“有史无论”的偏见，提出“以论带史”的口号。这种对理论的高度重视，同20世纪50年代国际“史学革命”的领袖、年鉴学派的旗手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著名口号“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形成相互呼应之势。这个变革也强调对过去史家所漠视的人民大众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与地位进行研究，对于促进经济史研究范围的扩大，意义尤为深远。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痛斥君史湮没民史的弊病，但在史学实践中全面扭转精英本位的局面，则是在1950年以后。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起到了与年鉴学派相同的作用。伊格尔斯说：进入20世纪后，渗透在历史著作中的实际上是贵族的观点，或者说一种贵族的偏见支配了历史研究；大众的历史、日常生活史和人民文化史都被认为没有价值；而年鉴学派的努力纠正了这一偏向(75)。巴勒克拉夫也认为“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76)。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从价值立场的选择上看，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情历史上的“小人物”和普通百姓，对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农民暴动、平民造反尤为推崇。以农民战争史为中心的对农民的研究曾经是“五朵金花”中最为繁茂的一朵。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后的四十年中，共发表文章4000余篇，各种资料、专著和通俗读物达300余种，可谓极一时之盛。农民战争史可能是1949年后史学成果密集度最高的专门领域(77)。
在1950-1966年间，我国经济史学界不仅产生了一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经济史学著作(78)，同时也有重大理论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一个主要理论基础。首先，这个理论体现了一种比较史观，即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范围之中，把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进行研究。其次，该理论打破了自黑格尔以来盛行于西方的“中国停滞”论及其变种(79)和本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流行的“冲击—回应”模式的束缚，使得我们能够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过去的历史，并且把研究的重心放到中国自身，而不是将近代中国经济的变化归之于外部因素（特别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作用）。再次，在寻觅资本主义在何时何处“萌芽”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学者们对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等至关重要的问题，付出了巨大努力，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80)。
“中国封建社会”（实际上应当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理论的提出，也是我们经济史学界的重大理论创新。从苏联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封建社会”的概念，是以西欧历史演变模式为标准的，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用傅衣凌的话来说，用西欧的标准来看中国的封建社会，那么中国封建社会就是“既早熟而又不成熟”(81)。也正是因为如此，学者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的看法，也有巨大的分歧，其时间竟然相差达数千年之久(82)。为了克服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中国经济史学家进行了理论创新，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论。这个理论，使得他们得以避免完全依照西方的模式来重建中国历史。
在此时期，也开始了由国家组织的系统收集整理资料的工作。1953年，由中央政府组织成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决定，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严中平负责，编辑出版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汇编。至1966年前，已有多部重要的资料汇编出版(83)。1960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指示，组织以许涤新、吴承明为首的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专家，从编辑《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着手，进行该项工作。这些扎实的资料工作不但推动了有关专题研究，而且培养了一批研究骨干。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史学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对1949年以前中国经济史学的成就，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以论带史”的口号，后来演变为“以论代史”的做法。这种轻视史实的风气，到了“文革”更发展成为无视史实乃至捏造史实的恶劣手法。在此时期，原来居于中国史学主流地位的史料考订派，通过历次“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的运动（特别是1958年的“史学革命”），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复存在(84)。但是在经济史学领域中，重史料、重考据的研究学风并未完全消失。一些重要的著作(85)，较少当时流行的教条和八股气味，大都有考证、有材料。
二、在理论和方法上，50年代唯苏联之马首是瞻；60年代又陷入自我封闭状态，对西方经济史学的新进展既缺乏了解，又盲目排斥。而在此时期，法国年鉴学派进入第二代，形成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为首的整体观史学；在美国，以福格尔(Robert W.Fogel)为首的计量史学学派和以诺思(Douglas C.North)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史学学派兴起，引发了“新经济史革命”；而稍后西方又出现了对社会经济史的回归。这些重大变化，中国经济史学界基本上不知道，依然闭门造车。这种自我封闭，使得中国的经济史学游离于国际学术之外。
三、教条主义严重，盲从于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历史发展模式。过去欧洲史学家（尤其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把欧洲经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史观中的合理部分，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论，为科学的唯物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仍然是主要依据欧洲经验，但是他并未把这种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共同规律视为僵死的教条，认为无论哪个民族都必定走一条完全相同的历史发展道路(86)。然而到了斯大林，却将这种共同规律绝对化了，认定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必定走一条从欧洲经验总结出来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来说，把从欧洲经验得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绝对化，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形式。此时期我国学界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使得我们相信中国也必定要按照顺序经历这些阶段(87)。
四、学术的政治化，导致经济史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例如农民战争史研究从一开始就负载着意识形态使命，其“一度成为显学”，也不过是“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理论的产物”(88)，逐渐演变为“阶级斗争决定论”，在“文革”中更发展为“路线斗争决定论”（如“儒法斗争”论）等荒谬理论。更为严重的是，在此时期，由于政治上极左路线的支配，将学术问题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的做法愈演愈烈。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9年“史学革命”中，对许多学有成就的实证史学家粗暴地进行大批判。到了“文革”时期，连吴晗、翦伯赞、侯外庐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亦未能幸免，成为极左政治的牺牲品(89)。
总之，“文革”使中国经济史学受到致命打击，研究完全停顿。直到1978年以后，才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四、繁荣（1978-2007年）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由此开始，中国经济史学进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时期。
“文革”中遭到破坏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机构和队伍在此时期迅速恢复和发展。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即已开始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焕发了学术青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以后培养出来经济史学者，迅速成长为研究骨干。厦门大学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分别于1982年和1986年创刊。这两份杂志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当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和《食货》所发挥的作用。2000年又建立了“中国经济史论坛”网站，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学术阵地。在各地纷纷成立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团体的基础上，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史学会于1986年正式成立。2002年，中国经济史学会加入了国际经济史学会；2006年，李伯重当选为国际经济史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与国际学坛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
此时期研究成果十分丰硕。1988年齐鲁书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史组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著目录》，收录了1900-1984年上半年中国（包括大陆和港台）出版的中国经济史论著近二万种，其中中国大陆“文革”后出版者居多数。《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编的1986-1995年中国经济史专著和论文索引(90)，仅大陆的论著亦近二万种。这表明1986年以来发表的中国经济史论著，其数量约略相当甚者超过前此八十五年中发表的论著的总和。
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经济史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前教条主义的束缚，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新理论、新方法得以不断引进，使得中国经济史学界思想空前活跃，新思路、新见解层出不穷，在理论方法方面突破了单一的模式，进行广泛的探索，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向。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大为扩展，破除了过去只着重研究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老套，生产力的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同时流通也渐成热门，生产力决定论受到质疑，一些学者认为流通或市场需求也是经济的发展动力之一，因此经济史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领域。部门经济史和区域经济史的勃兴引人注目。专题经济史、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也渐次展开。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它起步较晚，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系统的研究开展之后，很快就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并出版了大量的著作(91)。
收集、发掘和整理史料的工作在此时期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大批经济史的文献档案资料得以整理刊布(92)。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都规模巨大(9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将清朝大内档案中的粮价资料录入电脑，建成有关资料的数据库；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的大规模整理出版工程。满铁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也已开始。气象、水文、地理变迁等资料以及各种考古材料、民间资料不断出版公布(94)。各地政府、各经济部门也广泛开展方志和专业史志的编纂和出版。这些成果均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此时期，我国的经济史学对以往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近代西方和苏联的经济史学都以19世纪的西方学术为基础。而19世纪西方社会理论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以西方为中心，把西方的经验视为人类社会变化的共同的和必然的规律。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也成为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尽管我国的历史学家在政治上和感情上都强烈反对那种把西方视为至高无上的观点，但是依然相信西方社会经济变化的道路是人类社会演变的唯一道路，中国社会经济的演变也一定沿着这条道路。因此，许多中国经济史学者们耗费了巨大精力所进行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预先设定了结论的研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力图把中国历史的真实，硬塞进西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从西方经验中获得的发展模式近来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95)。由于对现在使用的理论和方法感到惶惑，中国经济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怀疑主义的思潮。一些学者甚至主张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回到以考证为主的旧日汉学去。但是，一些学者也提出了新的理论和模式，用以说明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特征(96)。这些尝试，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史学正在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开始更高水平的理论创新。
此时期我国的经济史学出现了意义重大的分化。因理论与方法不同，中国经济史学逐渐形成了三个主要的学派，即原先的社会经济史学派，新兴的社会史学派和经济史学派(97)。
原先在中国史学中居于主流地位的社会经济史学派，在“文革”中遭受严重打击，在此时期不仅得到恢复，而且达到了黄金时代。早在“文革”以前即组织众多专家着手编撰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许涤新、吴承明主编）和《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严中平主编）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并出版，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里程碑性的成果。80年代中期组织诸多学者合作撰写的《中国经济通史》、《中国经济发展史》，亦先后分卷出版。各种专史研究更是硕果累累(98)。特别要指出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史研究日益深入，演化出偏重于社会史层面和经济史层面的两个新学派，这里姑且称为新社会史学派和新经济史学派。
新社会史学派的奠基人是傅衣凌。傅氏早年在日本受过社会学的训练，在研究中特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注重地域性的细部研究、特定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把个案追索与对宏观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大势的把握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轻视的民间文献（如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账籍、碑刻）等史料，倡导田野调查，以今证古，等等(99)。在他的影响下，社会人类学的民间取向逐渐得到历史学家的认同，并开始以“从下往上看”的视角和价值立场重新审视历史。在此时期，社会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成果丰硕(100)。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中心和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镇。
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吴承明。吴氏早年在美国攻读经济学，具有深厚的经济学素养。他本是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研究中最有建树者，但是他的眼光却远远超越该理论。早在80年代初，当我国经济史学界还在生产关系的圈子里打转的时候，他已经着手研究市场以及其他与经济近代化有关的问题了(101)。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自身蕴藏着众多向近代化转型的能动的积极的因素，而其市场史研究则是对这一预设的实证考察。同时，他对经济史方法论展开了积极的探索，构建起一个经济史研究的方法系统。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经济学研究所都发展了更为专业化的经济史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上述两大新学术流派的形成，显示出中国经济史学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但这里也要强调：(1)尽管中国经济史学出现分化，但是总的来说，其社会经济史学的性质并未改变(102)；(2)上述分化与国际潮流不谋而合。在西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社会史的分化日益扩大，其主要标志有二：一是“新经济史”（或“计量经济史”）的出现，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将严肃的经济学转向人类活动的更广阔和更复杂领域的趋势。具体而言，后一趋势体现为社会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快速发展(103)。但是在学科分化的同时，经济史学的社会经济史性质也在加强(104)。我国的经济史学在此时期的变化，也与这个国际大趋势相一致。
此外，与历史上的经济活动有关领域的研究，在此时期也取得重大成就。其中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中心的中国人口史研究、以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和浙江农业大学中国农史研究室等为中心的中国农业史研究，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环境史、地理史、灾害史、技术史、水利史、交通史等的研究也有重大进展。这些成就和进展，都为经济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帮助。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情况值得重视。在以往各阶段上都存在着的中国经济史学发展对“问题”的路径依赖(105)，在此时期逐渐弱化。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仍然强烈地体现出对“问题”的路径依赖，只不过是把研究的重点从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转移到与现代化有关的问题上来，从而展开了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的讨论。然而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已不再有这类全国性大讨论，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更加专业化的小型讨论会(106)。摆脱学科的发展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路径依赖，表现出中国经济史学正在走向依照学科发展自身规律而发展的道路。
五、危机与机遇：21世纪的中国经济史学
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性，随着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起飞而得到加强。正如柏金斯(Dwight Perkins)所言，中国今日的经济奇迹是20世纪世界上所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而只有从历史的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奇迹(107)。因此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国际学坛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108)。
然而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却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109)。经济史论著数量减少，经济史学者纷纷转向其他领域。更重要的是，构成以往中国经济史学基础的许多主要理论与方法，近年来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中国经济史学已经感到日益严重的危机。
这个危机是近几十年来全球性史学危机在中国经济史学中的表现。这个危机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达到高潮。而这个时期是一个社会科学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以往史学赖以建立的若干理论基石（例如单元论、目的论、直线进化论、决定论，等等）都受到强烈冲击，用以构建历史的主要依据也发生了动摇。在此背景之下，经济史学在西方也出现了危机(110)。经过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史学已成为国际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全球性的史学危机中，中国经济史学受到冲击并不奇怪。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史学作为现代中国史学的一部分，在1949-1989年这四十年间，一直都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话语系统内思考问题。但是到了90年代，情况发生了深刻变动(111)。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遇到严峻挑战的一个结果。中国经济史学出现衰落，“尤其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在当代受到挑战有关”(112)。
如何应对这个危机，对于中国经济史学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大事。我们必须充分动员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资源，和全球同行一起努力，才能成功地战胜危机，并使中国经济史学得到更大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正确对待我国的经济史学的学术传统以及我们面对的学术国际化的趋势。
如前所述，我国的经济史学在其一个世纪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已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这个传统包括三个部分，即：(1)1949年以前居于主流地位的实证史学传统；(2)1949年以后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3)1978年以后形成的多元化史学传统。上述三个传统都是我国的中国经济史学的宝贵财富(113)。轻率地否定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浅薄的行为。这里要强调的是，虽然它们研究的对象各有侧重，研究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但是它们也有明显的共同点，例如重视唯物史观(114)，强调社会经济史的整体性质，都是在国际学术潮流的影响下形成的(115)，等等。因此不能把它们视为三种相互对立的学统。相反，在主要方面，它们是可以互补的(116)。三者结合，才形成了当今中国经济史学的传统。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史学，也就只能以此为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正确对待学术国际化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史学从萌芽到今天，一直受到国际学术潮流变化的重大影响，因此不论我们主观愿望如何，我们都无法拒绝我国的经济史学正在国际化这一现实。事实上，只有主动地投入国际化，才能进入国际主流学术，从中汲取我们所需要的学术资源。这里我们应当强调：国际经济史学的主流学术本身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它具有西方渊源与西方背景；但是另一方面，它在长期的发展中也在不断地“科学化”，而真正的科学化意味着要超越西方的局限。由于国际主流学术具有这种两重性，因此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充分运用其合理部分，同时对其不合理部分加以改进。同时，如余英时所指出的那样，在西方的多元史学传统中，任何新奇的观点都可以觅得容身之地。近年来西方学界涌现了各种新理论方法，其中包括许多有悖于主流的“异义怪论”，不过这些“异义怪论”是否都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尚有待于事实的证明(117)。因此，我们在大力引进新理论方法的同时，也要对这些理论方法进行深入的分析，取其长而避其短，这样才能既不“趋时”而又不落后于时代之后(118)。
我国经济史学的传统与国际经济史学主流学术的发展，二者之间并无根本冲突。相反，二者在发展的大方向上是颇为一致的。特别要指出的是，我国经济史学的社会经济史传统，与20世纪晚期西方经济史学的最新发展趋势更为相符。在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起，经济史学的分化（即计量史学的兴起与社会史的独立），导致了经济史学的衰落。鲁宾斯坦(William D.Rubinstein)指出，经济史常常围绕两种方法打转，即以美国为主导的计量经济史和以英国为中心的强调历史学与社会学方法的经济史。但问题在于，强调社会学方法的经济史家不能使用计量经济学的公式与参数系统，而社会史也不断分化出许多小分支（如城市史、劳工史、女性史等），变得支离破碎(119)。它们在脱离社会经济史的方向上走得太远，受到许多学者的抨击(120)。他们呼吁打破学科藩篱，使经济史重新成为全方位的“整体史”的一部分(121)。在此背景下，一种回归社会经济史（或者经济社会史）的倾向出现了。克里吉(Eric Kerridge)总结说：经济史是从通史或总体史中抽取出来的，而农业史、工业史、商业史等又是从经济史中抽取出来的。这种专门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集中思考总体史的某一具体方面，以揭示整体的发展。其他诸如政治史、宪政史、宗教史、法律史、药物史、海洋史、军事史、教育史等等，其目标都是这样。但现在各门专业壁垒高筑，互不理会，经济史也沾上了这种毛病。首先，经济学家渗入经济史学带来了一种非历史的观念(unhistorical cast of mind)。其次，统计学家的侵入也使经济史变得面目可憎。最后，经济史也受到“历史假设”的困扰，“历史假设”不仅违背事实，也违反最基本的常识。要摆脱这些困扰，经济史家与社会史家应该联合起来，开始新的综合。只有整合的历史才能使我们穿越现实，看到那已逝去的我们不熟悉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对那个已逝世界的知识，与当今世界作出对比，从而加深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学家最伟大、最崇高的目标(122)。为了克服以上弊端，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新建立的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在1966-1967年间就经济史发展方向进行了讨论，决定拓宽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将其调整为“经济—社会史”学科，并予以资助。这个学科成立了自己的学会，有自己的研究经费。英国经济史学会创办于1927年的《经济史评论》是西方经济史研究的权威杂志，自1991年起，该杂志增添了副标题“经济社会史杂志”，标志着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单一经济史杂志向经济社会史杂志转变过程的完成(123)。到了今天，国际经济史学越来越采取“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取向，这与我国经济史学的社会经济史传统正好相符，因此二者有机地结合是具有深厚的基础的。
那么，中国经济史学未来的发展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早在1935年4月，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创办时，在发刊词就已明确指出：“我们既不轻视过去旧史家的努力，假如不经过他们的一番披沙拣金的工作，我们的研究便无所凭借”，同时“我们也尊重现代一般新史家的理论和方法，他们的著作，在我们看，同样有参考价值”；“我们不愿依恋过去枯朽的骸骨，也不肯盲目地穿上流行的各种争奇夸异的新装。我们的目标只是求真”。此言道出了中国经济史学形成时期有眼光的学者对未来的展望。同样，在今天，我们应当既珍视我国已经形成了的经济史学传统，又积极进入国际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经济史学。当然，这样做是很难的，因为二者之间虽无根本冲突，但是也有明显差异。要化解其中的紧张，还需多方努力。不过，我认为这是21世纪的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方向；中国经济史学朝这个方向发展，既是我们的期望，也是历史的必然。
注释：
①形成阶段包括1932-1937年的繁荣时期和1938-1949年的萧条时期，转型阶段包括1950-1965年的繁荣时期和1966-1978年的萧条时期，发展阶段则包括1979-1999年的繁荣时期和此后的萧条时期。当然，各个繁荣时期和萧条时期只是相对而言的，它们在性质和程度上都有很大差异。例如，在1966-1978年的萧条时期，经济史研究几乎扫地以尽，而在1999年以后的相对萧条时期，经济史研究仍然有很大进展。
②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③赵世瑜：《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常建华：《社会史研究的立场与特征》，《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网·社会主义百科要览”发布的《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http://myy.cass.cn/file/200512082653.html)对社会形态作的解释是：“经济社会形态、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形态基本上是同一涵义。都是指经济发展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和表现形态；都是强调经济基础对整个社会形态的决定作用。经济社会形态可定义为：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我国许多学者所作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并非全部集中于讨论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是讨论历史上具体的社会与经济问题，颇类似于西方近数十年间兴起的经济—社会史。
⑤在西方学界，由于没有准确的界定，因此对于什么是经济社会史，以及它与相关学科如社会史、经济史和社会经济史的关系如何等问题，目前尚不很清楚，甚至在为纪念英国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Society)成立七十五周年而出版的由百余位专家学者撰写的笔谈文集《充满活力的经济社会史》中，也很少有人从学理角度探讨这些问题。参见徐浩：《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理论与实际》，载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5-85页。
⑥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社会史实际上尚未在我国成为一个学科。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社会史，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史。何兹全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社会史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人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但我总认为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史研究的中心内容，核心内容。这是研究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向何处走，这是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见《何兹全文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55页。
⑦李根蟠指出：“现代中国经济史学一开始就与社会史相结合，是社会史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说，它是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的”，“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社会史’是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史’是与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两者是一致或相通的”，因此“在中国经济史形成的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史’这几个名词的含义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以至可以相互替换使用”。参见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载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第86-106页）和《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河北学刊》2002年第3期）诸文。
⑧李埏指出：“《史记》有《货殖列传》一篇，是绝无而仅有的古代商品经济史专著。”李埏：《〈史记·货殖列传〉时代略论》，《思想战线》1999年第2期。
⑨正史中也有缺《食货志》的，如《后汉书》、《三国志》无《食货志》，南北朝诸史除《魏书》外也无《食货志》。但后史有《志》者（如《晋书·食货志》、《隋书·食货志》）往往对前代有所追述。
⑩参见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
(11)除了上述文献外，我国古代的其他典籍中也保留了丰富的经济史资料。例如，历代类书的相关项目可视为有关经济史料的汇编；明清时代众多提倡经世致用的学者，写了大量的有关国计民生的奏议和文章，被汇编为多种《经世文编》，其中许多是讨论经济问题的。从传统的四部分类来说，经部文献虽然是儒家经典，但其中也保存了不少有关上古经济的史料；集部文献中有众多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论述；子部文献中有大量农书以及水利书、工业用书、商业用书。四部文献之外，考古发掘的地下文物和简牍文书，也包含了大量古代经济发展的信息。
(12)章太炎在1913年《自述学术次第》一文中说，“食货之学”乏人问津，是有清三百年学术的四大缺陷之一（见傅杰编：《自述与印象：章太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16页）。我对此的理解是：清代学术成就斐然，但在“食货之学”方面，却鲜有人专治之，以致未能突破以往格局。但是什么是“食货之学”，章氏未言，我亦尚未见他人作过专门的解说。一种意见认为历代食货志只是对经济现象的描述，所以不是“食货之学”。不过，就本来的意义而言，史学就是对往事的记录（西方对史学[history]的普通定义为“事件的记叙”[a narrative of events]，尤指按时间顺序记录事件，并常包含对这些事件的解释或评价[chronological record of events,often including an explanation of or commentary on those events]）。从这个最基本的意义出发，经济史学也就是对过去经济事件（实践）的记录。食货志作为对历代经济制度和经济现象的系统记载和描述，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史学。虽然这种史学尚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史学，却可被视为经济史学的前身。为了更好地表现这种史学的特征，称之为“食货之学”无疑更为合适。
(13)因此，在近代西方学术分类中，史学被视为“艺术”而非“科学”。
(14)希克斯(John Hicks)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在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而“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连贯的理论作为前提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Glarendon Press(Oxford),1991,p.2.
(15)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说：“无论是把‘历史’(history)仅视为‘过去’(the past)，或是视为关于过去的文献记载，还是经过专业史学家考订过的关于过去的历史，都不存在用一种所谓的特别的‘历史’方法去研究‘历史’。”Hayden White,"New Historicism:A comment",in Veeser ed.The New Historicism,Routledge,1989.
(16)因是之故，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史学说：“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其他学之关系。”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28-1647页。
(17)巴勒克拉夫说：“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他并引用戴维斯的话说，“迄今为止，经济学是对历史学唯一作出最大贡献的社会科学”，其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时代以来，历史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经济因素在历史变革的形成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因为“经济学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面远远走在其他社会科学前面”。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5、114页。
(18)1867年“经济史”首次被列入大学考试科目；1882年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出版了第一本经济史教科书《英国工商业的发展》，这两件事被认为是英国经济史学科的“起步阶段”。1892年，阿什利(W.J.Ashley)成为英语国家的首位经济史教授。1895年伦敦经济学院成立，将经济史置于社会科学的核心。
(19)徐浩：《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理论与实际》。
(20)爱德华·罗伊尔(Edward Royle)说：经济史是经济学与历史学结合的产物，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当时经济史似乎并未明确地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剑桥大学，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讲授的课程就叫“政治经济史与经济史”。转引自龙秀清编译：《西方学者眼中的经济—社会史》，载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第361-379页。
(21)中国近代学术转型指的是传统学术向西方近代学术的转变，从一个方面来说，即从传统的文史哲不分的“通人之学”向现代分科性质的“专门之学”转变。这两种学术形态在学术研究的主体、学术研究机构及学术中心、学术研究理念及宗旨、学术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范围、研究成果及交流机制、学术争鸣与成果评估等问题上均有很大差异。参见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22)“新史学”一词使用频率甚高，其含义亦相当宽泛：从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顾颉刚的疑古史学，王国维“地上与地下文献互证”的史学，到郭沫若诸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均以“新史学”名之。见陈峰：《两极之间的新史学：关于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23)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56页。又，尚小明指出：“梁启超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因此，将其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是不准确的。当然，梁氏的移植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归纳，并结合中国旧史弊病有所演绎，这就使其《新史学》等专论所宣传的新史学思想更条理、更易为中国学界所接受，并且有了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梁氏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尚小明：《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
(24)梁启超在1897年看到日本人绪方南溟写的《中国工艺商业考》一书时，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嗟夫！以吾国境内之情形，而吾之士大夫，竟无一书能道之，是可耻矣。吾所不能道者，而他人能道之，是可惧矣。”见梁启超：《〈中国工艺商业考〉提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1936年版本，第51页。
(25)如1907年日本学者平田德次郎在《政治学报》上发表《满洲论》一文，西村骏次等在《政治学报》上发表《满洲之富源》一文。受此影响，中国学者剑虹于1910年在《地学杂志》第1卷第3期上发表《吉省移民源流》一文，也展开了类似的研究。1906年广智书局出版了蒋簋方翻译的日本学者织田一著《中国商务志》一书。中国学者陈家锟就展开了类似的研究，并于1908年著《中国商业史》一书。
(26)如张效敏1916年发表的《中国租税制度论》，陈向原1926年所著《中国关税史》，都是关于租税、关税等细目专题的研究。此后也陆续出现了用新的体裁编写的财政史、田赋史、田制史、盐务史、商业史等方面的论著和经济资料的汇编，如1906年出版的沈同芳的《中国渔业历史》、1908年出版的陈家焜的《中国商业史》等部门经济史论著叙述简略，显然尚处于起步阶段。
(27)赵德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回顾与启示》，原发布于“中南经济史论坛”，转引自http://jyw.znufe.edu.cn/znjjslt/xxyd/sxglyjjsxs/t20051223_1384.htm.
(28)如陶希圣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两汉经济史》等著述。
(29)如陶希圣翻译的奥本海姆(Franz Oppenheimer)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各国经济史》等著作。
(30)1920年朱希祖出长北京大学史学系时，即受德国兰普雷希特(Lamprecht)《近代历史学》和美国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的影响，极力强调“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并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对该系课程进行了改革。
(31)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序言》，中国经济研究会，1935年。
(32)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创刊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29页。
(33)转引自曾业英：《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82-83页。
(34)赵德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回顾与启示》。
(35)嵇文甫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称：“这本大著，一方面带着论战时期战斗气氛，而另一方面在搜集材料上也很下一些功夫。从此继续探讨，理论和材料两方面同时并进，对于将来中国社会史论坛上一定有很大的贡献，这是我所最期望的。”顾颉刚对本书也有很高评价：“自上古至汉代为止，材料相当丰富，见解相当正确，是与《食货》学派相近而又有贡献的佳作。”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9页。
(36)刘翠溶指出，这是第一份以经济为名的学术刊物，创刊时间比美国经济史学会出版的Journal of History（1941年5月）还要早，这份刊物实为导致今日研究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之嚆矢。见于宗先等编：《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选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之《导言》。
(37)向燕南、尹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38)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経済史の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刊行，1988年，第7页。
(39)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3章。
(40)伊格尔斯：《20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绪论》第6页。
(41)王学典：《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42)向燕南、尹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
(43)沃尔什指出：“自从马克思以来，或者不如说自从19世纪末年以来”，历史研究的“重点已经转移到经济史和社会史”，“人们日益接受……与政治因素相对而言的经济因素乃是历史变化中真正的决定因素的论点”。见威廉·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85-186页。
(44)当然，年鉴学派在许多重要方面并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分期论），但该学派主张“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家有责任把这场讨论进行下去，这也是当今历史学界的任务之一”。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介》，原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后收入李氏《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45)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60、162页。
(46)这种以乾嘉考证学和西方兰克以后的历史主义的汇流为其最主要的特色的“新史学”，可以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与顾颉刚的“疑古史学”为代表的史料学派为代表，形成一种以批判史料、考证史实为圭臬的学术规范，乃是中国史学的主流。
(47)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即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诞生前后，陈寅恪明确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敦煌学的中心和正统在法国，“法国汉学”遂被看作是“新潮流”之所在，而“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就是陈氏所谓的“预流”，而“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见王学典：《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
(48)参见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后顾与前瞻》，《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129页（转引自向燕南、尹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
(49)朱谦之：《序》，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研究》，上海：新生命书局，1936年。
(50)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一文中曾指出，有清三百年，学术研究的方向选择上存在四个方面的缺陷，其中之一即是对“食货之学”亦即社会经济史的忽略。
(51)考订派处在主流地位上，因此其所倡导的学风、路数、旨趣也就成为主流学风、主流路数，而史观派的学风、路数和述作则备受轻蔑。参见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以及《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
(52)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均不做社会经济史，但是他们也都承认社会经济史的重要性。因此胡适在其“中国文化史”撰述计划中列有经济史一项，而顾颉刚也承认“社会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力是经济”，并提议从地方志中寻求经济史料。
(53)陶希圣：“中国社会史丛书”的《刊行缘起》及卷首《附言》，转引自向燕南、尹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
(54)《史料参考》，《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11月。
(55)如发表于《食货》半月刊上的有关魏晋庄园经济、宋代都市夜生活、三国时代的人口、元代佛寺田园及商店问题的研究，都属此类。
(56)如马乘风在《中国经济史》中对王宜昌有关中国用铁时代研究的批评，就有很多地方涉及到史料的来源和解释问题。
(57)齐思和在总结新史学发展史时说：陶希圣“对于西洋封建制度并未给一个彻底的解说，因之对于中国封建制度的解说也稍失之于空泛笼统”。到了后来，陶先生大概感觉这问题太广大，应从专题研究入手，又作了《西汉经济史》、《辩士与游侠》等书”（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此外，《食货》杂志还推出了几期“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专号”，以探讨中国社会自身特点。
(58)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
(59)汤象龙曾有过明确的说明：“当时大家虽然说不上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都倾向于唯物主义，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分析，主要倾向于社会和经济的分析。”见《汤象龙自述》，载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三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23页。
(60)有关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人物对经济史内容的重视及其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上的开拓之功，参见王学典：《“年鉴范式”：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6-67页。
(61)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百年历程与走向》，《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5期。
(62)李伯重：《“年鉴学派”——一个重要的历史学派》，《百科知识》1996年第6期。
(63)早在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时期，梁启超就在《新史学》一文中大力鼓吹史学研究应当“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陶希圣更明确地把“统计法”作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并将其列入“科学的归纳法”之中。
(64)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自序》第140页。
(65)傅斯年：《历史语言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广州，1928年10月。
(66)即使是张荫麟，其三分之二以上的文章亦涉及考辨。其弟子李埏说：“荫麟先生的史学著作，用心最多的是《史纲》，而分量最大的却是考据论文”，“考据不是荫麟先生治史的目的，而只是他的手段”。见李埏：《张荫麟先生传》，《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3期。
(67)陶希圣：“中国社会史丛书”《刊行缘起》及《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转引自向燕南、尹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
(68)1919年至1920年间，胡适、胡汉民、廖仲恺曾就“井田制有无”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虽然胡适当时主要是从考证的角度提出这一问题，其目的是为了证明“层累地造成古史”，但是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客观上对中国经济史学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术界有人甚至认为，井田制有无的辩论是中国经济史学开始形成的标志。
(69)郭沫若：《近两年来的中国历史学》，1951年7月29日《光明日报》。
(70)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71)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见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4页。
(72)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波普尔访谈演讲录》，王凌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73)例如“古史分期论战”，在当时看来，关乎“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是否适应中国国情的问题，关乎中国革命与历史的前途问题，即马克思所说的理想社会形态能否在中国实现；同样是把社会形态学说引入中国史领域的产物，为了说明没有帝国主义也能发展到资本主义去，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应运而生。见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74)陈支平：《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三大情结》，《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75)伊格尔斯等：《历史研究国际手册》，陈海宏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76)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7页。
(77)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78)如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李亚农的《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王仲荦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形成问题》、贺昌群的《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尚钺的《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杨宽的《古史新探》、《战国史》、唐长孺的《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韩国磐的《隋唐均田制度》、严中平的《中国纺织史稿》等，以及关于“五朵金花”的讨论文集，等等。
(79)如西方学界的“传统平衡”理论、“高度平衡机制”理论和我国学界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超稳定系统”之说等。
(80)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原刊于《读书》1996年第8期，后收入李氏《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又，余英时也认为大陆学者从事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对明清经济史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9、60页。
(81)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原名《论明清时代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傅衣凌教授1965年间为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经济史专门化（专业）学生授课时的油印讲义。1975年，原稿由北京师范大学铅印成册，内部传阅，作为编写《中国通史》多卷本讨论明清社会经济的基础）。
(82)这些看法包括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汉封建说，乃至魏晋南北朝封建说。
(83)如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孙毓棠、汪敬虞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两辑，李文治等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辑，陈真等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四辑，彭泽益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四卷，另外还有涉及中外经济关系的资料，如辑自海关的第一手资料《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15编。
(84)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85)例如梁方仲的《明代粮长制度》（1957年），傅衣凌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场经济试探》（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等。
(86)例如，马克思就不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会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
(87)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
(88)赵世瑜、邓庆平：《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89)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绪论》。
(90)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联合增刊。
(91)如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84)》、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商业经济研究所《新中国商业史稿》、左春台等《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简史》、赵梦涵《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税收史论纲(1949-1991)》、曹尔玠等《新中国投资史纲》、夏泰生等《中国投资简史》、庄启东等《新中国工资史稿》、叶善蓬《新中国价格简史》、李子超《当代中国价格简史》、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袁伦渠《新中国劳动经济史》、路建祥《新中国信用合作发展简史》、迟孝《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物资经济学会编《中国社会主义物资管理体制史略》、财政部编《中国农民负担史》、宫成喜《中国财政支援农业简史》等。
(92)例如航运、盐务、商务等部门和行业史资料书，英美烟草公司、满铁、鞍钢、伪满中央银行、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银行、聚兴诚银、汉冶萍、裕大华、大生、刘鸿生企业、吴蕴初企业等大型企业史料书，关于旧中国海关、海关锐收和分配统计、清代外债、民国外债、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天津商会、苏州商会、南开经济指数资料、自贡盐业契约、张謇档案、盛宣怀档案、自然灾害档案资料等专题资料书，抗战时期主要革命根据地等根据地财经史料书相继出版；不少地方政府及业务部门也组织力量，编纂本地方本部门史志，所出版的地方工商史、农林史、金融史、财政史、港史、公路史、邮政史等资料书更是不胜枚举。
(93)前者共12部，后者更有数十卷，其中包含的经济史资料非常丰富。
(94)考古材料包括出土实物和文字材料，如农作物、工具、城址、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等。民间资料包括各种民间文书、族谱、碑刻等。其中敦煌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以及上海、苏州、佛山、北京等地有关经济史的碑刻资料都已整理出版。
(95)这些模式包括“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理论。这两个理论的主要建构者吴承明、傅衣凌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中期，都先后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观点。吴承明认为不应当再提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而应把注意力转到对市场的研究上。傅衣凌则否认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
(96)例如吴承明的市场史理论、方行的“中农化”理论、李伯重的“江南发展模式”等。
(97)这里对三个学派的区分参考了刘兰兮执笔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前沿扫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5月8日），但所用的表述与刘文颇有不同。
(98)例如林甘泉主编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赵俪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朱绍侯的《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张泽咸的《唐代阶级结构研究》，王曾瑜的《宋代阶级结构》，傅衣凌的《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李文治的《明清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章有义的《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杨国桢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以及郭正忠主编的《中国盐业史：古代篇》等。
(99)杨国桢：《序言》，见《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100)如冯尔康、常建华等对宗族社会、清代社会生活的研究，刘泽华对传统社会“士”的研究，彭卫、宋德金等对婚姻史的研究，朱凤瀚、谢维扬对商周家族形态的研究，马新、齐涛对汉唐乡村社会的研究，唐力行等对徽商的研究，马敏等对晚清“绅商”和“商会”的研究，陈支平、郑振满等对福建家族的研究，陈春声、刘志伟等对华南民间信仰的研究，赵世瑜对北方民间社会的研究，蔡少卿等对近代帮会和秘密社会的研究，乔志强等对近代华北乡村社会的研究，定宜庄、高世瑜对古代妇女的研究等，都是其中引人注目的成果。见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101)参见叶坦：《吴承明教授的经济史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第26期，1998年。
(102)傅衣凌是社会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但他提倡的是把对地区社会细部的研究和社会经济的总体研究结合起来。吴承明是采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史的主要倡导者，但他也明确提出经济史研究不能只讲“纯经济的”现象，应该有整体视野，经济史学家应有历史学修养，应能从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诸方面，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研究经济发展与演变。
(103)Donald C.Coleman,"What has happened to Economic History？ An inaugural lecture",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on 19 October 1972.Eric J.Hobsbawm,"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in M.W.Flinn & T.C.Smout,eds.,Essays in Social History (Oxford),1974.
(104)作为标志，“经济—社会史”一词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流行起来，到了70年代经济社会史逐渐成为主流。就英国而言，20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史学会在“经济史丛书”和“社会史丛书”的基础上出版“经济社会史丛书”，在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诸多大学都建立了经济社会史系。见徐浩：《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理论与实际》。
(105)在1949-1978年间，经济史学发展对“问题”的路径依赖变得比以前更明显。在50年代，经济史学界过多的努力集中于“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致使经济史的其他方面受到忽视和轻视。
(106)如对“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研究”、“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等问题的小型专门讨论会。
(107)Dwight Perkins,China:Asia's Next Economic Gian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6.
(108)像安古斯·麦迪森(Angus Madison)、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一些原来并不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近年来也开始加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队伍。
(109)李根蟠指出：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但90年代初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见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百年历程与走向》。
(110)例如，有学者指出：经济史或经济社会史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英国出现停滞或下降势头。经济社会史系在英国大学收缩了规模，经济史的教授职位得不到补充，经济史系缩减编制或者并入经济系或历史系。参见徐浩：《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理论与实际》。
(111)王学典指出：在1949年以后居于主流的史观派，其发展一直在“社会史论战”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所形成的历史话语系统内进行。这一话语系统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这一系统基本上是从西方引进的，是西方（主要是西欧）用来描述、反映自身历史特点的概念和术语。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套“充斥着二十世纪政治与文化诉求”的话语，为学术共同体与政治社会所共用。像“封建”、“封建社会”、“阶级”、“阶级社会”、“剥削”、“剥削阶级”、“地主”、“地主阶级”等等，以及与这些术语相关联的许多社会历史理念、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假设，都只有放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中才好把握。严格地讲，这套话语是史学界从政治社会照搬过来的，而政治社会主要用这套话语来从事社会动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史学界在这套话语系统内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大都是意识形态命题，或半是学术半是意识形态的命题。见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112)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百年历程与走向》。
(113)关于历史主义方法（即实证史学方法）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熊彼特(Joseph Shumpeter)下面的话见之，他说：“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9页及注3）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则年鉴学派奠基人之一的费弗尔已说得很明确：“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即使从来没有读过一句马克思著作，……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思考和理解事实与例证。马克思表述得那么完美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第一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藏的一部分。”（张广智：《克丽奥之路》，第264页）该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认为他著名的“长时段”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是相一致的：“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蔡少卿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6页）第三代领导人勒高夫指出：“在许多方面，如带着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维克·勒高夫：《新史学》，载蔡少卿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18页。按：“带着研究历史”一句似不通，但所引译文如此）至于第三个传统所体现的多元化和专业化的优点，更自不待言。
(114)在1949年以前，虽然史料考据是中国史学的主流，但是唯物史观也受到中国主流史学中一些人物的重视。例如胡适说：“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多出路。”见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
(115)1932-1949年占主流的考据学派深受西方实证学派的影响，而1949年以后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则更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1978年以后兴起的社会史、经济史学派，也与西方学术有着密切的关系。
(116)上面谈到的实证史学传统注重史料考据，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则强调理论指导，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二者可以互补。1978年以后形成的多元化史学传统既保存了前两个传统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吸收了20世纪后半期国际学术的许多新成就，是以前两个传统为基础的改进和发展，因此更与前两个传统可以互补。
(117)参见余英时：《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史研究的几点反省》及《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均收入《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他并指出：“最近海内外中国人文学界似乎有一种过于趋新的风气。有些研究中国文史，尤其是所谓思想史的人，由于受到西方少数‘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激动，大有走向清儒所谓‘空腹高心之学’的趋势。”特别是“在古典文字的训练日趋松懈的今天，这一新流派为中文程度不足的人开了一个方便法门。因此有些人可以在他们不甚了解的中国文献上玩弄种种抽象的西方名词，这是中国史研究的一个潜在危机”。虽然“到现在，这一流派在美国绝大多数史学家眼中尚不过是一种‘野狐禅’”，但是对青年学生却有严重的消极影响，“有志于史学的青年朋友们在接触了一些似通非通的观念之后，会更加强他们重视西方理论而轻视中国史料的原有倾向。其结合则将引出一种可怕的看法，以为治史只需有论证而不必有证据”。
(118)李伯重：《“融入世界”：新世纪我国的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趋势》，载吴焯主编：《清华人文社会科学专家谈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119)参见前引龙秀清编译：《西方学者眼中的经济—社会史》。
(120)索洛(Robert Solow)批评某些西方经济史学者过分尾随经济学说：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而当代经济史也象经济学那样，“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因此“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呼吁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Robert Solow,"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in Economic History,Vol.75,NO.2.
(121)熊彼特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5页）。卡洛·奇波拉(Carlo Cipolla)指出，“经济史本身就是一种划分，而且是最为任意的划分。其所以这样划分是为了分析和教学上的方便。但生活中并没有这种界限，有的只是历史”（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导言》第3页）。庞兹(N.J.G.Pounds)更指出：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不是彼此孤立的六角形，而是在内容和方法上有着一定联系和渗透的，作为研究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学尤其如此。因此，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经济史，许多社会和文化因素都应该进入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没有纯粹的经济活动，人类行为的因果联系无限延伸，没有尽头(N.J.G.Pounds,"What Economic History Means to Me",in P.Hudson,ed.,Li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Economic History Society,Glasgow,2001)。
(122)参见龙秀清编译：《西方学者眼中的经济—社会史》。
(123)参见徐浩：《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理论与实际》，以及龙秀清编译：《西方学者眼中的经济—社会史》。
《文史哲》2006年度“名篇奖”揭晓
经过历时近半年的筛选和评审，《文史哲》2006年度“名篇奖”于近日揭晓。两篇论文获得该年度“名篇奖”，它们分别是葛兆光先生的《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2006年第3期）以及杨春梅先生的《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2006年第2期）。
葛兆光先生在文章中把古代思想史的叙事脉络梳理为三个不同的“系谱”：古代中国的“道统”；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作者认为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并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且因脉络化而使线索变得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且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与政治史之间，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评审专家给予该文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作者以清醒的反省意识批评了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简单化的趋向，其研究方法、问题意识都有突出的特点，确能发人之所未发”。
杨春梅先生的文章认为，自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与“走出疑古”已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两者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到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评审专家认为文章“气势宏大，视界开阔，论证深入，是近年学术史研究领域一篇很有影响的力作”，“尤其是文章提出了一个令学界思考的大问题，就是应当如何认识未来中国学术发展的方向，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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