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严复的人口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人口论文,思想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戊戌变法的一百周年。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这场变法运动，是一次有一定群众规模的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在政治上力主改革，将锋芒指向封建专制制度，而且打破了中国知识界的沉闷局面，帮助人们认清世界大势，看清中国所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激发爱国热情，空前提高了民族觉醒程度；它在相当广泛的规模上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初步宣传了“民权”思想，给知识分子灌输了一些民主意识；它有力地宣传“变”的观念，帮助许多人打开了眼界，对人们的世界观的变化起了巨大的激荡作用。它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严复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走上历史舞台的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严复与维新派中其他人物相比，一个显著特点是，他除和其他人物一样拥有坚实的“中学”基础外，还有颇为深厚的“西学”素养。这就使他能够运用西方的近代哲学理论，通过中西的比较，提出自己的维新思路。特别是他通过翻译向中国知识界系统地介绍“西学”的先导作用，使他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
对严复思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向来为中外学人所重视。在资料整理方面，已出版收集比较完备的有王栻主编的《严复集》（五册）和商务印书馆重印的《严译名著丛刊》，计八种。在专著方面，已有若干部问世。至于论文，初步统计百年间约三百余篇。这些论著从各个方面对严复的研究应该说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但也应该指出，对严复的研究在某些问题上，仍有待深入。例如，严复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从进步到保守的过程，即从早年宣传民主和科学思想，大力翻译介绍“西学”，鼓吹变法维新，批判封建思想，到了后来却日趋保守，甚至主张尊孔读经，赞成恢复帝制。这种从进步到保守的历史现象，在近代中国不仅严复一人如此，康有为、章太炎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于严复的这种现象，有的研究者也试图加以解释，但却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这就需要学术界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同时，他所写下的大量的按语中，包含着不少颇有见地的思想，例如，他对当时中国和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的认识；他对中国求富、求强、现代化的一些想法；他的关于人口的思想和救贫思想等等，是有些有益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发掘的。因此，笔者今以《试论严复的人口思想》为文，作为对戊戌维新运动一百周年的纪念。
关于严复的人口思想，在已发表的研究严复的三百多篇论文中，仅有一篇是探讨他的人口思想的。（注：见《研究严复主要书目和论文索引》，载张志建著：《严复学术思想研究》，附录，页333—360，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年12月版。该文为舒扬所写的《严复人口思想述评》，载《福建论坛》1982年第6期，本文撰写时参考了该文。 ）严复的人口思想，总的说来，是以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同中国当时的人口问题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本文拟从此出发来探讨严复的人口思想。
（一）严复的人口思想，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首先是从生存竞争关系到种族存亡的角度来观察中国人口问题的。他深深为当时的中国人口过多而且存在着质量低下的恶性循环，感到极大的忧虑。
严复首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出发，认为人类也是按照“争存天择之理”发展的。他说：“英达尔温（达尔文）氏曰：‘人物之初，官器至简，然既托物以为养，则不能不争；既争，则优者胜而劣者败，劣者之种遂灭，而优者之种以传。既传，则复于优者中再争，而尤优者获传焉。如此递相胜不已，则灭者日多，而留者乃日进，乃始有人。人者，今日官品中之至优者也，然他日则不可知矣。’达氏之说，今之学问家与政事家咸奉以为宗，盖争存天择之理，其说不可易矣。”严复认为，近二百年来，白人“民智日益开”，“经略全球，红人、黑人、棕色人与之相逢，始则与之角逐，继则为之奴虏，终则归于泯灭。”“夫黄种之后亡于红种、黑种、棕色者，岂智力之足抗白人哉？徒以地大人多，灭之不易，故得须臾无死耳。”“支那之人亦窃恃此以无恐，然吾窃虑支那之民虽众，未可恃也。”为什么中国人虽多而不可恃呢？严复认为这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口的增长不是靠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优越，而是由于人口质量低下形成的恶性循环。他说：“夫支那有此生齿者，非恃其天时地利之美，休养生息之宜，以有此也。其故实由于文化未开，则民之嗜欲必重，而虑患必轻。嗜欲重，故亟亟于昏嫁，虑患轻，故不知予筹家室之费而避之。往往一人之身，糊口无求，娶妻生子，视为固然。”“设使娶妻一人，生子四、五人，则均须仰食于不足自给之一男子，则所生之子女，饮食粗弊，居住秽恶，教养失宜，生长于疾病愁苦之中，其身必弱，其智必昏，他日成长，亦必有嗜欲而无远虑，又莫不亟亟于嫁娶。于是谬种流传，代复一代。虽半途夭折之数极多，然所死之数，必少于所生之数。”（注：严复：《保种余义》，《严复集》第1册，页86—87。）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恶性循环呢？严复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以神鬼为宗教，人们普遍认为没有子孙后代为其血食祭祀，被视为上天的最大惩罚所造成的。他说：“自以人鬼为宗教，而不血食为莫大之罚！于是吾人以昏嫁为天职。而中国过庶之患兴焉。虽然，庶矣，而富教不施，则其庶矣，正其所以为苦也。”“夫聚不教劣种之民于竞争之世，其不能为优胜明矣！”（注：《法意》，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 页1007、1008。）
上述严复关于中国人口状况的描述，以及中国人口之所以形成这种状况的述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口的状况。但是他把中国人口的数量多质量低，完全归之于“文化未开”、“嗜欲重”、“虑患轻”，“亟亟于嫁娶”等纯精神因素，则是片面的。诚然，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多子多福的思想，以及在历史上很早就形成的早婚习俗，对人口的增殖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现象的本身，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是受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再生产的规律的影响、制约和规定的。这是严复所没有认识到的。人类自身的增殖或者再生产是自然现象，但也是社会问题。人口的发展或生产，一方面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容，一方面又主要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和制约。因此，讨论人口问题，不能不透过现象探求它的终极的、社会的、经济的原因。“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3，页692。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再生产，也和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一样，有明显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一般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增长缓慢。人口的再生产具有两高一低的特点，即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这种人口发展两高一低的特点，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个体小生产者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矛盾所决定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者，其农业生产劳动力的消耗是很大的。要维持劳动力的大量消耗，并补充由于生活水平低下所带来的高死亡率，就不能不用早婚和多生育的办法，来缩短人口再生产的周期，从而维持并增加劳动人手。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就形成女子十四、五岁就出嫁的早婚习俗，是与上述经济上的原因分不开的。同时，小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是很低的，剩余农产品有限，生产条件极为艰苦，无论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都要投入比生产增长比例更多的劳动才能维持和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增殖人口就成为维持生存的重要手段。这就往往会出现越是贫穷越要增加家庭人口的现象。同时，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为扩大人丁税，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也促使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出生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但是，残酷的封建剥削压迫，不时出现的种种自然灾害，使广大农民群众一直处于十分贫困的地位，这就必然造成其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恶化，人口的再生产也就日趋萎缩，并造成人口的高死亡率。高死亡率始终伴随着高出生率。由此可见，严复所揭示出来的中国人口数量多质量低的恶性循环现象的形成，其最根本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他所说的“嗜欲重”、“虑患轻”、“无远虑”、“亟亟于嫁娶”等纯精神因素造成的，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特殊的人口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注：参见宁可：《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 载《光明日报》1982年6月21日。）
（二）认为人口的消长是社会治乱循环的决定因素，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即所谓一治一乱，是与人口的增减紧密联系着的。
严复除了对中国人口众多质量低下的状况进行了述论外，还就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与人口的增减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当人口增加，“积数百年，地不足养，循至大乱，积骸如莽，流血成渠。时暂者十余年，久者几百年，直杀至人数大减，其乱渐定。乃并百人之产以养一人，衣食既足，自然不为盗贼，而天下粗安。生于民满之日而遭乱者，号为暴君污吏；生于民少之日而获安者，号为圣君贤相。二十四史之兴亡治乱，以此券矣。不然，有治而无乱，何所谓一治一乱哉！”（注：严复：《保种余义》，《严复集》第1册，页87。）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一治一乱，是和人口的大起大落紧密相联的。社会安定久了，出现了人口的过剩，社会生产不足以养活过剩的人口，必然会发生动乱；社会动乱，人口大减，并百人之产养活一人，衣食丰足，社会自然又会安定。历史上的所谓一治一乱，是随着人口的增减而循环的。严复上述的一番议论，应该说，确实揭示出了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人口发展史上的一种现象。但是，他对于这一现象的形成，却未能给予有力的说明。其实，中国历史上这种一治一乱的现象，也是由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增长，除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这一特点外，还具有在一段时期内人口大起大落的另一特点。大体说来，一个比较强大的封建王朝建立的初期，人口增长较为迅速。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出现停滞，到了新旧王朝交替时，由于战乱，往往急剧下降，人口变化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是由于一个王朝建立的初期，封建统治者为了社会安定，争取控制更多的可供剥削的劳动人手，往往采取各种政策，例如，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重农抑商，抑制兼并等等。这样，社会上就会出现经济恢复发展，人口数量逐渐增长的势头；中期以后，随着人口的较为迅速的增长，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物质资料生产增幅有限。人口的增长与物质资料的增长，就会比例失调，出现严重的不平衡，使封建统治秩序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注：参见徐平华：《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波动与人口关系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与此同时，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封建统治阶级的日趋腐败，为它服务的各种不事生产的寄生人口的日益增多，地租赋役加重，土地兼并剧烈，自然灾害连绵不绝，农民的被剥削和负担势必日益严重。农民不仅被剥夺了全部剩余产品，而且被剥夺相当一部分必要的劳动产品。繁重的劳动与极端贫困的生活，加大了死亡率，这就必然会造成人口增殖的停滞和下降。最后终于出现动乱乃至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各方混战，改朝换代，人口总量急剧下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治一乱。
（三）批判地分析马尔萨斯的土地肥力递减率，提出“两种生产相副说”。同时，还提出人类对人口的增殖，必须提高认识，实行自我节制。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过剩的原因，除了人口增长过快外，再就是因为地产不足，土地肥力下降，并提出一条土地肥力递减率。严复则认为如果单从土地肥力递减率出发，仅限制人口数量的增长，而不去提高土地的肥力，“则地之养人，其势必屈”，人口过剩，仍难避免。因此，他提出随着人口的增长，物质资料的生产也要跟着发展，以实现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增长相平衡的“两种生产相副说”。他说：“且国之户口，既以日滋，则财之为物，亦必日进以与之副。”（注：《原富》部乙，篇三“理论人功有生利有不生利”按语，见严译《原富》上册， 页289，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他认为，在社会安定，人口增长较快的情况下，物质资料生产的不足，将会愈来愈突出，要解决这一矛盾，重要的在于努力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生产更多的生活资料，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讲田法，用机器，善分工。”而要做到这些，则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
严复的“两种生产相副说”，主张运用科学技术，注重土地的开发利用，相信人类能够提高土地肥力的思想，自然比马尔萨斯的思想要进步得多。严复的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受到了斯宾塞思想的影响。他在《天演论》导言十五最后一节的按语中，引证斯宾塞在《生学天演》第十三篇《论人类究竟》中的话说：“故过庶压力，终无可免，即天演之用，终有所施。其间转徙垦屯，举不外一时挹注之事。循是以往，地球将实，实则过庶压力之量，与俱盈矣。故生齿日繁，过于其食者，所以使其民巧力才智，与自治之能，不容不进之因也。惟其不能不用，故不能不进，亦惟常用，故常进也。举凡水火工虞之事，要皆民智之见端，必智进而后事也。事既进者，非智进者莫能用也。格致之家，孜孜焉以尽物之性为事。农工商之民，据其理以善术，而物产之出也，以之益多。非民智日开，能为是乎？十顷之田，今之所获，倍于往岁，其农必通化植之学，知水利，谙新机，而己与佣之巧力，皆臻至巧而后可。”“诸如此类，苟求其原，皆一群过庶之压力致之耳。”“使非争存，则耳目心思之力皆不用。不用则体合无由，而人之能事不进。是故天演之秘，可一言而尽也。天惟赋物以孳乳而贪生，则其种自以日上。万物莫不如是，人其一耳。”“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妨生者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三者大而后与境相副之能恢，而生理乃大备。且由此而观之，则过庶者非人道究竟之大患也。”（注：《天演论》，上卷，导言十五，按语， 《严复集》第5册，页1351、1352。）
由上可见，严复在思想上受斯宾塞之影响是十分清楚的。不过，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严复还认为，即使经过“讲田法、用机器、善分工”，使社会的物质资料增长了，如果民智未开，人们在思想上不能提高认识，不对人口的增殖实行自我控制，则人口过剩的问题将仍然得不到解决。他说：“生财之术，益巧益疾，如讲田法，用机器，善分工之为，固通国之公例。使生齿之繁不过，则力作小民，获益最广。所患者，民愈愚，则昏嫁愈以无节。故民智未开之日，生业之进，终不敌其生齿之蕃。虽有善政良规，于国计不过暂舒而终蹙。此则虽有圣者，所无如何者矣。”（注：《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页874。）
上述严复所提出的“两种生产相副说”和人类对人口增殖必须自我节制的思想，实为其人口思想中很有价值的思想。这表明，他注意到了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之间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生产包含两个部分，即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这两种生产都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恩格斯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如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 即种的蕃衍。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页2。）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这两种生产之间，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人类自身生产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两者必须按比例发展。具体地说来就是：作为消费者的人口总量必须同社会拥有的消费资料的总量相适应，人口的增长速度必须同消费资料的增长速度相适应。如果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比例失调，就会出现社会问题，客观存在的内在要求就会强制地促使两者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严复自然没有如此明确地提出问题，但他的“两种生产相副说”和人类必须提高认识，实行生育的自我控制的思想，却也蒙眬地触及到这一问题，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四）提出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同人口增长的快慢成反比例，即人们的生活水平愈高，其人口增长的速度反而会放慢。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活资料的增长是按算术级数增长的。生活资料的增长，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因此，生存竞争永远存在，社会动乱无法避免。严复同意马尔萨斯的这种观点。他说：“英国计学家（即理财之学）马尔达有言：万类生生，各用几何级数。（几何级数者，级级皆用定数相乘也。谓设父生五子，则每子亦生五孙。）使灭亡之数，不远过于所存，则瞬之间，地球乃无隙地，人类孳乳较迟，然使衣食裁足，则二十五年数自倍，不及千年，一男女所生，当遍大陆也。”（注：《天演论》，上卷，导言三，趋异按语，《严复集》第5册，页1329。）同时，他也和马尔萨斯一样， 从人口问题引申出社会问题。他说：“且地产之进有限，而民物之蕃无穷，故地之养人，其势必屈。而不有新地可移民，则兵饥疾疫之祸，殆无可逃。”（注：《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页857。）但是，严复又与马尔萨斯有所不同，他一方面认为人口的增长，确实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口的增长会随着人们生活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会逐渐降低的。他认为人群生活水平的差别对人口的增殖有不同的影响。在生活水平低的人群中，生活水平的波动对他们的生殖能力的影响不大，只要能度日不死，他们就能够繁殖，而在生活水平高的人群中，由于过惯了优厚的安适生活，他们的生育就会受到限制。他说：“生之量以资生之量为界畛。然此界群有不同，塞野蠢愚之民，以度日不死为最下之食界，必至饥馑，其生始屈。文明之群，民习于丰给，则其界略高，不待饥馑，生机已狭。”（注：《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页858。）所以，生活水平的高低同人口增长的快慢成反比例。因此，他认为，若“使民质崇，则过庶不易，而所患或稀；若使民质甚卑，则过庶易成，而所患众矣。”根据这样的认识，严复主张用“奢民”（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办法，来降低人口的增长率；反对用“俭民”（使人民生活贫困）的办法，来限制人口的增长。他认为要解决人口增长过多的问题，“徒俭菲不足以救之也。”（注：《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页877。）
以往大多数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成正比，即生活水平愈高，人口的增殖愈快。反之，亦然。严复认为这种看法只适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生产落后，生活资料得不到保证的地方，而不适于近代社会生产力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近代社会的实际状况表明了严复的反比例说，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人口增长的规律。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吃、穿、住、行都有了保证，生活无忧，再加上许多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吸引人们参加，生育多了会被视为一种负担，人们就会自觉地实行节制生育。当前世界人口增长的趋势，发展中的国家比发达的国家增长快，农业国的人口比工业国的人口增长快，农村的人口比城市的人口增长快，文化落后的地方比文化发达的地方的人口增长快，都证明了严复所提出“反比例说”，是有相当合理的内核。严复主张用提高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办法来降低人口的增长率，这既有利于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又有利于提高人口的素质，减少人类自身的生产，确具有合理的因素，它对于研究近代人口增长的规律是甚有意义的。
严复提出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同人口增长的快慢成反比例，这一“反比例说”，在思想上也是明显地受到了斯宾塞思想的影响。斯宾塞曾说：“群治进极，宇内人满之秋，过庶不足为患。而斯人孳生迟速，与其国治化浅深，常成反比例也。”斯宾塞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类社会愈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知识水平愈加提高，社会的治理愈加完善，则人口的生长蕃滋，反而会愈加受到限制，不会出现人满之患。严复在引了斯宾塞上面的一段话后，紧接着说：“斯宾塞之言如此，论化之士十八九宗之。”（注：《天演论》，上卷，导言十五，按语，《严复集》第5册，页1352。）由此可见，严复提出的“反比例说”， 在思想上受到斯宾塞的影响，是很清楚的。
（五）提出对提高人口素质有重要意义的“教育妨生说”。
所谓“教育妨生说”，就是说，提高人类受教育的水平，可以减缓人口增长的速度，提高人口的质量。严复认为，人们受了教育，用脑多了，生殖能力自然就会降低。他在《天演论》导言十五的按语中引用斯宾塞的话说，用脑多的人其生育能力不强，“脑进者成丁迟”，“脑之事费，则生生之事廉矣！”人们“当思力大耗，如初学人攻苦累算学难题之类，则生育能事往往抑阻不行。”（注：《天演论》，上卷，导言十五，按语，《严复集》第5册，页1352。）在他看来， 一般老百姓和没有受过教育的“智下者”，他们的生育能力就强，但成材的却很少；而富贵之家，受到很高教育的“智上者”，他们的生育能力就低，而成材者却多。所谓“智下者生多而成丁少，智上者其成就弥倍，其生弥珍。斯宾塞尔论民生，谓郅治之时无过庶之愚者，以此。”（注：《原富》部甲，篇八，按语，见严复《原富》上册，页73，商务1981年版。）严复还认为教育之所以能取得减缓人口增长速度的效果，一是由于教育能够去掉“宗教之流毒”，打破以“人鬼为宗教”、鼓吹“求庶为第一要义”的封建宗法思想，改变多子多孙多幸福的传统观念。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宗法思想，历数千年，影响极深，只有通过教育，宣传科学，提高认识，才能不再以“多子多孙为莫大洪福”。二是通过教育，提高人们的认识，才能改变对身体危害极大的早婚习俗。他说，“民俗淫佚，其蔽必偷。而男女身材，必日趋短小。此察于英、法二民之异，而略可见者。中国吴越今日之妇女，几无一长身者，而日本之民尤甚，凡此皆有以致之者矣。吾谓东方婚嫁太早之俗，必不可不更。男子三十，女子二十，实至当之礼法，诚当以令复之，不独有以救前弊也，亦稍已过庶之祸。”又说，吾民“大抵嫁娶在十六七岁间，男不知所以为父，女未识所以为母，虽有儿女，犹禽犊耳。吾每行都会街巷中，见数十百小儿，蹒跚蹀躞于车轮马足间，辄为芒背，非虑其倾跌也。念三十年后，国民为如何众耳！呜呼！呜呼支那真不易为之国也。”（注：《法意》，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页987。）三是严复认为，教育可以增长人们的事业心，不愿多生养过多的子女，以免影响自己的事业和对子女的教育。他以西方和中国为例，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他说：“欧洲有教之民，方其执兵不娶，学成业立矣，非岁入二百镑不娶，既娶之后，使家非至饶，则所生不愿逾二子女，后且以术止之，盖恐所生或多，则其力不足办教育也。惟中国之事不然，使其家饶资，婚嫁常不出十七八，人人以多子孙为莫大之幸福，而无子为天罚。虽然，生子之后，未尝为办教育计深远也，慈者不过多与财耳！而以不教之子，受易得之财，往往挥霍纷纭，为当身之大患。”（注：《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页1009—1010。）他认为，“时至今日，五洲之民， 苟非最劣之种，莫不知教育为生民最急者矣。”（注：《法意》，第24卷， 第22章，按语。）
严复提出“教育妨生说”，既受到赫胥黎也受到斯宾塞思想的影响。赫胥黎认为，“在争取享受资料的竞争中，保证获得成功的特质是活力、勤勉、智力、顽强的意志，以及足以使一个能了解其伙伴们的感情所需要的同情心。”（注：（英）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页29。）斯宾塞认为人们在人生存竞争中“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注：《天演论》，上卷，导言十五，按语，《严复集》第5册，页1352。）据此，严复说：“西洋现代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注：《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页18。）他竭力主张提高民质， 以增强中华民族在世界各民族中的竞争生存能力，并把“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提高民质的主要内容。他说：“此三者，自强之本也。”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最有效办法则为兴办教育。
严复的“教育妨生说”，认为提高人们的文化教育水平，可以使人们能自觉地实行计划生育，阻止人口的过快增长，有利于提高人口的素质，无疑是正确的。从历史上看，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较高的文化科学知识，他们的人口生产总是自发生育的。从现实的情况看，要实行计划生育，人们如果没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就会碰到许多困难和障碍。严复能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一再宣传通过教育来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实行生育的自我控制，无疑具有十分明显的进步意义。但是，也应该指出，他把人口增殖过多的原因归之于下层的劳苦群众，宣扬“上智下愚”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至于他所说的用脑多的“智上者”的生育能力低，是缺乏科学根据，也不符合实际的。我们可以举出相当多的例子来证明用脑多的“智上者”其生育能力有的不但不低反而是相当高的。
（六）提出有助于人种进化的“杂种优生说”。
所谓“杂种优生说”，就是认为婚姻以异种为宜，血亲宜远，反对近亲结婚。严复的这一思想，是吸取了西方优生学的合理因素提出来的。他在《法意》一书的“按语”中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乃生理公例，必不可诬。姓从女从生，所谓同姓，非赵李钱孙之谓，盖血统之相近者是已。虽在蛮夷，犹知此禁。”但是，他又认为二者之间的血统不宜过远，过远亦不相宜。他说：“虽然，婚姻固以异种为宜矣。然其相睽，不宜过远。过远者，亦不蕃也。近者日本，或倡杂种改良之说，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尔于此事最深，尝寓书其国会，罗列确证，深诫和人，不宜与欧人为合，以求进种。谓二者血气过于相睽，于事验恐适得其反云。”（注：《法意》，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页968。）
严复在人口生育的问题上，主张“杂种优生”，还可从他批评赫胥黎反对斯宾塞等人提倡的人类优生运动表现出来。赫胥黎是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拥护者和捍卫者，但他却反对将宇宙的进化理论运用到人类社会领域，他提倡人类伦理观，强调社会发展并非一个自然进化过程，而是一个伦理进化过程。因此，他反对斯宾塞等人所提倡的人类优生运动，认为这样搞是既不科学，又不人道。他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对此加以尖锐的批评。他说：“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习惯于图谋主动或被动地灭绝人们当中的弱者、不幸者和多余者，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自称为这是宇宙所批准的；假如他们坚持下去的话，必然会把医学看成是妖术，而且把医生看作是不适于生存的人的恶意保护者；在他们撮合婚姻时，种马繁殖原则产生了主要的影响；因此他们的整个一生都是在培育一种抑制自然感情和同情心的高贵艺术（讽刺语——译注），看来，他们的这些东西（指自然感情和同情心——译注）剩下的不太多了。”（注：（英）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页29；页25、26。）
赫胥黎的进化论的观点同他的伦理观点是有矛盾的。这表现在他一方面主张用人工配种的方法防止畜种自行交配而发生退化的现象，一方面又反对斯宾塞等人所提倡的优生运动。于是严复就抓住赫胥黎在这方面的矛盾，在《法意》一书的按语中，借用古代斯巴达的王弟来格谷士（雷格古斯）的话，针对赫胥黎上述给斯宾塞的批评而加以反驳说：“来格谷士常曰，人于犬马，尚知求善种而畜之，独至于身不然，是不谓之贵畜贱人得乎？”并指出“杂种优生说”，古已有之。来格谷士就曾制定礼俗法制，规定男女“择对，则必取其壮伟；生子，必验其强弱，强者举之，弱者不举也。”（注：《法意》，按语， 见《严复集》第4册，页944。）总之，严复是斯宾塞的优生运动的拥护者， 他是主张采“杂种优生”的办法，来达到强种的目的。
严复从“杂种优生”的观点出发，反对近亲结婚，“亲上加亲”和早婚，主张婚姻以异种为宜，从现代生理学的观点来看，是有利于人种的健康发展的。当然，要在全社会真正做到生育上的优生，是需要许多条件的。严复在上个世纪末就能提出这一主张，实不失为先进的人口思想。它对于改变我国早已形成的甚为普遍的早婚习俗，和在部分人群中存在的近亲结婚的情况，无疑具有促进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严复的人口思想，其中虽不免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东西，但总的说来，有较多的合理性，且不乏精彩的部分。它对我们今天实行计划生育，提高人口素质，无疑有着有益的启示。
（七）严复的人口思想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严复的人口思想，是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密切联系着的。他首先从生存竞争关系到种族的生死存亡来观察中国人口问题，就说明这点。斯宾塞是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扩大到人类社会生活领域，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个体之间、种族之间的自由竞争，优胜劣败，任自然淘汰的理论，是有利于西方殖民主义者作为向外侵略扩张借口的。严复当时就说：“计学家户口之论，十九稘间以马尔达（马尔萨斯）所论为最辟。继而天演家物竞说行，于是欧洲各国人人自危，而殖民政策、世界主义大行于时。约而言之，皆为过庶之民谋耕地耳，为溢富之财谋业场耳。”（注：《法意》，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页1009。）可是这种理论， 在当时的条件下却也有利于唤醒处于民族危亡空前严重形势下的中国人民奋起图存，保国保种。史实证明，严复在《天演论》中阐述的“物竞天择”的规律，确实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理论武器，它影响了整整一代的知识分子。“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两句话雷电一般震憾着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有志之士。当时维新派的知名人士，如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都对严复十分钦佩，对他翻译的《天演论》和倡导变法的文章称赞不已。《天演论》译稿尚未出版，梁启超便已借抄，并做文章宣传书中的观点。康有为也称赞严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注：康有为：《与张之洞书》，《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页525。）革命派的先锋邹容在《革命军》中宣称：“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也。”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称赞《天演论》发表后，“物竞天择之理，厘然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注：《民报》第2号，《述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页5。 ）鲁迅在回忆早年在南京水师学堂读《天演论》时的情景说：“一有空闲，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注：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页53。）胡适对此也有生动的描述。他在《四十自述》中说：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象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术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么？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注：胡适：《四十自述》，《在上海》（一），页56，远东图书公司印行， 1983年9月版。）鲁迅、胡适上述的回忆，相当具有代表性，这表明严复在《天演论》中所宣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严复之所以接受并大力宣传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由于他在理智上非常信服这一理论。他说：“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以得以为公理公例者，在在见报，不可复摇。”又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者，以天然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而一理之，此一晚近之绝作也。”（注：严复：《天演论·自述》，《严复集》第5册，页1320。 ）美国学者史华兹对严复之所以崇信斯宾寒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曾有所论述。他说：“是斯宾塞而不是赫胥黎，满足了他（严复）亟感饥渴的理智上的需要，作为一个综合体，斯宾塞的体系是极其吸引人的，严复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斯宾塞创造了一个解释一切现象的体系。”“斯宾塞说明这些原理怎样去阐明农业、商业、军事、语言和文学的规律。斯宾塞的‘一切发展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的法则，适应于一切事物，从星球的形成到国家的治理。在简明叙述了斯宾塞的全部综合哲学之后，严复如醉如痴地放言：‘苟善悟者思而自得之，亦一乐也。’斯宾塞一元论体系，使严复非常满意，因为他象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不仅在寻求医治中国眼前的弊害，而且在寻求一个清晰的无所不包的现实梦幻。”又说：“在严复看来，斯氏关于社会的原理，却不仅仅是在解释社会，而且还提供一个改造社会的方案，即使中国达到象斯宾塞所在的英国已达到的那样富强的方案，斯宾塞的思想恰好为达到这个富强的目标提供了不可少的启示。”（注：（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风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103、104。）史华兹的这些论断，是在做了认真研究后得出的。前面我们在论述严复的人口思想时，也曾用具体的材料论证了严复人口思想中的“两种生产相副说”，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同人口增长的快慢成“反比例说”，“教育妨生说”和“杂种优生说”，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了斯宾塞思想的影响。这些都表明严复在探求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且素质低下的问题，在试图改变马尔萨斯人口论中消极悲观结论的过程中，确实从斯宾塞的思想体系中，找到了一些关于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有关人口问题的有价值的思想。
至于严复既然如此赞赏斯宾塞的理论，为什么他不去翻译斯宾塞的著作，而去翻译一本与斯宾塞的基本宗旨很少相符，并反对斯宾塞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推广应用到人类社会领域的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把它译成为《天演论》），来宣传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问题已有学者作出了有力的说明（注：见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页94—104；欧阳哲生：《严复评传》，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页82—84。），本文也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