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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5961（2000）05－0010－05
随着“三个代表”的意义和重要性越来越为全党所认识，如何使“三个代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就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把“三个代表”落到实处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任务，全党都有责任积极实践，积极探索。我认为，要真正落实“三个代表”，必须对有关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特别是要对以下五个关系有正确的认识。
一、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关系
“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表明，即使是执政的共产党，同样面临着失去人民支持的危险。怎样避免这个危险，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正是“三个代表”殚精竭虑要给予回答的。从政党学的角度看，任何政党总是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和集团，马克思主义政党也不例外。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始终存在着如何既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又能够获得最广大人民支持的问题。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和那些国家，这个问题并不突出。在当时西方国家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环境中，生产力发展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密切联系着的。马克思正确指出了社会化大生产使社会越来越简单地分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就是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两者之间完全一致，不存在任何矛盾。
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有所不同。如我们所知，在当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农民是人口的大多数，工人阶级只是少数。这种情况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遇到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也没有研究过。中国共产党一建立就明确宣布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符合政党政治发展原理的。后来的实践表明，正是由于共产党的这一性质，使得它能够代表社会前进的基本方向，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使得它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但是，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个很大、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坚持党的先进性的前提下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最广大的人群中建立牢固的根基。显而易见，如果这个党不面向广大农村人口发展自己的力量，就没有任何前途。但是，跳进农民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里，共产党确实有被淹没和吞噬的危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政治智慧解决了这个问题，即按照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建设党，既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又通过教育、改造农民，吸收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把农民变成了共产党领导的事业的支持力量。这个极具独创性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国情有机结合的光辉范例。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党面临的环境和任务，无论和马克思时代的西方国家相比，还是和民主革命时期相比，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还在继续。在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社会分层由简单而变得复杂化、多样化了。在西方国家，社会阶级和阶层呈多元化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人数越来越少，更多的人进入中间阶层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我国，所有制、就业、生活方式等的多样化，实际上也是这种趋势的反映。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在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前提下扩大党的代表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再次成为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真正做到“三个代表”，就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要准确把握决定党的性质的关键因素。共产党要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共产党只能在工人阶级队伍里发展自己的力量，更不等于说只要党的主要成分是工人就可以确保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了。判断一个党的性质，主要看它的纲领是不是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的党员和干部是不是全心全意地为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以及这个党是不是用这样的要求来教育党员，约束党员的行动。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一个公民只要愿意接受党纲和党的纪律的约束，愿意履行党员的义务，那么，不管他是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或其他革命分子，都有资格申请加入共产党。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适应时代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把自己的执政基础建立在社会最广大的人群之上，做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其次，要从执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党是执政党，而且是惟一的执政党。和非执政党不同，执政党的根本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任务只有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完成。说到底，社会主义事业是多数人的事业，是为多数人的事业。执政党有责任把社会上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团结并凝聚在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就要求执政党有社会整合的功能。体现在组织上，就是能够把社会上各不同部分的优秀分子都集聚到党内来。只有这样，这个党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此外，我们党作为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作为最有权威的政治组织，是整个国家政治运作的中枢，因而也是人民参与政治的主要渠道。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越来越扩大的政治参与是大势所趋。我们党必须为这种参与提供足够的渠道和途径。否则，一部分人从体制外寻求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出现这种状况，无论对社会发展，还是对政治稳定，或是对党的领导，都是不利的。政党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党是朝气蓬勃、兴旺发达，还是暮气沉沉、垂垂老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它有没有广泛地吸纳并以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同化社会各部分精英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认识、处理好保持党的性质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关系，才能把两者统一在“三个代表”的要求中。
二、党的目标的主观设定与人民群众认可的关系
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道理似乎不言自明。然而，党怎样才能忠实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怎样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到这个党代表的是他们的利益？换句话说，怎样使党的这种代表性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实践表明，真正把这一点体现出来并不容易。各国共产党执政的实践使我们看到，尽管从主观上讲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不把自己看作人民利益的代表，但是，许多党却恰恰因不能代表人民利益而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失败的教训就非常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可见，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不是天然的，也不只是主观上认定了这种联系就等于解决了一切问题。相反，无论是获得执政地位，还是驾驭市场经济，本身都是对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挑战和新的考验。邓小平早在50年代就深刻地指出，执政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大大增加了。由于党的地位的变化，由于所处环境的变化，由于其他方方面面的原因，党如何作为人民利益忠实代表的问题、党设定的目标和人民群众认可如何才能有机地合二而一的问题始终存在，而且在许多党那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执政增加了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力的特点决定的。权力有腐蚀性。共产党掌握了权力，使为人民服务有了更便利的条件，同时也有了被腐蚀的危险。所以，作为执政党，一方面要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充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经济、文化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必须时刻注意自身不要被权力异化掉、腐蚀掉、吞噬掉。过去我们较多地看到的是权力作为服务人民的工具和手段的一面，而对其消极的一面看得不够，在相当程度上是忽视了。于是，官僚主义和后来的消极腐败现象就悄悄地滋生和发展起来。如果说，以往党的建设实践有经验也有教训（包括其他执政共产党的教训），那么，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恐怕就是，在如何消除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由于权力的介入而拉大的隔阂和距离方面力度不够，找到的办法不多。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脱离群众的危险除了上述因素外，还和利益问题有关。理论上，共产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但这并不等于说党内的每个党员、干部、甚至部门等都没有自己的利益。党员也是人，也有各种各样的需求要满足。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此外，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而形成的不合理、不科学的体制和机制不但把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带入党内，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一些既得利益者。这两种情况都和党作为人民群众利益代表的角色有一定的矛盾。对这一现实，我们必须正视。否则就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个别党员干部会脱离群众，会对群众的疾苦麻木不仁，党内会出现消极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说，用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就是在承认上述前提的情况下对上述利益进行调整。
要保证执政党不脱离人民群众，体现党的目标与人民群众对这个目标的认可的一致性，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党代表人民利益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且由人民群众来参与这个过程。这实际上也是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最重要体现。对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找到了答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先生中共如何摆脱从事业兴旺到人亡政息的周期率的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可惜的是，我们后来没有完全按照这条思路走下去。相反，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偏离了这个思路，形成了一套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制度，最后酿成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事实说明，党应该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坐标，来确定自己的地位、功能和目标，经常不断地检查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规范和修正自己的行为，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应该始终把党的各项活动置于人民群众支持和认可的前提之下，大力发展民主，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由党来包办一切，包打天下，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使党越来越失去人民群众的认同。
三、把“三个代表”作为原则要求与作为制度体现的关系
对一个政党来说，有一个明确的纲领，并且公开声明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是这个党开展活动、扩大自身力量和影响的前提。此外，这些基本原则还要进一步外化为政党对每个党员和党的干部的要求。有了这些，政党就有了获取一定社会力量支持的基础。但是，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要在政党和它所代表的那部分人群之间建立经常性的、密切的联系，必须有相应的能够保证这种联系的体制和机制。政党政治史上常有这样的例子：某个政党在某个时期、某个特别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的领导下，盛极一时，但衰落起来却同样速度惊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往往或者是缺乏政党与民众联系的机制，或者是虽然有机制，甚至体制和机制非常严密，但却设计目标错误，运作不科学，运作的结果不是巩固了政党和民众的联系，而是疏远了他们之间的距离。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政党失去民众的支持。
我们党公开申明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是它能够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现在，我们党又进一步强调做好“三个代表”，使得面向新世纪党的建设的纲领和目标更加明确、更加清晰。“三个代表”首先是针对党的目前状况、针对党在新世纪肩负的历史使命对全党同志提出的要求。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不少党员和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执政的环境中淡化了群众观念，对生活缺乏敏感，对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漠然处之。有的人宁肯把旧的教条、框框当作终极真理，对改革开放带来的进步视而不见，思想上还是坚持“富的资本主义不如穷的社会主义”那套东西。更有少数人以权谋私，欺压百姓，直接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三个代表”作为对全党的要求，表现了我们党的危机意识，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但是，严格说来，一个领导现代化的政党，是不能仅仅用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来体现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的。真正体现这种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还得靠制度，靠建立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从根本上说，代表人民掌权，首先要有人民的授权。这就需要有授权和委托的一整套机制和程序。没有体制和机制，相互间关系的性质无从体现；体制和机制不合理、不科学，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不顺。只有体制和机制科学了，人民群众才有认同感，代表人民群众的党才能获得最广泛的合法性。因此，在党作为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方面，党的建设需要下大力气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建立健全科学的运行机制。邓小平把制度建设摆在重要的位置，道理就在于此。
经验表明，没有制度的保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就建立不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也不能长久。对执政党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尚未掌握国家政权的情况下，由于面临严酷的外部环境，即使为了生存，共产党也必须时刻注意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就是说，环境因素本身就强制性地要求共产党这样做。在成为执政党之后，情况变了。外部制约的环境没有了，手中还掌握了强大的权力。在这种条件下，执政党要想不失去人民的支持，就不能不建立相应的体制和机制，来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不从体制上解决问题，就只能指望党的成员的自觉性。这是非常危险的。
经验还表明，即使有了制度，但制度不科学也不行。如前文所述，毛泽东曾经明确提出跳出人亡政息周期律的根本途径是民主，但是，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我们后来建立的一整套政治经济体制都和民主的取向大相径庭。苏联模式在理论和体制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反差：理论上，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体制上，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却受到严重限制。理论上，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都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体现；体制上，人民群众却没有反映自己利益、愿望、要求的足够渠道。理论上，党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体制上，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升迁去留无法施加任何影响。体制的不合理造成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严重隔阂，使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度下降。在苏联和东欧，它还导致了共产党执政的失败。
因此，要从体制上体现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就要建立科学的体制和机制，说到底，就是要使党的领导和施政能够从人民那里得到充分的信息反馈。这就需要让党和人民之间的联系有充分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提高透明度，就是共产党掌权用权的活动要让老百姓看得见、感觉得到。强化可操作性，就是要让党和人民的密切联系都通过具体、细致、科学的体制、规则和程序来体现。如果总是停留在抽象的层次上，就等于没有体现，必然逐渐失去老百姓的认同。
四、继承优良传统与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有着优良传统和丰富历史经验的党，我们党领导的这个国家又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仅此两点就意味着我们党有大量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继承。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文化积淀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思想、艺术和政治文化。它们是中华民族和我们党的智慧的结晶。诚然，我们面临的时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是一个在不断的改革、创新中才能发展的时代。人类巨大的创造力使得知识更新、文化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但是，文化的发展有割不断的连续性，是孕育这个民族积极进取精神的沃土。强行切断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去“创造”所谓“全新”的文化，不但不可能成功，而且往往会因破坏规律而受到惩罚。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首先就是要继承我们民族和我们党创造的优秀文化，把它们发扬光大。
当然，这种继承应当是发展的、创造性的继承。先进文化始终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只有不断向前发展，才能在同其他文化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就给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党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我们需要对发展中国先进文化有开放的、勇于创新的态度，因为创新能力是使文化保持其先进性的重要条件。创新，就必须正视实践向我们提出的重大问题。例如，文化的多元化是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怎样适应这个趋势，对多重文化因素进行整合，塑造出符合时代精神的主流文化，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没有完全解决的课题。又如，文化具有系统性，是一个包含了众多内容的体系，其中包括价值观念文化、制度文化、技术文化和行为方式文化等。我们国家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型，意味着必须从建设现代文化的高度，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进行不断深化的改革。这也是我们的文化建设所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要创新，就不可避免地要回答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国外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都应当包含在先进文化的内容之中。这种包容性是所有先进文化的共同特征。当今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先进的文化只有在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博采优秀外来文化之长，才能健康发展。不愿学习，妄自尊大，只能使我们的文化丧失先进性。
这里特别值得研究的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国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和人治状态，从观念到运作都缺乏一套科学的、法治化的体制和机制。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缺陷。邓小平在他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了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与我国长期封建社会的联系，以及与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在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这种文化的落后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这种文化便再也难以支撑下去了。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在长达几百年的实践中，在政治文化方面有长足的发展，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选举、政治参与、公职竞争、公民自治等都已经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制度化。因此，加强党的建设，和推进其他各个领域的工作一样，也要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只有这样，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真正地、更好地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五、党的建设实践与党的建设目标的关系
党的建设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实现特定目标服务的。党的建设搞得好不好，归根结底要看它是不是有助于党实现自己的特定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逐步确立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党的十五大对这个总目标作了全面的论述：“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都应当围绕党的基本路线、根据党的建设总目标的要求来开展。
然而具体到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仍然存在如何使党的建设实践与党的建设目标相统一的问题，仍然需要不断地对“党的建设是干什么的”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作出回答和确认。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党的建设遇到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所以，在实践中强调摆正党的建设实践和党的建设目标之间的关系，强调党的建设围绕党的基本路线进行，强调把党的建设作为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手段，经常以此来指导党的建设的改革和改进，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转变观念，使党的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要求。
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为我们评价和检验党的建设的成效提供了一个更加精确的标准，把党的建设的目标进一步明确化了。我们党是否有前途，执政地位是否巩固，最终要看它能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能不能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能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党的建设搞得好还是不好，通过党的建设是加强还是削弱了党，不能用有没有违背传统做法、是不是符合以往的规矩来检验，而应该用是不是提高了党做“三个代表”的能力、是不是更加得到人民的拥护、党是不是能够更加得心应手地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来检验。“三个代表”的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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