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布莱尔的“枢纽外交”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莱尔论文,枢纽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其民族利益和政策重点集中在欧洲。但这个昔日的大帝国绝不甘心把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局限于欧洲范围之内。借助英美特殊关系，“通过影响美国来影响世界”，被认为是英国外交的一项重要的方针和谋略。(注：参阅阿尔弗雷德·格罗塞：《战后欧美关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95页。)这一点在“9·11”事件后伴之而来的反恐斗争中表现得很明显。
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事件，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震撼和冲击。英国为美国提供了全力的声援和支持，它是唯一派遣武装部队同美国一起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实施直接军事打击的国家。布莱尔与布什之间本来并不十分密切的个人关系也变得空前热乎起来。布莱尔不仅同布什保持频繁的热线联系、为其出谋划策，而且为组建和巩固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联盟而在世界各地到处奔走游说。“9·11”事件后，布莱尔的外交日程甚至比布什还要忙。媒体谐称，在“9·11”后的几个月内，布莱尔环球飞行的强度几乎超过了航空小姐。
布莱尔在反恐战争的复杂背景下进行频繁的外交斡旋活动，既是为了美国，更是为了英国自身的利益。布莱尔借反恐战争导致的大国关系变化，推出了英国外交的“新思维”，即所谓的“枢纽外交”说。2002年初布莱尔访问印度时，曾在班加罗尔由印度工业协会组织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称：“英国虽然失去了大英帝国，但却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英国可以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发挥“轴心”或者“枢纽”的作用。他声称，“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当中，英国的作用正在不断加强。我们已经没有了帝国，我们也不再是超级大国。但英国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扮演重要的枢纽角色。”他认为，英国可以利用其历史、地理和语言优势，以及英国与美国、欧盟、英联邦的独特联系，还有英国在北约和联合国的特殊地位，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的“轴心作用”。(注：张晓：“布莱尔欲打造‘枢纽’国家”，《光明日报》2002年1月18日。)总之，英国虽然已无可挽回地沦为一个只具有中等实力水平的“二流”国家，其民族利益和政策重点主要在欧洲，但英国统治集团仍试图借助英美特殊关系及其广泛的国际联系，重新塑造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力图使英国再次成为世界上一个“核心”或“枢纽”国家。
“三环外交”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布莱尔关于“枢纽外交”的那席话并非心血来潮的即兴之作，而是同他对英国对外政策的构想及其外交定位的一贯看法相一致的。早在1995年4月出任工党领袖不久，他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一次讲演中就比较系统地谈到了对未来工党政府外交政策的设想。在讲话中布莱尔沿袭丘吉尔“三环外交”的思路，阐述了英国同欧洲、美国以及英联邦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1995年6月17日，他在澳大利亚的一次演说中又明确提出了“放眼世界的英国”的观点。布莱尔说，“从历史的角度看，英国虽是欧洲列强之一，然而由于它曾拥有一个帝国并在全球发挥作用，这就使其显得与众不同。我们也因此觉得自己独立于欧洲之外。可是，如果我们想要继续在全球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就必须在欧洲扮演一个领导角色。我们不再拥有一个帝国，尽管英联邦是我们联系世界各地的宝贵纽带，但这并不能取代我们与欧洲各国的关系。与大西洋彼岸的关系仍将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安全方面——但美国人已清楚地表示他们想与欧洲而不只是英国建立特殊关系。”“因此我所希望领导的工党政府将既着眼于欧洲之内，又放眼于欧洲之外。”(注：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250页。)布莱尔上台后在谈到英国外交的目标时，明确提出谋求使“英国再次成为一个大国”。他说：“我们在帝国后的这个时期不可能成为军事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但是我们能够使世界感受到英国存在的影响。”1999年11月布莱尔在一次讲话中明确宣称，英国未来的角色是要成为一个广泛的国际力量关系中的轴心。(注：[英]《卫报》(Guardian)，1999年11月25日。)布莱尔还在多种场合一再表示，英国希望充当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桥梁。
布莱尔的“枢纽外交”说是丘吉尔“三环外交”思想的沿袭和发展。“三环外交”是丘吉尔根据英国相对衰落的发展趋势和二战后世界力量对比变化的新情况，为谋求继续保持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而提出的一项外交总方针。丘吉尔设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托英国作为二战中战胜国的余辉和英帝国依然保有的大部分殖民地及其同英联邦国家的历史渊源关系，借助在战争中膨胀起来并与英国保有特殊关系的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促成西欧国家联合抗苏的新局面，以维护和重振英国的大国地位。应该说这不仅是丘吉尔个人的外交政策构想，其核心也体现了战后英国历届政府大多数政策制定者的愿望和基本主张，希望借助广泛的国际联系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它表明英国外交既想努力适应环境的变化，又试图在变化了的环境中不与其传统的利益观决裂。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决策。也许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英国这个实力已一落千丈的昔日大帝国才没有在欧洲和世界的政治舞台上被人遗忘。然而英国政治家们在推行“三环外交”的过程中始终背着“世界大国地位”的沉重包袱，不能不面对实力有限与战线过长的尖锐矛盾。随着英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及其内外环境的变化，英国不得不从“帝国环”撤退，并收缩其在全球范围内所承担的广泛义务和“责任”，将其对外战略重点转向欧洲。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英国外交的“欧洲化”只是一种侧重点的调整，并不是从根本上放弃了“三环外交”。英国虽然把同西欧其他大国，特别是同欧共体的关系放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但仍会利用英美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谋求实现自己的战略需要，也不会放弃它同英联邦国家的传统联系，而会在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努力推进自己的利益。
布莱尔的“枢纽外交”，就战略目标和基本外交手段而言，是丘吉尔“三环外交”的继续(借助广泛的国际联系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然而布莱尔政府所面对的欧洲和世界，与半个世纪以前已大不相同。英国当前的实力及其与欧洲、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关系，与昔日相比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同欧洲的关系而言，英国自1973年正式加入欧共体以来，已逐步地、无可挽回地卷进了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但英国在对外关系安排上依然存在着所谓的“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之争。在“欧洲派”看来，英国应该把同欧陆国家的关系放在优先地位，否则英国就无法在欧洲立足，英美关系和英联邦均不足恃。“大西洋派”则更看重同美国的关系，认为应该从维护其海外联系出发，谋求在欧共体内享有特殊的政策利益。撒切尔主义外交，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大西洋主义在英国对外政策上的一种集中反映。撒切尔夫人强烈的亲美反欧情绪，促使她在1990年的罗马欧盟峰会上投票否决欧洲经货联盟的第二阶段建设计划，引发了一场全面的英国政府危机，并最终导致她辞职离开政坛。梅杰曾允诺使英国居于欧洲的中心地位，但是由于担心欧洲一体化进程走得过远危及英国的主权和独立，特别是顾忌保守党内欧洲怀疑派的强烈反欧情绪，因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采取了消极防守、阻挠反对的态度，使英国在欧盟内陷入空前的孤立状态。在这一背景下于1997年5月上台的工党布莱尔政府，决定推行更为积极、更富建设性的欧洲政策，采取措施迅速结束英国的孤立状态，为阿姆斯特丹条约的签订做出了贡献。在经货联盟问题上，英国的态度变得更积极明朗。布莱尔政府对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的建设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工党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传统的对欧政策。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的原因，英国传统上对欧奉行势力均衡与孤立、“超脱”相结合的外交方针。英国加入欧共体后，历史的包袱、传统的影响以及对现实利益的考虑，仍然妨碍它在欧洲建设问题上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形成的政治文化与心理状态，使英国人十分看重他们的历史传统。英国统治集团对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曾经拥有的显赫与荣耀，更是难以忘怀。他们担心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会使英国丧失民族特性和国家主权，不甘心其祖国沦为欧洲一个普通的“二流”国家。因此，多年来英国政府在欧洲建设问题上一直持一种与大陆伙伴国家不同的独特方针和立场：不管哪个政党上台执政，都反对把建立联邦主义的欧洲作为欧洲联合的目标，而主张建设一个基于独立主权国家联合基础之的上欧洲，一个在广泛基础上实行自由贸易和政府间外交与防务合作的欧洲；即以建设松散的欧洲国家联盟来对抗大陆某些国家主张建设的“联邦欧洲”的构想。布莱尔政府在经货联盟建设问题上之所以犹豫、迟疑，致使英国至今仍自居于欧元区之外，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受到英国传统对欧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当然，同丘吉尔“三环外交”中的对欧政策相比，布莱尔政府的欧洲政策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所奉行的积极、建设性的欧洲政策，超越了当年主张英国“超脱”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外的传统立场，主张积极介入欧洲进程，推动欧洲一体化朝着英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布莱尔指出，欧洲是今天英国可以行使权力和发挥影响的唯一途径。如果要发挥其作为全球性国家的历史作用，英国必须成为欧洲政治的核心部分。(注：布莱尔：《新英国》，第326页。)他认为，融入欧洲可以“使英国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得到的成功要比英国脱离欧洲带来更多的好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英国在欧洲是强大的，那么它在全世界就更为强大”。(注：计秋枫等：《英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81页。)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布莱尔也并未固守陈旧的观念，他所遵循的乃是从英国国家利益出发的“实用主义”外交传统。
外交定位面临两难选择
英国国内多年来在对外政策上所谓的“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之争，集中反映了英国在外交定位方面的两难处境。布莱尔的“枢纽外交”说，就是试图为这种两难选择寻求一种出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迅速发展，英国的欧洲政策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冷战结束后的欧洲正经历着意义深远的变革和重建。推进以欧盟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是西欧国家为重建和改组欧洲所作的根本选择。欧洲统一市场从1993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洲政治与经货联盟的建设和欧盟的扩大进程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阿姆斯特丹条约和尼斯条约的签署而取得了重要进展。目前正在举行的欧盟制宪会议，将从机制方面为欧盟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大做好准备。欧洲是英国生存发展的主要空间，也是其外交活动的主要舞台。在当今的世界上像英国这样一个地处欧洲边缘的中等国家，不仅经济上需要倚重欧盟，而且在政治和外交上也不可能离开欧洲而独立发挥作用。面对冷战结束后急剧下降的国际地位和众多的国内难题，英国只有更多地采取“欧洲解决办法”，推动欧洲一体化朝着英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才是唯一现实可行的选择和出路。问题是英国既离不开欧洲，又不愿意被束缚在一个结构过于紧密的联邦欧洲之内。布莱尔政府尽管在欧洲建设问题上表现了更为积极、更富建设性的态度，但对建设所谓的“欧洲合众国”的前景仍持强烈的反对立场。欧盟最近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以加快深化一体化的进程。某些欧洲政治领导人甚至提出了建设欧洲联邦主义国家的方案。这就迫使工党政府在有关国家主权问题上不能不表现出强硬的姿态。特别是目前在英国公众中疑欧情绪仍十分强烈，相当多的英国人对加入欧元区都持反对态度。保守党领导集团甚至提出要就英国当初加入欧盟的基础条约重开谈判，扬言英国有可能退出欧盟。布莱尔政府不能不顾及公众的感情和政党斗争的需要。工党政府担心，在欧洲建设问题上“让步”过多、走得太远，就可能脱离国内公众，引起政治上的麻烦和问题。布莱尔政府之所以决定暂不加入欧洲单一货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顾忌怀有强烈欧洲怀疑主义情绪的英国公众一时难以接受带有超国家色彩的欧元。当然，导致英国与欧盟龃龉增加的根本原因还是成员国之间的利害矛盾和冲突。例如，由于法国拒绝解除对英国牛肉进口的禁令而引发的英法“牛肉大战”，使布莱尔谋求提升和改善英法关系的努力严重受挫。英国拒绝接受有关在欧盟国家统一征收20%利息税的要求，使其与欧盟主要大国德国的关系也明显恶化。因此，布莱尔表示，他将在所有有关英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声称英国今后的对欧政策“需要强硬的时候就强硬，需要表现出建设性时就表现出建设性”。(注：张晓：“英国与欧盟龃龉增加”，《光明日报》1999年12月7日。)然而，如果英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固执己见、拒绝让步，或选择“例外权”，就有可能导致英国在某些重要的领域被排除出“核心欧洲”的决策圈之外，事实上降为一个普通的“二流”欧洲国家。这是英国统治集团和许多公众都不愿意看到的。
导致英国同欧盟伙伴国家关系不时出现紧张状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英美特殊关系所造成的制约和影响。英国虽地处欧洲，但多年来在“感情”和某些政策上却与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更为接近。所谓英美特殊关系本来是英国的提法，它主要反映了英国借助美国力量实现自己战略需要的愿望。但是随着英国经济、军事实力下降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英美关系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日趋下降。冷战结束后英美特殊关系实际上已被更为广泛的欧美特殊关系所取代。但英国统治集团仍希望借助英美之间尚存的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和共同的文化历史传统，谋求在世界上继续发挥“超出其实力和份量”的作用和影响。从美国方面来说，在当今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日益发展、西方国家之间矛盾和磨擦上升的情况下，也仍然需要英国的帮助和支持来推行自己的欧洲政策和全球战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英美关系依然是大西洋两岸安全战略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在危机时刻，特别是急需军事支持的时候，美国总是首先向英国寻求帮助和支持。英国作为一个最忠实的盟国，一般说来也总是对美国的欧洲政策和全球战略给以最坚决、最积极的支持。英国自认为它处于一种能够影响大西洋两岸关系发展进程的特殊地位，不时作为中间人在美国与其西欧盟国之间调停翰旋，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和身价。
值得注意的是，就追求和维护英美特殊关系的积极性和热情而言，布莱尔同其前任保守党政府首相撒切尔夫人和梅杰相比毫不逊色，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布莱尔政府在积极推动英国介入欧洲进程的同时，并未放弃借助英美特殊关系加强英国战略地位的既定外交方针和谋略。布莱尔与克林顿个人关系的“亲密”和“融洽”，曾被看成是促使一度严重受损的英美伙伴关系再度“复兴”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两人在意识形态观念和政治策略方面非常接近，曾声称要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发起一个新的“中左运动”，在自由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主义之间寻求某种“第三条道路”。因此当推行“国际主义”外交路线、号称“新民主党人”的克林顿总统下台，而热中于推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被称为“十足的”保守党人的小布什上台执政的时候，人们便很自然地提出了英美特殊关系能否维系下去的问题。但是，决定国家间关系的基础，归根到底是其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领导人个人之间意识形态的好恶，最终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转移的。所以小布什还没有入主白宫，英国政府就急着表白：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不受总统更迭的影响。英国工党政府这样做，显然是出于维护英美特殊关系的急切愿望。“9·11”事件为两国关系的骤然升温提供了适当的机遇。英国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在危难时刻为其提供了全力的支持和帮助，以至于感动得布什连连说：“在这个世界上，美国再也没有比英国更好的朋友了。”(注：张晓：“一个民族两个国家：英美人的‘单相思’”，《光明日报》2001年12月14日。)
英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扮演“枢纽”角色
布莱尔在“9·11”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的确在国际舞台上增强和突显了英国的声音和形象。一时间伦敦似乎又成了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之一。世界各国的政府首脑纷至沓来，涌向唐宁街10号。2001年11月4日，欧盟各国首脑纷纷汇集伦敦，由并非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英国首相布莱尔主持会议商讨反恐大计。圣诞节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又飞抵伦敦，并与布莱尔一起在伦敦郊外的古堡共度圣诞节。这让醉心于重振大英帝国昔日辉煌的英国领导人喜不自禁，似乎英国在世界上果真成了一个广泛的“国际力量关系中的轴心”，在国际舞台上成功地扮演了某种“枢纽”的角色。
英国统治集团希望借重英美特殊关系以及通过在欧美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重振其大国地位和影响，是一个既高明但难度又很大的外交谋略。远的不说，布莱尔近年来在处理英俄关系上就创造了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科索沃战争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布莱尔敏锐而迅速地抓住普京上台后急于调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时机，试图在西方与俄国之间扮演一种政治“掮客”和中介人的角色。2000年初当普京还是俄罗斯代总统时，布莱尔就率先访问了圣彼得堡。此后，布莱尔与普京之间良好的个人关系迅速地发展起来。“9·11”事件为俄罗斯改善同西方的关系提供了契机。2001年10月4日，布莱尔访问俄罗斯，力图游说俄国参加美国领导的反恐联盟。12月21—22日，普京飞抵英国进行了2天旋风式访问。两位领导人同意建立双边工作小组，使英俄两国情报机构更好地分享情报，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双方还表示要随时协调两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布莱尔称，“9·11”事件后英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上升到了“史无前例的紧密”的高度，这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英俄关系不断升温的动因在于双方互有所图。从英国方面来说，密切英俄关系有利于增进英国在俄罗斯的商业利益，也有利于加强英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这不仅可以牵制欧盟的“法德轴心”，还能向美国显示自己的份量。就俄罗斯而言，它希望英国能成为其接近北约、融入欧洲的引路人，并对英国成为美俄关系的桥梁寄予厚望。正是布莱尔在“9·11”后写信给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和所有成员国，倡议建立新的俄罗斯—北约理事会，指出这是一个改善欧洲和大西洋安全状况的机会，而为同俄罗斯建立新型关系而采取行动则是成功的关键。不久前设立的北约—俄罗斯“20合作机制”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
这里还应该指出，英国试图扮演中间人和“掮客”的这一外交谋略如果运用得当，可以增加英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份量，但若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危及英国同欧盟和欧洲国家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后，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热衷于推行“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小布什政府在对外关系上只考虑美国的利益，坚持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拒不签署生化武器条约和控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否决联合国关于国际刑事法庭的决议，甚至抛出“邪恶轴心论”，蓄意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偏袒支持以色列，公然要求巴勒斯坦更换领导人，以及单方面提高对美国进口钢铁产品的关税，等等。美国的种种独断专行的行径，引起了欧盟国家普遍而强烈的关注和反对。就连英国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英美特殊关系，要求英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不要对美国亦步亦趋；主张“英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和欧洲站在一起”。(注：“美国单边主义伤了欧盟的心”，http://www.people.com.cn.)但布莱尔却不以为然。他一再呼吁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家们加强团结，不要互相猜忌和指责。布莱尔宣称，英国“永远是美国最忠诚的朋友和伙伴”。他表示，英国希望继续充当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桥梁，化解美欧间的分歧，而不希望总是被迫在欧美之间做没有意义的选择。(注：新华社伦敦2002年5月21日电讯。)布莱尔的这种“骑墙”态度，受到众多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批评和英国公众相当普遍的反对。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和欧盟负责外交事务的专员彭定康在英国发表演讲时，均批评英国对美过于亲密而忽视欧洲的政策，并要求英国在欧美之间作出明确选择。英国公众和媒体更是公开抨击布莱尔的亲美政策，有人甚至把布莱尔比做布什的“哈巴狗”。
当然，把布莱尔比做布什的“走狗”，断定现任工党政府在外交上对美国完全是亦步亦趋，也有失公允和过于简单化。对于目前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推行的某些单边主义做法，布莱尔政府内的多位高级官员都表示了担忧和保留。外交大臣斯特劳就嘲笑布什的“邪恶轴心”论，认为布什是在利用反恐战争玩弄党派政治。(注：“英媒体嘲笑布什的‘邪恶轴心’论”，http://www.people.com.cn.)英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大臣海恩称，自从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将朝鲜、伊朗和伊拉克定为“邪恶轴心”后，英国感到自己“很难再彻底地站在美国一边”。他说，虽然伦敦仍然是华盛顿的“坚定盟友”，但是唐宁街10号在外交上会寻求“独立自主”的方针。海恩还补充说，英国同朝鲜和伊朗的关系在前一阶段曾得到“大幅改善”。(注：“英国希望白宫管住鹰派力量”，http://www.people.com.cn.)英国和其他欧盟国家在中东问题上同布什政府也存在严重的政策分歧。布莱尔一再敦促美国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当美国当局要求更换巴勒斯坦领导层、宣布不再与阿拉法特接触后，英国的表态与美国拉开了距离。英国外交部负责中东事务的高级官员麦克·奥布赖恩2002年7月2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会晤了阿拉法特。布莱尔首相还表示，巴勒斯坦人民有权选择他们的领导人，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人民选出的领导人，所以英国愿意与阿拉法特继续接触。与此同时布莱尔的发言人则对外表示，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不要求巴勒斯坦领导层进行改革，英国认为阿拉法特没有充分打击恐怖主义。在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的问题上，英国政府和军界内的许多高层人士对布什政府的计划也持保留意见或不以为然的态度。有分析家认为，布莱尔首相本人实际上也不愿意拿英国军人的生命去冒险打一场不该打的战争。布莱尔担心，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将会造成中东友好国家的不稳定，危及国际反恐联盟。(注：Nick Cohe,“Blair is just a Bush Baby”,The Observer,March 10,2002.)但是，为了与美国保持一致，在公开场合他又要表示支持美国对伊实施军事打击。“公开表示一致，在私下坦诚直言”，被认为是英国处理英美“特殊关系”的座右铭。(注：The Observer,March 10,2002.)英国通常都避免公开批评美国的政策；美国则注意听取英国的意见，适当考虑英国的利益和要求。“9·11事件”后布莱尔政府就一直在积极活动，努力在私下游说美国放弃攻打伊拉克的计划。布莱尔竭力使布什远离拉姆斯菲尔德等鹰派好战分子，说服布什总统采纳国务卿鲍威尔的意见，主张集中精力对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分子。英国政府官员反复向美国同事表示，没有发现伊拉克的萨达姆总统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活动之间有什么联系，要求美国政府缩小反恐战争的范围。但是至今的事态发展表明，布莱尔的劝说成效有限，美国当局难以听进别人的意见。英国外交究竟对美国能有多少“影响”，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果美国最后决心对伊动武，英国则很有可能被卷入，那将会给英国政治带来严重的冲击和影响。据2002年4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56%的英国公民认为，如果英国政府追随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这将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举动。不同意参与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英国议员，已经从一个月前的101位增加到141位，而且其中大多数是执政的工党议员。布莱尔内阁国际发展大臣肖特女士暗示，如果英国不经联合国同意就跟随美国将战火烧到伊拉克，她将被迫考虑辞职。舆论指出，如果布莱尔政府不顾民意，执意对美国外交政策亦步亦趋，也可能会招致工党在第三次大选中失败。(注：张晓：“英国民意质疑英美特殊关系”，《光明日报》2002年4月8日。)
回顾英国外交近百年的历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外交政策沿革，可以说“国势盛极而衰、外交退中求进”是其发展轨迹的一条主线。近年来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和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英国外交定位的问题又突出起来。英国外交的重点和先后顺序又面临着“欧洲主导还是美国第一”的选择问题。布莱尔的“枢纽外交”说，正是工党政府试图为英国外交两难选择寻求出路的一种尝试。其实，注重英美“特殊关系”与保持英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未必就不能相容。英美两国之间语言和文化的相通，历史上的血缘亲情关系，加之密切的现实政治经济联系，使它们彼此容易了解对方的想法，因而使英国较易于对美国施加影响；而英国作为一个欧盟的重要成员国，其政策中的务实传统、均衡思想以及从全球视角看问题的广阔视野，可以为形成统一健全的“欧洲选择”做出贡献，从而为协调欧美关系发挥某种独特的作用。问题的关键是，英国不要做狐假虎威的事，以“二老板”自居；而应该切实从其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顾全欧洲的大局，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作为决策依据。如何定位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恰当地处理英国同美、欧之间的关系，怎样在使英国进一步融入欧洲的同时又保持与美国的亲密关系，看来依然是英国外交面临的一个相当棘手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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