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阶级到策略、治理——杰索普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阶级论文,新发展论文,资本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已经凸显为一个核心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也面临着新的主题。
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唤起了战后人们从理论上说明国家的兴趣。这是对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取得明显成功的反应。而60年代后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者突破了单纯的阶级分析，深入到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从最抽象的方法论问题到比较具体的历史问题都得到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并产生了结构论与工具论、经济决定论与国家自主性的激烈争论，长期以来被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忽视了的“法律或司法—政治意识形态”也进入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视野。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危机，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国家、资本、阶级、权力、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持续而广泛的争论，并由此而形成了以普兰查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或阿尔都塞主义国家理论，以密里本德为代表的工具主义国家理论，以伊恩·高夫为代表的新李嘉图主义国家理论，以布洛克为代表的基础主义国家理论，以阿芬那昔为代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以赫施为代表的资本逻辑国家理论，以奥菲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福利国家理论，以斯科波尔为代表的国家自主论或制度主义国家理论，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领导权国家理论等。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历史命运，促使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杰索普试图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和思想资源构建一个综合性的国家理论。杰索普汲取了70年代以来各种国家理论及其方法基础，于1982年出版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书，该书可看作为60、70年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复兴的第一次浪潮的集大成。
在《资本主义国家》一书中，杰索普系统考察了战后国家理论复兴以来的三个主要派别，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与功能的起源学派”、“新葛兰西主义”，以及它们分别对应的“归类主义”、“还原主义”、“接合方法”（method of articulation）的研究路径。通过比较，杰索普肯定接合方法“对所有还原主义和归类主义形式的拒绝，它替代性地强调各种因果链条之间偶然的必然接合，从而产生出‘真实—具体’的国家分析，这转而导向重新系统地制定马克思主义分析中一些解释原则”。同时，他认为接合方法仍然是不够的，“需要一种制度方法来分析国家机器，需要一种态势（conjunction ）的关系方法来分析国家权力……需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分析与其它理论关注”。（Jessop,1982,p.259。下引Jessop文献略人名）在随后的《普兰查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策略》一书中，杰索普全面回顾了普兰查斯的所有理论著作，高度评价普兰查斯提出的“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观点，认为该观点明确“拒斥把国家视为一个简单的中立工具，同时也拒绝把国家视为一个主体……这种关系方法成为跨越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之间鸿沟的桥梁”（1985,chapter12）。
对杰索普而言，这个跨越的完成就是《国家理论》中“策略关系方法”的确立。
一、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
杰索普认为，对国家理论进行有效的梳理，可以从广义上的资本理论方法与阶级理论方法的分析中开始，并且认为大部分的方法分类几乎都是资本与阶级分类的变体形式。
阶级理论方法由《共产党宣言》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所激发。国家被认为在塑造阶级力量或维系阶级力量平衡时行使了一种必需的或偶然的作用，因而一些阶级及其利益能得到支持，而其他的则不能得到支持。这里的重点是放在国家形式或与阶级斗争有关的活动上。国家塑造阶级力量平衡时的作用普遍地被看作为支持资本积累和资产阶级统治。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方法最终没有避免落入“经济还原论”。20世纪70年代后的阶级分析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国家相对自主性概念，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阶级在国家中的“构成性缺席”，然而却又把一个必然的阶级属性指派给政党或国家机器。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理论又最终走向了“阶级还原论”。国家自主性概念的提出体现了阶级分析国家理论的一个重大进步，然而因其徘徊于“经济还原论”和“阶级还原论”之间，损害了其理论的建设性意义。
资本理论方法由《资本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激发。它的理论重心是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理论家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看作资本积累的政治支持体，国家形式与生产关系的当前发展阶段相一致，并且它的功能与资产阶级统治的当前需要相一致。资本理论方法试图从对被认为有其自身运行规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中推导出国家的必要功能，再从国家必须执行的功能中推导出国家的必要形式。尽管这种研究在吸收阶级理论分析的成果的基础上，从个体资本或其他阶级力量方面强调了国家的自主性，也强调“国家形式使国家功能发挥出现问题”，但它认为国家形式的调节作用实际上是使国家屈从于总资本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它最终还是保留了“经济还原论”。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战后欧洲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它从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得出了极端工具主义的结论，即“资本与国家融入一个单一的机构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可避免地倒退到“经济决定论”。
乍一看来，这两种方法似乎穷尽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分析，但问题是“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没有被系统地结合于一个明确的分析框架之内，资本的抽象逻辑与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很少被联系起来考虑。鉴此，杰索普认为资本理论和阶级理论之间的二分法是误导人的。资本逻辑的国家理论总是习以为常地假定国家对资本积累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支持性。“即便当国家形式被视为使资本积累或政治合法性成问题的因素时，它仍然经常假定任何特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只存在一个资本逻辑。这反而暗示只存在经济系统的强制，并忽略了不同阶级力量所能获得的控制空间。”(1990，p.253) 对阶级理论的分析来说，国家的形式和功能简单地反映了阶级斗争中力量平衡的变化。“但是他们的阶级斗争分析经常是不充分和机械的。阶级理论分析将常常把阶级联合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或者他们聚焦于特殊斗争而没有考虑到它们也许会影响社会秩序的整个再生产。”(同上，p.254) 上述两种方法面临着的理论困境是：要么我们强调具有铁的运行规律的资本逻辑，要么我们集中于阶级斗争的过分具体的形式，却无法解释这些斗争如何适应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很少有人努力试图发展这些方法间的丰富而具体的结合，这种失败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
同时，杰索普批判性地考察了阶级理论方法中的两个主要代表——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著名争论。“工具主义方法认为资本统治使得个体资本、个别公司、资本的特定部分或部门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把国家当作一个工具来利用，从而牺牲其他阶级和社会力量的利益来促进它们自身的利益。”(同上，p.145) 但它至少会遇到以下四个方面的诘难：
（1）国家机器的控制者与参与者（政治家、行政官员、 政治代表）并不因其出生背景和阶级属性而提出必然对应的政治主张；
（2）个别资本与总资本并不总是利益一致，而是常常互相冲突，故国家看起来好像是非常乐意反对亲近个别资本利益的政策；
（3）工具主义的观点忽略了或者没有充分注意资本积累需求之间甚至是在总资本的层面上的矛盾和不一致，这让人怀疑特殊政策是否能够总是毫不含糊地有利于资本；
（4）这种方法忽视了国家形式对“代表”过程的所有影响， 以及资本能以何种手段通过改变国家体系或操控阶级力量的平衡与变动而实现其利益的问题。
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是结构与功能，整个结构分析是以功能的说明为补充的，而功能分析必须顾及结构特征。结构主义对于了解经济基础或结构与国家机器或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制度分离来说，是恰当的。它既反对传统经济决定论的国家概念，也反对工具主义的国家概念。结构主义认为，经济不能从政治与意识形态实践中分割开来行使其“最终决定性”，重要的是结构的多元决定性而不是经济决定性，从而赋予政治上层建筑相对自主性：国家并不是因经济中的剥削关系而成为统治阶级直接进行压迫的工具，国家的主要功能是通过维持结构平衡而保证资本的总体利益。结构主义的分析常常与意识形态上的阶级统治分析结合在一起，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视为识别国家形式的手段，因为“只有当资本能够确保国家精英接受稳定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优先性这种意识形态时，这些结构的强制和特权才会使对政府活动的控制产生效力”(1990，p.146)，政治意识形态的统治和服从关系的再生产已经成为现实生产关系结构之中的重要角色。但同样地，结构主义也会遇到许多诘难。例如，首先，在强调结构强制时，它意味着资本积累是国家精英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因此明显否认精英会有其自身的利益，否认会因面对来自非资本家力量的压力而妥协；其次，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经常知道资本积累的复杂需求是什么，并且意味着它们本质上是一致而不矛盾的；第三，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保证了资本积累所需的政治条件具有摆脱危机的潜力。(参见同上，p.147)
资本理论方法的主要代表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与资本逻辑学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认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竞争过程导致不可避免的资本集中，进入到垄断支配整个经济的新阶段；而且，伴随着国家对经济干预的不断加强，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变成了垄断资本的统治工具，“垄断资本”与“国家权力”直接合二为一，共同融入资本主义国家机制之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这一理论把国家还原为经济基础的副现象，并且断言利用国家改变经济基础是可能的，还认为如果国家是为垄断资本、资本一般或者资本统治的权力集团所控制时，国家的制度组织是无关紧要的，从而它在根本上是经济决定论的国家理论。而且，虽然它也强调了需要建立革命政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以便团结所有的反垄断力量，但是它又常常把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与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等同起来，因而其国家分析没有超出葛兰西之前的“帝国主义”分析。
资本逻辑学派起源于试图超越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尤其是两者关于国家自主性的争论，并试图深入批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资本逻辑学派试图从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导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形式和主要功能，并把国家限定为“理想的集体资本家”。这个学派代表了一个基本的理论进步，它强调“国家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机构设置和纯粹地受制于资本，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的社会再生产的一个本质因素——一种政治力量”(1982，p.140)， 它要求国家干预在某种程度上既反对工人阶级也反对资本家阶级，特别是在个体资本或者某一资本部分危及到整个资本利益时，并且强调“国家形式会使国家的功能发挥出现问题”。相比之下，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中，国家的制度组织或形式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然而这种分析仍然存在着严重问题，它试图纯粹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推导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从而可以归结为一种经济还原论。克莱德·W.巴罗指出，资本逻辑学派“在方法论上仍然是非历史的，它没有解决历史与逻辑的矛盾，因为它没有真正说明资本积累的逻辑发展如何导致了政治形式的发展，即逻辑与政治发展阶段的一致性”。(Barrow,p.80)
毫无疑问，作为战后复兴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主要方法，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争论，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也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但是这些争论也基本上耗尽了它们自身的发展潜力，寻求超越两者的分离或对立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的生长点。比如奥尔福德（Robert R.Alford）和弗里德伦特（Roger Friedland）试图在已有的各种流派基础上提出一种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但发现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以至于他们宣称试图进行内在一致的综合是典型的幻觉。（Alford & Friedland）卢卡斯（Steven Lukes）和波洛克（Fred Block）主张把各种国家理论的优势方面概念化为单独的分析层面，把各种相互竞争的分析内容按等级加以安排，从而纳入一个综合性、包容性的方法论框架之内。（Lukes; Block）但这种综合过程在试图融合不同方法论的优势领域时，却未能在理论上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缺乏一个统一的内在逻辑，实际上是在“开中药铺”。相比之下，杰索普通过引入“策略”概念来统合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通过国家的策略理性把“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国家理论。
二、策略关系理论
必须建立起“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之间一致和连贯的分析框架，这是我们总结20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们的思维教训得出的结论。杰索普提出了策略关系理论，它“既能解决资本逻辑中资本运动和需求的抽象的一元本质主义规律，又能克服阶级理论过分关注社会经济斗争具体形式的倾向”。(1990，p.259) 事实上，在葛兰西、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中，已经包含有策略关系理论方法的萌芽，比如普兰查斯在其后期著作《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中就明确提出过“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观点，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更多地停留在“隐喻”层面上，杰索普则把这种理论方法从萌芽推向更远。策略关系理论主张把国家看成是“一个社会关系，它事实上可以作为策略的场所、产生者和结果来分析”(同上，p.260)，其主要特征如下：
（1）国家理论应根植于社会理论；
（2）存在各种亚系统和权力中心（治理的一层涵义）；
（3）国家理论要与历史发展相一致；
（4）国家是制度的集合；
（5）虽然国家是制度的集合，但仍不是现实存在的主体，不能进行权力运作；
（6）通过政治体系将决策与组织联结，国家才能发挥作用。
具体而言，策略关系理论把国家看作是“政治策略”、“积累策略”、“领导权方案”的选择和竞争平台，是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制度统一体，而没有把一个领域还原为另一个领域，没有赋予哪个领域最终的决定性。国家最后体现的选择形式从根本上是政治策略、积累策略和领导权方案竞争冲突后的整合结果。
政治策略关心的是国家形式、国家政策的制订。首先，国家系统是政治策略的场所，一个政治策略选择的系统。作为一个系统，它的结构和运作方式对一些政治策略更开放而排斥其他策略。其次，国家是政治策略得以详细阐述和制订的场所。第三，国家系统的结构和管理方式能够超越政治策略和政治斗争而产生，这些策略和斗争可能在国家系统内或远离此系统而得到发展，并且维持或转变它，从而“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目前的策略选择部分地是它过去的策略选择与它寻求转变时采用的策略之间相互作用的意外结果”(同上，p.262)。国家要维护其政治统治， 并不必然表现出倾向于某一阶级或阶级派别的利益偏好，国家系统的结构和管理方式更多地考虑如何维护国家系统的秩序和稳定，国家试图在不同阶级或利益冲突的空间内保持张力，形式上让所有的阶级力量和阶级利益以及非阶级利益和非阶级力量展开“代表”竞争和政策争论，更多地倾向于维护现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而不是凸显或激化社会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因此，政治策略的选择不必然与资本积累需求、资本利益或资本部分的利益相一致，但是也绝不会倾向于非资本主义阶级的利益和需求，国家只不过是各种不同利益和力量竞争平衡的策略选择的结果。
积累策略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积累的策略选择。积累策略界定了“一个特殊的经济增长模式，并兼有各种超经济的前提条件，还勾画出一个适于其实现的一般策略”(1990，p.197)。国家形式、 国家干预与国家政策的选择，随着积累策略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成功的积累策略维持着资本流通的整合，并由此巩固了统治阶级或某一阶级派别对国家的支持。积累策略的改变客观上要求国家形式的变动。当积累在正常确立的政治策略形式下不能继续维持或再生产时，资本积累的需求会迫使政治策略作出变动。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既定的政治策略不能再维持资本的积累和扩张，于是纷纷寻求不同的政治策略和改变国家形式，典型的是罗斯福新政与法西斯主义。同样地，当某个占经济领导权地位的积累策略使得政治策略出现严重危机或威胁资产阶级统治时，国家则可能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迫使积累策略作出变动。相应地，国家功能也随着积累策略的改变而发生相应变化：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积累策略不能从总体上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时，国家就会加强对自由市场竞争的干预，从而促使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此外，扩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再生产依赖于结构决定了的支撑经济统治的经济上的阶级领导，积累策略不仅必须考虑资本的不同部分和其他经济统治阶级间的复杂关系，还必须考虑统治阶级与附属阶级间的力量平衡。
领导权是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一个重要领域，发展一个特定的“领导权方案”有助于解决资本一般与个别资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问题。但应该指出，领导权方案和积累策略并不等同，即便它们可能会部分重叠或彼此互为条件。积累策略直接关涉到在国家的或国际的尺度上的经济扩张，领导权方案则主要涉及的是各种非经济的目标（即便受经济限制以及与经济相关）。后者包括了军事成功、社会改革、政治稳定或道德复兴。此外，当积累策略主要指向生产关系并因而指向阶级力量的平衡时，领导权方案则指向更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建立在经济关系之上，而且建立在市民社会和国家领域之上。由此，领导权方案应该考虑所有相关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不管它们以何种方式被组织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应当采取涉及到民族大众而不仅仅是阶级关系的领导权方案(同上，p.208)。
但是，策略关系理论方法也遭到其他方法的如下批评：策略关系理论方法只是其他方法的补充物，不能从根本上挑战它们；策略关系理论方法在解释国家时是不充分的，不可能存在一种普遍的策略关系理论；策略关系理论忽视了结构的强制性，夸大了国家策略选择的自由意志。为了回复这些批评和指责，杰索普概括性地指出了策略关系方法的主要含义，从而为之正名：国家是一个特定的制度整体，它具有多重边界，没有制度固定性，没有事先给定的形式统一或实质统一，国家的形式统一必须总是跟实质统一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制度整体，国家构筑了一个平台，在上面不同政治力量试图给予不同部门的个体或集体行为一个特定的指导策略；作为一个没有制度固定性的整体，存在着潜在的不同国家体系，国家的建构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在特定但变化着的制度限制下的一个经常反复的过程，因此我们不能把国家作为一个主体或工具来对待，国家系统从来不可以被视作中立的；国家系统的选择性必须依据它们提供给不同政治力量在寻求特定策略时实现其利益的机会来确立；国家的阶级性质依赖于它对阶级策略的影响；国家是一个社会关系，国家的形式是过去策略与现时斗争的结晶；作为一个策略平台，国家处于结构和策略的复杂辩证关系中，不提及特定的阶级策略和相关利益，国家系统的阶级选择性就无法得到评价，特定政治系统背景之外的阶级利益也无法得到评价；阶级力量和阶级利益没有穷尽国家中的力量和利益范围，因此不仅要关心国家管理者的利益，还需要关心围绕国家形式和国家政策而构成的特殊利益；国家权力只可以在关系中得以评价，国家本身没有权力——它只不过是一个制度整体，它只有一系列中介这个权力的制度能力和责任，国家权力是在国家内部和通过国家而行动的那些力量的权力，这些力量包括国家管理者以及阶级力量、性别团体以及地区利益等等。策略关系理论并不排斥资本理论和阶级理论，它同样需要利用两者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精辟分析；策略关系方法也不能单独运用，毋宁说它只是要求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通过策略关系理性而完全地结合在一起。(参见1990 ， pp.267—270)
由此，关于杰索普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资本主义国家是多元决定的，资本、阶级、领导权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一个复杂的一体化系统；政治策略、积累策略和领导权方案共同塑造了国家的形式、政策、活动和功能，它们互相维持着竞争冲突或一体化的和谐态势，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样性与现实性，其中任何一个的改变都会引发其他两个的改变，从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系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这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仍然是开放的。策略关系理论既没有像“资本理论”那样假定了一个具有铁的运动规律的抽象的资本积累逻辑而忽视国家的“策略选择性”，从而落入“经济还原论”；也没有像“阶级理论”那样忽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再生产的“结构强制性”，从而回归“阶级还原论”；既没有像“工具主义”那样简单地把国家还原为一个具有强制权力的统治工具，从而夸大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控制国家机器的斗争；也没有像“结构主义”那样仅仅把国家当作是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场所，从而夸大国家的自主性。与其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或阶级斗争的场所，不如说国家是一个社会关系决定了的制度整体和策略选择平台；国家作为一个本身不具有权力的制度整体，其自主性仅仅体现为基于“结构强制性”之上的“策略选择性”。至此，资本统治与阶级斗争、国家权力与国家干预、意识形态与领导权斗争、国家形式与国家机器、社会的“结构强制”与国家的“策略选择”、抽象的资本积累逻辑与具体的社会民主运动、国家的形式统一与实质统一等等，都通过“策略”概念的中介而统一于一个明确的连贯的国家理论之中。
按照史密斯的分类，当代西方国家理论有三个规范性典型：达尔的多元主义、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杰索普的新马克思主义，它们分别代表了经验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家理论。如果说经验主义的国家理论集中于公共事务和政策研究，容易陷入简单的因果关系而忽略现实世界与内在结构的复杂性；理想主义的国家理论看到了经验主义的国家理论的缺点，并试图超越之，但却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充满乌托邦色彩，那么，杰索普的现实主义的国家理论则采两家之长；策略国家理论从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转向对置于更广的社会秩序的国家的分析，而策略一词也体现了抽象概念与在特定时期的社会关系中的实际操作之间的关系。 （Smith）可以认为， 策略关系理论标志着杰索普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第一次综合或重建。
三、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
如果说在《国家理论》一书中杰索普发展出独特的分析方法，那么，在200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新世纪实现了新的复兴。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一书中，杰索普指出，无论是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发展动力所依赖的“资本—劳动”关系的再生产，都不可能纯粹依靠市场关系进行再生产，两者都需要补充性的再生产、调节和治理模式。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资本本身是不完善的、充满矛盾和困境式的，这些矛盾和困境无法通过所谓的资本自我校正、自我扩张的逻辑而得到解决，其再生产必须依赖经济之外的条件；同样，劳动作为一个虚拟商品，也无法单独通过工资形式和劳动力市场而再生产，各种非市场机制也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尽管杰索普赋予生产力或技术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但却解除了它们对整个社会的最终决定性，这就远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他更多地考虑经济和非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采纳了比通常经济分析更广泛的经济解释，主张不管是在狭义还是广义上，经济都是由传统上被当作是经济之外的因素所共同构造的。在考察作为生产方式和调节对象的资本主义时，他不仅采纳了经济概念，同时引入了其他概念，考察了政治、国家、生活世界、市民社会等概念与经济范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他运用策略关系方法将国家界定为“社会性嵌入的、社会合法化的和策略性选择的制度、组织、社会力量以及围绕着（或至少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作出集体性约束的决定而组织起来的相对统一的整体”。(2002，p.40) 国家并非一个主体，它不是完全起源于自己的内部或国家的全体成员，相反，它依赖于更广泛的社会以及国家机构之内的力量平衡。由此，来自于葛兰西的三大主题——领导权、历史集团和知识分子的角色被赋予了应有的地位。此外，在说明经济和政治在制度和社会上的相互联系的过程中，自我生成理论的重大作用也变得更容易理解。法律系统、政治系统、科学和教育系统、宗教和艺术系统，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运行方式、组织原则和特定逻辑，共同构成了各个制度化系统的自我生成均衡，这些系统通过独自运行和相互依赖得到发展。杰索普的这一看法对于研究结构组合和政治经济在资本积累和国家权力行使上的共同进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基础上，杰索普分析了战后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对大西洋福特主义的主要贡献——既促进了战后经济的繁荣，又赢得了相对和平安定的政治局面。不过，20世纪70年代全球石油危机爆发，福特主义经济和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陷入了危机之中。对杰索普来说，危机从来就不能简化为一个纯客观的现象，危机是客观上多元决定而主观上不确定的现象，这为策略干预创造了空间。福特主义范式的危机使得人们尝试对经济、社会和政治进行不断的调整和重构，并由此引发了后福特主义时代的到来。在后福特主义时代，随着跨界交易的复苏和虚拟经济的兴起，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逐渐分离；结构或系统的竞争不断获得重要性，并使得培育知识基础的重要性不断增长；全球化使得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复杂难辨、难以估摸。毫无疑问，后福特主义时代的降临，技术和经济范式的转换，新的积累体制、调节方式及其社会制度一体化的重构，对于国家的形式和功能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语境中，政治的总体反应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国家管理者、经济和其他社会力量正在试图将凯恩斯主义充分就业国家转变为一个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它试图重新塑造国家行为，并试图发展新的统治和治理形式来致力于解决国家和市场中新出现的问题”。(同上，p.123)
与福特主义相比，后福特主义的经济主要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经济，知识培育和技术创新在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就知识领域而言，国家必须妥善处理知识作为一个虚拟商品存在着的矛盾：一方面，知识共享对于知识生产很重要；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在信息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积累的主要基础。国家在此起着两方面的作用：第一，它必须促进知识产权从而有利于知识的商品化（专利、版权和许可）；第二，它必须保护作为整体经济竞争优势之基础的知识共享。( 同上，pp.96—98) 创新和企业家能力在后福特主义中的重要性也在新的国家策略中得到反映，竞争国家也不断参与技术情报的收集，帮助创造独立的技术能力和提高创新能力、技术能力和技术转换，以便许多公司可以尽可能从由特定经济部门承担的研发活动所创造的新技术中受益。竞争国家还通过创制直接支持企业的机构和结构或支撑企业氛围的机构和结构，以及通过风险资本的提供、补贴、商业园的建立、技术转化机制、技术帮助、知识产品的投资等措施，直接参与到有利于资本的技术租金的追逐中来。与福特主义时代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相比，后福特主义时代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的另一个更引人注目的变化在于民族国家的传统地位受到挑战。在大西洋福特主义战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中，民族国家经济在大西洋福特制中是理所当然的经济管理目标，权力关系主要围绕着民族国家展开。随着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同形式的民族国家由于移民的不断增长而受到挑战，它降低了种族的同质性、文化的同质性和公民对民族国家的忠诚；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也在不断挑战大西洋福特主义的工业逻辑和凯恩斯福利民族国家主义的逻辑，转而支持另外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参见2002，pp.103—139)
由此，国家组织和政治就发生了新变化：第一个趋势是国家的去国家化。民族国家机构正逐渐空洞化，其权力正不断地被超国家制度剥夺，或转移给地区或地方层次以及一些正在出现的权力网络；国家能力在超国家的、国家的、次国家的以及跨地方的层次上进行重建。第二个趋势是政治制度的去官方化。如果说去国家化涉及到民族国家活动领土的分散，那么去官方化则包含公共—私人划分的重新绘制、任务的重新分配、组织和任务之间关系的重新连接。第三个趋势是政策规制的国际化。国家内部行动的国际背景已经扩展到包括超地域的或跨国的因素和过程，对于国内政策来说，它们在策略上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中，民族国家自主性的丧失使得超国家合作、协调和次国家空间的复活成为必要，民族国家的传统地位不断受到挑战。但是它同时为民族国家自身去调解不断增多的重要的超国家和次国家行动拓展了空间，与政策规制国际化相应的是民族国家试图为塑造国际政策规制而斗争。(2002，pp.195—200) 也正因此，杰索普提醒人们，由此裁定民族国家正失去作用似乎过于匆忙，国家的重新调整既不是民族国家的逐渐衰弱，也不是基于更多市场、更少国家的简单移植，事实上只是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遭到侵蚀。相反，随着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边界的后退，民族国家其他方面的边界正在推进，其他的政治形式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民族国家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以回应挑战。
在后福特主义时代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的背景下，“治理”的兴起无疑是民族国家有希望的出路。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治理（governance）理论与实践，与传统的“统治”（government）相对。它强调：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公共机构和行为者，还包括非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在行为方式方面，不仅包括权力或权威，还包括参与、协商、谈判；而且，在上述内涵中更偏重于后者。
面对一个多元权威并存的治理体系，杰索普指出，国家首先要承担起元治理的角色，必须平衡地方、国家、地区、全球各层次的治理，并相应地协调它们的行动。元治理不可混同于一个至高无上、控制一切治理安排的政府；相反，它担当制度设计、提出远景设想的任务，从而促进不同领域的自组织。此外，它还同时包含为集体反馈、不同行动场所和领域间的功能联系和物质依赖提供学习机制，并且鼓励不同目标、空间和时间、治理安排的行动和结果间的相对连贯性。因此，元治理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语境，使得不同的治理安排得以实现，而非为它们制定特定的策略和计划。在元治理中，国家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它为治理和规章秩序提供基本的规则，使得治理伙伴通过这些规章秩序能实现它们的目的，确保不同治理机制和规制的兼容性或连贯性；充当政策共同体中对话的主要组织者；展开一种有组织的对情报和信息的相对垄断，从而塑造人们的认知期待；在治理内部有冲突和对治理有争议时充当“上诉法庭”；为了系统的利益或社会凝聚，试图通过支持较弱的力量或系统来平衡权力差异；试图更改认同的自我理解、策略能力以及个人和集体行动者在不同策略环境中的利益，并且由此改变它们对优先策略的影响等等。元治理并没有取消其他的协调形式，市场、等级制度和自组织依然存在，但是它们的运行语境是“通过谈判来进行决策”。由此，一方面，市场竞争被协作所平衡，看不见的手将和看的见的手连接在一起；另一方面，国家不是最高权威，它不过是多元“制导”系统中众多成员之一，而且为谈判过程贡献自己的独特资源。随着网络、伙伴关系以及其它经济和政治治理模式的扩大，官方机构最多也不过是同辈中的居首位者。(杰索普，2000年；Jessop,2002，pp.242—243)
即使如此，杰索普指出，治理、元治理如同市场失灵或政府失败一样，也有可能会遭遇失败，这正是未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危机的潜在根源。对此，杰索普认为，永久的解决方案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认识到协调的尝试总是不充分和不完善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采取一种追求最低满意限度的策略。
必须指出，杰索普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一书中仅仅对前述策略关系理论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积累策略与政治策略作出了讨论。如果说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因应了积累策略的转变，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和治理因应了政治策略的转变，那么杰索普似乎缺少或者没有提及一个当代和未来资本主义的领导权方案，这也许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一书的缺陷和不足。作为一个弥补，杰索普于2003年写作的《文化政治经济学：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国家》一文中，试图在借鉴卡隆（Callon）和卡拉德（Callard）等人的中介理论与活动者网络理论的基础上，以文化政治经济学来克服以往经济分析与政治分析的局限，并补充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文化领导权的论述，从而揭示出全球化时代国家的特殊角色与深刻的结构变革、策略关系的重新定位之间的相互联系。(杰索普，2004—2005年)
综上所述，新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尽管仍然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我们还无法精确把握其确定的历史轨迹，但杰索普的理论与方法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未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想象空间，他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深刻地拓展了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视域。无论是提出策略关系理论来超越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的对立、分离，还是主张吸收、综合“前学科”与“后学科”方式开展资本主义国家研究，提出元治理概念来重新想象、设计、调整民族国家的角色，杰索普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当代水准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样本，对我们重新思考国家问题有着极大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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