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管理学科的理论形态与创新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学科论文,途径论文,理论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核心理论体系的创立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统一的理论体系能使学科具有持续的生命力，能更好地服务科学的目标——解释、预测相关现象，并指导社会实践，然而，组织与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组织管理理论的发展之路必然是崎岖和曲折的。如果以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发表作为标志，管理学科已历经百年发展(1911-2012)。一个世纪以来，组织研究领域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其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依然难言走上了健康的发展轨道。纵览管理学科的百年发展历程，对学科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理论不仅屈指可数，还多数是从其他学科搬来的“舶来品”[1]。近20年来，即使在正统的实证主义大本营——美国，管理学科的理论建构进程也招致学科内外诸多学者的批评之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组织研究领域在近30年内并没有发展出有突出影响力的理论。目前，广为认可的理论多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提出的经典理论，如委托代理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等。如此现状难免使人担忧组织管理的学科地位和长久发展。
可以说，理论建构已经成为组织管理学科亟待解决的发展瓶颈。管理领域的顶级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分别在1989年和2011年两度设立专刊讨论相关问题。尽管如此，现实状况仍不尽如人意。绝大多数组织研究都是基于小型理论和经验事实进行小模型的关系搭建，一些新理论又往往粗制滥造，不具备长期发展的潜力。在对理论缺乏清晰认识的情况下，急功近利地基于很少的、孤立的研究结果发展理论只会令管理研究陷入另一种怪圈，即为发表论文而“创造”理论的困境。
组织研究领域应该建构什么样的理论？已经有了什么样的理论？目前缺少什么样的理论？这些都是首先要明确的问题。作为具有科学使命感的学者，需要站在学科发展和管理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去分析组织管理学科的理论发展，这首先要求应摸清组织研究领域的理论形态，厘清学科理论发展的不足和需求，然后方能更好地探讨理论创新的路径和策略。在长达百年的管理研究发展进程中，并不缺少理论，只是缺少有效的、能够支撑学科不断成长的好理论。如果能够明确组织研究领域需要哪些理论形态，就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本学科理论发展的路径。
1 成熟学科应有的理论形态
目前，组织研究还没有形成一门成熟的学科，其当前状态与19世纪的电学研究类似。恩格斯[2]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电学研究状况：“在电学中只有一堆陈旧的、不可靠的、既没有最后证实也没有最后推翻的实验所凑成的杂乱的东西，只有许多孤立的学者在黑暗中胡乱的摸索，从事毫无联系的研究与实验，他们像一群游牧民族一样，分散地向未知的领域进攻。的确，在电学领域中，一个像道尔顿的发现那样能够给整个科学创造一个中心并给研究工作打下牢固基础的发现，现在还有待于人们去寻求。”作为组织领域的研究者，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组织研究的类似状态只是阶段性的，如果一味盲目地追随当前的学科范式，甚至认为管理只具有艺术性，而没有科学性、规律性，那将会阻碍推动该学科走向成熟。这是因为当前组织管理学科的理论体系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都是个“发育不良的畸形儿”。
从认识论分析，笔者发现一门成熟学科的理论发展至少需要有以下5种不同的学科理论形态：
(1)结构型理论——揭示事物的内在结构 该类理论在自然科学中又称结构模型。例如，原子结构模型、分子结构模型、DNA结构模型等。一般说来，结构型理论需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事物构成的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例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回答了这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人的需求有哪些不同形态？马斯洛认为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5种不同的基本需求；二是不同需求形态之间形成什么关系？马斯洛认为[3]，这5种需求形成由低到高的不同层次，只有低层次需求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高层次需求才会出现等。虽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有其错误之处，但他在发展需求理论时努力揭示了人类基本需求的不同成分和不同需求之间的关系。
(2)本质型理论——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 结构型理论是在比较具体的层面揭示单个研究对象的结构形态，它们对认识事物的属性和性能具有重要的解释和预测作用。例如，了解水分子结构对理解水作为一种溶剂具有重要作用；认识了人的需求层次对理解和预测管理实践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果人类对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的认识只停留在具体事物的结构与属性层面，不能揭示其本质和进行分类处理，那还只是停留在一个较低的认识层次。人类还需要洞察和揭示事物的本质，阐明有效的概念，并把纷繁复杂的事物依其本质的不同划分为有限的类别进行处理，从而实现以简驭繁，深入地、整体性地认识所研究的对象。事物的本质属性往往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表现出来，这就给研究者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即在复杂的组织管理现象面前，对同一事物或概念的本质的界定往往因人而异，因历史条件而异。一个事物真正的本质是唯一的，建构的理论越接近真实的本质属性，对研究对象就越具有解释和预测能力；理论越远离事物的真实本质，就越会误导人们，甚至误导学科发展。例如，什么是企业？过去人们往往认为企业是一种创造利润的组织，典型的经济学家也很可能做出同样的回答，认为谋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宗旨与使命，然而这一信念往往会导致企业衰败得更快，而不是生存得更好。管理大师德鲁克[4]对企业的本质有了根本不同的洞察，在他看来，只有顾客才能说明企业的本质。他认为，“要知道什么是企业，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企业的目的。企业的目的肯定与企业外部密切相关。实际上，既然企业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就肯定与社会密切相关。由此，对企业的目的只有一种适当的解释，即‘创造消费者’”。德鲁克进一步认为，“因为企业的目的在于创造消费者，所以企业具有两种，也只有这两种基本职能：市场营销和革新。……向社会提供各种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商品和服务。”对企业本质和企业目的的上述理解成为德鲁克新管理理论的重要基础。
结构型理论回答事物的结构如何，它在比较具体的层次上解释和预测事物的性质和性能。本质型理论则在抽象的层次上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提取不同事物的差异性，从而可以更科学地对事物进行分类，梳理认识，简化知识网络，并为学科理论的发展提供逻辑基础。由此，发展本质型理论对一个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
(3)关系型理论——揭示不同事物间的相互关系 由于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因此，研究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成为科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组织管理研究中，根据抽象水平的差异，这种理论通常包含两类：①旨在建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通常以命题的形式呈现，可称之为概念型关系理论。如GARDNER等[5]研究了魅力型领导者与他们的追随者之间的关系。②表现为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通常以假设或变量关系模型的形式出现，可称之为变量型关系理论(或变量关系模型)。例如，在组织行为学中，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基础性的话题。这其中，以VROOM[6]为代表的期望理论总体说来得到了大量研究证据的支持。期望理论从目标实现的期望概率和效价两个角度来建构个体的行为与其动机之间的关联，从而更加有助于预测和解释现实组织中员工特定行为的发生。
(4)演变型理论——揭示事物及事物间关系的演变趋势 在具体层面上，无论是单个事物的属性、结构，还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它们都是随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例如，物理学的物态变化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等都是典型的演变型理论。随着系统动力学的兴起和进入组织研究领域，从动态性和动力学的角度考察组织演变的趋势与特征逐渐成为组织研究的重要科学方法论。鉴于事物动态演化的特点，在组织研究中，在对研究对象进行理论建构时，需要力图把握其动态演进的基本趋势和特征，但目前在组织研究中演变型理论极少。组织行为学关于调节变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理论取向，但变量问关系强弱在不同条件下的变化不一定呈现出演变的趋势。巴特利特等[7]对传统企业和自我更新企业的管理行为背景差异及其演变条件的案例研究比较好地反映了这种理论取向。他们发现，传统企业存在一种腐蚀性的管理行为背景，其核心特征有4个要素：服从、控制、契约、限制。在一个创新、快速反应、灵活和学习成为竞争优势重要来源的环境中，由这四者构成的管理行为背景就变成了债务包袱而不是资产。他们进一步研究了传统企业向自我更新企业演进的条件和形成的新的管理行为背景，发现这些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企业的管理行为背景已经演变成新的4个特征：纪律、支持、信任、拓展。
(5)元理论——审视学科的性质及现有理论形态 元理论是一门学科中上述4种理论形态的基础与核心，是一种更抽象和更高级的逻辑形式。一门学科元理论的改变往往带来学科范式和逻辑基础的转变。元理论的出现和体系化也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关键。元理论中所包含的一些宽泛的概念、对于社会现实本质的认识、概念模式和框架，以及理论指导性往往能够驱动理论家们建构起具体的理论[8]。元理论有助于描述一系列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原则，从而帮助研究者认清研究对象的本质，并有利于以逻辑一致的方式整合本学科已有的研究观点和成果[9]。在心理学研究中，个体心理模型是典型的元理论；在组织研究中，人性假设属于典型的元理论范畴，研究者对人性的认识不同，对组织和管理的看法就会有根本性差异。组织的性质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也是元理论的重要方面，将组织看作动态开放系统还是静态封闭系统，也反映了组织研究中元理论的差异。
在上述5种理论形态中(在组织管理研究中，关系型理论分为两类：概念型和变量型)，结构型理论和变量型关系理论处在比较具体的层次，本质型理论、概念型关系理论和演变型理论处在比较抽象的层次，元理论处在最抽象、最高级的层次。元理论一方面能为建构其他几种理论形态提供逻辑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另一方面，元理论的形成和完善又需要从有效的结构型理论、本质型理论、关系型理论和演变型理论中吸取营养与证据。在一门成熟的学科中，体现实事求是精神的元理论的形成是突出的标志。同时，本质型理论、概念型关系理论和演变型理论等抽象程度较高的理论形态构成学科理论体系的主体与基本框架，结构型理论和变量型关系理论等具体性较高的理论形态构成学科理论大厦的基石，它们往往离不开上述3种抽象的理论形态的指导；当然，反过来，后两者对本质型理论、概念型关系理论、演变型理论以及元理论等抽象程度较高的理论形态也具有支持、修正和发展的作用。
2 组织管理学科的理论发展现状问题分析：以组织行为学为例
下面将结合组织行为学理论发展的现状，分析组织管理学科的理论发展状况。总的说来，在上述5种理论形态方面，组织行为学理论存在以下问题，需要在未来发展中重点突破。
(1)结构型理论大多局限于构成要素的探索，忽视要素间关系的研究 虽然在组织行为学理论宝库中不乏完整的结构型理论，它们既探索了构成要素，也提出了要素之间的关系，例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等。总的说来，大多数结构型理论都只探索了构成要素，而没有分析不同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例如，变革型领导的研究者只探索了它们有哪些可测量的维度(即要素)，基本没有分析这些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甚至认为没有必要研究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目前，出现一种使组织行为学研究走向肤浅的研究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只关心有统计结果支持的理论创新，不再去思考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技术普遍应用在概念结构的研究中，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离开统计支持便不能再深入思考和建构理论，那将是本领域学术共同体的悲哀。
(2)本质型理论混乱而匮乏 虽然在组织行为学研究中，新的概念层出不穷，但在实证研究中，真正超越研究结果的、有深度的理论发展和认识进步却鲜有发生。近些年流行起来的新构念，例如情绪智力、心理资本、本真型领导、目标定向等，没有一个是内涵清晰的准确概念。这一问题很值得本领域学术共同体反思。又如，在领导研究中，领导概念也是不断推陈出新，如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伦理/道德型领导、基于价值观的领导、情绪领导、家长式领导、授权赋能型领导、诚信领导、愿景领导等，但除了学术游戏变得日益丰富之外，领导理论对领导实践的指导意义并没有因为实证研究论文和新领导概念的激增而增强多少。到底“领导力”的本质与来源是什么？目前在西方主流领导研究文献中，基本不会区分“Leadership Behavior”和“Leader's Behavior”的差别，领导者的行为就是领导行为。如果领导者是独裁者和暴君，那么他的领导风格就是“独裁型领导”。如果连这种最基本的理论问题都混淆不清，何谈发展领导理论。到底领导理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领导理论发展的逻辑基础是什么？领导力提升的关键环节在哪里？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倒是很少有人问津。再如，变革型领导是过去30年受到关注最多的领导研究话题，目前也还是研究热点之一，但至今变革型领导研究也没有发展出一套好的逻辑体系。一个没有逻辑起点而浮在半空中的“理论”虽能飘得很远，受到很多后来者的追捧，但很难真正促进领导理论的发展。
(3)变量型关系理论研究占主导地位，概念型关系理论发展严重不足 在组织研究中，发现管理事实、探求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被普遍应用于变量型关系理论的研究中。当前很多研究仅仅满足于在变量之间搭建相关关系或联系(正向关系或负向关系)，而对于支持和解释这一关系的理论探讨则往往出现经验化、肤浅化。事实上，小型理论模型是学科发展的一个较低层次的阶段，只有超越这个阶段，编织起具有同一性的、反映组织世界本来面目的概念关系网络，管理研究才可能走向成熟。然而，概念型关系理论的发展却严重不足。
(4)对演变型理论建构的重视程度严重不足 事物的不同存在状态及其演变的临界条件是人们掌握其发展变化规律的前提。例如，在一个大气压条件下，水在100℃变成水蒸气，在0℃变成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均表明，发现事物演变的理想状态对揭示事物演变的趋势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原子在化学变化中总是遵循同一个规律，即通过失去、获取或共享电子达到外层电子饱和状态；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变化的终极状态在于自我实现，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只有确定理想状态之后，事物的演化方向和路径才会呈现相对清晰的面貌。对组织管理研究而言，探求人的心理行为变量和组织演变的理想状态也是建构管理学科理论体系的必要路径。确立理想状态之后，可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探索：①研究对象形成“实然”状态的规律；②研究对象从“实然状态”发展和接近“应然状态”的规律；③研究对象在不同状态之间转变的临界条件。然而，由于在组织研究中探索事物演变趋势受到纵向数据难以获取的制约，演变型理论在组织研究中非常匮乏。
(5)元理论扭曲畸形，本领域的学者们缺少共同信念 由于缺少符合实际的元理论，学科理论发展便缺少有效的逻辑基础和核心，越来越走向概念化、碎片化，难以脱离现有文献桎梏，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日益严重。目前反映简单性、线性、静态性和还原主义的方法论充斥于组织行为学科的基础理论体系中，排斥了本学科本该运用的复杂性、非线性、动态性和整体性的方法论。在研究学科范式时笔者也发现，在组织行为学研究中，存在严重的学科范式问题：范式作为精神工具，学术共同体漠视共同信念的建立；范式作为实用工具，实证方法与实用主义可以说过度盛行。由此形成一种不利于学科发展的研究价值取向：追求论文发表，漠视学科成长；追求规范科学，压制理论创新。这些现象导致的结果就是抑制了不同范式之间的自由竞争，阻碍了新的学科范式的成长与发展，从而严重抑制了元理论的转变。本学科的部分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以及研究型大学教师的甄选和晋升制度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上述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组织行为研究中，在多数组织管理领域也都存在，它们对管理实践和学科发展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在管理实践方面，坏的管理理论在破坏好的管理实践[10]；在学科理论发展方面，管理理论丛林在阻碍好的理论幼苗成长壮大。这样的学科理论发展状况与成熟学科的理论状态相距甚远，必将会被改变。
3 组织管理学科的理论创新路径
从前文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组织管理学科的理论发展还处在学科发展的较低级形态：抽象性较高的本质型理论、概念型关系理论、演变型理论发育不良，学科的元理论问题严重，而具体性较高的结构型理论与变量型关系理论也未得到健康发展。比照成熟学科的理论形态，组织管理学科的理论发展表现出“经验化、具体化、静态化”的显著特点和不足，在抽象理论和动态理论的发展上都很不够。这对组织管理学科的持续成长无疑是不利的。如何建构兼具理论严谨性和实践关联性的组织管理理论并推动学科发展，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1)反思学科的基础逻辑，改造学科的元理论 组织管理学科现有的逻辑基础并不能很好地胜任它所研究的问题，存在一系列错误的理论信念。例如，管理理论中缺少符合实际的人性假设，主流的组织理论缺少有效的动力学思想等。由此，改变组织管理学科理论体系的顶层设计是极其重要的。例如，当年麦格雷戈[11]正是建构了新的管理学元理论 管理的Y理论，重新审视了传统管理的X理论，从而实现了管理理论的创新。
(2)超越文献空白，加强基于实践的理论建构 例如，笔者发现现有领导概念之争同没有处理好领导理论与领导实践的关系有关。领导理论需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①如何领导？这是领导实践问题；②为什么这种领导方式能够产生领导力？这是领导规律问题。一些学者把“领导”界定成活动、行为或过程[12]；而另一些学者则把“领导”界定成一种能力[13]，其实这两种不同的定义是在回答领导研究上述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对于领导学科的发展来说，虽然解答前者能够为解答后者提供基础，但解答后者比解答前者更加基本和重要，因为不能很好地回答后者，也就不可能真正回答前者；但如果解答后者脱离了前者，领导理论也就成为空中楼阁。这便要求研究者要在理解和掌握管理实践的基础上，首先建立符合实际组织管理现象的基本理论模型，然后再开发新的管理理论。
(3)选择理论创新的着力点，打开理论创新的空间 这包括重释旧概念、凝练新概念、重释旧关系、发现新关系、整合现有理论等。现分别说明如下：
(i)重释旧概念。对旧概念的整理与重释是理论创新的重要路径，却也是易被忽略的路径。理论深度的建立与发展往往是通过对旧概念的不断发展和认识来完成的。目前组织管理领域却只见层出不穷的新概念，难见旧概念的更新和发展。每个概念的提出都受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学科认识视角与方法论的局限，对旧概念的重释可能会拓展其适用范围，也可能会在新的背景下对旧概念的本质与结构产生新的认识。例如，前文提到的德鲁克对企业概念的重新解释。当然，在重释旧概念时需要注意一点，即该概念是否具有深入发展的潜力？通常越接近学科基础的概念，越有重释和深入发展的价值。对旧概念的重释过程可能比较漫长，但一旦成型，就可能推动本质型理论的发展，深化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ii)凝炼新概念。针对尚未进行理论化的现实现象，或者已有的理论建构中未能覆盖的现实现象，研究者可以通过抽象、归纳，提出新的概念，实现新的理论化、概念化过程。例如，华人学者们普遍认为，“关系”在华人社会中扮演着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角色。由此，西方学界提出的一系列“关系”的概念(包括relationship、relation、connection、tic、exchange等)，但也不能完全覆盖华人社会中“关系”的概念。鉴于此，华人研究者们提出并发展了一个新的概念——“guanxi”，并在此基础上围绕着关系基础、关系形式及关系效果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证研究[1]。这一路径的理论建构，往往比较贴近于管理实践，试图通过对特定现象的深度描述，将较为复杂的现象概念化。提出一个有趣的、严谨的、高质量的新概念，往往能够启迪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从而开辟新的学术空间。在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中，诸多现有的概念，在提出伊始都可以被看作是从现象中“提出新概念”的典范。
(iii)重释旧关系。对于前人已经发展、乃至获得很多证据支持的变量关系，也可以尝试从不同视角出发或根据不同的理论基础进行新的理论建构。例如，组织研究长期认为，关系的建构是工具性的，是为了达成某些经济上或社会上的需求；而VAN KNIPPENBERG等[15]则提出社会认同的观点，即关系的建构可能是因为价值观或意义判断上的认同和一致。这一新解释补充了社会交换解释视角的不足，深化了对关系建构心理机制的认识。
(iv)构建新关系。新关系的建构是为了更好地发现、解释和预测新现象。例如，在探讨组织公民行为的前因中，早期研究认为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是完全出于利他动机。直至有学者发现，一些自私动机，如升迁目的、印象管理等[16]，同样会促进员工的利他行为。这些新关系的发现丰富了对组织公民行为前因的理解，并将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与组织管理领域更多的研究分支关联起来。
(v)整合旧理论。对现有的理论进行整合有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路径是重组现有的理论，给其合适的定位。例如，领导研究中各类理论或概念名词层出不穷[17]。这些理论概念虽反映了领导的不同侧面，却都没能全面地涵括领导的本质。FAIRHOLM等[18]在尝试整合之后提出层级领导模型，系统地描述出领导者在不同层次应该展现出的领导风格和特征；另一条路径是研究原有的理论希望解决的问题，提出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基础，从全新的视角和理论基础提出新的理论，并达到整合现有理论的目的。例如，在西方管理研究中，曾相继提出过多种人性假设，沙因[19]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从个体主导需要的类型出发，总结和阐述了3种人性假设，即“经济人”、“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并进一步通过分析这3种人性假设的不足，提出了“复杂人”假设，从而为权变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4)培养有利于理论创新的思维策略 理论建构是一个思维过程，关键在于如何促进这一思维过程的进行。首先，要重视培养和调动直觉和灵感思维能力，发挥研究者悟性的作用。理论建构过程一方面存在科学和理性的要素，需要逻辑思维的参与；另一方面，也需要非逻辑性的横向思维和直觉、灵感思维的参与。如果只强调遵循科学流程和现有的理论逻辑，就很难突破现有理论的思维定势，大大降低研究者在理论建构中的能动性。其次，要善于进行反直觉的思考。研究者应是充满怀疑构建主体，即便是对于那些“理所当然”的常理，也要敢于质疑，并通过这种反直觉的思考来建构理论。例如，在组织创造力的研究中，人们一般直觉地认为满意的员工会有更高的创造力水平，但ZHOU等[20]却通过打破常规、进行反直觉思考与研究，发现在特定情境下，工作不满意也会提升员工的创造力水平。再次，运用模型加速思维过程。人的思维具有模式化的特征。在抽象的理论建构过程中，研究者可以通过借助相对较为形象的模型，来加速理论化的思维过程。例如，国内学者颇为熟悉的“差序格局”便是其中之一。费孝通[21]就是借用石子投入水中形成的圈圈波纹这样一个类似几何学的模型，来形象化地建构了乡土中国以个人为中心层层外推到家庭、近邻、社区和国家的社会关系结构。最后，保持思维的开放性。很多优秀的研究者往往同时涉猎多个学科，例如，在决策和行为理论做出卓越贡献的西蒙，便从心理学、社会学、数学、计算机和经济学等多个学科中获益。在当代的组织行为学研究中，跨学科的理论视角也日渐重要。近些年来，UHL-BIEN等[22]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引入领导研究中，提出了复杂性领导的理论概念，在领导研究领域中独树一帜，并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
4 结语
发展管理理论是当今管理实践的需要，理论创新在组织管理学科的未来发展中无疑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组织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缺乏持续的理论建构，学科的生长能力和发展动力都会被大大地削弱。当前的组织研究多数植根于数10年前已有的理论成果之上，这种“竭泽而渔”、重利用轻开发的理论发展模式，已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直面管理实践、建构管理理论，已经成为当前组织管理领域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毋庸置疑的是，管理理论建构同样极具挑战性，但即便如此，管理理论建构过程中仍有一些值得借鉴的一般性规律。由此，本文在论述成熟学科理论形态的基础上，以组织行为学为例，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当前组织管理理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理论创新的途径与策略建议。笔者期待本文能够给同行们带来些许启迪，同时也期待同行们不吝赐教。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20年来，中国企业发生了深刻的组织变革。一批优秀企业家进行的管理探索与创新为组织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对于身处其中的中国学者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当然，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西方主流学者们继续遵循现有的论文发表游戏规则时，如果中国的学者转向致力于学科发展，选择正确的学科发展道路与科学研究策略，也许能够实现后来者居上。这要求我们学习和运用中华文化的哲学智慧，借鉴其他相对成熟学科的发展模式，运用有效的科学方法论，关注现实，深入剖析，大胆创新，小心求证，最终推动中国组织管理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致谢：中国人民大学包政教授、秦志华教授、王利平教授、王凤彬教授、原理博士等；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李平教授；《管理学报》蔡玉麟执行主编以及西北大学刘文瑞教授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给予了大力帮助和完善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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