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增长中的科技驱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第377页。）。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指出：“必须确保今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注：《人民日报》1998年3月20日。）。显而易见，确保经济增长与发展科学技术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揭示科学技术驱动经济增长的机理是理论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科学技术”主要指高技术；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的结合点是高技术产品，即用于商业目的的高技术或主要由高技术手段生产的创新产品；科学技术由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表现为高技术产品流通；科学技术借助于高技术产品流通驱动经济增长并在经济增长中实现自身进步的过程表现为科技生产力运行。科技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创新成果商业化及高技术产品的流通扩散等功能活动驱动经济增长，并在经济增长中呈现出高技术成果商品化、高技术商品产业化、高技术产业国际化及高技术产品流通网络化的发展趋势。在如上认识的基础上，下面拟从研究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变革及扩大对外贸易中的科技变量入手，来揭示科学技术驱动经济增长的机理。
一、科学技术与经济增长动力
马克思及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十分清楚科学技术对当时的经济变革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他们都看到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认识到科学技术活动是一种经济活动（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3页，以及第46卷第220、第47卷第570页。）。但是，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他们对科技进步的分析只是他们整个复杂推理的一个环节，他们没有把科学技术作为特定的对象进行系统的研究。创新理论的开山鼻祖熊彼特是比较早地分析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之一，这里就从熊彼特及其后随者的观点入手进行探讨。
熊彼特认为（注：参见熊彼特《经济发展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版。），经济增长过程是经济从一个均衡状态向另一个均衡状态的移动过程，虽然经济以外的力量如战争、自然灾害也能打破旧的均衡，但是，从经济本身的角度来说，只有创新才是打破旧的均衡并形成新的均衡的力量。也就是说，创新导致了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静态均衡状态时，各行各业的生产者都没有超额利润，也没有损失，只相当于“管理工资”的正常利润，整个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如果某个企业家通过创新获得了超额利润，其它企业就会群起而模仿，这样，由创新而获得的盈利机会又会逐渐消失，于是，经济又在一个新的高度达成均衡。熊彼特把这种创新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实行新的结合，它包括引入一种新产品或提高一种产品的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这五种情况。事实上，熊彼特列举的五个因素只是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内生因素。随着诸如政府经济政策、经济法规乃至政治制度等外生因素的变化，即使企业家不采取任何行动，原先的静态均衡也必然会被打破。因此，经济制度、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法规乃至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经营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超额利润或者是出于企业家精神，技术创新乃是企业获利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实际上，创新之所以能推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并不是因为某个企业进行了创新，而是由于创新在广大企业间的迅速扩散，便于迅速扩散的创新正是高技术产品。
格哈特·门斯认为（注：参见门斯《创新克服萧条》，纽约巴林格出版社1975年版。），在经济萧条状态下，企业家必然会去寻求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这时，新的基本创新就会出现，从而产生了全新的生产部门。随着企业家们在这些部门投资的扩大，该部门的产品技术和生产过程也不断地创新，大规模的新市场、竞争、合理化的投资和集中，迅速地提高了新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终于在某一时点，生产能力对于国内市场来说已经太大了，以至于出口市场变得至关重要。由于其它工业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就在越来越少的大康采恩之间剧烈地进行。由于认识到市场越来越饱和，这些康采恩在工业部门投入的资金减少，而在国际货币和资本市场上投入的资金增多，他们利用大量的信贷在不发达国家出售这些剩余生产能力。最终，这些国家达到他们贷款的极限，从而需求也达到了饱和。随着需求趋于饱和，经济开始出现衰退并趋于萧条，在此期间，除了进行基本创新以创造新的工业部门外，没有其它解决办法。门斯把这种社会不得不进行创新的状况称之为技术僵局。在技术僵局阶段，至少在短期内，经济政策只能作为应急措施，以避免国内外需求的骤降；从长期看，政府必须通过花费大量资金来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由此可见，门斯的理论主要是用于解答资本主义经济长波现象，所以他特别强调技术僵局。从他的分析中也不难看出，如果缺乏科技推力，即使政府卖劲地进行需求管理，需求也终将趋于饱和，从而经济也就趋于静态均衡。若经济已经处于这种静态均衡，那么，对于经济内部的各种因素来说，只有科技进步才能打破这种均衡，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罗斯托认为（注：参见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经济增长总是先由某一个部门进行技术创新而开始的。该部门因技术创新而降低了生产成本，扩大了市场，增加了利润和积累，扩大了对其它部门的产品需求，扩大了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种起带头作用的部门称为主导部门。其影响一旦扩散到各部门和地区，它的使命就告完成，就会有新的主导部门来代替旧的主导部门。新的主导部门又采用新技术，再度影响其它部门，带动经济继续增长。主导部门主要靠回顾影响（如对那些为主导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影响）、旁侧影响（如主导部门引起城镇、交通线、工人文化生活设施建设等）、前瞻影响（如主导部门对新工业、新技术、新原料、新能源等表现出的诱导作用以便解决生产中的瓶颈问题）带动经济增长。因此，主导部门并不是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它通过这三种影响与有关部门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主导部门综合体系。由此可见，主导部门本身的增长及其所带动的其它部门的增长，构成了整个增长的主旋律。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主导部门综合体系不断更替的过程。实际上，如果没有科技进步，没有技术创新，没有高技术产品流通，也就不会有主导部门，不会有主导部门综合体系，从而也就没有经济的增长。
综上所述，熊彼特、门斯、罗斯托等人的理论都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史而言，但从中不难看出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熊彼特、门斯均认为，只是当经济达到均衡或萧条状态时，才会出现新的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经济继续增长，罗斯托也认为，只有当一个主导部门完成其历史生命时，才会出现一个新的主导部门。笔者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讲，决定技术创新的真正力量乃是技术推力、需求拉力以及竞争压力等因素，而不是萧条或停滞。如果说，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技术创新的艰巨性和风险性，只是在萧条时不得不为之，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技术引进而带来的模仿性技术创新，其代价和风险则要小得多。就此而言，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不是均衡状态的移动过程，而是从不均衡到不均衡。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像发达国家一样，若缺乏技术创新，经济就会趋于萧条；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及其商业化需要巨额资本，因此，重复建设而造成的投资过度也会导致经济萧条。但是，在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来源充足的情况下，扩张性的技术创新（创造一个新产业）与合理化技术创新（在现有产业中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可能会同时发生，并由于产业间的关联效应而形成主导产业群，这种主导产业群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投资呼唤投资”的过程，于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就表现为主导产业群的无形更替和投资的持续增长。世界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一个先进国家的经济衰落是由于科技活动的衰落，一个落后国家经济的兴起是由于科教活动的兴起，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总是伴随着高技术产品流通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因此，依靠科学技术的驱动作用，我国经济有可能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
二、科学技术与经济增长方式
50年代初、中期，阿勃雷莫维茨和索洛在对美国长期经济变革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在人均产出的增长中，有形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并不占主要地位，占主要地位的因素是技术进步（注：参见《1870年以来美国资源与产出发展趋势》，美国《经济观察论文汇编》1956年5月第46期。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尽管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可能会产生影响，但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对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都大于50%，而技术进步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各地各行业几乎都小于30%（注：参见史清琪《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技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在过去的40多年中，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增加投入来实现的，因此，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地高速增长，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科技生产力运行所带来的高技术企业的发展，及高技术企业通过自身的发展带动外围企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改造，能促进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1、高技术企业自身的发展。高技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取决于技术创新预期能给企业带来的纯利润。如果纯利润大于零，则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否则不创新。技术推力有助于降低技术创新的费用和风险，而需求拉力则有助于提高技术创新的机会收益水平，政府启动、企业家创新偏好、竞争压力、优质劳动力的供给、企业规模等都将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这里，最关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高技术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创新成果商业化过程中，无论是扩张性技术创新还是合理化技术创新一般均表现为新型的设备投资。企业的设备投资将产生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需求效应是一种短期效应，其产出的大小取决于投资规模等因素。由于设备投资需要投入原材料、人力和设备，而劳动是通过工资来支付的（工资必然导致消费品的需求），因此，设备投资的需求效应最终表现为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求，即国内需求的增加。由技术创新而导致的设备投资，必然使生产成本降低，产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供应量增大，由此而产生供给效应。商业化的成功可增强企业实力，使职工的工资逐步提高。国内需求的增加，促使企业进行批量生产技术的创新，并使主要产业部门得以建立批量生产体系。由于商品的大量生产能降低成本，从而使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下降成为可能。因此，批量生产将使商品能够进入由众多低收入人们支持的廉价市场，从而使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的扩大，又进一步刺激企业进行批量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设备投资。如此往复，使生产和市场得以不断扩大，实现集约化增长。然而，在生产扩大的过程中，尽管生产规模等量地扩大，可生产成本下降的幅度却是递减的，当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时，成本几乎不可能再下降，这一点就是所谓的西尔巴斯顿曲线的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降低成本的唯一办法就是批量生产技术的再创新，使得西尔巴斯顿曲线往下移动。但是，同种产品的生产技术的开发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限的，这就促使企业开发其它高技术产品，通过产生新的增长点来实现经济增长。
由创新成果商业化所带来的成本降低和质量提高必将加快高技术产品扩散，引起一轮又一轮的技术创新和设备投资。在同行业中竞争中，由于不采用高技术进行生产的企业易被淘汰，因此，一家企业的合理化投资，必然会引起同行业其它企业的合理化投资。这种竞争又使企业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也使产品成本进一步下降。在产业之间，上游产业的技术创新必然会导致下游产业的设备更新，而下游产业（或消费者）的任何苛刻要求必然带来上游产业的技术进步。由高技术产品扩散带来的成本下降和质量提高，加之优质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使得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出口扩大。产品出口扩大不仅刺激了国内生产和投资，而且使本国具有丰裕的外汇收入来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反过来，技术引进又进一步推动了国内高技术产品流通，从而使国内的产业结构进一步趋于高级化，这又使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高。随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政府可逐步使本国走向贸易自由化，并不断降低关税税率，这又会使国内高技术企业面临海外企业的挑战，产生危机感，不断地进行开发研究，以便使自己有能力与海外列强相抗争。
2、外围企业的发展。高技术企业自身的发展必将促进、引导外围企业的发展，其途径有二：一是与外围企业形成系列化生产体系。在系列化生产体系下，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高技术企业的大批量生产，其委托加工业务不断增加，使得系列化外围企业的收益大大增加，并不断地吸收独立的外围企业进入系列化生产体系；系列化外围企业为了满足高技术企业日益提高的生产要求，不断地进行生产设备的合理化投资，并尽可能不断地从高技术企业得到技术指导和经营指导，逐步实现企业现代化。因此，只有高技术企业不断地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开发新产品，不断地开拓国内外市场，才使系列化外围企业有可能稳定地发展。二是向外围企业提供高技术产品。高技术企业引导外围企业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本身的技术进步，不断地向外围企业提供各种各样的高技术，特别是先进设备，从而使高技术得以在外围企业中迅速扩散，进而提高经济产出的质量。例如，50年代日本的一些机床厂从国外进口了一些先进的大型机床，并利用这些机床成功地实现了高级小型机床的国产化，正是这些小型机床培育出了大批高水平的生产汽车、家用电器零配件的金属加工业和模具等产业的外围企业，正是这些技术设备力量雄厚的外围企业群，使得日本的汽车、家电生产部门得以飞速发展。
3、传统产业的改造。只有将高技术有效地渗透到传统产业“骨髓”之中，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通过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质上是一个技术转移过程。这个过程由高技术源、技术通道和技术接受者三个子系统所组成，并受外部环境的制约。高技术源指的是高技术的生产者或提供者，技术接受者是这一系统中的主体，技术通道是个中介环节的建立问题。外部环境是一个复杂的事物，有利的外部环境对技术源、技术通道和技术接受者起积极作用，推动“转化”过程，反之则影响、甚至阻止“转化”过程。技术接受者通常存在四方面障碍，即急需引入高技术但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不知而不能为），知道哪里有高技术产品但缺乏需求动机（明知而不为），知道哪里有高技术产品，也有需求动机，但是不具备接受高技术的能力与发展新产品的能力（不能而不为），知道有高技术产品，有需求动机和发展能力，但是不知道如何进行、从何下手（不会而不为）。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所带来的高技术产品的流通扩散，有助于传统产业克服这四个障碍，变“不为”为有为。
三、科学技术与产业结构变革
经济增长的内涵，不仅是扩大经济规模，提高人均产量，更重要的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社会经济水平。经济增长的本质不单纯是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而是通过科技生产力运行实现资源利用方法上的改进和不断创造出禀赋更高的新资源。从产业结构变革角度看，科学技术寓于技术变革、需求变动、创新诱导和知识积累之中，并从这四个方面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并在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中驱动经济增长。
1、技术变革的推力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兴产业部门与高技术产品流通和与此适应的组织管理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高技术产品不但使新兴产业部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高发展、高增长的基本特征，而且高技术的诱导作用也推动着传统产业部门的技术变革。科技生产力运行正是从提高生产率和以新兴产业涌现为显著特色的。高技术产品是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的结合点，按其对产业的影响方式和作用大小可分三种：第一种是突破性的高技术产品，其出现频率不很高，一旦出现，就会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与突破性高技术产品相联系的往往是新兴产业的迅猛发展，并由此加速产业结构演变。第二种是改良性高技术产品，这种对现有技术进行改造和把若干现有技术结合起来的高技术产品对经济发展具有渐进性的累积效应，传统产业和成熟产业开发的高技术产品多属此种。第三种是依靠技术转移而发展的高技术产品。由于高技术产品的类型和作用不同，高技术产品在不同产业进行流通的机会和能力有差异，从而使不同产业具有不尽相同生产率增长速度和发展速度。在产业结构中占有核心地位的主导产业，正是那些能够大量吸收高技术成果（特别是突破性的高技术）促使生产率迅速提高的产业，高生产率带来高收益率，主导产业得以迅速增长和扩大规模。当主导产业进入成熟期后，突破性高技术产品逐渐被改良性的高技术产品所取代，生产率提高速率和成本降低速率趋于减缓，这又意味着新的重大高技术产品和新的主导产业的即将出现。科学技术驱动下的主导产业的依次更替，成为产业结构演变的显著标志和基本特征。因此，工业化过程就是高技术产品流通推动下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对于我国所处的工业化时代而言，工业化就是增加流通中商品的科技含量。
2、需求结构的拉动作用。现代行为科学研究表明，人们的消费需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温饱需要，追求生活便利、舒适和时尚的需求，追求个性充分发展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人们需求结构的层次性及其演变的有序性，是各种商品生产按S型生长曲线增长的基本根据，这不但与我们观察到的单个产业增长减速规律相一致，且能够解释为何有些产业的生产率尽管很高（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时农业），但其增长却是缓慢的甚至停滞和下降。需求结构由低到高的层次性意味着对产品选择变动的必然性，这又意味着产业重心转移的必然的。由于不同收入水平对各种产品需求弹性产生不同影响，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过程中的各分支间的结构发生变动。一项重大的技术创新得以成功商业化的前提，是它能够满足现实的或潜在的需求。可以设想，如果一个产业部门已实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技术进步，从而把其产品从具有高价格弹性的奢侈品转变为价格低廉因而其需求基本不受价格影响的必需品，那么，这种产品的进一步技术变革，不论其技术如何革新，也难以引起产量的大幅度增长，这种情况还会使得以往曾从技术变革中得到益处的产业在降低成本的机会上趋向枯竭，这就必然把技术创新引向那些能够满足潜在需求，具有更大潜在收益的新兴产业上去。然而，需求结构变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又是通过技术变革实现的。没有技术创新所实现的技术变革，也就不存在要素生产率及收益率提高的可能性，也不存在新产品问世的可能性。一个没有技术进步的经济，终究会因要素收益率递减而完全停顿下来，不会有经济的持久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持久提高，人们的潜在需求就永远不能成为现实需求，也就不存在需求结构发生巨大变动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以及由此而来的人们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变化，都是科技生产力运行的直接结果，正是这种结果又在产生新一轮的更高需求。
3、创新诱导和产业关联。在一定时期，技术实现的可能性只是一个有限集合，在任何有限的技术集合里面，存在着影响科技成果商业化的社会经济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又规定着或限制着高技术产品扩散和经济增长的方向，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变革。技术不平衡通常发生在若干关联密切的生产部门之中。如果某一生产部门的技术成果增加了该部门的生产率和生产能力，就有可能诱导出其他部门的技术创新，否则，其他部门就不仅会限制前一部门利用“技术成果”所能产生的益处，而且会限制全体部门的生产率和生产能力的提高。这种由技术创新产生的产业“瓶颈”，将把技术创新的努力引导到解决新的生产部门瓶颈上，新的瓶颈解决了，又会产生更新的瓶颈和更新的技术创新活动。技术创新的诱导机制和产业部门的关联机制的上述复合作用，推动着产业结构变动。如1955年，日本为克服当时电力不足这一制约经济发展的卡脖子因素，决定将以水电为主的电力供给结构转向燃油火电为主的供给结构。要使火电为主的电力结构迅速得以确定，除了需要大量投资外，技术上必须解决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以使火电成本低于水电成本而具有竞争优势。由于西尔巴斯顿规律，到70年代日本火电的技术创新趋于停滞。但随着优质廉价的电力供给体制的确立，使得以此为前提的高耗电型原材料产业迅速增长，从而迎来了石油加工、石油化学、钢铁和造船业的大发展，这一切都对钢铁产生巨大需求，因而诱导钢铁工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现代化。石油加工、石油化工和钢铁工业的发展不但都以廉价充足的电力供应为前提，而且都受益于火电大发展时期所开发的自动化控制技术和仪器仪表技术，这种技术转移是上述产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石油加工业的发展使之能够将大宗油渣低价供应乙烯化工生产，将低廉的重油供应发电之需，这种火电—石油加工—石油化工的相互促进与大量投资，又推动了钢铁工业和造船业的技术变革与大发展。钢铁工业的技术现代化，终于使其解决了以往因材质不高制约汽车质量的老大难问题，这为汽车工业以及家电电器工业成长为第三次主导产业创造了条件。上述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动过程，又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关联的复合作用过程，通过产业关联所发生的高技术产品流通成为解决产业瓶颈和技术瓶颈进而成为推动产业结构演变的重要动力。
4、知识积累的引导作用。18世纪中叶，由于人们对动力、能源、工具性能的新追求，引发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打开了世界发展的新纪元。随着知识的积累，人们对速度、效率、准确、真实度及控制力的高度期盼，导致了在思维科学引导下的现代电子工程学、生物工程学及传播通信学的划时代大飞跃，宣告了以网络、电脑、数码、光纤、多媒体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时代”的到来。一段时间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从以钢铁、汽车及公路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向以硅芯片、电脑及网络为基础的知识经济转变。信息业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中最大、最有活力的产业。各国的研究资料均显示，未来20-30年间，科学技术将有重大突破，从而导致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在这场产业革命中，人力资本和知识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对知识生产的投资不仅能增加知识的积累，还能增加其它经济要素的生产能力。由此可见，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科学技术驱动产业结构演变力量日益增强。
四、科学技术与扩大对外贸易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及资本的国际流动以比产值增长更高的速度令人注目地扩展着，这种扩展不但蕴含着各国进出口结构的不断变动，而更重要的是促使各国调整产业结构，谋求经济增长。因此，当研究科学技术驱动经济增长这个问题时，就必然涉及到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因素。下面就从技术变量角度审视当今流行的贸易理论。
1、规模经济论（注：参见克鲁格曼《对国际贸易的再思考》，美国《财政经济学》季刊1991年第3期（总第22期），第42页。）。该理论认为，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条件下，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下降，企业面对的是市场需求曲线，市场需求量会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参与国际贸易以前，企业所面向的只是国内需求。由于国内市场需求有限，企业不能生产太多，从而使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不得不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扩大，国内需求加上国外需求，企业生产就可以增加。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反而使产品的平均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增加了竞争能力。由于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囊括一个行业的全部产品，从而使国际分工和贸易成为公然。但具体哪一国集中生产哪一种产品，则没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自然（竞争）产生，也可以协议分工。但这种国家之间工业产品“双向贸易”的基础是规模经济。显然，该理论把技术视为外部条件。技术水平不同，其经济生产规模必然不同，并且生产规模扩大过程中又面临着西尔巴斯顿曲线。
2、技术差异论。马为森和斯文森的研究表明（注：参见马为森和斯文森《国际间技术上的差异对商品贸易的影响》，美国《国际经济评论》1985年第26期，第175-192页。），在两国的贸易中，各国都会出口其要素生产率相对高的产品，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上的差异亦可引起同行业产品之间的贸易。克鲁格曼(Krugman.P.R.)1986年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的影响。他认为，如果技术进步发生在发达国家，其结果没有坏处。对发达国家来讲，它技术更高了，产品更先进了，由于本来就在技术上领先，新技术的产生并不面临竞争，也不威胁别国，别国也威胁不了它，所以技术进步对它有好处；对落后国家也没坏处，因为技术差距拉大了，给后进国家更大的空间来发展和赶超。对先进国家唯一不利之处是对一些本来就有技术优势的产品，技术进步和生产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有可能变得不利。假如技术进步发生在后进国家呢？克鲁格曼认为结果是缩小了两类国家之间的差距，对原来先进国家是一种竞争，对他们不利。后进国家会因为自己有能力生产这类产品而减少进口，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使该类产品价格的下降，对先进国不利，二是如果这种产品需要密集使用后进国本来就稀缺的资源，那么对后进国来说也不利。
3、产品周期论。该理论认为，一种全新的产品，其生命周期将经历新产品、成熟产品、标准化产品三个阶段。生产一种新产品，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投入，特别是科技人员和熟练技术工人的投入。当产品成熟了，对它的继续研究便随之减少。产品一旦进入大批量生产体制，便开始进入标准化阶段，这时期主要是资本投入。在新产品阶段，产品的劳动密集程度相对最高（人力投入多），而资本密集程度相对较低；随着该产品进入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两种要素的相对密集程度便向相反方向演变。高新技术产品主要发源于收入高、科技力量雄厚的国家。在新产品问世后的第一阶段，该产品除了用于国内之需还将出口到其他高收入国家；随后第二阶段，产品技术和工艺技术的转移与扩散，使得技术接受国开始生产该产品，并因进口替代作用使产品发源国向这些国家的出口日渐减少。如果仿制国在这种产品生产中能够保持低成本和相对高效率，那么贸易的流向还会发生逆转。随着产品的成熟和更加标准化，其生产也就更容易转移到收入水平和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最后，其贸易流向有可能大部分从低收入流向高收入国。
4、技术外溢论（注：参见格罗斯曼《技术外溢与增长》，《欧洲经济评论》1991年第35期第517-526页。）。指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技术外溢对接受方来说是一种“干中学”的过程，即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出来的，而是从看中、干中学会的，是通过经济行为学来的，技术外溢可分为国际、国内、行业间和行业内几种不同情况。国际技术外溢指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如通过贸易）的途径传播到其它国家，从而使其它国家的生产者也逐渐掌握了这些技术。这种技术外溢使原来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模式变成了由“绝对优势”决定，技术外溢的结果，两国都从中受益。国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在本国范围内的传播。由于地理、语言、文化等原因，国内技术外溢比学习外国技术更快，一个国家最初的比较优势、产业选择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可能与本国的技术知识和资源配置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产业结构形成之后，国内技术外溢使得一国在这些产业中的生产率比别国提高的更快，会使该国在这些产业中的领先地位更加巩固。这在某种意义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擅长于一些行业，而另外一些国家擅长于另外一些行业，这与国内的技术外溢有关系。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种生产格局，改变是不容易的，因为产业规模与国内技术外溢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要成本增加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就会有利可图而继续存在。所以，国内技术外溢在决定一国长期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中起了重要作用。技术外溢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行业之间或同行业之内。许多行业虽然产品不同，但所用资源有许多是相同的，提高要素生产率对各行业都有促进作用。因此，一个行业拥有的技术优势也可能外溢到别的行业，使其它行业的生产率也有所提高，并对社会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同一行业内可能有不同的产业集团，各集团生产类似产品但生产技术不会完全相同，与国外类似的产业集团相比，生产上也会有不同的优势，国际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和技术外溢会缩短各产业集团的技术差距。
5、技术创新论（注：参见克鲁格曼《技术创新、技术转移和国际间收入分配模型》，美国《政治经济杂志》1979年第87期第253-266页。）。技术创新是一种主动行为，是一种投资、开发与研究的结果。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或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产生出新技术。技术创新也可以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出现。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一个最终产品可以由一个企业变成许多个企业来生产；同一企业中也可分为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只生产一个零部件。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每个部门只集中于一个小范围的大规模生产，而在这个具体的零部件生产中，企业有可能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得利润。换句话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利润不再只是从最终产品中获得，每个生产环节上都有改进技术的动力。与技术外溢不同，技术创新需要大量投资和研究，因此，只有在保证这些投资能够获得收益的条件下，企业才会去研制新技术。因此，进行大幅度的技术创新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即保护知识产权与鼓励科研投资。技术外溢虽然也能提高技术，但有局限性，毕竟只能缩短与先进技术的差距，一个国家要想技术上领先，只能进行技术创新。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相互促进，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迫使各国努力开发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新产品开发不再只是个别国家的行为，而成为各国的共同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技术的国际流动可以使开发研究形成“规模经济”而降低各国的科研开发成本。一项新技术从一国开始后，另一国可以马上引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不应重复同样一个过程。当然，这样做需要许多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又会影响贸易模式。在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及技术外溢模型中，最初的贸易模式都是给定，都假定各国在生产技术上有差距，但没有讨论为什么有差距。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模型则可揭示产生技术差距的根本原因。综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技术的国际、国内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有可能缩短各国技术上的差距，本国原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对于一国的长期发展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科研投资，不断开发新技术，是改善一国的贸易地位和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措施。
综上所述，以技术为外生变量的规模经济论、技术差异论和产品周期论揭示了当代国际市场的垄断竞争和工业制成品贸易为主的特征。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来生产、出口全部的工业产品，即使在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既进口又出口。国际贸易的空间越来越大，现代的国际竞争不局限于个别产品的得失。因此，对外开放某些市场并不等于国内的同类产业就不能发展了。由于国际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和现代企业规模经济的存在，如何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而批量生产，成为企业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如果政府能够正确地选择某些有发展前途并能充分发挥本国资源优势的产业，通过政策支持，帮助其达到规模生产，有利于本国利益和产业发展。从科技生产力运行角度看，政府应将主要产业保护一段时期，保护的目的只是希望在保护期内，让产业自身产生出一种技术外溢和自身不断壮大的能力，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保护的时间应该短暂，保护的行业应该不断变动。以技术为内生变量的技术外溢论和技术创新论揭示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同时也指出了贸易保护所失去的“外部效应”，如对某些产品进口的限制，损失的不只是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拖延了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在国际贸易中，无论是自由贸易政策还是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选择的依据都是如何使本国的利益最大化。对什么产业采取什么政策，都要进行尽可能精确的利弊分析，这种利弊分析不仅要从静态上考虑，更要从动态上、特别是要从科技生产力运行角度加以分析。总之，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变量对贸易模式有重大影响，并通过这种影响推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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