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和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奋斗目标，关键是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个转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引起了各级领导、海内外学者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本文拟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些探讨。
一、全面理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科学含义
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对“经济增长方式”有一个全面、科学的理解。否则，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意义上去解释和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不仅难于对经济增长方式取得共识，而且，在实践中也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转变，达到预期的目的。
回顾建国以来，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曾先后有过四种主要提法：①从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这一提法的根据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扩大再生产有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两种基本形式。外延扩大再生产是指通过对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数量的追加，扩大生产规模；内涵扩大再生产是指通过改良劳动资料，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原材料质量，扩大生产规模，使经济增长。我们使用这一提法的时间比较长，范围也较广泛。②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一提法来自发展经济学，把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划分成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所谓粗放经营是指扩大耕地面积，实行粗放耕作为推动农业的增长。集约经营是指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追加投资，提高技术，实行精耕细作，以推动农业的增长。广义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和集约型，不仅指农业，而且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粗放型是指扩大投资规模，铺新摊子，单纯追求数量扩张；集约型是指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促进生产的发展。例如，前苏联在197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上就正式提出过经济发展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③速度型和效益型。这是针对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消耗高、浪费大、效益低的弊病，提出要走一条速度比较实在、效益比较高、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路子。④数量型与质量型。这是从经济增长过程的特点提出来的，即要从重视数量、忽视质量的经济增长转变为要全面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
对以上提法和彼此间的关系，人们的理解又各有差异。
有人认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就是外延型向内涵型的转变。其实，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其联系表现为扩大投资，铺新摊子，上新项目等，如果是在原有技术条件下进行生产，结果往往是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大，效益差。这既是外延扩大再生产，也是粗放型经济增长。但是，两者又不能完全等同。因为，即使增加投资，铺新摊子，上新项目，如果采用最新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使生产中消耗的原材料和燃料减少，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益增加。那么，这类企业虽然是外延型的扩大再生产，但并不是粗放型的。因此，我们鼓励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即使增加投资，上新项目，但却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而增加了经济效益。这样的经济增长则属于集约型的。
还有人认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就是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数量型增长的特点是：片面追求数量、产值和速度，即使经济增长质量低、效益差，结构失衡。质量型增长的特点是：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经济效益高。乍看两者貌似相同。因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往往是片面追求速度、产量和产值，重视数量的扩张，忽视生产要素的合理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集约型经济增长则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把粗放型增长看作数量型增长，集约型增长看作质量型增长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也不能把二者绝对等同起来。因为，集约型增长方式既以生产要素构成的合理、效率和效益的提高为主要特征，同时，也需要有一定的数量扩张；集约型增长不是不要速度、数量、产值，而是要在生产要素构成合理和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前提下来提高速度，增加数量，实现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统一。如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数量，不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是不对的；反之，如果只追求质量，而不重视必要的数量和速度也是不对的。
我们应当全面地、辩证地理解粗放型增长方式和集约型增长方式的科学含义和相互关系。
粗放型增长方式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既有原则区别，也有一定的联系。前者以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为特征，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也会出现生产要素构成逐渐合理和效益不断提高；后者以生产要素构成合理、效率和效益不断提高为特征，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扩张，即以提高效益为前提，并不排斥铺新摊子，兴建必要的项目。所以，粗放型和集约型往往是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就社会范围而言，只有粗放型增长方式，或只有集约型增长方式是不存在的。只是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上，以哪种方式为主或相互组合关系有所差别而已。一般说来，在发展中国家粗放型经济增长是主要的基本形式。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落后，劳动力资源丰富，剩余劳动力多，劳动力价格低廉，劳动力素质低，资本严重短缺，故主要依靠数量扩张以推动经济增长。而在发达国家，集约型经济增长是主要的基本形式。因为，这些国家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素质较高，拥有充裕的资本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劳动率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即使这样，数量的扩张，仍然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部分。再从我国的情况看，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既不可能完全采取粗放型，也不可能完全采取集约型；只是有的时期以粗放型为主，有的时期以集约型为主而已。建国初期，面临十分薄弱的经济基础，许多重工业部门处于空白状态，则主要采取数量扩张、规模扩大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今天我国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济规模亦已相当可观，具备了转向集约型为主的客观条件。因此，现在提出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即从以粗放型为主转变为以集约型为主的增长方式。在注重生产要素构成合理和效益提高为主的前提下，也要保持必要的、一定的数量扩张，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增长。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这种转变的基本要求是，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以上分析表明，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全面地、辩证地去理解，即既包括以外延增长方式为主向以内涵增长方式为主的转变，也包括从偏重于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发展速度向着重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的转变。当然，实现这个转变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具体内容是：要从只重视增加投资、上新项目转到着重利用现有基础，加强技术改造，充分挖掘潜力上来；要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生产要素的投入转到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来；要从主要依靠大量消耗资源，增加产品数量转到主要依靠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减少各类消耗，降低生产成本，着力提高产品质量，使产品上档次、上规模、出效益，创立名牌上来；要从投资项目低水平、低效益的重复建设，搞小而全、大而全的轨道上转到按高效益的经济规模和合理布局的要求，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上来；要从偏重追求经济总量和速度的增长转到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整体质量和效益上来。总之，通过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转变，在保持投入一定数量资本的情况下，使资源能够获得充分合理利用和有效配置，提高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整体质量，增强结构效益、规模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历史和现实的客观需要，是总结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奋斗而提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科学决择。
首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解决我国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矛盾的关键所在。4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建立了一些效益和质量都较好的高新技术产业，为国民经济全面、持续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是，还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基础的，这也是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具体表现为：①投入高、消耗大、产出低、效益差。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沿袭下来的路子主要是依靠争投资、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增加生产要素投入，以实现经济的增长，结果，物耗高、浪费大。据统计，我国能源利用率只达30%左右，而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率一般是50—80%。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我国为美国的3倍、韩国的4.5倍、德国的7倍、法国的8倍、日本的9倍；钢材消耗，我国为美国的5.8倍、法国的7倍。我国单位能源消耗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5%，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②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很低，产品附加值小。据统计，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我国仅为30%左右；而在发达国家一般为60—80%；发展中国家平均为35%左右。目前，我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仅占工业品出口总额的5%左右，与发达国家已达40%的差距极大。③相当一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因粗放经营而严重亏损，究其原因，一是劳动生产率低下。现在国有企业中的富余人员多，约占职工人数的1／3至1／2，企业的平均有效工时不足50%，即约有半数的职工无所事事。武钢原有职工12万人，分离出去7万人，占60%。全国钢铁工人人均年产钢20——400吨，发达国家钢铁工人年人均产钢是500——800吨，相比之下，差距极大。二是产品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傻、大、笨、粗的产品不符合社会需要。可是，为了追求产值和增长速度，仍继续生产，致使资源浪费、产品积压，资金呆滞。三是热衷于争投资，搞基建，上新项目，忽视对老企业的技术更新改造，使大批国有企业活力不足。四是设备利用率偏低。有些设备是用有限的外汇高价“引进”之后，却长期闲置或堆放在仓库，甚至仍停放在货场，所损失的价值以亿元计算。④工业的粗放经营势必因占用过多资金而挤压农业，使农业投入不足，国民经济基础不稳固。⑤高投入、低产出，必然造成过量的货币发行，导致通货膨胀。这是近几年物价上涨过高面广的深层次原因。据有关方面测算，1992——1994年的13年中，货币除必要的发行外，多发的数量约占全国流通中货币量的15%。1994年底我国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约7，288亿元，按15%计算，则多发货币约1，000亿元。1995年尽管经过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把通胀率控制到15%的预期目标，但物价仍在高位上运行。而且，许多地方的物价上涨的回落又主要是靠行政性限价和大量增加财政补贴支撑的。去年上半年，财政用于价格补贴方面的支出就比94年同期增长78.6%。⑥粗放经营造成过量的资源消耗，森林面积减少，水土流失严重，破坏生态平衡，使资源短缺和环保形势更为严峻。近几年，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空气污染，出现大面积酸雨，全国500多座城市中大气环境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为数极少。总之，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面临的问题较多，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则是解决诸多矛盾的关键。
其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提高经济效益，顺利实现15年奋斗目标的必由之路。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受急于求成和追求高速度增长的影响，走的是一条高积累、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路子。经济效益低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痼疾。据报载，“八五”时期，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2%，居世界首位。同期，世界平均增长率为1.9%，其中，发达国家平均增长率为1.7%，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率为5.3%。按1987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已从1990年的2.3%上升到1994年的3.2%。问题在于，我国经济高速度增长的同时，并未取得相应的高效益。而且，资源和资金的利用效率和效益还呈下降的趋势。例如，“六五”期间，每增加一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可增加国民生产总值3.2亿元；“八五”期间则下降为2.3亿元。可见，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很高，但成本高，投入产出比率很低，付出的代价大，经济效益差。尤为突出的是产业结构不协调，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之间严重失衡，电力、铁路、港口、通讯等极为紧张，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今后15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的跨世纪时期，也是全面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要实现这两步战略目标，我们面临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不仅投入产出的比率低，经济效益差，而且，资金、能源、原材料都有较大的“缺口”。要实现“九五”经济增长8%的目标，按照目前能源消耗弹性系数测算，能源供需差率为20%左右。到2010年供需差率将进一步扩大，解决矛盾的途径有赖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为，目前我国能源利用率仅为30%，如果能提高到35%，则每年又节约3亿多吨标准煤。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耗会显著下降，经济增长质量也会不断提高。因此，15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只有依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获得良好的效益。否则，根据现有的技术水平去算帐，只会处于“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循环状态；不仅如此，还会因投入多，规模大，产出少，效益低而导致财政金融的崩溃。从微观上看，企业的设备落后，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低已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据统计，我国主要机械产品达到80年代水平的只占1/3；平炉炼钢工艺已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淘汰，而我国钢产量的15%却仍然使用这种工艺方法在生产；纺织工业达到80年代水平的也不足40%。国有大中型企业设备的老化率达1/4，超期服役率达40%，致使产品质量每况愈下。据国家技术监督局的材料，最近几年，产品质量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1992年以前，工业品合格率为76%，到1995年已下降到70%以下。全国每年因企业生产不合格产品（次品、废品）造成的损失高达4，000多亿元。可见，当务之急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从重数量、上新项目、铺新摊子的粗放经营转变为重视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实行集约化经营。因为，对现有企业进行更新改造，充分发挥原有固定资产的作用，比新建企业具有投资省、消耗低、见效快、效益好的特点。1984——1994年10年间，我国投入1元进行技术改造，则可产出2元，创利税0.4——0.6元。这说明，进行技术改造的投资只等于同样规模建设的40%，而产出利税却比新建项目高1倍，建设周期要缩短一半的时间。而且，新建投资中约有40%要转化为消费基金，而更新改造投资中只有20%转化为消费基金；技术改造引发的净需求比新建投资要少得多；又能更快形成生产力，从而增加市场的有效供给。总之，这是一项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好的重大举措。所以，切实加大对现有企业和老工业基地技术改造的力度，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才能充分挖掘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不仅有利于缓解资金、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是提高经济效益，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目标的有效途径。
再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加快经济国际化进程的需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和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运行和世界经济运行的交融密度会不断增强，特别是以“复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中国市场将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密切和世界经济的关系。当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不仅是商品的数量和价格的竞争，而且是商品的技术含量、品种、效益，特别是商品质量和提供服务的竞争。由于国际市场上大多数工业制成品呈现供过于求的趋势，质量需求迅速增长，优质产品供不应求，质量竞争取代价格竞争而上升到首要地位，致使优质名牌产品高居优势地位，低级品处于劣势地位。日本正是依靠优质名牌产品，如丰田汽车、松下电器、东芝电视等占领国际市场带动经济腾飞的。可是，我国的一些企业往往单纯追求数量，忽视产品质量及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重要地位，甚至企图采取削价的办法来扩大商品销售，提高市场占有份额，结果，事与愿违。因为，就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经验看，“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已成共识，致使商品愈是降价销售，档次愈低，愈无人问津，不仅赚不到钱，甚至还赔了本。这在对外贸易中，还会因涉嫌“倾销”而被调查，乃至被课以“反倾销税”的惩罚。据报载，近几年国际市场对中国的反倾销案数量不断增多，到1994年底各类投诉已达200余起，立案调查的有140多起，涉及金额为20多亿美元。从国别看，已从发达国家蔓延到发展中国家；从品种看，已从个别商品扩展到大面积反倾销，有的国家对我国提出的反倾销商品多达4000余种。1995年欧盟提出的鞋类反倾销案，涉诉我国的企业上千家，年出口额4亿多美元，占当年对欧盟鞋类出口额的80%左右。这虽是对方实行保护主义的一种表现，但我国一些出口生产经营企业的产品质量差和削价销售，授人以把柄却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使中国货更广泛而有力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过去单纯依靠数量扩张和降价销售，去占领国际市场的作品，转变到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效益，以质量竞争取代价格竞争的轨道上来，实现经济国际化。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点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想，并积极致力于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党的十二大、十三大都提出过提高经济效益是中心，没有效益的速度是一种浪费；80年代中后期中央一再强调要重视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90年代以来提出要重视经济增长质量，增加经济效益；历届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要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通过实践虽然已取得一定成绩，但转变得缓慢，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有历史和现实的、主观和客观的诸多因素。
首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追求高速度增长的指导思想起支配作用。往往把宏大的经济增长目标建立在良好的主观愿望和巨大的热情冲动上，违背客观实际和经济运行规律，热衷于搞大项目、大工程，选择高积累、高投入、高速度、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增长方式。50年代的“大跃进”就是突出的典型。然而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思想迄今远未肃清。近些年，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各类经济主体对投资规模扩张有强烈的冲动。同时，在客观上由于对投资主体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即使整个投资规模急剧膨胀，呈现出只讲投资积累扩张，不讲质量和效益的“饥饿症”。据有关方面测算，“八五”期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总规模大约为60,000亿元左右，其特点依然是数量型投资，粗放型增长为主，结果，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数量投资很大，而质量投资即技术更新改造、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以及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投资比重不但没有上升，而且呈下降趋势，致使经济增长的总体效果不理想。由此可见，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任重道远。
其次，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江泽民同志针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想转却长期转不了的情况指出：“其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第12页）具体表现是：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只管投资，审批项目，少于研究投资回报率，资金“大锅饭”和预算的软约束，企业不承担责任风险，盈亏和企业无直接关系。因此，投产之日往往便是企业开始亏损之时。②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原则尚未确立。企业没有彻底割断与政府“母体”之间联系的“脐带”，独立地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尚未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机制、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利益激励机制。因此，口头上在说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益，实际上仍照样急于争投资，上项目，铺新摊子，很难转向集约经营。③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历史包袱重；加之国有企业要承受名目繁多的社会负担，也影响了企业技术更新改造的投资和创新开发的能力。④考核干部有误区。往往把经济发展速度快，上的项目多，作为对干部考核政绩和晋升的主要依据，致使一些地方官员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不顾客观实际，忽视质量和效益，动用巨资，大兴工程项目，结果，一些“书记工程”、“县（市）长项目”反倒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包袱”。⑤宏观调控机制尚未健全完善。一方面，中央缺乏必要的集中决策和宏观指导，经济建设大多由各省市分散进行。分散就会追求大而全、小而全、自成体系，难以走上集约化轨道。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地方利益独立化，经济建设分散化，使责、权、利联在一起，对地方有利的就大干快上，忙于上新项目，铺新摊子，走粗放经营的路子。上述种种现象说明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都存在一些问题。虽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经济体制的转变主要是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但二者密切联系，增长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经济体制的转变。
再次，我国的基本国情也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①人口多，就业压力大。我国有12亿人口，基数多，每年新增的就业人数高达2000万；到本世纪末，仅从农业中转移出的剩余劳动力就有2亿多。这巨大的就业压力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尖锐的碰撞。因为，偏重数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开辟就业场所，扩大劳动就业；而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又必然会引起用人数量的减少。②劳动者整体素质不高，不适应集约化经营的要求。我国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较低，缺乏大批受过各类教育和训练有素的劳动者、管理者。据统计，全国1.2亿职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约占70%。由于劳动力素质低，管理落后，大量先进技术和设备闲置、浪费，致使生产效益差。③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个共同的规律：劳动力资源丰富，剩余劳动力多，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要素的价格偏低，而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等另一种资源要素的价格偏高，因此，从比较成本而言，投资者往往选择粗放经营方式。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沿海一带办了大批技术水平较低，劳动生产率不高的企业；从香港、台湾等地区也迁来大批这样的企业。原因就是我国大陆的劳动力价格便宜，土地价格也不高，办这类企业的效益好。近几年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些地方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地价的上涨，继续办这类企业实行粗放经营已无利可图，更缺乏市场竞争力。于是，这类企业又纷纷迁到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低廉的地方，继续实行有利可图的粗放经营。仅深圳市为此而迁空的工业厂房就有30%左右。
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策研究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涉及范围广泛和影响深远的根本性转变，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经济体制、战略措施等诸多方面，必须相互配合和促进，求得共同发展，以达到“根本性转变”的目的。
首先，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人们的认识要从计划经济下旧的思维模式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确立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适应的新思维模式。从过去主要依靠增加投入，追求数量和速度的指导思想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牢牢树立市场观念、竞争观念、质量观念和效益观念，一切工作都以人民是否真正得到实惠为出发点和归宿，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要实事求是，科学论证，民主决策，决不能头脑发热，好大喜功，攀比速度，忽视质量和效益。总之，关键是“全党要提高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大意义的认识”。
其次，深化改革，加快经济体制的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由国家集中掌握，统收统支，通过指令性计划在全社会范围内配置，从而形成地方吃中央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的通病。至于产品的成本、销路和资金运营效益等，因缺乏经营和效益的约束机制，企业少于考虑。靠这种体制推动经济发展，必然是粗放型的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条件和动力。通过市场的公平竞争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使企业真正形成外有压力和内有动力的运行机制，促使企业依靠科技进步，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建立起经济决策人和经济活动当事人的责、权、利的风险机制，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再次，调整结构，培植支柱产业，加强技术改造，提高现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通过调整，优化结构（包括产业、产品、企业组织、所有制等结构），培植支柱产业，提高经济效益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从云南的情况看，要以资源深度开发为重点，以效益好、附加值大、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广、市场前景好为原则，在发挥“两烟”优势的同时，应着力培育以食品为重点的生物资源开发产业，以磷化工和有色金属加工为重点的矿业资源开发产业，以及展示云南风土人情特色的旅游业等支柱产业，树立名牌形象，走集约经营的路子。同时，加强对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发挥国有企业主力军的作用。尤其要通过滇沪合作，把云南资源独特和劳动成本低廉的优势与上海拥有资金、技术、管理的优势相结合，组成“联合舰队”，使经济规模合理，实行集约经营，加快云南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
最后，要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依靠科技和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支柱。借鉴国外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的经验，既要增加国家财政对科技教育的拨款，又要各级政府和企业加大其投入。同时，要通过改革科技体制，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加快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使企业成为科技开发的主体；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知识分子是主力军，要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尚。一个企业用好一个人能带出一批项目，上一批产品，走出一条新路。总之，要在各个领域努力培养造就一批跨世纪的优秀人才，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挥其聪明才智，推动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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