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抑制、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抑制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9％，创造了“增长的奇迹”。然而，从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消费需求持续萎靡不振，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短短数年，中国最终消费率(消费/GDP)由2000年的62.3％急剧下降到2008年的48.6％，①内需不足已经构成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Kuijs(2005)、Aziz和Dunaway(2007)、李扬与殷剑峰(2007)、徐忠等(2010)的研究表明，中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事实上，在此期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断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由1999年的67.2％快速下降至2007年的57.5％。②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快速转变的原因何在？近年来，大量文献开始对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决定因素展开研究，白重恩与钱震杰(2009a、b)、李稻葵等(2009)、龚刚与杨光(2010)等发现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转变等因素可能构成了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快速下降的重要原因。然而，结构转变本身是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结果，而非其原因。换言之，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转变归结为经济结构变迁尚未真正揭示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其政策含义也比较模糊。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变的原因和机制进行进一步研究。③
本文从金融市场视角研究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快速转变的原因。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Aghion和Bolton(1997)、Townsend和Ueda(2006)的研究表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对一国的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Kuijs(2005)、Aziz和Dunaway(2007)等的研究发现，金融市场不完备是中国企业储蓄快速上升、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重要原因。在中国，金融市场不完备主要表现为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现象(McKinnon,1973; Shaw,1973)。金融抑制的主要形式包括存贷款利率限制和资本账户管制(Bai等，1999)。Garnaut等(2001)的研究表明，中国官方利率至少比市场利率平均低50％～100％，④且绝大部分低息贷款配置给了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有企业。本文认为，金融抑制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重要的决定因素，压低利率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居民补贴企业的财富分配机制，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不断从居民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图1描述了1年期存款真实利率和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关系。⑤
从图1不难看出，中国居民收入占比与真实利率高度正相关：在1993～1995年期间，中国存款真实利率为负，居民收入占比也相对较低；在1996～1998年期间，居民存款真实利率稳步回升，居民收入占比也相对较高；1999年以来，存款利率再次被持续压低，居民收入占比也不断下降。由此可见，金融抑制可能成为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快速转变的重要原因。Lu和Yao(2009)等文献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对金融抑制的影响进行了较多探讨，但对金融抑制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则关注甚少，这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图1 真实利率和国民收入分配：1992～2008
本文的理论模型揭示，金融抑制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居民补贴企业、穷人补贴富人的“倒挂”机制。由于金融抑制的存在，存款利率被严重压低，作为存款者的穷人获得的财产收入非常低，这种低廉的资本价格被用于补贴国有商业银行⑥和获得贷款的企业。⑦这种“穷帮富”的机制直接导致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加速了居民财富分配向富人集中的趋势。⑧同时，由金融抑制导致的低廉的资本价格将诱导企业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以资本替代劳动，这将直接降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
为何众多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对本国收入分配有着不利影响的金融抑制政策？现有文献对这个问题探讨很少。⑨林毅夫等(1994)指出，金融抑制形成的历史原因是政府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事实上，大量经验研究都表明，政府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由此衍生的一整套政府干预政策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蔡昉，2003；林毅夫与刘培林，2003；林毅夫与刘明兴，2003；Kanbur和Zhang，2005)。本文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研究政府发展战略、金融抑制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金融抑制的产生与政府发展战略密切相关，而金融抑制对收入分配演变有重要的影响。
本文模型的建立与不完备市场下收入分配演变的理论文献紧密相关(Galor和Zeira,1993; Banerjee和Newman,1993; Aghion和Bolton,1997)。⑩现有文献主要强调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资本市场不完备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然而，除了信息不对称外，政府干预也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不完备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表现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强调金融抑制本身内生于一国的发展战略：为支持不符合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企业的发展，政府通过金融抑制方式降低其生产成本，这将对收入分配及其动态演变路径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为分析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现有文献存在三个方面的不同：首先，本文强调发展战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不是初始财富分布的影响(Banerjee和Newman,1993)；其次，我们强调由赶超战略引起的金融抑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不是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信贷配给的影响(Aghion和Bolton,1997)；最后，对于政府的角色，Banerjee和Newman(1993)、Piketty(1997)等文献主要强调其再分配的作用，而本文发现政府所选择的发展战略对于初次收入分配有更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我们的理论模型证明，给定初始收入分配，发展战略是收入分配动态路径和稳态分布的根本决定因素，不同发展战略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收入分配模式。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本文的基准模型，第三部分分析模型的静态均衡，第四部分基于线性马尔科夫过程定性讨论发展战略对财富稳态分布和动态路径的影响，第五部分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定量探讨发展战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第六部分为结论性评述。
二 基准模型
(一)行为主体的人口学特征和偏好
为刻画发展中国家政府发展战略和金融市场对其收入分配的影响，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经济体：经济由连续统的个体组成，其测度被标准化为1(即经济总财富等于平均财富)；每个个体只生存一期，并拥有一个后代，即经济中不存在人口增长，且家户是无限生命的；经济中只有一种可储存的商品，既可以作为消费品，也可以作为投资品，是经济中的计价物；所有个体具有相同的能力和偏好，他们的差异仅体现在其继承财富的不同。
(二)生产技术
在时期t，假设经济中存在三种可供选择的技术：
传统农业技术。个体可以选择只需要1单位劳动投入的传统技术，其产出很小，假设为
。
三 不同发展战略下的静态均衡
(一)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如果政府推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不为资本密集型技术提供补贴，则没有个体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当一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时，政府需要对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的个体进行保护和补贴。政府补贴常用的方式之一是压低资本价格，(16)以降低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企业的资本成本(Lin,2003)。(17)具体而言，政府要求银行以低于市场利率的价格为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的个体提供资金，这种方式被称为金融抑制(McKinnon,1973; Shaw,1973)，其主要特征是利率上限管制和政府指令性信贷配给。
考虑到模型的可处理性，我们不区分政府和金融中介，即政府同时作为征税者和金融中介而存在。也就是说，政府在保证预算平衡的前提下，以低利率借款给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的个体，同时又以高利率借款给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的个体，具体而言：
存款者以利率r为政府供给资本，资本需求者向政府借款。若个体借款投资于劳动密集型技术，则它需要支付的利率为i=βr，其中β＞1是赶超程度的一个表征。(18)我们可以把(β-1)r视为由模型内生决定的政府税收。如果个体借款投资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则政府以利率A为其提供1单位资本，个体可以在市场上获得其他所需资本。我们可以将A看做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利率上限，资本配给是指令性的，因为它只配置给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的个体。政府的作用如图3所示。
图3 政府的作用
在这种设定下，偏好现代技术的个体在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与资本密集型技术之间无差异，而偏好传统技术的个体将不会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换言之，所有偏好劳动密集型技术的个体都愿意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因而政府需要从中挑选出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的个体，并对其进行补贴。在现实中，由于经济或政治的原因，政府更倾向于选择最富有的个体来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19)在我们的模型中，假设政府挑选最富有的个体作为资本密集型技术的投资者。对于富人
，它可以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或资本密集型技术，其回报由下式给出：
(3)式的上半部分表示个体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或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回报，下半部分表示个体选择传统技术的回报。(20)
在这个经济中，均衡利率由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决定。我们将均衡利率的决定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形r＞1和r＝1。当r＞1时，均衡利率由资本市场出清条件决定：
命题1说明，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以“先富带动后富”的机制将发生作用，其最终结果是全民“共同富裕”。这正是Aghion和Bolton(1997)刻画的财富从富人向穷人扩散的“滴落”(trickle-down)机制。然而，这种“滴落”机制的存在以政府采取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为前提。下文将分析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从个体的角度而言，其财富转移是一个由(9)、(10)或(11)式决定的线性马尔可夫过程。然而，由于利率在模型中是内生决定的，总体财富的转移并不满足这样的性质。事实上，总财富的动态路径是一个非线性的马尔可夫过程。在这种情形下，无法简单地得到稳态的存在性、稳定性、唯一性(Stokey等，1989)。鉴于此，我们使用类似于Piketty(1997)、Banerjee和Newman(1993)的方法对非线性系统进行分析。首先，我们通过对线性马尔可夫过程的分析给出财富分布稳态和动态的一些可能的性质；然后，通过对非线性系统进行数值模拟，验证这些性质在非线性系统下是否依然成立。本节主要考虑线性系统的性质，下节将报告数值模拟结果。在分析模型的稳态和动态以前，我们首先给出模型稳态和动态的严格定义。
引理4：当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均衡利率都满足r=1或r＞1时，赶超战略下的财富收敛速度低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财富收敛速度。
引理4说明，在一般情况下，赶超战略下的财富收敛速度低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财富收敛速度。换言之，尽管赶超战略下个体财富也可能向稳态财富水平收敛，但其收敛速度将低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即个体在动态路径上的财富水平低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命题2说明发展战略不仅会影响一国稳态的财富水平和财富分配，还将对其动态路径产生持续而重要的影响。上述命题是基于利率外生的线性马尔可夫过程得到的，下节将利用数值模拟方法来验证上述命题基于利率内生的非线性马尔可夫过程是否依然成立。
五 财富的动态路径和稳态分布：定量分析
本节将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对非线性系统进行分析，我们首先简单介绍数值模拟方法，然后报告并讨论本文感兴趣的结果。
(一)数值模拟方法
表1第一列为赶超程度β，第二列和第三列分别为稳态时穷人和富人的财富水平，第四列为经济收敛到稳态(μ=1)的时期数，第五列为滞留于传统部门人数的比例。
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β=1)和较低赶超程度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β=2)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者稳态财富水平相同。然而，赶超战略下的财富收敛速度远远低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当赶超程度比较大时(β=5)，我们发现稳态时存在收入不平等现象，且大部分个体滞留于传统部门。由于资本积累速度很慢，导致财富收敛速度也非常慢。由此可见，赶超战略是造成不平等现象的主要来源，它将降低财富收敛速度，甚至可能导致长期不平等，造成“两极分化”态势。同时，穷人稳态财富水平严格低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而富人稳态财富水平没有差异，社会总福利水平下降。
图7 收入不平等、平均财富水平和传统部门比例的动态路径
为考察初始收入分配和储蓄率的影响，我们使用不同储蓄率和初始收入分配进行模拟，表2和表3分别报告了α=0.32和初始财富分布来自LN(-1，2)的结果。比较表2、表3和表l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稳态的财富水平受到储蓄率的影响，而与初始财富分布无关。储蓄率和初始财富分配对收敛速度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长期收入分配与储蓄率和初始财富分配没有必然关系。这些结果说明，尽管储蓄率会影响稳态的财富水平，但是赶超战略是造成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主要来源。
为了比较不同发展战略对收入分配动态路径的影响，我们模拟了不同赶超程度下收入不平等、平均财富水平和传统部门人数比例的动态路径，模拟结果如图7所示。(23)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知，当赶超程度比较低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稳态财富水平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相同，且不存在长期不平等现象。然而，从图7可以看出，尽管稳态不平等程度相同，但是在动态路径上，赶超战略将导致更高的不平等程度，且不平等现象持续时间更长。原因在于，尽管稳态时所有个体都能够选择现代技术，但在赶超战略下，很多个体在动态路径上被迫使用传统技术，导致更高且持续时间更长的不平等。换言之，由于赶超战略下穷人更难利用生产率更高的现代技术，造成了动态路径上的“机会不平等”，尽管“滴落”机制在稳态时能够实现，但它在动态路径上受到赶超战略的影响。数值模拟的结果总结于命题3。
命题3：更高程度的赶超战略将降低财富收敛速度，甚至导致长期不平等现象，造成“两极分化”。在动态路径上，赶超战略将导致更高且持续时间更长的收入不平等。
命题3表明赶超战略不仅影响稳态财富水平和收入分配，而且对财富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动态路径影响更为重要。在动态路径上，赶超战略将导致更高的不平等程度和更低的平均财富水平。赶超战略影响财富水平和收入分配的机制是金融抑制，金融抑制导致资本配置效率低下，并形成了穷人补贴富人的“倒挂”机制，导致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经济增长绩效低下。
六 结论性评述
本文研究了发展战略通过金融抑制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资本积累将导致利率下降，使得穷人更愿意通过借贷来使用先进的现代技术，进而提高自身的财富水平和财富积累速度。这种“先富带动后富”的“滴落”机制使得穷人财富最终向富人收敛，实现收入分配的逐步改善。然而，如果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则需要干预资本市场以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业企业。政府干预资本市场的结果是金融抑制，金融抑制将导致穷人面对更低的存款利率和更高的贷款利率，形成一种穷人补贴富人、居民补贴企业的“倒挂”机制。这将导致居民财富分布向作为企业家的富人集中，收入不平等现象趋于恶化，甚至造成长期的“两极分化”。
本文的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结果揭示：(1)金融抑制导致穷人面对更高的贷款利率和更低的存款利率，造成金融市场的“机会不平等”，使得穷人财富更慢地向富人收敛，甚至陷入贫困陷阱。(2)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先富带动后富”的“滴落”机制将发生作用，收入分配格局会不断改善；若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个体财富收敛速度减慢，收入分配趋于恶化，甚至造成长期的“两极分化”。(3)稳态财富水平受到储蓄率的影响，但与初始财富分配无关；穷人财富向富人收敛的速度与储蓄率和初始财富分配没有明确关系。
本文的理论研究表明，相比于通过再分配政策改变经济的财富分布，选择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对于一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更为重要。换言之，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比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更为根本，政府发展战略是能否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和效率统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逐步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使得国民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然而，因赶超战略形成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并未因此而完全改变，金融抑制依然是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特征。完善金融体系是改善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途径。当前，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依然对存贷款利率进行管制，并对银行业准入实行严格限制，这些制度将直接影响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只有逐步放宽银行业准入标准，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才有可能实现利率的逐步市场化。同时，政府有必要在加强监管的同时鼓励中小银行的发展，逐步形成以地区性中小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为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融资平台，实现收入分配的逐步改善。
引理1证明：
命题1证明：
我们将命题1的证明分为三步。
第一步，证明在假设1～2满足的情形下，推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将使得经济收敛到一个稳态点，这个稳态点与初始财富分配无关。
截稿：2011年11月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②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③Chert和Yao(2011)从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入手，研究了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
④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真实利率长期处于非常低的水平。CEIC数据显示，从1987年1月到2009年12月，中国平均真实贷款利率不到1％，存款利率则更低。
⑤数据来源：国民收入分配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9》和《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数据：1992－2004》，人民币存款名义利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CPI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真实利率是通过使用消费物价指数(CPI)对1年期人民币存款名义利率消胀后得到。
⑥事实上，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不同，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重要的收入来源是存贷利差，这本质上就是存款者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一种隐性补贴。
⑦如Garnaut(2001)指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和政府，这可以理解为存款者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和隐性地向政府纳税。
⑧李实等(2005)研究发现，中国居民财富分布不均程度呈现大幅扩大趋势。
⑨Bai等(1999)对中国金融抑制存在的机理进行了有益探讨，他们将金融抑制视为地方政府掠夺金融资源的重要工具，但没有对金融抑制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
⑩王弟海和龚六堂(2008)对于持续性不平等的相关理论文献做了非常好的综述。
(11)这个式子意味着个体在t+1期的财富是t期个体收入的一个固定份额，从而t+1期的财富分布与t期的收入分布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本文讨论的财富分布动态路径和稳态分布基本等价于收入分配的动态路径和稳态分布，尽管存在一期的时滞。
(12)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的设定与Aghion和Bolton(1997)相似。
(13)林毅夫(2008)对发展中国家政府选择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论述，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对此展开分析。
(14)事实上，由赶超战略引致的损失是由资本密集型技术与本国比较优势产业偏离程度所决定的(Lin,2003)，所以它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可能不同。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A为固定值，这个假设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
(15)引理1、引理2、引理3、引理4和命题1的证明见附录。
(16)政府补贴重工业企业的方式还包括汇率高估、压低原材料价格和压低工资等，林毅夫等(1994)对政府各种补贴方式进行了全面描述，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赘述。
(17)二战以后，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都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则选择了出口导向型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关于各经济体发展战略选择的原因和背景见林毅夫(2008)。
(18)i可以理解为民间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水平。
(19)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用标准的道德风险模型来解释：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富人作为抵押品的资本比较多，从而偏离政府要求(比如把政府的补贴用于劳动密集型技术投资)的激励更低，这使得政府更愿意选择富人进行资本密集型技术投资。
(20)如果没有政府补贴，个体不可能选择资本密集型现代技术，因为其回报严格低于劳动密集型现代技术
，因此(3)式中没有给出个体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但不获得政府补贴时的回报，下同。
(21)与Banerjee和Newman(1993)相似，非线性系统的稳态可能不存在，但我们对稳态存在时财富分布的性质更感兴趣，且它是可处理的，故本文只讨论稳态存在的情形。
(22)显然，收敛速度也表现在向
收敛的快慢，而我们对这种情形并不感兴趣，因为无论向的收敛速度有多快，其稳态财富水平均低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财富水平。
(23)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β=1)，没有个体只能使用传统技术进行生产，滞留于传统部门的人数定义为0，因此，图7的下图中β=1情形下滞留传统部门人数比例的曲线与横轴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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