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文化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长三角地区论文,因素论文,方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7.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359(2008)06-0018-04
2008年8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的出台，其目标在于促进长三角洲地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和一体化发展，加快提升长三角洲地区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这对于长三角区域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破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困境难题具有重大意义。从全国的角度看，长三角区域的确具备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提升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的较好的社会条件，这不仅是改革开放30年来，长三角率先发展的成就为新发展奠定了较好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因为长三角具有新阶段发展所需要的区域文化基础和资源。区域文化将在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里，笔者从文化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角度来探讨长三角区域新阶段发展中的文化因素，以期在学习这个指导意见时能引起一些思考。
一、长三角的自然禀赋与人文特性
长三角地处祖国东南沿海的中心地带，通江达海、平原广布，湖泊水网丰富，与各地分布的山地、森林、湿地、丘陵、岛屿、海滩等自然要素共同构成了长三角区域多样性的自然生态与地域特征，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优势。从文化发生的角度看，长三角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尤其是其中的通江达海和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江南优越的自然禀赋，在与人文互动中，孕育了长三角区域优秀的文化，从而逐步创造出长三角自文明开化以来的一种不同于中国其他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初始条件。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长三角区域在历史上大致产生出四种具有区域特性的文化：
一是“吴越文化”。历史上的吴越文化区域包括现在的浙江全境、上海和江苏的苏、锡、常和南京、南通、扬州、镇江部分地区。一般认为，商周时代的“泰伯奔吴”的泰伯、仲雍在江南建立勾吴国及其与当地人民融合过程中的一系列文化创建活动被认为孕育了早期的吴文化。而战国时代的吴国、越国两国的关系使后人常常用“吴越文化”来指称这个共同区域的文化，但更主要是吴越之地具有太湖流域这个共同的自然禀赋，所以人们以“包孕吴越”的赞誉将太湖作为吴越文化的源头。
二是“汉文化”。汉文化区域则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江苏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历史上的汉文化是出身徐州地区的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在原楚文化基础上，以两汉王朝的基业，汲取中原北方文化的元素逐步形成的。汉文化对中华文化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历史上的吴越文化和汉文化不但是所处区域不同，而且也是两种不同特性的文化。古代吴越文化和汉文化实际上正是在长三角区域演化和分野出的中国文化版图上的南、北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古代北方文化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价值的伦理性文化，而宋明之后的吴越文化则逐步呈现出与北方文化不同的特性，表现出强调功利、功用、实践、工艺这样一种所谓的“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念，其生活方式、审美心理和社会演化路径也与北方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
三是江南的政治文化。由于南京曾是十朝古都、杭州也曾是二朝古都(五代十国的吴越国和南宋的国都)，其王朝、庙堂、京都等大量的历史政治事项还以南京和杭州为中心形成了古代长三角区域的江南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既包含着吴越文化的区域特性，同时也包含着其古代政治的内涵。与北方政治文化比较而言，古代江南政治文化是一种弱势政治文化，各个政权存在时间都不长，有人研究认为，这种弱势的江南政治文化恰恰有利于江南的经济发展。
四是上海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是以吴越文化为母体，在江南工商城市发展和江南古代工商城市发展的基础上，借助于西方文化和西方工业文明，所演化发展出的以上海为城市形态文化，既表现了古代吴越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同时也反映了中、西两种文化的某种融合。
在当代，古代江南政治文化已经消失，但在南京和杭州还能看到大量表征古代江南政治文化的遗存，成为一种文化遗产。吴越文化和汉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在各自的文化元素和符号的支持下，在与现代文化与时代精神的交互作用中，许多方面得到传承，既存在于江南园林、汉代建筑、苏绣、汉碑等大量的文化表征物中，也存在于人民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中。海派文化则表达了吴越之地的中西方文化融合的新文化形态，表现了吴越之地工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的一种路径。
二、长三角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区域文化现代化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需要有前期工业化、城市化及其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需要有在此基础上的经济领域内各种要素、关系调整和新的制度安排，而且需要有一种与此相应的现代文化来内在支持这种发展方式。这种现代文化，既包含着人类社会自古以来所建立起的一系列基本文明观念，如以人为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包含着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市场经济体系要求的“责任伦理”(民事法律观念)，如民事主体的平等互利、等价交换、诚信守则、权利义务一致等，同时还内含着一种与“责任伦理”相关的那种强调精工、精致、精益，不断创新而追求卓越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我们认为，在环太湖流域优越环境中，在工商—工艺—审美这种特殊的人文路径中，长三角区域文化所演化出的那种“经世致用”而又“精致典雅”的文化心理，正是今天长三角区域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文化基础和精神资源。
从文化的演进看，宋明后，在人文与环太湖流域优越的自然环境的互动下，不但环太湖流域日益富庶，成为中国的“鱼米之乡”，而且吴越文化的区域特性也逐步显现出来。这个时期，这里产生的功利主义哲学表达了吴越人民强调功用、效能和实践的这种“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念，显示出与北方儒家文化不同的价值取向；形成了精致手工艺的实践取向，生活品制作中的艺术特性越来越突出，发展出园林、刺绣、玉雕、漆器、建筑等艺术，书法绘画、音乐戏剧、话本小说也随之繁荣，形成了吴越江南那种华美婉约的美学风格，出现了一大批历史上所谓的“江南才子佳人”；而在“青山绿水”风景映照中，在自然天成的园林艺术的点缀下，江南水乡城镇的那种“小桥流水人家”的生活场景和风貌也呈现出来，构成了一幅美丽江南的画卷，表现了吴越江南市那种富庶优雅、疏朗明快，充满诗情画意的生活方式，苏州、杭州由此被誉为“人间天堂”。经过漫长的文化演进而形成的江南这种“诗情画意”的生活方式，这种工商—工艺—审美为一体的文化生态环境，正体现着吴越人民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语)，反映着吴越人民的那种“经世致用”而又“精致典雅”的文化心理和“创业、创新、创优”的人文精神，并由此开拓了吴越之地不同于古代中国北方区域的社会演进道路。
所以，我们看到，从宋明时期开始，在江南城市工商经济的兴盛和工艺文化的发展中，这个区域在中国率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中国绝无仅有的崛起了一批工商城市。进入近代，在“经世致用”和“实业救国”的旗帜下，这个区域的工商经济顽强前行，引入西方工业技术，创办了一大批民族工商企业，出现了一大批具有爱国主义胸怀的工商巨子，如南通的张謇、苏州的贝氏家族(贝聿铭祖先)、无锡的荣氏兄弟(荣敬仁、荣德生)等，并最终造就出大上海这座表达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城市，孕育出上海海派文化这种包含着两种文化元素的现代文化。
在当代社会发展中，长三角的区域文化是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极其宝贵的内源性动力和精神资源。从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乡镇企业崛起、浙江温州私营经济快速发展，到整个长三角区域在中国的率先发展的巨大成就，如江浙人民所说“给点阳光就灿烂”，其成因，除了改革开放的国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和引入市场经济体系外，与长三角区域的“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念、“精致典雅”的文化心理及其所支持着的工商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浙江省委党校的陈立旭教授在对传统徽商、晋商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之所以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浙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工商文化传统底蕴。当代浙江经济与历史上的区域民间工商文化传统，具有一种清晰的继承关系，而当代安徽和山西经济与徽商或晋商文化传统之间则基本上没有多少关联”。①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分析了当代浙江的发展与浙东“讲求实效”的务实精神的关系，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许多规则还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正是浙东的务实精神和行动，打破了陈规的束缚，推进了实践的发展，而这种“讲求实效”的精神正是浙东历史上就已存在的一种区域文化精神。②
但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与古代中国社会已完全不同，不但社会制度、市场体制不同，而且文化体系也天壤之别。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环境中，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当代中国已经逐步建设和演化出一种既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要求，体现着中华文化传承，同时也汲取了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精华的全新的文化体系。以人为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生态保护等人类基本价值成为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公民物权、平等互利、权利与义务一致等为市场经济体系所要求的民事法律观念也成为社会共识，绿色宜居、健康时尚、休闲快乐等大众文化也成为社会的一种潮流。因而，在当代文化多样性的新社会文化生态中，要使长三角区域传统文化成为长三角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精神文化资源，成为长三角区域当代社会发展的源头活水，就还需要积极推进区域传统文化传承中的现代性转换。
三、长三角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创新精神
在分析长三角区域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中，还有一个我们探讨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宋明以来吴越江南文学艺术持续的繁荣这个现象。
如上文所说，宋明以后，长三角区域文化具有了自身的区域特性，逐步走向成熟。如上所述，不但有了发达全面的农业技术，超越了北方而成为中国的“鱼米之乡”，不但创造了精湛的工艺技术，创造了各种精工、精美的实用与艺术为一体的器物，而且吴越江南的文学艺术也繁荣发展起来，文学、绘画、书法、篆刻、工艺、戏剧、音乐等众多领域异彩纷呈，人才辈出，创作了大量的流传至今的文学艺术的经典，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形成了吴越江南所特有的清新典雅、温润婉约、华丽优美的美学风格。仅从江苏看，据统计，我国古代、近代著名文学家中，江苏籍占了27.5％，明清时期则比例更是高达37，5％。清代文学家1741人，江苏599人，占1/3多。③近现代以来也是江南也是明星璀璨，出现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如柳亚子、朱自清、叶圣陶、汪曾祺、梅兰芳、周信芳、傅抱石、钱松岩、林散之、李可染、黄宾虹、潘天寿、刘天华、阿炳、赵丹等一大批大师级的文学艺术家，使江南文化始终散发出绚丽的光彩和独特的人文魅力。
宋明以来吴越江南文学艺术的这种繁荣发展，不但以其所特有的清新典雅、温润婉约、华丽优美的美学风格与其他文化元素共同构成了江南那种诗情画意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就孕育着这个区域人民的“经世致用”和“精致典雅”的文化心理，以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的自由想象的审美空间，培养了江南人民的创新精神，从而使江南产生出较多的文化成果和文化人才。这正显示了文学艺术与人类创造性及其社会发展的一种内在关系。这里，我们从英国推进文学艺术战略，发展创意创业的经验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信息科技进步和知识社会的出现，世界文化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策划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年)的活动，并在1992年成立了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经过多年的调研，1995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推出了题为“我们创造的多样性”的报告，深入论述了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此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召开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推进世界文化发展的公约、宣言等文件，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文化、文化创新、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新的理念和共识，并因此要求世界各国更加关注文化、文化创新和文化多样性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敦促世界各国将文化作为一个战略要素纳入国家发展政策之中，以新的姿态和新的战略来推进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为人类新世纪发展奠定了世界性的新文化价值观念基础。
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积极工作下，同时也是出于本国发展的实际需要，20世纪中叶后，西方各发达国家纷纷将文化纳入到国家文化政策中，以一种自觉的国家意识来推进本国的文化发展。这其中，英国的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英国政府认识到繁荣发展的文化艺术是激发和涵养全社会创新精神的土壤。1992年，英国政府出台了“国家文化艺术发展战略”，1993年，这个发展战略以《创造性的未来》的题目正式公布实施。这表明推进以“创造性”为核心价值的文化发展成为英国自觉的国家意识。在这份文件中，英国政府认为文化艺术在个人和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有中心地位；认为文化艺术有助于公民的创造力、激励感、自豪感、个人的愉快和自信心等的形成；认为政府担负着合理配置财政资源，支持文化艺术发展的责任。这三个方面的思想表达了这份文件的基本主题，即以繁荣发展的文化艺术来培育、涵养社会的创造性，以这种创造性来开创英国的未来。
二是英国政府将创意产业作为发挥创新精神，开拓英国创造性未来的重要路径。在实施国家文化艺术战略5年后，英国政府又出台了《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提要以“创造性”价值导向和推进创意产业的国家产业政策，来调整英国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水平，全面振兴英国经济，增强英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竞争力，推动英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知道，英国推进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布莱尔政府最突出的政绩之一。
英国政府的从实施文化艺术国家战略，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性，到以发展创意产业为路径来全面振兴经济的做法，包含着深刻的思想，这就是：人类审美活动是人类创造性的源泉，人类的文化艺术是人类创新精神的土壤。而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文化创意产业及其文化消费的方式，不但以其所包含着的美学内涵而培育涵养了全社会的创造创新精神，培养了各种具有个性化的创造性人才，而且还由此形成了新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创造了社会的经济财富，并由此开拓了一个国家的创造性未来。
所以，历史上吴越江南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不仅反映着吴越江南文学艺术领域自身的成就，而且还构造出吴越之地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与吴越江南的经世致用的文化观念、精湛的工艺技术、诗情画意的生活方式和工商经济行为方式，共同培育了吴越江南人民的创新精神，这也正是长三角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宝贵的精神源泉。
因此，在推进长三角区域进一步改革开放，迈入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应该更加自觉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传承优秀区域文化，保护区域文化遗产，建设长三角区域共同的精神家园，推进区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不断繁荣和发展具有长三角区域特色的文学艺术，为当代社会创新培植更丰厚的文化土壤，使长三角区域文化成为当代长三角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头活水。在这种文化生态环境中，我们就有可能以创新的价值导向，以现代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路径，来推进产业升级、优化经济结构，实现长三角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开拓长三角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创造性未来，为中国提供一个又好又快发展的区域模型，提供一个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榜样。
注释：
①陈立旭：《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发展》，《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②陈立旭：《区域精神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审视——当代讲求实效精神与浙东事功学关系再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③引自孙志军《论新时期江苏精神》，《江海学刊》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