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拉卡托斯科学分界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界论文,斯科论文,思想论文,卡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论述了拉卡托斯科学分界的基本思想：鲜明的理性批判主义、整体主义和在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徘徊的调和折衷主义，指出了他在追求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史检验中的方法论建树及其理论局限。
关键词 拉卡托斯 科学分界标准 逻辑主义 历史主义 研究纲领
在现代西方诸多科学哲学家中，波普尔的证伪标准与库恩的范式论都引起了激烈的探讨与反应，而拉卡托斯的科学分界标准问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本文以历史主义为哲学视境，以波普尔、库恩为参照，力求突出拉卡托斯分界思想的特征及其建树与局限，以此求教于学界前贤。
一、理性批判主义
拉卡托斯关于科学与伪科学分界标准的思想，一开始便置于经笛卡尔学派的怀疑精神至爱因斯坦理性批判精神浸染的背景之中。他明确提出，笛卡尔学派的怀疑主义精神首先是作为判断科学行为的标志问题，其次才应该是科学分界标准。由此出发，拉卡托斯便在一系列问题上突出了这一总体性特征。
首先是对保守约定主义的批判。拉氏针对17世纪以“信仰强度”作为科学分界的标志问题指出，如果足够多的人足够强烈地相信一个陈述，那么这个陈述就构成了知识；以此作为科学分界标志就不得不把关于神灵、天使、魔鬼和天堂、地狱的某些故事看作知识，其后果只能导致科学堕落为“完全虔信荒唐的信仰”知识。而且他还从莱布尼兹学派中借用了“可能世界”理论，[1]旨在表明以信仰的强度作为科学分界标准的保守约定主义立场会导致科学与伪科学的混乱并丧失科学分界的客观标准。
其次是对心理主义的批判，肯定科学理论的客观性价值。在拉氏看来，理论的价值与人类心智的心理影响并无关系。信仰、虔信、理解作为人类心智的状态，包融着人类认识主体的主体性特征，这种主体性特征并不能消除科学理论的客观性价值，而且客观性的理论价值并不以人类心智状态为转移，暗示着其实在论的哲学本体论基础。同时这种理论的价值又是双重的：一是“客观”的价值，所指的是实在论基础上的客观性立场；二是“科学”的价值，也就是科学与伪科学分界的界限区分的意义。
再次是对经验和逻辑的批判反思。在现代科学方法论系列研究纲领中，经验和逻辑构成了科学方法论的两大基石。但在传统方法论框架内，经验事实与结论陈述之间往往用归纳法来联结，因而事实可靠性的元标准便转向归纳逻辑可靠性的元元标准问题。在拉氏看来，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证明，从任何有限数量的事实中不可能合法地推出一条自然定律。也就是说，根据逻辑规则，任何有限的单称陈述前提是不可能推出普遍性结论的，这种归纳方法的结论是或然性的，结论的可靠性并不能予以保证。
最后是对古典知识论的批判。拉氏注意到，在科学史上，当逻辑与经验事实证实之间出现矛盾时，人们往往舍弃逻辑规则而倾向事实证明；这一倾向是源于科学家并不允许猜测、必须由事实来证明其所说的每一句话的“科学诚实性”信念使然：未经事实证明的理论被认为是罪孽深重的伪科学。质言之，只有业经证明的知识才取得了科学的合法地位。这就是古典知识论的要义。拉氏认为，因本世纪初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确立而最终证伪了古典知识论。这样，科学不容许猜测，科学是唯一合法知识的信念遭到了重创。17世纪以来唯理论者关于知识是清楚明白的观念也丧失了现实的土壤，“整个知识价值必须由别的结构来代替了”。[2]
二、整体主义
拉卡托斯既不同意逻辑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尔学派）的证实或证伪原则，也不赞同历史主义库恩论者的范式标准。为了说明他的分界标准的整体主义特色，恰当地回顾上述两派分界思想的历史发展，在逻辑上是可行的。
早期逻辑实证主义致力于科学理论的结构分析和逻辑重建，试图在观察陈述的基础上，通过对应规则构造起理想的科学理论的公理化模式。为了拒斥形而上学，澄清科学性质，他们用经验上有无意义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而命题的意义在于它的可证实性条件，凡原则上可证实的就是有意义的，有意义的也就是科学的。因而原则上不可为经验证实的肯定是非科学的。后期的概率主义是在耶方斯古典归纳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根据可资利用的全部证据来着手确定不同理论的概率：如果一个理论的数学概率很高，它就能够得上科学的资格；如果它的概率很低，甚至概率是零，它就不是科学的。概率主义就用理论的“确证度”来表明对于分界标准的态度或看法。
波普尔不认同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指出可证实性不能保证从观察陈述到科学定律和理论的可推演性，而且常常把一些很难在逻辑上归化为单称经验陈述的卓越理论从科学中排除出去，却把一些假科学容纳进来。因此可证实性标准不仅不能解决分界问题，而且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同样地，波普尔也不同意概率主义的分界标准。他论证道，在任何特定数量的证据下，所有理论，无论是科学的还是伪科学的理论，其数学概率都是零。这就意味着科学理论不仅是同样不可证实的，而且是同样不可几的。有鉴于此，波普尔提出：“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3]由此提出其“证伪”的分界标准。
库恩作为历史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对于逻辑主义的分界标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逻辑主义的分界标准过于强化分界的绝对性，使问题过分简单化，往往违背了科学史的实际，或者与实际的科学无关，或者将导致分界问题上的严重偏颇。他认为历史上每个研究领域在成为一门真正学科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从前史到本史”的过渡。从前科学到科学的转变，其标志是科学集团达致一种范式：“他们达致一种证明能够指导整个集团进行研究的范式。……明确地宣布一个领域成为一门科学。”[4]
拉氏自称“精致证伪主义者”，他写道：“仅当一个理论比其先行理论（或与其竞争的理论）具有超余的、业经证认的经验内容，也就是说，仅当该理论能够导致发现新颖的事实时，它才是‘可接受的’或‘科学的’。这一条件可以分析成两个条款：新理论具有超余的经验内容（‘可接受性1’），这种超余的经验内容中有一些已被证实（‘可接受性2’）。第一个条款可立即由先验的逻辑分析来检查；第二个条款只能经验地检查，而且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是无限期的。”[5]这就是通常所指称的“能够预测新颖事实”的分界标准。拉卡托斯科学分界思想的整体主义特色，首先就表现在其关于分界标准的思想上。一是吸收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标准，强调超余经验内容的经验证实（可接受性2）；二是接纳了波普尔的“证伪”标准，认为只有具备上述两个条款的新理论T＇已被提出，科学理论T才被证伪。[6]三是在库恩的历史主义框架内，认为经验的检验不是提供即时的合理性，而可能是无限期的，需要科学共同体“范式”的整体转换。不难看出，拉氏在其科学分界标准问题上涵盖了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分界标准，有助于克服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各执一端的片面性，有极大的包融性。其次，这种整体主义思想还表现在评价科学成就的单位是研究纲领以及对于科学“反常”的态度上。拉氏认为，评价科学成就的单位是一理论系列，是研究纲领。“只有理论系列而非一个给定的理论才能被评价为科学的或不科学的”，“这种理论系列中的成员通常被明显的连续性联系在一起，这一连续性把它们结合成研究纲领”。[7]研究纲领由硬核、保护带和启发法构成。“硬核”是该研究纲领的核心，不能用演绎假言推理否定后件式来反驳；“启发法”包括“正面启发法”和“反面启发法”，规定“辅助假说”如何来调节、保护硬核不受反驳；而“保护带”则在“启发法”调节下在检验中首当其冲，通过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护硬化的内核。通过研究纲领的建立，拉氏对于科学发现中的“反常”现象给予理性的解释。他不同意波普尔关于“反常”是对旧理论“证伪”的解释，“因为波普尔的标准忽视了科学理论明显的坚韧性”。[8]当“反常”出现时，科学家不会立即放弃他的理论，而是以提出某种假说来说明“反常”的东西；如果不能说明，他们便不会理睬它，而是将注意力转向其他问题。拉氏从科学史上的具体案例入手，说明如果按照波普尔的“证伪”原则，那么整个科学史就是对证伪主义和其他方法论的“证伪”。
应当承认，拉氏关于分界标准的整体主义思想显然与科学革命更吻合，更接近科学研究的实际。因而具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性特色，在方法论上具有“革新”的意义和价值。
三、徘徊在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
拉卡托斯试图调和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在分界标准上的理论冲突，但囿于其总体理论上的历史主义视境，不免陷于调和折衷的沼泽之中。一方面他企图把库恩的历史主义拉回到逻辑主义的框架内。勿庸置疑，库恩的“范式”具有反经验反理性的性质。他把心理因素引入其方法论中，主张一种“研究的心理学”。强调“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把科学革命的进步理解为从旧范式到新范式的“突变”，新旧范式之间没有任何相通的环节。不难看出，库恩强调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与大量的科学史料并不相符，因为科学理论的进步总是表现为新理论对旧理论扬弃的发展过程。有时候库恩也把科学革命描绘成是一种信念的非理性变化，一种类似于宗教的皈依过程，一种“格式塔”心理转换。在与波普尔辩论中他曾多次提到科学革命前后的“鸭子与兔子”的转换，暴露出反理性的倾向。拉卡托斯对此给予了尖锐批评：“如果库恩是正确的，那么科学与伪科学之间就没有明确的分界，科学进步与知识退化就没有区分，就没有客观的诚实性标准。”[9]这一批评，可谓一语中的。但拉氏对库恩的批评，并不一般地反对其“范式”提法，拉氏研究纲领的“硬核”思想是受“范式”启发的。二者的区别又是明确的：“范式”强调的是一种心理信念，这是拉氏极力反对的；“硬核”不是心理的产物，是一种理性的结果，比“范式”有更大的稳定性。
波普尔的“证伪”原则是建立在“判决性实验”基础上的。在他看来，一个理论被“判决性实验”所反驳，即表明该理论丧失了科学地位，科学进步就成了科学不断革命的结果，从而在新旧理论之间挖掘了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在这一点上，波普尔和库因是一致的。拉氏认为，科学史上大量“反常”事例的消解足以使人相信，所谓“判决性实验”同库恩的“范式”理论不过是一种神话。按照他的科学分界标准，科学革命通常发生的情况是进步的研究纲领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进步的纲领意味着在理论和经验上都能导致新的事实。当科学革命发生时，两个相互竞争的纲领，尤其是一个刚刚参加竞争的新研究纲领可通过以新颖的方式说明“旧事实”开始，但可能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能看到它产生“真正新颖的”事实。从上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拉氏也试图把波普尔的逻辑主义拉回到历史主义的框架内。这是他徘徊于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间的又一明证。这一理论倾向又可以从他对年轻研究纲领的态度上得以确认，即关于“新颖事实的预测”可能是无限时间的证明这一历史主义的见解。应该说，拉氏试图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中来检验研究纲领的科学性，无疑是杰出的、难能可贵的。问题在于，在一定程度上他又相信理论有某种约定的成份，从而淡化了他的逻辑主义的理性内容。
概而言之，拉卡托斯一方面要把库恩的历史主义拉回到逻辑主义的框架内，主张逻辑的、经验的证实；另一方面又要把波普尔的逻辑主义放在历史主义的框架内，主张理论检验的历史性。因而在科学分界标准问题上徘徊在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如果联系到他的“理性批判主义”的总体特征，这一倾向也许更为明显：对心理主义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库恩非理性的历史主义倾向；对经验和逻辑的批判反思，又是针对波普尔独断论倾向的“证伪”的逻辑主义原则的，因而主张科学史的检验。尽管拉氏自称是“精致证伪主义者”，但其总体理论倾向却是历史主义的，因此不可能科学地解决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重大方法论原则。这一问题的合理解决也自然是以后科学哲学家的历史承诺和理论承诺了。
注释：
[1] 在莱布尼兹那里，“可能世界”是以无矛盾性来界定可能性的。
[2][5][6][7][8][9]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泽文出版社，1986.11、44—45、65、5
[3] 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87.62
[4] 周昌忠.西方科学方法论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