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产率变化与经济增长源泉：1978～2010年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源泉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4 文献标识码A
引 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大约10％的速度高速增长，总体经济规模已经增加了20.5倍，成为“世界工厂”、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然而，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大量投资、土地、能源、原材料和劳动投入推动的，而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Krugman，1994；Young，2000；刘国光，2001；张卓元，2000；吴敬琏，2005；王小鲁等；2009)。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多数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衰退，经济全面恢复尚待时日，对中国经济产生了较大冲击。而且，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放缓以及人口老龄化和资源环境的约束，传统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持续，中国经济面临着从要素驱动向生产率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
生产率(TFP)不仅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也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对于生产率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越来越系统和深入。主流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到21世纪初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投入驱动，生产率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劳动投入发挥的作用最小。李京文等(1993)首次运用Jorgenson等(1987)方法对中国生产率与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测算的结果表明，1979～1990年中国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0％。Chow(1993)研究表明，1952～198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积累。Hu和Khan(1997)在Chow的基础上分析指出，1952～1994年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1979～1994年生产率年增长约4％，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40％。王小鲁(2000)测算得出1979～1999年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61.45％、9.76％、11.2％和17.59％。Chow和Li(2002)利用1978～1998年数据测算三者对经济增长贡献为66.34％、5.7％和27.59％。Cao等(2006)运用超越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进行测算，发现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资本投入的积累和适度的总量TFP增长驱动的，他们认为未来的TFP增长趋势在下降。Islam等(2006)应用可以使价格信息独立起作用的双重方法进行估算，结论是近年来中国的TFP增长率略有下降。龚飞鸿和刘满强(2007)采用索洛余值方法得出，1981～2005年中国TFP的贡献达到37％，资本投入的贡献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林毅夫和苏剑(2007)总结现有文献指出，1978年到21世纪初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的增长推动的，其次是TFP的增长，劳动的贡献最小。另外，还有学者估计了不同阶段生产率及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估算我国1979～2004年生产率增长率发现，1993年以前，我国的生产率总体呈现较剧烈的波动情形，1993年以来则呈现逐年攀升的势头；1979～2004年我国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孙琳琳和任若恩(2005)的测算结果表明，1984～1988年、1988～1994年和1994～2002年这三个时期的资本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而1981～1984年的 TFP增长是首要的经济增长来源。
尽管有关中国TFP研究文献非常丰富，但是现有研究依然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目前文献主要利用传统方法，例如，索洛余值法、DEA-Malmquist、SFA等，在方法上少见创新；二是从研究时间段上来看，主要文献集中在改革开放到2005年之前，很少文献涉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生产率和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三是有些文献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生产率及其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是比较区域之间经济增长源泉差异的文献并不多见且不深入。有鉴于此，本文将弥补以上文献缺憾，借助纯要素生产率法，应用1978～2010年中国总量和省级数据，测算生产率及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本文主要有两方面的贡献：一方面，放松了传统增长会计法的技术中性、规模报酬不变等假设，提出基于纯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核算法；另一方面，利用延长的总量和省级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总量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来源。
一、纯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核算理论与方法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放松了劳动力流动的限制，通过国企改革等措施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国的发展也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Kim等(1994)的研究表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规模报酬均显著大于1。易纲等(2003)也认为，新兴经济体在测算生产率上要与发达国家不同，因此探讨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全要素测度新方法十分重要。鉴于此，本文提出纯要素生产率测算法，放松了规模报酬不变、技术进步中性、价格均衡等假设条件，使其尽量符合中国发展的特殊路径和现实。不仅如此，此方法不需要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可以直接计算，是适合中国实际发展的生产率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1.纯要素生产率法的理论基础
纯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实质是单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和。下面将对纯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进行推导。
考虑单一产出n种投入要素的动态总量生产函数：
将其代入式(2)，得到：
在进行实证测算时，除了一般生产函数的条件以外，生产率增长率要求生产函数是技术进步中性、规模报酬不变和生产者均衡(即成本均衡和价格均衡)等假设条件，要通过余值来求得，不能直接计算，而且需要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纯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只需要生产者均衡条件中成本均衡的假设条件，不需要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而且可以直接计算。
从理论上讲，生产率的增长不一定完全是由技术变化所引起的。而技术变化的所有方面并不一定都通过生产率表现出来。即使能够反映全部的技术变化，但仍有其他非技术的因素包含在生产率的测度中。这些因素包括成本调整、规模经济、周期影响、效率变化和测度误差等。严格地讲，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增长率核算模型的简单假设无效。在非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增长核算模型的适用性值得商榷(OECD，2008)。基于此，我们建议采用纯要素生产率测算法作为测算生产率贡献率的重要方法。
2.纯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核算法
二、数据说明和测算周期的选择
本文采用的数据涵盖1978～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总量及其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数据。相关基础数据主要来自1978～2010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分省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1950～2000)》。本文投入产出数据包括三个指标，即总量和分省GDP、资本存量、从业人数，相关指标详细说明如下：
1.总产出数据
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GDP指数对经济总产出进行平减，采用不变价(1978=100的平减指数)的总量GDP数据。各省的总产出数据也利用相应的GDP指数进行平减处理。另外，值得指出的是，总量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会有略微的差异，由于地区GDP政绩等因素，使得地区数据存在较大水分，因此地区的GDP加总数据会高于全国的，这会影响到总量与地区测算结果略有差异。
2.要素投入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
1978～2010年中国经济处于快速增长期，多数行业的市场需求旺盛。由于用工制度不完善，劳动密集性行业的工人加班时间较多，缺乏统计数据。因此劳动投入数据本文采用劳动力人数，而不是劳动时间。各省的劳动投入数据也采用各省的劳动力人数。
资本投入数据采用资本存量。资本存量是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的各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值，并将各年固定资产投资按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换算成以1978年为基年的可比资本投入。由于我国从1992年才开始公布逐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78～1991年各年的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定基指数是使用数学方法得到的，其置信度为96.4％。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是：
3.测算周期说明
如果是逐年测算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份，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将较高，而在经济增长缓慢或增长停滞的年度，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则会较低。因此，计算技术进步贡献率时，一般选择多年平均值的方法，可以减弱经济增长高低的影响，从而更可靠地反映技术进步贡献率的真实性。如果测算周期的基年恰好处于经济周期的谷底而终年处于经济周期的峰顶(不一定是同一个经济周期)，那么计算出来的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数值会较高；相反，如果测算周期的基年恰好是经济周期的峰顶而终年是经济周期的谷底，那么计算出来的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数值就会较低。
为此，我们采用刘树成(2000)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划分，即第一个周期是1977～1981年，第二个周期是1982～1986年，第三个周期是1987～1990年，第四个周期是1991～1999年，第五个周期是2000年至今(尚未完成)。我们根据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的状况，以全球金融危机为划分标志，将2000年之后的时期进一步细分为2000～2007年和2008～2010年两个阶段。按上述周期的划分测算全周期和各自周期的生产率变化率及其贡献率。由于中国的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有较大的关联，因此我们按经济周期划分测算的技术进步变化率及其贡献率，也包含了政策因素的影响。
三、运用纯要素生产率法的中国总体经济增长贡献测算
本文运用纯要素生产率法，利用中国总量数据测算了1978～2010年全周期和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2000～2007年、2008～2010年六个子周期的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我们不仅还给出了索洛余值法的测算结果，还将资本滞后5期，利用这两种方法重新进行估算。根据两种方法利用资本当期数据和滞后5期数据的计算结果分别列于图1和表1～表3中。
从测算的结果来看，在全周期和六个子周期期间，索洛余值法和纯要素生产率法测算的生产率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数值略有差异，测算结果比较接近，而且生产率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化趋势相近，这也从实证方面验证了生产率和纯要素生产率之间理论关系推导的结论。
图1显示了纯要素生产率法估计的1978～2010年中国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从趋势上看，1978～1992年中国生产率增长率呈现增长趋势，但是在1989年前后波动较大。1991～1992年生产率出现快速恢复性提高，但在1993～2010年中国生产率增长率逐步回落，甚至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由于中国面对金融危机采取了“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使得经济增长出现了“粗放”特征，生产率增长出现负值。从要素投入来看，中国资本投入呈现增长态势，尤其在2000年之后，资本投入呈现近似直线式增长。然而，劳动投入增长率相对比较平稳，除在1990年出现较大波动之外，其余年份基本上保持低速正向增长状态。从总体来看，1978～2008年中国资本投入增长率要明显高于劳动投入和生产率增长率。
1978～2010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为10.09％，资本投入年平均增长率为11.5％，劳动投入年平均增长率为2.02％，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3.34％～3.35％。1978～2010年，按照纯要素生产率方法增长测算结果，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为57.86％(索洛余值法为56.73％)，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为8.99％(索洛余值法为8.82％)，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为33.14％(索洛余值法为34.46％)，因此，资本投入是1978～2010年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来源。从2008～2010年，中国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110.43％，而劳动投入仅增长了1.38％，甚至生产率贡献率出现了负增长为-11.81％，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不可持续，一旦资本投入收缩，经济增长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这一点已经在近两年的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
另外，根据表l和表2的结果，1982～1986年GDP增长最快，达到12.08％，其次是1991～1999年，GDP平均增长率为10.84％。而且，这两个时期生产率增长率和贡献率表现最好，其中，1982～1986年利用纯要素生产率法计算的生产率增长率和贡献率分别为4.57％和37.84％，1991～1999年为5.45％和50.24％，因此，这段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快、质量高，尤其1991～1999年生产率增长贡献要高于资本投入贡献，是增长质量最高的时期。1978～1981年和2000～2007年表现则一般，其中，1978～1981年生产率增长率和贡献率分别为3.37％和38.68％，2000～2007年为3.53％和32.69％；而1987～1990年和2008～2010年表现较差，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甚至为负值，两个时期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8.59％和-11.81％。对于1987～1990年这个时期来说，由于政治因素，使得社会基本生产受到干扰，导致了生产率的下降。就2008～2010年而言，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大规模资本投资刺激计划的出台，出现了生产管理低效、设备生产能力和人力资源利用不充分等现象，造成各要素投入增长率加权和的增长大于产出增长率，使得生产率增长率出现负值。
最后，考虑到索洛余值和纯要素生产率都是计算当期的效率值，未能将资本投入的结构影响和滞后效应考虑在内，因此我们进一步采用资本存量滞后的方法计算生产率的增长率。由于我国资本存量中设备投资、建筑投资等的比重较高，而且这类投资在短期内难以对生产发挥作用，根据以往的研究经验我们认为，有相当比例的投资在5年左右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因此，我们采用资本存量滞后5年来测算生产率。从资本滞后的测算结果来看，无论是索洛余值法还是纯要素生产率法，除了1987～1990年，生产率的表现不如当期生产率，其余发展阶段生产率的表现都要好于当期的生产率，特别是1982～1986年，索洛余值法和纯要素生产率法测算的生产率增长率高达7.14％和6.77％，相应贡献率也高达64.07％和60.77％。2008～2010年索洛余值法和纯要素生产率法测算的生产率增长率为正数，分别为1.37％和1.67％，相应贡献率也高达13.90％和17.00％。1978～2010年全周期期间，索洛余值法和纯要素生产率法测算的生产率增长率为正数，分别为4.18％和4.11％，相应贡献率也高达40.81％和40.09％，要高于当期的生产率增长率及其贡献率。资本存量滞后期的计算结果与实际的发展状况可能更为接近。
四、运用纯要素生产率方法的区域增长测算结果
由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而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因此，本文根据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GDP、资本存量和就业人员数据，利用纯要素生产率方法重新测算了中国区域生产率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见表4)。表4报告了1978～2010年31个省级区域的平均经济和要素投入增长率，以及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其中，要素投入包括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纯要素生产率投入；在经济增长源泉中主要来自三者的贡献率。
1.省域纯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首先，从区域经济投入增长率来看，1978～2010年东、中、西部平均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1.64％、10.23％和10.21％，东部地区GDP增速分别高出中部和西部1.41个百分点和1.43个百分点。其中，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东南沿海省份的GDP增速最高，成为过去中国30多年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黑龙江、青海、甘肃、贵州、云南等省份经济增速低于10％，远低于东部地区经济增速。
其次，从要素投入增长来看，一方面，对于资本投入而言，东部地区各省平均资本投入增长率最高为13.85％，其后依次是中部和西部，分别为12.30％和11.77％，其中，资本投入增长率最高的4个省份分别为浙江、江苏、西藏和山东；另一方面，对于劳动投入而言，东部地区各省平均劳动投入增长率最高为2.11％，其后依次是西部和中部地区，分别为1.94％和2.07％。从生产率增长来看，东部地区纯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低于中西部地区，伴随着资本要素投入的高速增长，东部地区纯要素生产率并未相应提高，明显带有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特征。其中，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年均纯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别为3.27％、3.6％和4.02％。在31个省份中，广东、湖北、陕西、福建等省份纯要素生产率增长最高，而上海、辽宁、北京、天津等东部省份纯要素生产率增长最低。从经济增长质量来看，广东省不仅GDP增速最快，而且纯要素生产率增长也最高，因此，表现出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而上海、辽宁、天津等省份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经济增长“粗放”特征。
最后，在区域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是拉大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中、西部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需要加大资本投入力度。一方面，1978～2010年中、东部相对中、西部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是由资本投入驱动的。其中，东部地区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62.67％，而中、西部地区分别为54.83％和48.67％，东部高出中、西部7.84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在所有省份中，东部发达省份如上海、天津、辽宁、浙江、北京等省份资本投入贡献最高，西部落后省份如西藏、青海、贵州、陕西等省份资本投入贡献最低。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劳动投入和纯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分别低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东、中、西部的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97％、10.2％和11.91％；东、中、西部的纯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8.35％、34.98％和39.42％。
2.东、中、西部经济和纯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
图2显示了1978～2010年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和纯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图2可以看出，在2001年之前东、中、西部经济增长与纯要素生产率增长表现出基本一致的趋势，但是在2002年之后，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增长趋势出现了一定背离，主要表现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依然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但是纯要素生产率不断放缓。这个结果说明，200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要素驱动，而生产率呈现下降态势，经济增长出现“粗放”特征，随着生产率持续下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不可持续。
图2 1978～2010年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和纯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对比东、中、西部经济增长情况，东部地区在1984年城市市场化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率基本高于中、西部地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7年，2008年之后东部经济增长率低于中、西部。一方面，中、西部经济已经进入到快速经济增长时期，而东部地区经济开始出现下滑趋势，区域经济呈现收敛趋势；另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萎缩，对开放程度偏高的东部地区冲击更为明显。
另外，三个地区纯要素生产率波动基本保持一致的趋势，但不同阶段也略有差异。在改革开放初期到1990年之前，西部地区生产率比东、中部高，其后，三个地区生产率基本保持一致的趋势，但是在2005年之后，中部生产率出现大幅下滑，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部地区生产率甚至为负值，而东、西部地区波动较小。
3.东、中、西部要素投入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下面利用纯要素生产率法和索洛余值法分别测算了东、中和西部地区要素投入和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分别列于图3～图5中，从图中可以看出，纯要素生产率与索洛余值计算方法不仅在增长趋势上基本一致，而且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也基本接近，这保证了测算结果的可靠性。下面我们将分别分析1979～2010年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源泉。
(1)东部地区要素投入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图3显示了1979～2010年中国东部资本、劳动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发现：一是资本投入是东部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除了1989年前后资本投入大幅波动之外，资本投入对东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超过50％，而且，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平稳，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源泉。二是生产率增长也是东部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在1992年之前，生产率贡献波动比较大，对经济贡献也维持在较低水平，甚至在1982年、1983年、1986年、1987年和1990年生产率贡献为负值。1992年之后，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贡献平稳增长，在1998年亚洲危机前后出现拐点，其后，生产率贡献平稳下降。三是劳动投入对中部经济增长贡献较为平稳，但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除了1989年和1998年经济波动外，其他年份劳动投入的贡献都较为平稳。
(2)中部地区要素投入和纯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图4描绘了1979～2010年中部资本、劳动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按照如下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资本投入贡献呈现阶段波动特征，在改革开放初期，从1979～1990年，资本投入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但在1991～2001年，资本投入贡献率低于生产率的贡献率，2002年之后，资本投入贡献率显著提高，尤其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资本投入在中部经济增长中贡献过大；其次，生产率在1991年之前波动较大，在1991～2001年期间，生产率是中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但是在2002年之后，生产率贡献率快速下降，在2008年国际危机期间，甚至出现负贡献；最后，劳动投入贡献同样在1991之前波动较大，但是在1992年之后，劳动投入贡献相对平稳。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在2002年之后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投资快速驱动和生产率下降的“粗放”增长特征。
(3)西部地区要素投入和纯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图5描绘了1979～2010年西部地区资本、劳动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图5可以看出，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源泉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方面，在1991年之前，资本、劳动和生产率的贡献呈现波动特征，1987～1989年由于政治经济不稳定使得三者出现较大波动；另一方面，在1992年之后，资本、劳动和生产率的贡献率维持较为平稳的状态，其中，资本贡献率呈现持续上升态势，而生产率贡献率呈现平稳下降态势，1992～1998年生产率高于资本贡献率，而在1999～2010年，资本贡献率不断攀升，使其高于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对经济增长贡献达到50％以上。
图4 1979～2010年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源泉
图5 1979～2010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源泉
4.按照不同经济周期的区域生产率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同样，我们将1978～2010年划分为六个不同的经济周期，分别测算东、中、西部六个经济周期的要素和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结果见表5。从表5可以得到以下几个主要结果：
第一，1991～1999年，东、中、西部经历了高质量经济增长阶段，生产率增长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在此期间，东、中、西部经济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3.40％、11.03％和10.40％，东、中、西部纯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贡献率达到各阶段的最高值，其中，三个地区的纯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6.3％、6.66％和5.83％，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7.07％、60.26％和55.28％，生产率增长是中、西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
第二，2000年之后，东、中、西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增长驱动，尤其在2008～2010年，经济增长表现出“粗放”特征。在2000～2007年东部地区资本投入年均增长率及其贡献率分别为13.08％和57.53％，在2008～2010年东部地区资本投入年均增长率及其贡献率分别为15.75％和68.53％，相反，纯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及其贡献率由2000～2007年的3.93％和31.23％下降到2008～2010年的2.4％和19.73％；中部地区资本投入年均增长率及其贡献率由2000～2007年的15.2％和62.41％提高到2008～2010年的24.8％和100.08％，相反，纯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及其贡献率由2000～2007年的3.97％和33.71％下降到2008～2010年的-1.02％和-9.12％；西部地区资本投入年均增长率及其贡献率由2000～2007年的15.9％和61.51％提高到2008～2010年的21.04％和76.26％，相反，纯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及其贡献率由2000～2007年的3.83％和31.28％下降到2008～2010年的1.92％和14.26％。因此，2008～2010年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粗放”程度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
第三，1982～1986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区域生产率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得到较快恢复，带动经济快速增长。这一时期，东中西部纯要素年均生产率增长率分别为1.17％、3.45％和3.73％，分别高于改革初期(1978～1981年)的0.51％、2.16％和1.28％，纯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8.43％、28.35％和48.44％，也分别高于改革初期的-7.53％、20.59％和-57.42％。
五、测算结果分析
通过前文的测算，我们发现两种方法测算结果虽略有差异，但在趋势上基本保持一致，从而保证了结论的一致性。下面将对以上测算结果进行分析，以把握1978年以来中国生产率变化和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基本规律。
1.改革开放以来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出现了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明显提速。1978～2010年，按可比价计算的中国GDP增长了17.4倍，年均增长10.09％。其中，生产率显著提高，说明中国经济生产效率不断改进。若分阶段来考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期和后期，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出现了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主要表现为：1978～1986年，中国的生产率出现平稳上升趋势；1987～1990年出现大幅度的下降；1991～1999年生产率的变化出现快速攀升的势头；2008～2010年又出现下降的趋势。
第一，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初期阶段，即1978～1986年中国的生产率处于稳步上升的阶段，源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系列制度创新释放了生产率潜力。这期间我国刚刚改革开放，经济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阶段，中国农村实现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随后，在城市为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采取了市场化改革措施。并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进一步发展。这些制度创新调动了农民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使得计划时期所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有所改善，提高了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再加上该时期技术水平的提高，生产率得到较快提升。
第二，1987～1990年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负值，其主要原因是市场疲软和政治波动。由于当时中国政府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因而这一时期技术进步偏低，市场疲软。另外，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经济生产能力利用水平与技术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尽合理。
第三，1991～1999年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攀升，经济增长呈现速度快、质量高的态势，其主要原因是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一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于改革初期有所下降，年均变动率为7％。然而在此时期，中国改革初见成效，市场机制已开始在资源配置上发挥主导作用。1992年中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速，竞争性行业完全实现市场开放，垄断性行业也进行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这些改革使得企业技术进步和效率得到较大提升。此外，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成果，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吸引了大量国外投资。市场化和经济开放使得生产率的增长率较前一阶段增速加快，并对产出作出较大贡献。
第四，进入21世纪，中国生产率增长出现下降趋势，经济增长呈现“粗放”特征，难以保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较快发展。2004～2005年在保持高速增长的条件下仍出现生产率下滑的情况，这说明技术潜力未能得到很好的利用。一方面，可能受到投资过度和消费需求不足的双重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大规模资本投入使得生产率贡献下降。特别是在2008年和2009年中国的生产率贡献率皆为较大的负值，资本投入的贡献率远超过100％。这与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府实施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有直接关系。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走出谷底，主要是投资主导型复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非常时期，扩大投资仍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但如果不通过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结构性调整来释放民间自主性投资，就难以解决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国进民退等问题，难以实现增长动力由“政策刺激的内需增长”向“自主性内需增长”的切换，难以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难以保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较快增长。
2.中国经济是一种典型的资本投入型增长方式
根据我们的测算结果，1978～2009年我国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9.89％，其中资本的贡献率为57.21％。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投入的积累驱动，是一种典型的资本投入型增长方式。与1987～1990年和2000～2009年全要素贡献率下滑的趋势对照，资本的贡献率分别高达82.56％和59.98％，投资过度和消费需求不足是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从投入方面看，由于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效应，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较长时期内表现出“粗放”的特点。中国生产率增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投资过度造成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中国经济增长长期是以资本大量投入为基础的粗放型增长，1987～1990年和2000～2009年经济增长更加突出了这个特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力提倡发展乡镇企业为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同时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随着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加工贸易空前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急剧增加，资本市场及其他融资方式也迅速发展，使得资金不再是稀缺资源。同时，由于市场需求旺盛，也诞生了部分重复建设、生产能力过剩和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业工厂。
从产出方面看，由于人均收入增长减缓和消费倾向减弱等方面的原因，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消费需求不足等问题。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GDP增长低于其潜在增长率，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投资来拉动，这是导致中国高投资率及资本过度深化的直接原因。
3.从不同经济周期来看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变化基本一致
总体上看，在经济增长的扩张期(见表6)，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贡献率都比较高，而在经济增长的收缩期，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贡献率比较低。由此可以看出，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变化是同一趋势变化的，也就是说，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
若按年度来看，1989年和1990年生产率增长率最低，相应的生产率贡献率也最低，分别为-12.76％和-189.04％(相应年份的生产率贡献率分别为-15.37％和-217.95％)，这两个年份的生产率低位运行是造成1987～1990年生产率贡献率为负值的主要因素。而这两个年份恰好处在第三个经济周期(1987～1990年)的收缩期。
1978年和1992年生产率增长率最高，分别为7.65％和9.34％，相应的生产率贡献率分别为58.01％和65.58％。这两个年份分别是第一个经济周期(1979～1981年)和第四个经济周期(1991～1999年)的扩张期，其他多数年份的生产率变化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也基本呈现这样的趋势。
4.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主要源于资本投入贡献不同
从测算结果看，在过去的30多年，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拉大，主要在于东部资本投入贡献远远高于中西部。其中，东部省份年均资本投入增长率比中、西部分别高出1.55％和2.08％；资本投入的省年均经济增长贡献率也比中、西部高出7.84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而相对来说，东部劳动投入和生产率贡献率要低于中、西部。因此，中国要弥平中、西部与东部经济差距，资本投入仍然是劳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然而近年来，中部和西部地区资本投入出现快速增长趋势，经济增长呈现“粗放”特征。中部地区2000～2007年和2008～2010年资本投入分别增长15.2个百分点和24.8个百分点，资本投入贡献也高达62.41％和100.08％；西部地区2000～2007年和2008～2010年资本投入分别增长15.9个百分点和21.04个百分点，资本投入贡献率也高达61.51％和76.26％。因此，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面向中、西部地区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使得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大幅提高。尤其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投向中、西部地区，使得中、西部经济增速高于东部地区，2008～2010年中、西部省平均经济增速为12.83％和13.11％，高于东部地区的12.19％。尽管中、西部投资高速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呈现“粗放”特征，2008～2010年中部地区生产率贡献率为-9.12％，西部地区生产率贡献率为14.26％，经济增长质量亟待提高。
5.改革中后期生产率贡献率的下降源于结构改善的减缓或实质性改革的停滞不前
改革初期，中国生产率增长的相当部分得益于改革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三方面因素：一是各种新经济体制的实施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生产关系的发展，进而推动了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工业(主要是乡镇企业)转移，实现了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提高了生产的效率；三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手段的引进，生产力技术水准和效率在短期内取得大幅提高，这样促使生产率取得快速增长。
在改革中后期，生产率增长下降和波动的主要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投资的过快增长导致生产效率降低，进而造成生产率的下降；另一方面是近年来经济转型遇到了制度瓶颈，体制改革的难度加大，很多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具体表现为：随着20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期，中国垄断行业大规模“改革红利”的耗尽，垄断行业改革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郑世林和张昕竹，2011)；金融文化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农村制度改革(如户籍制度、投入制度、土地制度等)难以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因而，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改革的深层次推进。从根本上讲，中国经济属于转轨经济，经济的增长除了传统的经济理论所注重的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和能源等要素投入不断增长外，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变迁对于经济增长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生产率和要素投入的变化趋势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究竟如何，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改进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使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纯要素生产率法和索洛余值法测算了中国生产率变化及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生产率变化趋势出现了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其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二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资本投入驱动型，东、中、西部经济差距源于资本投入的贡献不同；三是2002年以来中国生产率增长呈现下降趋势，资本投入快速上升，使得经济增长呈现“粗放”特征，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保证未来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以上研究结论对中国实现既快又好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经济发展方式应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21世纪以来，中国生产率呈现下降态势，经济增长过多依靠资本的大量投入和扩张带动经济快速增长，尤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方式愈发呈现“粗放”特征。这种增长方式实质就是以数量的增长和速度为中心，通过扩大生产场地、添加机器设备等来实现增长。随着国际经济结构调整，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减缓，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这种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将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应该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型，逐步依靠生产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的提高，以及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提高资金、设备、原材料的利用率等来实现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产出的增长方式，转变到主要依靠提高生产率和劳动者素质上来。
第二，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技术水平的显著提高，；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稳定长期增长。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有了重大转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提高，但是总体上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是资本驱动型的。研究表明，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中，资本和劳动的要素贡献占了很大的份额，而生产率的份额相对较小。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应该更多地依赖创新产生的技术进步，而不是要素的积累；虽然产生创新的途径包括技术扩散(溢出)、技术模仿和自主创新，但是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状况而言，未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重要途径在于自主创新。
第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中国生产率。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速度有所减缓，随着改革红利的进一步消耗，生产率出现下降趋势。生产率的不断下降将会引起长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使得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此，中国必须重启改革，通过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市场充分公平竞争的格局，进而带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
注释：
①本研究获得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创新型国家理论与测度方法研究”的资助。感谢龚飞鸿先生的指导，刘建翠助理研究员对数据测算结果的建议以及张静对部分地区数据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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