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土地革命初期中共自身建设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地革命论文,共产国际论文,自身建设论文,初期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 （2006）02—0059—06
在土地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极为险恶的局面。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逆转，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量牺牲，党的组织体系受到反动政权的严重摧残而一度支离破碎。中国共产党处于第一次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随着工作重心由城市向乡村的逐步转移，党所处的环境和面对的任务也因此和以前大相径庭，许多此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不再适用，许多以前没有遇到的新问题开始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在这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开始重建、恢复和发展组织。当时，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②，共产国际以及在这一组织中起特殊重要作用的联共（布），对这一进程无疑起过重要影响。那么，这种影响表现在哪些地方？对中共的自身建设又有着怎样的作用？本文借助俄罗斯近些年首次公布的相关档案资料，对此作一梳理和分析。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土地革命初期中共自身建设的正面影响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一个原因是工人阶级还来不及建立起组织坚强、人数众多的共产党”③，而“革命往前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竭全力以巩固中国共产党本身及其干部，巩固他影响之下的团体及党的中央”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大大加强了对中共自身建设的指导工作。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共斗争形式转变的推动上。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本处于半公开或公开的状态。这和联共（布）以及共产国际的一贯要求是分不开的。共产国际多次指示中共：“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必须以自己本来的面貌出现，不容许随意采取半合法的政策。”⑤ 但是，随着大革命后期尤其是武汉政府叛变革命前夕革命形势的日益紧张，1927年7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保存党。为此，在武汉地区还需要组织党的秘密机构并使受威胁最大的工作人员转入秘密状态。”⑥ 这表明共产国际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仅仅一个星期之后，共产国际又明确指出，在“阶级矛盾进一步急遽激化”，“武汉政府已成为反革命势力”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迅速而及时地改变口号，必须及时调整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伍，对变化了的形势积极作出反应”。在政策和策略问题上，共产国际作了七条规定，提出：“鉴于有遭镇压和屠杀的危险，要建立党的秘密战斗机关。”⑦ 这一决定的发出虽然晚了些，但对警示全党，推动全党紧急应变，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决定发出后不久，武汉政府即公开反共，并大肆屠杀革命工农群众。在极度的白色恐怖之下，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24日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领导工农群众，采取各种形式反对武汉政府的反动政策，并明确提出：“我党要准备全国秘密工作。”⑧ 此后不久，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八七会议进一步提出：“现时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每一党部都应严格的与其上级及下级党部建立极密切的极秘密的联系”。鉴于“严守党的纪律尤其为秘密党之必要条件”，会议还规定，“党部机关之一切决议及决定，调遣等等，应当绝对的服从”，否则“都应从严惩办”。⑨ 八七会议之后，党迅速实现了工作方式的转变，由公开半公开状态逐渐转入了秘密状态。
此后，在如何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上，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作出了一些好的指示和建议。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部代表瓦西利也夫在为会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决议案草案》中，关于“秘密党的组织原则”，就有针对性地提出：一方面，“在白色恐怖厉行之下，中国共产党只能极端秘密的存在”；另一方面，“在这种工作方向之中，党不应当立刻忘记，党的机关和一切党的组织的主要作用，是在能帮助党钻进群众中去和在党的口号之下把他们组织起来作革命的斗争”，因此，“党应当站在巩固与扩大工农群众的联系的观点上，去建设适合于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的工作机关”。⑩ 此外，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还多次强调要在秘密工作中增强组织纪律性，提高保密意识等，这些对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下保存、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起了重要作用。
土地革命初期，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给予中共以较为正确的指导。
首先，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内政治和思想教育，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加强党内政治和思想教育，是中共在早期建党工作中就比较注意的一个方面。大革命失败后，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优秀分子加入党内，把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带到党内来，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为紧迫。共产国际也看到了这一点。中共六大前夕，斯大林在接见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时，就曾提醒说：“中国同志多只做实际工作，但不够，要多注意发展党员的觉悟，马列教育。尤其是马列主义对工人及斗争的农民的教育，以及新奋斗的知识分子。此责任是传达马列新作，不是只‘打倒’、‘万岁’而已！”(11) 不久，共产国际六大又指出：“随着党员群众政治水平的提高，要加强对他们的理论教育工作；要组织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以及对中国革命以前阶段（武汉时期、广州起义等）经验教训的系统宣传工作。”(12) 对这些正确主张，中共表示完全接受。在六大通过的党章中，在支部的工作任务方面特意增加了“征收和教育新党员，散布党的出版品，在党员及无党工农中进行文化的和政治教育的工作”(13) 等新规定。在其后发布的一系列党内通告中，也对相关内容作了深和的阐发和规定，这对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
其次，提出要建立健全地方党组织，改进支部生活。土地革命初期，党的地方组织受到了反动政府的残酷摧残。仅1928年一年，湖北省委就遭受三次大的破坏。山西、陕西等省委同中央失去联系，湖南省委被迫迁往上海。保存下来的一些地方组织也几近于瘫痪状态。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限于白色恐怖的国内环境，以及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一工作的进展状况并没有使共产国际感到满意。1928年2月2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华代表阿尔布列赫特在给执委会的报告信中详细描述了当时中国的革命现状及其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在谈及中共的组织状况时，他批评道：“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上层的组织。以加强基层支部这一基础来说，它没有做什么事，没有较好的各级委员会，没有与群众联系的传动带，没有工会，不会做农会的工作。”(14) 这些话虽不无偏颇之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在地方组织建设上的薄弱与不足。
阿氏的信引起了共产国际高层的高度重视。(15) 此后，共产国际更是多次提醒中共中央要注意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928年4月10日， 共产国际组织部将为中共六大起草的党章草案寄给中共中央时，曾附信详细解释了章程条目设置以及一些重要规定的来龙去脉。在信中，共产国际特别强调地方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认为：“党现在必须把主要注意力首先放在建立和加强地方党组织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对于党来说首先必须使每个居民点范围内的党员感觉到自己是有组织的整体。”(16) 此后不久，共产国际六大又特意提出了这一问题：“在党内工作方面，党应该争取恢复被反动派摧毁的支部和地方党委；要特别重视在大型工厂中的最重要生产部门建立党组织（支部）的工作。”(17) 对这一正确主张，中共表示完全接受。周恩来在为六大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中，系统地提出了建立健全地方党组织的26条意见。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在第七号党内通告中分别把“改进支部生活”、“建立健全党的地方组织”列为创造党的无产阶级的“主要路线之四”和“主要路线之六”。这些规定的制定和实施，大大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
再次，共产国际还提出要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18) 党组织是加入共产国际的重要条件。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但是，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这一制度远远没有完善。大革命期间党的政治路线之所以出现重大失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党内个别领导同志坚持家长制、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因此，在八七会议上，当共产国际代表提出，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要集体化，不要族长化，党的问题要使群众知道时，这一主张得到了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的赞同。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大会指出：“现时秘密状态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权。但是集权制度不应当变成消灭党内的民权主义。”(19) 此后，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又多次强调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共产国际六大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时，也特意提出：“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根据地下工作条件的允许程度来保证党内民主，实行建立集体讨论和决定问题的方式的方针；同时反对某些组织中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因为这种倾向会导致破坏党的纪律，滋长不负责任行为和损害党的领导中心的威信。”(20) 中共所制定的各类规章制度（包括党章）以及向各地发布的指示信中也把贯彻这一原则列为重要内容。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为党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土地革命初期中共自身建设的负面影响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初期的组织建设是有一定贡献的。但与此同时，它们对中共这一时期的自身建设工作，又时时表现出巨大的消极甚至阻碍作用。
在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初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先后提出了“三阶段”和“第三时期”理论，前者导致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分析，后者则造成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判断。这两个理论被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强行贯彻到中共党内，成为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的最深刻的理论源头。党的建设和党的政治路线是密切相连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政治路线指导上的失误，必然给党的建设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仅以李立三“左”倾错误为例，由于决策失当，党的各级组织遭到严重损失。满洲、顺直等十几个省委的机关先后被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其中，在1930年6月至10月间，中共南京市委和市行委委员有6人被捕，3个区委的干部全部损失，15个支部全部被破坏，100多名党员被捕，近百名党员被杀害， 造成了南京党组织的第六次大破坏。(21)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中共自身建设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上，也存在着重大失误。
首先，错误处理了党员社会成分和党的性质的关系。正确处理党员社会成分和党的性质的关系，是民主革命时期党必须面对的一个特殊难题。旧中国是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逐渐转至农村之后，党又长期处于领导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这就意味着，党要想生存、发展和壮大并完成历史赋予的艰巨使命，就必须大量吸收非无产阶级成分的优秀分子进入党内，且必须把党建设成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从当时的统计数字来看，党内成分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据1927年4 月党的五大时统计，全国党员的比例是：工人占65％，农民占20％，知识分子及其他成分占15％。而到1928年6月党的六大时，农民党员已占76.5％，知识分子及其他成分占13.4％，工人只占到10％。(22) 这种结果，是共产国际所不希望看到的。 随着指导思想的日渐“左”倾，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共的组织建设时逐渐陷入了“唯成分论”的误区。事实上，还在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前，共产国际就明确表示：要“采取措施纠正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并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分”，“必须使工农组织的领袖，即内战时期成长起来的党员，在党中央也有决定性的影响”(23)。在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严厉指责中共中央：“对工农下层领袖的说话以为不足听，所以指导党的工农分子是很少的。因此党发生许多奇怪的理论。”进而断言：“我们可以说上海工人领袖的意识比中央的意识高百倍，他们的理论比中央的理论正确得多。”(24) 在他的直接干预下，八七会议在总结党在大革命后期所犯错误的教训时，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党的领导机关里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此要求提拔工人同志到党的委员会担负重大责任。
此后，共产国际的这种思想进一步明确系统化，并直接影响到中共中央。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错误地认为，机会主义遗毒犹存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党的领导干部的非无产阶级成分”。为此，会议通过了《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指出：“要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及贫农的成分占最大多数。”(25) 其后，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直接指导下的中共六大坚持并发展了这一方针，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当把自己的基础建筑在农民成分上，党的成分中农民居然高于工人10倍，党内这种现象是不应当存在的。“共产党只有建筑基础于工业无产阶级的时候，他才有力量。”据此，大会认为：“在最近的将来，所有党的努力都是应当走向大工业中（纺织工业，金属工业，铁路，海上交通，矿山，市政等等），在那里巩固我们的组织。”(26)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六大选出的36名中央委员中，21名是工人。而大量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却没能进入中央委员会。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领导人继续推行这一方针。但即使这样，共产国际仍不满意。1929年8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在一份决议中提出：“上海组织是最无产阶级化的组织，但还是由三分之一的工人和三分之二的非工人组成。六大以来，中央和省的积极分子没有增加工人成分。这非常明显地说明，党脱离了产业工人。党不具有足够布尔什维克化的原则和把工人的日常要求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的能力。”(27) 在这种政治高压之下，中共直至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才正式废弃了这一错误路线。
其次，共产国际还侵害中共党内民主意志，直接指定党的领导人。共产国际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28) 这就意味着，共产国际实际上掌握了各国党包括人事组织在内的各项主要权力。在共产国际成立初期，共产国际基本上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解决问题的，对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也相对比较尊重。但列宁逝世后，尤其是斯大林逐步掌握了联共（布）中央的主要领导权后，共产国际越来越不顾各国党的实际情况，直接粗暴地插手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尤其是高层人事调整。这一点，在对待中共方面尤为明显。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和李立三等几位中共主要领导人的任免，都和共产国际有直接联系。其中，又以对王明的扶持最为恶劣，由此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也最为严重，几乎把中国革命带入危亡境地。
另外，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还有其他的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把联共（布）内部的斗争方式带到中共内部来，通过扣政治帽子、进行政治诬陷、人身攻击、组织惩办等方式，大力在党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严重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生活，使不同意见者噤若寒蝉，使党内同志不得不把苏联经验模式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客观上催生了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产生。共产国际在进行党内制度尤其是组织制度规定时，常常不假思索地把联共（布）的党建模式，甚至欧洲其他各国共产党的建党模式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党的六大党章撤销监察委员会这一机构的做法，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1927年4月27日至5月9 日间召开的中共五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又进一步规定在中央和省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事实证明，这一机构的设立对于严肃党纪、端正党风起到了重要作用，党的六大本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这一机构，但出人意料的是，六大反而撤销了这一机构。虽然增设了审查委员会，但后者职能规定过于狭窄，只限于监督各级党部的财政和会计等一些具体事务，这显然对后来党的建设造成了不良影响。六大作这样的修改正是源于共产国际的决定。前述1928年4月10 日共产国际方面就中共六大党章起草问题的说明信，曾就反对中共设立专门监察委员会作过一些解释：“这是遵循共产国际组织局在审议类似问题时针对欧洲各国共产党所作的决定。”(29) 信的起草者或许是想以此增强说服力，殊不知恰恰暴露了共产国际在处理相关问题时一贯具有的简单化和模式化倾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土地革命初期，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共自身建设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当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极为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时，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上予以正确的指导与启示，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复兴。据统计，到1930年9月， 全国党员人数已达到12.23万余人。到年底，党在全国恢复了17 个省委（省工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基层党的支部也有了很大发展，仅产业工人支部即增加到228个。(30) 尤其重要的是，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中的党的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展。这一巨大成果的取得，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奋斗固然是主要因素，而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巨大帮助无疑也功不可没。
但是，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完全垄断了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解释权，把自身经验固定化、模式化、神圣化，并借助共产国际高度集中僵化的体制，人为地把诸多不适合中国国情和党情的做法照搬到中共党内来，从而给中共的自身建设造成了许多难以弥补的损失，甚至一度把中国革命推至失败的边缘。历史最终证明：“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党原理，使之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最终成功地找到了卓有成效的建党之路，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注释：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15页。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5页。
③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④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1卷，第109页。
⑤ 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0页。
⑥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
⑦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第491、494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页。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03、304页。
⑩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447、448页。
(11)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9—480页。
(12)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520页。
(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473页。
(14)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356页。
(15) 此信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皮亚特尼茨基批交布哈林审阅，这在类似的信件中，是非常罕见的。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351页。
(16)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411页。
(17)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520页。
(18)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1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05页。
(20)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520页。
(21)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页注释。
(22) 袁征：《论中央苏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南昌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23)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第494页。
(24)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1卷，第8页。
(25)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297页。
(2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443页。
(27)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8卷，第155页。
(28)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318、319页。
(29)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416页。
(3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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