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中国现代性之辩证关系探微——兼与曹典顺先生、张丽霞女士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中国论文,女士论文,资本论文,辩证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F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5)04-0187-06 1 研究背景 1.1 起因 《理论探讨》2014年第5期刊载了江苏师范大学曹典顺先生、张丽霞女士的《中国新现代性与资本逻辑：中国道路的传统现代性批判》一文。在这篇论文中，曹典顺先生、张丽霞女士对资本与中国新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深邃的思想认识和理解，笔者很受启发。但与此同时，由于作者一方面推论资本运作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的哲学依据，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则仅是瓦解资本运作，这不仅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并不吻合，而且现实社会主义的内蕴也并非仅是瓦解资本运作；另一方面既主张资本运作只是现代性的哲学根据，却又说资本运作是瓦解资本运作的中国新现代性的哲学根据，是以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悖论之处。为表露笔者关于资本运作与中国新现代性之间本质关联的浅薄之见，故就此请教于曹典顺先生、张丽霞女士及学界其他方家。 1.2 对中国道路哲学审视的思考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巨大发展，虽然有不少国外学者称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北京模式，却仍在实质上把这种模式归之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翻版。中国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开始注意从资本哲学上宏观审视中国道路，但其中一部分学者依旧按照西方狭隘的经济视域下的物化资本认识，纯粹以数理模型、计量分析方法，单纯地从经济层面看待中国道路发展，甚至鼓吹完全的市场化、私有化；另一些学者则仍旧变相地坚持资本就是资本主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是消灭资本的计划经济式道路。因而，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独特性，探索其与资本运作之间的本质关联，也是笔者文章关注的主旨。 2 资本逻辑不只是传统现代性的哲学根据 曹典顺先生、张丽霞女士论文的第一部分是“资本逻辑：传统现代性的哲学根据”。他们说：“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展看，与现代性相适应的社会发展道路即为资本主义道路。”[1]73根据在于，“从资本逻辑表征的理论内涵看，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的哲学逻辑”；“从资本逻辑的本质特征看，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从资本逻辑的社会功用看，资本逻辑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社会建设意蕴”。那么，资本逻辑是否只是传统现代性的哲学根据，即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哲学根据呢？显然不是。资本逻辑作为世界社会转向现代化发展的哲学根据，并不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这种发展模式的哲学根据，或者说主要的并不在于它是以现实综合形式呈现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哲学内在根据，而在于它是支撑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的哲学内在根据，这也就是说，资本逻辑不仅仅只有资本主义，还有其他适宜的、引领现代世界社会发展的社会模式，譬如各种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何以这样呢？从对资本运作表征的理论内涵、本质特征、社会功用的分析即可看出来。 从资本运作表征的理论内涵看，资本运作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的哲学逻辑，而且是支撑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各种相宜社会模式发展的哲学逻辑。资本运作所以是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的哲学逻辑，这是因为在这一阶段，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是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要求以及整体的能力体系，途径则是通过异己的“物”的形式。而资本式的生产，就是为了“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即“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2]389-390。换句话，这就是说，只有通过资本运作的充分作用，人类社会才能由“物的依赖性”阶段跨入更高的发展阶段。那么，如果仅仅把资本运作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的哲学逻辑，第一，它就在实质上成为“资本运作就是资本主义逻辑”说法的变相翻版；第二，它曲解和矮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于古典哲学的创造性[3]1，曲解和矮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第三，它严重阻塞了现代世界中后发展国家建构适合本国国情的、糅合资本运作的其他非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 从资本运作的本质特征看，资本运作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更是相宜于“物的依赖性”阶段的其他所有社会发展模式生产关系的体现。马克思对新社会体制(共产主义制度)的构建确实是以深度批判资本主义体制为基础的，不过马克思同样强调了共产主义制度对所有建基于资本运作上的其他社会发展模式的批判，也就是说，马克思指出了共产主义制度建立的根本前提是充分发挥资本在“物的依赖性”阶段的基础动力作用，使其通过建基于资本运作上的各种社会发展模式的发展，逐步地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1]286。于是在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生产发展的最大限制时，就“利用资本本身消灭资本”。这也就是说，资本运作秉具的雇佣劳动的现象和关系、资本运作造就的这一阶段人与人之间交互关系内蕴的物质利益关系或金钱关系、资本运作致使的公共权力与资本交互作用关系，不只是资本主义体制下存在的现象，而通行于这一阶段一切建基于资本运作上的社会发展模式。直接地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佐证，讲马克思就是强调“资本逻辑的本质特征应该就是关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人的社会关系的理解，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1]73-74，是牵强的。无论是在逻辑思维上，还是根据现实实践发展，都不能直接地或必然地推导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何况既然认为“马克思使用的‘政治经济学’不是一个经济学词语，而是一个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相适应的哲学词语”[1]73，又如何在具体分析马克思的秉具哲学内蕴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运作词汇时，把它下降为了只是表示支撑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学或政治学词汇呢？ 从资本运作的社会功用看，作为只是存在和支撑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的基础要素，资本的逻辑作用显然是一个二重效应：一方面，它肯定性作用的发挥对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否定性的消极影响的存在，则对社会发展是一个阻遏。然而，曹典顺先生、张丽霞女士不论是对资本运作肯定性作用的阐释，还是对其否定性作用的阐释，却都存在商榷的地方。就其对资本运作的肯定性作用的阐释而言，第一，只强调资本运作在人类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起过革命性的作用，而对资本运作在“物的依赖性”阶段的更大的革命性作用则完全忽视，这是对资本运作历史本有的全面正向作用的忽视，是对资本运作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而没有真正把握住资本运作的革命性的作用。第二，理性思维、自由追求和平等精神等一些要素是资本运作的内在因素，它们无论是在理论认知层面，还是在现实实践层面，确实是对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推进作用，但是一则它们是资本运作内蕴的因素，并不能就直接地和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等同，因为它们也是建基于资本运作上的其他社会发展模式的价值理念。二则不能拿当今时代很少有哲学家在思想深处否定和批判资本的理性思维、自由追求和平等精神，说明资本运作的上述这些要素就没有对当代世界乃至未来发展造成阻碍。譬如就资本运作内蕴的平等要素而言，由于资本的逻辑本质上是一种对立性发展的逻辑，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资本与资本之间，都并没有真正的平等关系存在，是以资本运作内蕴的上述因素的肯定性作用只是相对存在，而非绝对存在。就其对资本运作的否定性作用的阐释而言，第一，资本运作确实不会永远地起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随着人类社会向新的发展阶段的迈进，此前时代的社会动力就会转变为历史阻力。不过，一则资本运作发挥肯定性作用的时代并不仅是资本主义时代，二则以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后期作为资本运作否定性影响时期并不准确，资本运作的否定性影响是始终存在的，影响程度只是各个时期不同罢了。第二，同一性原则即社会建设的“宏大叙事”原则是资本运作的重要特征，现在同一性受到广泛批判，追求精细化、个体化，但要注意，精细化、个体化同样也是资本运作的重要特征，因为正是资本运作造就的当代世界社会时空的“碎片化”，才导致精细化、个体化的出现。第三，现在谈论资本运作已经开始“退出世界历史的舞台”为时尚早，人类社会在自然经济形态阶段经历数千年的漫长发展，作为支撑人类社会整个“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的元素，资本运作怎么可能仅经历数十年或者几百年就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人类社会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要达到“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对待自己的越累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2]286，还需要很漫长的历史过程，怎么苏东社会主义体制探索失利，就归因到资本运作开始走下坡路了呢？ 3 资本运作也是中国道路重要的哲学根据 曹典顺先生、张丽霞女士论文的第二部分是“资本逻辑瓦解：中国道路的哲学探索”。他们说，从中国现代发展的历史看，实际上是先后经历了以西为师、以俄为师，而当中国真正成功地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模式，被西方学者称之为“北京模式”“中国模式”时，许多中国哲学界学者才开始瞩目到中国道路的哲学探究，并在探索资本瓦解方面做出了很多探索，这即表征了“资本逻辑已经不能成为左右中国道路的根本要素”[1]75。根据是资本逻辑“不利于更大意蕴上释放生产力能量”“不利于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不利于建构人自由自在发展的社会体制”。但不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还是理论探究，都说明了资本运用是中国道路实践的重要的哲学依据。从现实实践上而言，新中国自1956年经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就是逐步深化认识和有机运用资本的过程。譬如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逐步地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由资本支撑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且作为资本前提的市场由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渐变为决定性作用。更直接地说，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文献第一次引入资本范畴是在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该决定共3次提及资本；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使用了“公有资本”范畴，该报告共14次提及资本；2000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使用了“国有资本”等范畴，该决定共11次提及资本；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首次强调民间资本与公有资本“公平竞争”，该报告共7次提及资本；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提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法未禁止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该决定共22次提及资本；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提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该报告共4次提及资本；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首提新农村发展要注意运用资本要素，该决定共2次提及资本；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提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该报告共4次提及资本；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更明确地表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而且强调“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等等。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充分地表明：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资本动力的支撑。 从理论分析上看，资本运作不是不利于更大地释放生产力能量，而是更大程度上助推着生产力能量的释放。说“从资本逻辑的经济运行规则看，逐利是资本最为明确的使命”，因而“资本逻辑没有宏观视野，即只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断能力”[1]75，这是典型的对资本运作矮化。资本的本性，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本性是努力通过工作效率的提升，即借助对劳动者素质提高、生产工具革新、劳动对象拓展的不断刺激，极大地压缩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以促使社会只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产生并保持普遍财富。如果仅把资本运作的逐利矮化为经济上的利，或者直接说就是金钱，显然其视野确实不够宏观——不过这时资本运作也就不是可以作为哲学根据的资本运作了，而仅是狭隘的经济层面的运行规则。中共十八大强调我国仍将长期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时间上来说，至少从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直到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属于这一阶段。为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尚未基本实现，作为支撑其发展的基础动力要素——资本运作——即不能在中国道路实践上助推更大意蕴的生产力能量释放了呢？ 资本运作不是不利于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而是辩证地在实质上真正地助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和谐社会的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就现实社会的和谐目标而言，它只能是一个社会的正向性作用而不是负向性影响对该社会一般运转的基本支配。资本运作在主观上是为了不懈地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资本需要借助对雇佣的劳动力的上下对立式役使、剥削，需要与其他不同类别的资本进行程度不同的平行式竞争，而无论是上下对立式关系的资本与劳动，还是平行竞争式的不同类别的资本之间，它们的存在都并非是一种绝对的和谐关系，都不是在直接地助推着和谐社会关系的建构。但资本运作为了能够不懈地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它会在客观上不断地冲破各种等级的、封建的、束缚性的社会关系，促进着相对平等的、自由的、民主的社会关系的建构，以利于社会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顺利展开，因而资本运作客观作用的存在，有助于推进社会和谐关系的发展。而且从总体上来说，资本运作支撑的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的社会关系和谐度，明显高于人类社会在“人身依附”阶段的社会关系的和谐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追求的和谐社会及其状态，无论是在追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及其结果上，还是在追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及其结果上，都在本质上归属于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社会关系发展的和谐状态限度。如果只看到资本运作支撑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支流性的、负面的、不和谐的社会关系境况，而对资本运作支撑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性的、肯定的、和谐的社会关系视而不见，或者矮化，则势必会得出和强调资本运作不利于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的结论。如果全面地、正确地审视资本运作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正反两方面影响，则就会注意到：资本运作的正向性作用仍占主导。 资本运作不是不利于人自由发展的社会体制建构，而是在客观上助推着人类社会的社会体制向有利于人的自由方向发展。资本运作内含的人的自由确实是与马克思预想的共产主义时代的人的自由在内涵上有着重大差别，“差别之大，甚至可以表述为性质不同的两个事物”[1]76。这是由于资本运作内含的人的自由在本质上归属于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发展阶段追求和达到的自由境态，而马克思预想的共产主义时代的人的自由在本质上归属于人类社会在“时间经济形态”发展阶段追求和达到的自由境态。但没有资本运作内含的人的自由在“物的依赖性”阶段的发展，人类社会就根本不会跨越进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时代。资本运作支撑的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达成的自由状态不仅是人类社会在“时间经济形态”阶段实现的人的自由状态的必要的前提，而且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达成的人的自由的最高和最全面状态，也是源自于资本运作正向性作用的发挥——人的自由状态不是随心所欲、不是乌托邦，它的每一步发展和每一阶段达成的状态，都建立在社会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和人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程度的基础上。资本运作是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充分发展的基础动力因素，因为人类社会所处的“物的依赖性”阶段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是“建立在对物与关系二重复合中介依赖关系基础上(资本由于自身秉具的独特属性——同劳动二重性、商品二重性一样，资本具有物质外观和关系内核二重性，因而使资本生产过程成为劳动过程和资本社会关系生产过程二重化的辩证统一过程)成为推动这一阶段社会发展的具体动力和实现社会普遍联系的中介媒质”[4]17。因而，资本运作也是决定着人类社会在这一阶段的自由状态能否充分发展的关键。换句话，资本运作支撑的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达成的自由状态，是人类社会在“时间经济形态”阶段实现的人的自由状态的充分前提。中国道路的终极理想和最高目标确实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它本身归属于资本运作支撑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物的依赖性”阶段，而不是“时间经济形态”阶段。中国道路只有积极地驾驭式地运用资本，使中国社会充分达成在“物的依赖性”阶段人的发展，才能真正推进中国社会跨进到更高的“时间经济形态”阶段的人的自由发展。 4 积极驾驭式运用资本是中国新现代性实现的关键 曹典顺先生、张丽霞女士论文的第三部分是“中国新现代性：传统现代性创新”。一方面，他们说，引领中国道路发展的资本运作“已经不是传统资本逻辑，尽管本质上依然是资本运作在起作用的中国新现代性，也已经不是传统现代性”。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中国新现代性只是在内涵上不同于传统现代性和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现代性，就中国现代性的本质而言，它依然属于现代性的范畴。既然中国新现代性根属于现代性，那么，资本逻辑就依然没有脱离中国道路，或者说，当下的中国道路还不能与资本逻辑进行切割。一方面是中国道路促进了资本运作瓦解，另一方面是当下中国道路不能与资本逻辑进行切割。”[1]76我对此提出两点看法。第一，尽管由资本运作支撑的中国新现代性确实不同于传统的现代性，因为传统的现代性首先和通常地是以资本主义的资本运作形式推进，而中国的新现代性却是以社会主义的资本运作形式推进。二者都基于资本运作的背景，使得它们的确同“根属于现代性”。第二，中国道路的积极实践，的确推进了资本运作的逐渐瓦解，但这种瓦解资本运作的方式却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式的，而非机械教条式的。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真正坚持了马克思指出的扬弃资本运作，不是只凭主观、外在去消灭资本运作，而是坚持资本运作的自我瓦解和瓦解资本的逻辑的有机统一，在占有资本文明中消灭资本。因为不仅资本运作的否定性因素存在是促使其自身灭亡的原因，而且同时资本运作的肯定性因素也是促使其灭亡的因素。“从过往我们对马克思的资本的历史极限理论的片面理解的情况来看……对于资本的历史极限的肯定性内容、对于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的理解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理论应有的境界，从而在实践中带来严重的损害。”[5]4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开拓的新现代性的根本特色之处在于，它不是单向度的瓦解资本运作，而是积极驾驭式地运用资本，既积极确保资本运作的正向肯定作用充分发挥，也辩证地追求对资本运作负向性消极影响的有效抑制。 具体而言，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必然追求和达到的一种发展状态，现代性是对现代化具体导向、特征导向和实践导向的根本支撑。新现代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针，它虽然与经典现代性、后现代性、第二次现代性有重大的不同，譬如不是由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而是由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引领前进；不是使社会的发展呈现两极分化，而是为了追求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不是使社会自身和人与自然异化式发展，而是追求社会自身和人与自然的秉价值性与生态性发展，但它本质上仍归属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追求和达成的现代性界限内，而并非是归属或代表本属更高的时间经济形态阶段的共产主义现代性。指引中国道路前进的新现代性是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追求和达成的其中一种现代性，资本又在现代性的存在上具有基础性支撑的影响，这就根本地决定了中国新现代性的建构必须要展开对资本的驾驭式运用：第一，积极、驾驭式地运用资本，中国的新现代性建设才会实现现代社会的物质内容目标。现代性支撑的现代社会对其物质层面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就是社会形成普遍的劳动体系和造就普遍有用性的体系。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能造就普遍的劳动体系——资本对剩余价值的不竭追逐，会促使社会各个层面形成劳动创造价值的动态运演；才能造就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即资本会充分利用人的属性和自然的属性，以全方位地满足人类诸种需要。中国的新现代性建构必须形成和达到现代社会对其物质层面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体系的目标，因而它须要资本的积极参与。第二，积极、驾驭式地运用资本，中国的新现代性建设才会实现现代社会的精神内容目标。现代性支撑的现代社会对其精神层面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形成普遍的社会联系体系。普遍的社会联系体系就是表现为人的全面的联系和普遍的交往的体系。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由于它本质上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生产，它对社会空间全方位、立体式的不竭拓展，促使毫不相干的社会成员之间基于可衡量的交换价值而互相、全面、立体地联系起来。中国的新现代性建构必须形成和达到现代社会对其精神层面形成普遍的社会联系体系的目标，因而它须要资本的积极参与。第三，积极、驾驭式地运用资本，中国的新现代性建设才会真正实现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的良性互动。资本式的社会生产，就其存在的消极影响而言，确实是造成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关系动态失衡的重要因素，并且只有真正地瓦解、消灭了资本逻辑的存在，才能真正地实现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的平衡关系，但其积极作用的存在，尤其是具体的社会形式使资本存在由生态资本化转为资本生态化——资本从视生态环境为无需成本的无尽礼物转为遵照合乎生态规律下的生产，譬如通过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立健全，资本式生产被纳入到资源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的动态运转中，同样是中国新现代性建构的必备环节。 5 结论 现当代世界社会发展所处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物的依赖性”阶段的时代背景，决定了资本运作不仅是传统现代性的哲学根据，也是中国道路探索的新现代性的哲学根据。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乃至达成更高更远的目标，都需要借助对资本的驾驭式运用。所谓驾驭式运用资本，即不应只是单向度的对其主观瓦解，而是在综合把握资本双重属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尽可能地限制其消极影响，以资本自我瓦解与对资本的瓦解有机结合即占有资本文明的方式逐步地消灭资本。中国新现代性的发展所以需要有机驾驭资本这个环节的参与，根本上在于，中国新现代性的发展本质归属于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的发展，资本又是“物的依赖性”阶段任何社会形式所必备的一种动力元素。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形式对资本的驾驭式运用，是中国新现代性建构的重要环节。 收稿日期：2015-05-06标签：现代性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辩证关系论文; 资本运作模式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张丽霞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