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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区作为一个“巨大的盆地”具有种种的“生态效应”，地大物博让它成了闻名中华的“天府之国”，盆地的闭塞又带来了它在文化交流上的诸多不便，造成了文明步伐的滞后。直到现代以前，四川地区作为“盆地”的闭塞效应固然存在，但并没有占据主导性意义。四川作为“天府之国”的生态意义似乎更为重要。但不久情况就发生变化了。
盆地的裸露 从鸦片战争开始，巴蜀地区的“盆地”景象日渐裸露出来。从这个时代起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必须自我调整，必须选择走工业化的新路，而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遥远的大洋彼岸的西方文化。巴蜀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是无法“自给”的，更不可能经由过去的有限的信息交流来接受大洋彼岸的陌生文化了。经济与文化都出现了一个需要重新“输入”的过程。当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这一切，而现实的变迁仍然如此的缓慢时，巴蜀的“天府”光辉自然就崩溃了，而种种闭塞的“盆地”景观就会日渐清晰地裸露出来，最终裸露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构成近现代巴蜀生态环境的最富有刺激性的一面。
两种文化的比照使得其中一种文化痼疾毕露、千疮百孔。这个时候，首先出现的很可能不是先进文化向落后文化的扩散、渗透，而是落后文化自身的溃乱和腐朽（一个民族的文化在这个时候能否还保持执著的进取性，才是衡量民族生命力的标志）。中西文化在近现代的比照、碰撞是这样，巴蜀文化在这场大比照、大碰撞中的实际状态也是这样。
随着“盆地”的裸露，巴蜀地区的生态环境出现了这么几个特点。
(1)军阀防区与军阀混战 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政治秩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震荡，固有的凝聚力实际上已经丧失。独霸一方，拥兵自重成了这个时代夺取权力和利益的几乎唯一的手段。这在有险可恃，自成一体的巴蜀盆地就特别的可能。各种的军事势力在民国初年扩充实力，结成集团，这就是“军阀”。四川军阀的“盆地”特色在于他们与西方列强关系浅淡，但自身却是派系众多，关系复杂，以“防区制”控制着这一地区。全川被划给各路军阀部队驻防，“举凡官吏之任用，制度之废置，行政之设施，赋税之征收，皆以部队长官发布命令行之，无论省府或中央政府之法令，不得此部队长官许可，皆不得有效通行区内。”①一个防区就是一个王国，部队长官就是至高无上的“土皇帝”。防区之内，为蓄养军队，军阀政府疯狂掠夺，其中最惊心动魄的是强迫农民弃粮种烟。“阿芙蓉与野草闲草相争艳”，军阀在四川一手炮制了蔚为大观的“鸦片文化”，“全省各县各乡，每个角落，即使没有旅栈，没有饭店的地方，也有烟馆，距重庆约三英里的一个小村，居民仅百二十五家，而烟馆已设立二十二所。”②巴金的“第二个先生”轿夫老周就是一个烟鬼，何其芳的一位私塾先生曾因烟瘾发作而昏倒在讲堂上，艾芜的堂曾祖家，“除小孩子外，大人多半吸鸦片烟。堂曾祖母就是一个大瘾客，无论到那里做客，都要把吸鸦片烟的全盘用具带去。”③诗人康白情的父亲曾贩卖烟土，据说郭沫若的父亲也曾经营此行当，以至郭沫若对吸食鸦片的艺术也熟稔了起来，他曾绘声绘色地将之写入了自传。④巴蜀作家生活在“鸦片文化”的烟笼雾绕之中。在防区之间，各派军阀为扩大势力，抢占地盘，相互兼并挞伐，连年混战。据统计，从民国初年到1933年的刘湘刘文辉大战，大小战斗400余起，平均每月就有战事二起。艾芜的大舅父就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军阀混战中，吴虞的妻子、女作家曾兰在逃避战火中患病死去，万县城的一场军阀混战曾给何其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当时是莫明其妙地望着那些“兵士搬运生锈的大炮到河岸去，一会儿又看着他们搬运受伤的回来。”⑤年仅17岁的周文也是在军阀部队里目睹了一场酷烈的混战后，形成了对人、对生命的新认识。
无论是掠夺还是混战（两者通常又是不加区分的），其直接的后果都是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土地荒芜、工业衰退、商业凋敝。30年代初，“全川农、商、工，近于失业之危险分子共二千万人”，约占全部人口的二分之一，“其已失业者，已约五百万人”⑥，被社会挤出来的这些人口如何生存呢？这便构成了现代巴蜀盆地的第二特征。
(2)流民四溢、袍哥遍地 四川，尤其是广大农村在清末就因人口过剩、耕地有限而出现了大量流民，民国以后的军阀统治再一次把农民从土地上驱赶出来。越来越多的流民像潮水一样涌向外乡与城市，本来就毫无法律约束的社会秩序显得更加混乱。流民也好，居民也罢，为了在这乱世尽可能地保护自己，便组成了以武力为后盾的民间团体——哥老会（袍哥），四川袍哥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势力之大，是外省所不能比的。与一般的土匪不同，四川袍哥的最大特点是它与世俗社会融为一体，力量渗透到了包括官、兵、绅、商在内各种“体面”的阶层，甚至知识分子。在更多的时候，它是以公开半公开的方式直接参与社会事务而无需啸聚老林。求取袍哥组织的接纳和保护与投靠某个军阀同样重要，甚至也更实在，这形成了四川特有的浓厚的“袍哥文化”基础。四川现代作家大多数都在这样的“文化”中浸润过，吴虞的舅舅刘藜然、沙汀的舅舅郑慕周、岳父李丰庭都是袍哥的龙头大爷，在他们人生的艰难岁月中，都曾得到袍哥的庇护。康白情的父亲以晚清贡生之身操了袍哥，他那位后来成为诗人的儿子年仅9岁就入了哥老会，并最终成了一位十分活跃的袍哥首领（曾任“吉”字义安公社社长），阳翰笙将接触袍哥视作“人生启蒙时所读的几本大书”之一。他的一个堂房叔父也是袍哥，“他做的盐巴生意，一路顺风，无人敢动，动了也得还，不还，脱不了手。”⑦
(3)贫弱的现代教育 仅仅从一系列的数理统计来看，近现代四川教育似乎并不比省外更落后。⑧不过，“盆地”却有其特殊的现象。学堂虽多，却时常名不副实，“不肖学薰，恒藉办学为名，多方抑勒，假公济私，比比兼是，故学堂未沾利益，已先受其影响。”⑨有的学堂甚至“全无校具，教员则仍用旧日教法，学生亦全无秩序。”⑩李劼人的小学老师是一个喜欢当众捉虱子赏玩的鄙俗之辈。(11)郭沫若上过这样的中学：“讲地理的人说朝鲜在中国的南方，讲博物的人把乌贼的嘴当成肛门，甚至连讲国文的人，不懂‘望诸君’是乐毅的封号，而讲为‘盼望你们诸君’。”(12)成都的中学“卖文凭的风气成了公然的秘密”，“学堂大门开，有钱就请进来”。(13)民国以后军阀混战，学务更是一蹶不振，一帮腐儒在四川教育界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直到“五四”，“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还是孤掌难鸣，甚至遭到众人的驱逐。贫弱的现代教育带来了巴蜀地区现代文化水准的低下，现代文化生活的缺乏，又迫使一些有志青年出川而去，而当这些有志之士返观自己的故乡时，人生就出现了全新的意象。
(4)乡镇文化的繁荣 与现代文化氛围的匮乏相比，巴蜀地区的乡镇文化却是相当繁荣。自然经济条件下，乡镇是乡村与乡村之间进行小规模商业活动的中心。直到抗战省外工业内迁以前，四川的工业水平都很低，商品交易规模也不大，这大大限制了城市向都市演化，因而从总体上看，广大的巴蜀地区仍是乡镇的汪洋大海。分散居住的生活习惯，地区间的物产差别使得乡镇对于川人特别重要，每逢场期，人们便从四面八方赶来，买卖米粮、牲畜及其他生活用品，同时交流感情，增广见闻，寻医问病，排解纠纷；为城市人所熟悉的官府、法律秩序在这里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长江上游传统的乡村可以说是一个闭塞的共同体，是国家政权与士绅的二元结构。国家的直接权力只限于这个双层的社会政治结构的上层。”(14)乡镇又成了绅粮、保长、团总、乡约们施展权力的中心，而当这些乡镇势力与军阀或袍哥勾结在一起，其力量就更加了得。一个小小的县城或乡场几乎也就是他们的天下。成都是四川最大的历史文化名城，却照样充满了乡镇风味，在本世纪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成都城内还有多处菜园，一片田园风光，相反，“阅报者不及百分之一”，“识字者不及十分之六。”(15)所有的这些政治、经济、民俗风貌构成了巴蜀乡镇文化的独特内涵，许多四川现代作家都是在这种文化的摇篮里长大的。郭沫若之于乐山县沙湾镇，康白情之于安岳县来凤场，艾芜之于新繁县乡下，沙汀之于安县城关安昌镇，罗淑之于简阳县海井乡，周文之于荥经县城关镇，阳翰笙之于高县罗场，邵子南之于资阳县凉凤乡，何其芳、方敬之于万县城郊……我们感受到这种乡镇文化对于四川作家的发展、成熟、定型乃至局限是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同时，也给了那些入川的外省作家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
盆地中的天府 四川作为“盆地”的生态意义格外突出，但另一方面，在郭沫若、阳翰笙、何其芳、林如稷、陈炜谟这样刚刚出蜀的四川人眼中，中国的北方是荒凉、衰落的，全无巴山蜀水的神韵，“天下山水在蜀”仍然让现代四川人自豪不已，甚至来自“天堂”苏州的叶圣陶也被川西平原倾倒了：“锦城晓雨引新凉，聊作清游适莽苍，沟浍贯通怀蜀守，田畴平旷胜吾乡。”(16)抗战时期生活困难，但在叶圣陶看来，也还是不错的，“此间生活便宜，肉二角一斤，条炭二元一担，米七元余一担”，“昨与两位书店朋友吃馆子，宫保鸡丁，块鱼，鸭掌鸭舌，鸡汤豆腐，大曲半斤，饭三客，才一元八角，而味绝佳，在苏州亦吃不到也”，“八九角可买一鸡，五六角可买一鸭”，“大约每日买菜，七角钱已吃得很好。”(17)
不仅如此，在四川20世纪的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便是它在抗战八年迅速演变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这块封闭的寂寞的土地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出现了现代工业、现代商业及现代的文化科技，(18)它似乎的确不再是“一隅之地”了，因为整个中国已经“缩小”于巴山蜀水之间。“天府之国”以其博大和富有收容保护着中国现代文化的精华。于是，从“国民政府定都重庆训令”起，四川“沃野千里，民殷物富”的生态意义又再一次呈现出来，“四川地广物博，据有天险，为后方比较安全大有可为之地带”，(19)“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平殷”，(20)“四川在中国，绝不是一隅之地，它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占有光荣的地位”。(21)为了强化坚持抗战的信念，从政府当局到普通民众甚至还在努力地有意识地寻找、想象和完善着这一“天府之国”的生存意义。有人提醒我们：“四川为一完美之盆地”，“冬季寒风不易侵入，故水绿天青，气候特为和暖”，“因岩质疏松，土壤甚厚，山坡昔开为梯田，甚为沃美”，(22)这是地理学的考查结果；又有人旧事重提，“史称：‘秦惠王西并巴蜀之地，立为蜀都，秦益富强，东向而定中原’是第一个世界大帝国的完成，即得四川之助力”。(23)这是历史学的检阅，更有“入蜀”的考古学家，致力于川西平原的出土文物研究，首倡“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一词由此诞生。(24)
“天府之国”对于现代人的生存发展固然是一大幸事，不过，事实同样很清楚，四川地区在抗战时期的繁荣与富庶主要还是全国性战略转移的结果，一夜之间伫立在穷乡僻壤中的工商业和先进的科技文化，这不过是外省力量的暂时寄居，而绝不是四川自身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发展壮大了。因此，在明眼人细腻的感觉中，“天府”还主要是精神的幻想，幻想终究也不能代替活生生的现实。沙汀就深切地感到：“落后的四川，也不能说没有新的事物产生的”，“但可怜得很，这些新的东西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它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所以自然也就依然按照各人原有的身份，只在狞笑着，呻吟着，制造着新喜剧。”(25)在另外一些要求社会进步的外省作家看来，四川以及那个“精神保垒”重庆可诅咒的地方也是太多了，“风高可以放火，月黑可以杀人，大雾迷漫的天气里可以干一切见不得人的卑劣龌龊的血腥的勾当。”(26)“雾重庆”的地域体验和“雾重庆”的社会体验一样地刻骨铭心。不是吗？国民党当局的军阀式统治在这块盛产军阀的土地上也找到了“最佳”地域环境，与地方士绅、土匪、袍哥、保长、甲长等各种乡镇势力沆瀣一气，才是保持封建统治稳固不移的良好选择。
所幸的是，进入到20世纪的中国人还是清醒的，当他们不得不生活在四川，又不得不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寻找来自“天府之国”的种种慰藉时，现代文化也赋予了他们深刻的机警和自省，他们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的“天府”不过还是安放在盆地中的“天府”，同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地域一样，他已无险可恃，已无法让我们无忧无虑了。正如当时《东方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所说：“我们于这万方多难，万方烽火之中还安然住在‘天府之国’中来谈‘天府’之事，实是非常的幸福，可是福是要惜的，不惜福的人是要损福的。惜福的办法，则只有努力充实自己，更当恢宏志气，不然，中国除了‘天府之国’，还有天堂的苏杭，还有文化故乡的北平，还有六朝金粉的南京，这时，都怎样了呢？”(27)四川人、中国人的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新感受，是从这个时候，在这个“盆地中的天府”里发生了。
注释：
①邱翥双：《论四川军阀之病民》，载《复兴月刊》三卷六、七期合刊。
②匡珊吉、羊淑蓉：《四川军阀与鸦片》，《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三辑。
③艾芜：《我的幼年时代》，《艾芜文集》2卷5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见《郭沫若选集》（一）12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⑤何其芳：《县城风光》，《何其芳文集》2卷。
⑥材料引自匡珊吉、王建军《四川军阀的横征暴敛及其社会后果》，《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
⑦阳翰笙：《出川之前》，《阳翰笙选集》第五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⑧例如1907、1909两年四川学生人数均居全国之首，人均学堂数居全国之4，1906年赴日留学生人数占全国总数的1/10。1920年赴清留学生人数居全国之首。《四川近代史研究》824页，隗瀛涛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⑨《四川官报》已酉第16册“公牍”。材料来自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第七章。
⑩《四川教育官报》，庚戌第10册，“报告”。出处同上。
(11)李劼人：《儿时影》，《李劼人选集》4卷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2)郭沫若：《学生时代·我的学生时代》。
(13)郭沫若：《反正前后》。
(14)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第376页。
(15)傅崇矩：《成都通览·成都人之性情积习》。
(16)叶圣陶：《自成都之灌县口占》。
(17)叶圣陶：《我与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8)据统计，令重庆就迁入国家骨干企业351家，技术人员1万余人，新增商业百货2054家，集中了中国高科技的1/3，容纳了3100多个国家级科研学术单位及数百家报社、通讯社与出版机构。《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9)刘湘：《四川后方国防基本建设大纲》(1937,11)转引自《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182页。
(20)《新华日报》1940年9月7日刊载国民政府令。
(21)(27)《大公报》1939年9月6日“社论”。
(22)张其昀：《四川精神》，《大公报》1938年10月29日。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3)代表性论文有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1941年3卷4期），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及其批判》（《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1年9月1卷），考古学上所谓的“巴蜀文化”一般是指秦统一巴蜀以前出现于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
(24)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沙汀研究资料》1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25)徐迟：《重庆回忆》，《作家在重庆》28页，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26)姜蕴刚：《天府之国》，《东方杂志》39卷6号（1943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