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中的若干思维方式问题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思维方式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不论在内地，还是在港台和欧美，学术界关于中国政治发展问题的讨论，多是围绕着评价、方案或预测等角度展开的，但是核心是发展道路问题。因此，在这些分析中，自然就会以一定的形式包含着一定的立场因素。在讨论中，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的交集和沟通十分困难。为了把讨论不断推向前进，就需要寻找研究工作的支点。
通过多次参加研讨，笔者发现，在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讨论中，尽管各个方面观点不同，立场各异，角度有别，但是大都涉及到了思维方式的问题，只是专门和系统地从这个角度入手讨论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思维方式问题的论著相对比较少。
实际上，这一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历史和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按照所谓“主流”政治学理论和“标准的发展建议”，很难把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梳理和表述清楚。这样就导致在不同的基本看法之间，常常是各说各话，彼此难以交流。因此，集中讨论一下思维方式问题，有助于从整体上推动研究工作，促进各方面的沟通。第二，对于深入分析有关各方立场的形成的政治与理论背景，评估各自今后可能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三，也有助于使研究者随时审视自己研究思路是否对头，并且使自己对问题的分析和归纳比较系统。第四，同样有助于学术界以正确的方式和比较系统的观点影响社会，包括影响对一个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起关键作用的政府和政党。
二、对若干有代表性的政治发展思维方式问题的分析
1.平衡问题：“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
现在，不少人把中国的“一切成绩都归之于经济，把一切问题都归之于政治”，承认经济上的进步，但是否认政治上的积极变化，也即脱离政治发展来考察中国的经济进步。
事实上，没有巨大的政治变化和相应的政治发展，没有执政党和政府的有效组织，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国家，要实现在全面开放背景下二十多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实现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的多样化是不可能的。把一个如此大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经济活动与政府活动割裂开来分析评论，过分贬低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可喜进步，否定我们在政治生活方面的积极变化，在思维方式上无疑是有重大问题的。更有甚者，某些人用否定政治发展的办法，来抵消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比如，有人讲，“为了继续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以遮掩这个即将衰朽的神话，中国领导人几乎完全搁置了制度改革”；中国领导人“漠视”“严峻的制度改革形势”，“以GDP为唯一追求目标的执政思路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论者还“分析”到，“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维持一个高增长的GDP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注：参见《中国潜在整体性崩溃》一文，该文于2004年11月16日至2005年4月13日，先后在燕南博客、网易论坛等多个网站被转贴。)。显然，这种“分析”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如果沿着这样的逻辑向前推演，在评估中国发展的问题上得出可靠研究结论的可能性很小。
要充分肯定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20世纪70年代启动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改革，就既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80年代启动的包括私营企业主阶层高速扩张在内的社会阶层分化过程，没有相应的全面的社会政治变革予以支持可能吗？90年代，中国终于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难道只是经济变化吗？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章程》的重大修改、关于宪法的某些修改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提出，难道不是重大政治改革的前兆吗？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是正确的，但是，不宜简单比较两种改革孰快孰慢。“从逻辑思维来看，既然经济体制改革如此依赖政治体制改革，既然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不是恰恰证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功绩吗？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上层建筑束缚经济基础的发展，我们怎么能够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呢？为什么要把功劳仅仅归之于经济方面而把问题统统放在政治方面将两者割裂开来呢？”(注：王邦佐教授在人民网上的一个谈话，载《人民网·中国经济快讯周刊》2003年第42期。)
总之，应当肯定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全面的积极变化。虽然，不能简单地讲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完全平衡的，但是要肯定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同样是大有进展的，两者都是既有成绩又有大量需要不断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2.速度问题：“时间”与“时机”的关系。
学者不宜简单地将自己的价值追求，直接转化为对改革和发展进度的时间要求，不能用个人生涯的概念来比照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政治发展之钟”应至少以10年为一个时间刻度。考察和分析中国的政治发展，要瞻前顾后各50年。中国如果能够用30～50年的时间完成社会转型，并在此基础上渐进地推动政治发展，不论是对中国人民，还是对那些关心中国发展和进步的外国朋友来说，其速度就已经比较可观了，应当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就是奇迹了，就是对人类的贡献。
由于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在社会阶层分化方面的实际进展比预想的要快，我们有理由提出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初步解决了中国下一个时期政治发展所要求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个前提；二十多年的社会阶层分化和重组，初步解决了中国下一个时期政治发展所要求的参与主体和领导者的形成问题。很多在前20年难以做到的事情，现在确实可以做了。
现在，情况确实也正在发生变化：
——党的“十六大”修改党章的第一句话，已调整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十六大明确强调，要进行政治文明建设，一系列加强“党内民主”的措施正在积极酝酿之中(注：参见林尚立《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法官职业化的呼声已经为国家司法部门所接受，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已经于2002年正式举行；2001年夏天，涉及保护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山东“齐玉苓案”，终于使宪法第一次进入了诉讼领域(注：参见许崇德等《齐玉苓案对完善宪法实施机制的启迪》，《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17日。)；有关宪法监督的问题也已进入了政府和学界的议论范围。
——1982年以来，全国人大特别是人大常委会的政治作为逐渐加强。比如，2002年11月沈阳市政府根据119位人大代表联合提出的议案，向市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停建沈阳南部核供热项目的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而该项目原本“属国家计委立项项目”(注：参见陈维忠等《119名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中国人大》2003年第2期。)。
这些变化并不是很“大”的变化，非常具体，但它们都极具象征性，都是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以非常“自然”的方式出现的。这些变化无不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或者说无不与社会最基本层面的变化，也即“人”的变化，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
也有学者提出，关键的问题是把握“时机”，而不是“时间”。这个分析很有道理，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时机”还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之中的，是在一定的时间段中寻找改革的适当时机；同时，“时间”的概念侧重于从政治发展过程的角度考察问题，“时机”的概念则侧重于从推出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角度考察问题。所以，重视“时间”与强调“时机”是不矛盾的。中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为借鉴，应当也肯定会前进得快一些，但毕竟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3.协调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难”与“易”。
都说政治体制改革“难”，这种“难”，就难在利益关系的协调，难在不得不面对许多复杂、敏感的局面。实际上，从技术操作的角度看，政治体制改革要比经济体制改革相对简单一些；政治体制改革所要完成的“项目”也比较少。但是，简单并不等于容易。因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何准确把握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协调问题。
完成一项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往往周期较长，很费时间——仅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就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完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是比较短的。因此，如果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齐头并进，同步进入攻坚阶段，那么很可能会出现某种不平衡。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置后一点”，反倒比较容易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避免政治体制改革“踏空”。
结合前三个问题，本文在这方面的基本看法是，中国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是相比较而言，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安排上节奏慢一些，安排具体改革项目比较少，频率比较低，更谨慎一些。斯蒂格利茨的一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虽然一个国家有很多方面迫切需要发展，但是任何发展战略都应该先确定发展的轻重缓急。优先权的关键是要有次序意识，即有些事情必须优先解决”(注：斯蒂格利茨：《走向一种新的发展范式》，王燕燕编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1期。)。
4.动力问题：“被动改革”的意义。
近年来有学者指出，中国的许多改革措施都是“被迫”采取的，是属于“被动改革”。实际上，只要是真正的改革，必定有利于发展，都要给予充分的支持和肯定。而且，仔细考虑一下不难发现，世界各国历朝历代的大多数改革也往往是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采取的。在这种情况下，压力就成为发展的动力。
一场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动力所推动的政治改革是健康的，一个能够应对社会压力而采取相应措施不断改革的执政党和政府是具有进步性的。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政治与经济比较，往往就比较“被动”。从局部来看也是如此，比如，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比较顺利的浙江省，从一个较长的时期看，“浙江政府比较务实”，“政府行为基本上是顺势而进”；“因为人口压力太大，政府不得不‘允许’老百姓的一些‘越轨’行为”；“有一个省领导说过，能跟住老百姓就不错了”(注：卓勇良：《浙江模式：跟着老百姓走》，《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6月6日。)。
政治跟着经济走，国家跟着社会走，政府跟着老百姓走，并非坏事。相反，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是跟着政治走的时候，往往就要出问题了。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政治跟着经济走”，是属于战略层次上的理论概括，并非是在强调和鼓励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政治体制改革。
5.表里问题：有其名必有其实。
进入新世纪，中国实现了“人权入宪”，党章也做了重大修改，先后出现了政治文明、法治国家、和谐社会、公共服务型政府等一系列重要的提法。多数学者大都肯定这些变化的积极意义，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变化多是形式上的，至少是没有直接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中最关键的问题。在分析上述问题的时候，就又牵涉到了一个关于所谓“明”与“暗”的关系的思维方式问题。
中国政治发展实际上还有一个与渐进式改革相联系的特点，就是以非政治变革（市场化、经济形式多样化、加入WTO等）推动政治变革，即以“表”促“里”，有“明”有“暗”，“表”“里”结合，特别是以对外开放来全面促进体制改革，也算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特点。邓小平有一句名言，就是“不争论”。他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4页。)以多数人所熟知和可以接受的概念、说法，推广先进理念，用“加强”带动“完善”，可以把不必要的争议、分歧或误解减少到最低限度，以争取最大多数人对改革的逐步理解和适应。在政治生活中，“有其名必有其实”。在政治生活中所出现的概念、文件、提法、法规等“面上”的变化，终究会对政治发展产生实质性的作用。这就又回到了“时间概念”问题上，也即这种变化需要一定的时间。
政治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既有联系，又有区别。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紧贴经济，政治发展是相当可观的(注：参见林尚立《走向现代国家：对改革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解读》，载黄卫平等主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8页。)。政治发展的推进，将为今后一个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6.“问题”的问题：“破”与“立”的关系。
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严重的问题。在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一般都要涉及到这些问题。这完全是正常的和必要的。近些年来，人们提到较多的问题有：腐败问题、贫富差距、农民问题、国有企业亏损、“官商勾结”、“官本位”与“买官卖官”、金融风险、虚假统计数据、社会保障面过小、教育市场化、环境保护，等等。在研究和谈论这些社会问题的时候，常会出现这样几个思维方式问题，也即“问题”的问题：
一是受研究者罗列的问题很多，也受立场、专业视野等方面的局限，对问题的成因分析得很不全面、系统，甚至只是抓住一两个因素，在一两个点上把文章尽可能做大。表面上很尖锐，也能够吸引媒体和部分公众的注意，但这对深入说明问题本身，特别是对于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却没有什么价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现阶段贫富差距现象的分析。实际上，导致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现象形成或扩大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可以达到几十个。在这些因素中，有些属于政府和政策方面的问题，有些则属于人文历史范畴，非常复杂(注：参见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5～214页）对该问题的分析。)。如果我们对非常复杂的现象，采取一言以蔽之的方式进行解释和批评，最终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二是比较不当。面对现存的大量社会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是应当的。这对于借鉴先进经验，激励我们把问题解决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恐怕也要与中国情况类似的国家比较一下。如此就可以发现，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文化传统、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遭遇相近，且人口规模也相对较大的国家，尽管已经实行了多党制度和竞争性的选举制度，但普遍面临着同样的社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更严重。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在国民精神面貌、人均GDP、发展速度、社会结构、国际地位、政府效率等方面是相当不错的。这种比较，对于中国在今后的发展中避免走弯路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是在指出和分析社会问题的时候，对于中国之“大”这一点还是注意不够。中国的多数问题，都与“大”且不平衡有直接关系。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就等于“问题”多。很多“大”的问题分解之后，就变成了“小”问题。以贫富差距问题为例，全国的统计数字是一个概念，但是如果把分析范围缩小到地方，那么，有关统计就是另一个概念了。而中国大多数省，都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虽然，在一个国家内部，分解问题很难，对有些问题的分解只是逻辑上的，但这对于理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复杂性、艰巨性还是有帮助的。在这方面，温家宝总理不厌其烦地强调的中国13亿人口“乘除法”(注：李俭：《常算这道“乘除法”》，《人民日报》2004年2月18日。)，对于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关于“问题”的问题，有一位学者的看法在思维方式上是比较全面的：“对于13亿人口的超级大社会来说，安定团结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我们可以善意地批评监督政府，也可以用掌声鼓励他们在新时期取得的任何一个细小的进步，而不必用羞辱的方式来使问题复杂化”(注：阮永松：《台湾选举的启示》，联合早报网，2004年3月27日。)。这就是要“破”“立”并重，由“破”到“立”。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人都不能排除今后出现较大问题的可能性。但是，不论是中国人自己，还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都要以“立”的心态来帮助中国人民趋利避害，寻求或帮助寻求解决各种重大社会问题的可行方案。
7.学科问题：政治发展要靠发达的政治科学来引领和支撑。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在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经济学理论来引领整个改革工作，到处在讲“成本”，在讲“越少（小）越好”。中国社会生活中现存的许多严重弊端，包括政府活动中的一些偏颇之处，大多与此直接有关；现在相当一部分党政干部确实能够谈些经济问题，但真正的政治能力和管理水平很不理想。政治发展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是正确的，但政治发展不能由经济学来引领和支撑。夸大经济学对整个改革的理论支撑作用，对科学规划政治体制改革和全面推动社会进步恐怕是不利的。
同样，近年来有学者也过分夸大了法学学科的地位和作用。政治发展成果要通过法制建设来巩固是正确的，但政治发展的地位不能由法治建设地位来取代。在现实生活中，目前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对法律和司法机关的政治定位依然偏低，而不是相反。法律的稳定性不够和司法机关执法不力，很多地方官员对法律的轻视，都是突出的例证。只有通过政治发展和长期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开辟出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片面强调法治或法制，是不可能真正提高法（包括宪法）的实际政治地位的。夸大法和法的建设（包括法制建设和法治建设）的作用，不但在政治上讲不通，反而会延迟法制建设。
总之，不同的学科，功能不同，基本问题和内在逻辑也都不同。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要靠发达的政治科学来引领和支撑，社会的全面进步需要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合理分工、均衡发展和共同支撑。
三、几点一般性的看法
（一）关注邓小平政治发展思想的思维方式特点，充分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连续性。
邓小平的政治思想事实上是中国现阶段推动政治发展的基本指针。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初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的是提高这个体制的效率，增强机构和干部的活力，使其更好地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服务。他对中国政治发展问题的基本看法是，政治民主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他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突出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地位，强调要“实事求是”，强调改革要“渐进”。
笔者深感学术界应关注《邓小平年谱》一书，关注邓小平关于“重要的是坚持改革”和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中国也要实行普选等重要思想(注：《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7、1178、1312页。)。
（二）在“两个区分”的前提下，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既要与西方政治发展道路区分开来，也要与原苏联东欧等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并不是或者说不应是“故意”而为。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所不得不做出的独立探索的产物。
中国在体现民主精神方面一定会做出不懈的努力，但是程序和做法不必全盘西化，应该大胆创新求变，用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去探索未来之路。民主是个理想，也是个手段。谁更民主一些，谁的民主还不够，是很难比较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哪个国家的政治能够给自己的人民带来相对更多一些的利益，能够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西方学者指出：“我们应该置疑我们对制度力量的迷信，并且在行动上保持谨慎。制度改革计划必须从它们所依赖的实际条件出发，而不能照搬其他地方所谓的‘成功经验’。”(注：普热沃斯基：《制度起作用吗》，《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3期。)从国家的领导层到普通的青年，中国人民对别国的经验充满了兴趣。制度是有用的，但必须与一国的实际相结合；比较是可行的，但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
（三）“以时间换空间”：对中国政治发展总特点的一个理论概括。
从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构成变化，完全可以看出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思路。从本文前述所涉及的中国政治发展的事实或是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中，“时间”都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因素和概念。如果从社会分化过程的角度看，“以时间换空间”完全可以作为中国政治发展总特点的一个理论概括。
所谓“以时间换空间”，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它是指伴随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通过长达30～40年时间的社会阶级阶层分化与重组过程，来换取中国社会结构的多方面的实质性变化，等待那些推动社会政治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力量特别是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逐步成长，等待庞大的农民群体以及其他低收入群体的逐步分化，从而换取长久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有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必需的运作空间。
中国的改革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是制度内部的自我调整。表面看起来，中国制度改革的速度比较慢，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制度改革是稳健而周详的；表面看起来，长达30～40年时间的社会阶级阶层构成的分化与重组过程是颇费时间的。但是，中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全面而深刻地改变了自己的基本社会结构、资源配置方式、经济运行模式和十多亿人口的社会构成，当然政治制度方面的变化相对有限。可是，恰恰是中国在经济领域和社会成员构成方面的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为今后社会政治结构的有序变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缔造了建设民主和法治社会所必需的基本社会力量。我们在研究国内问题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中国在内部变革的同时，已经初步融入了国际经济和安全体系，并且还在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改革的顺利推进需要一个相应的社会基础，没有相应的社会力量，改革不是不可以强行去推动，但是勉强启动的改革就难免会夭折，难免会畸形发展，也难以解决与经济发展的衔接问题和保持民生的稳定。没有民主不好，但是，民主畸形发展了也不好；民主畸形发展，而经济又没有上去，社会陷入混乱就更不好。然而，在民主畸形发展的情况下，经济还就是往往上不去，社会还就是往往不安定。
“以时间换空间”的原则有它的特殊意义，要长期坚持。中国庞大的人口负担、比较低的经济与文化条件、相当大的东西和南北差异、特殊的外在压力的存在，使中国通过社会结构的调整推动社会政治发展成为必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与渐进式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使之通过社会结构的调整推动社会政治发展成为可能。
在这一过程中，控制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改变“二元社会结构”，摆脱“城市化恐惧症”的困扰，扩大城市人口的比重，降低农村人口的比重，降低低收入者的比重；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全面提高人口素质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今后大约20年的时间中，中国能否在各种危机中保持发展的主线，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社会发展能保持较好的局面，能否进一步改善社会成员构成和正确处理好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是关键。做到了这些，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就具有了更加广泛和坚实的社会基础。与有些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通过两次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比较“年轻”和比较先进的，而这是“决定”中国今后“长期发展速度”的关键因素(注：参见金灿荣教授的一个谈话，载《印度大象直追中国龙》，《联合早报》2004年1月26日。)。这也同样是中国逐步建立先进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管理模式的关键因素。
中国如果能够平稳建设和发展50年，也即“政治发展之路”走满5个刻度，那么，大约到2025年的时候，人们就应当能够充分肯定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是成功的。各项改革和发展事业现在已经陆续进入了“总结期”。有先进的社会结构作为政治发展的基础，有社会结构转型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渡环节，我们应当可以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前景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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