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问题与对策:我国民族阅读研究现状述评(下)_文献分析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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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8-6552(2010)02-0001-05

笔者拟在《成果述评:我国国民阅读研究现状综述(上)》的基础上,就我国国民阅读研究的现状继续展开讨论,主要讨论文献分布和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等问题。

一、文献统计与方法选择

1.文献计量统计

截至2009年10月10日,作为国家“十一五”重大出版工程之一的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属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国家知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献总量已达6500万篇。这一总库所提供的数据已成为衡量我国学术研究现状的重要平台。

笔者于2009年10月10日20时利用该库进行检索,得出题名中含有“国民阅读”这一词语的文献有110篇,将“国民阅读”作为关键词的论文文献则只有10篇。尽管存在诸如文献重复入库、文献未能入库、文献内容偏移等因素所造成的统计误差,但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分析,这两个数据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我国国民阅读研究成果的基本状况,参见表1。

与“国民阅读”相近、相关的主题包括“大众阅读”、“社会阅读”、“公众阅读”等,表2反映的是这些相近、相关主题的文献检索情况。

分析表1和表2,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研究成果数量总体上呈上升态势(2009年属部分统计),说明研究人员对这一领域的重视程度有增强的趋势。

(2)研究成果的学科分布以出版、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新闻与传媒、文化等领域为主,尤其是出版领域。这一方面反映了当前我国国民阅读研究主体的学科背景,另一方面说明了关注国民阅读问题的学科主要集中于出版学、图书馆学等。

(3)研究成果发布平台以期刊和报纸为主,专门研究国民阅读问题的专著尚未出现②。

(4)文献出版来源以发布出版行业信息为主的报刊为主,学术期刊发表的研究论文偏少,这与研究层次集中于行业指导和职业指导相吻合,说明研究深度不够。

(5)相关研究成果不少,尤其是电子阅读、网络阅读、全民阅读、大众阅读、图书阅读等,国民阅读研究应注意借鉴这些成果。

2.研究方法选择

我国国民阅读研究自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量化特征,方法上多采用问卷调查法。尤其是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从1999年开始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这是一项为了解全国国民阅读倾向发展趋势与文化消费现状而进行的连续性、大规模的基础性国家工程,迄今已完成6次,为了解我国国民阅读行为采集了大量基础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所作的分析也为我国国民阅读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除此以外,我国学者针对不同读者开展了许多规模不等、目的不同、内容有异的阅读状况调查。有针对幼儿、学生、教师、家长、公务员、农民等不同对象的阅读调查,有针对课外阅读、经典阅读、英语阅读、报刊阅读、网络阅读等不同阅读主题的调查,也有针对班级、学校、城市、省市、全国等不同范围的阅读调查。虽然其中有些调查不能算是自觉理性的国民阅读研究,但调查研究的结果无疑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国民阅读的状况,可谓国民阅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二、国民阅读研究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1.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理应追求多种方法的综合

当前我国国民阅读研究在方法上存在过分依赖问卷调查法和直接归纳法的局限。许多研究通过简单的问卷调查,获取基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直接归纳出结论。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是量化、直观,但片面依赖调查会弱化研究的理论性、深刻性和指导性。

“国内学者对‘数字化时代对国民阅读的影响和对策研究’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一些论文资料,几乎没有任何相关学术专著,同时,还缺乏大规模、系统化、科学化的调查。”[1]比如,历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数据都显示我国国民总体阅读率不高(尤其是图书阅读率持续走低),这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深深忧虑。研究人员从多个方面展开了探讨,但不少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常见的逻辑思路是:数字化背景下媒介发展出现多元化,我国国民阅读率不高,还存在经典阅读不足、阅读功利化浅层化等阅读危机,这种危机会导致国民创造力不足的社会危机,因此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鼓励国民多读书、多读好书(尤其是文学经典)。这种逻辑思路存在诸多矛盾和缺陷,比如对阅读本质的理解不够全面科学、社会阅读水平与社会创新能力之间的逻辑关系揭示不透、经典阅读功能发挥的内在机理研究不深、改善阅读状况的对策笼统简单等。

一些调查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调查样本少、范围小,只停留于调查数据的简单统计分析和阅读现象的简单描述,缺少深度的理论分析和宏观的研究视野,得出的结论代表性弱、指导性差。即便是包括国民阅读调查在内的几项全国性调查,也需要不断完善,尤其需要警惕调查过分商业化的倾向。

而对诸如国民阅读的功能和意义等问题,研究方法又往往褊狭于思辨定性。似乎国民阅读的重要性是不用证明的。其实,国民阅读与社会发展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也需要做一些量化实证的研究。只有这样,得出的研究结论才更有说服力和指导意义。

总之,国民阅读研究应该注重多种方法的综合,包括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理论移植法、历史分析法、控制实验法等。研究的基本思路应该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需要借鉴社会学、传播学、出版学、阅读学、写作学、图书馆学、新闻学、经济学、哲学、文化学、文学等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对我国国民阅读问题进行系统综合研究。

2.研究主体交叉融合较少,理应实现团队整合

从本文第一部分讨论的文献分布看,国民阅读研究主体主要是集中于从事出版学、文学、图书馆学、教育学等学科研究的学者,学科背景比较单一。从研究成果看,缺乏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一方面,发表论文的署名以单人为主,多人署名的论文较少。另一方面,研究成果基本停留在社科层面,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员或者熟悉自然科学方法的研究人员参与较少,多学科交叉所形成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

国民阅读研究其实是涉及多学科交叉的较大的研究领域,单靠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学科的研究人员是很难研究透彻的。需要学科背景不同、立场不同的学者协同攻关,尽管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合作会增加取得一致性意见的难度,但这种团队整合却是必须的,因为研究命题的一致性和促进国民阅读这一研究目的的一致性要求研究最终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并进而指导实践。否则,各唱各的调,难以实现学术效益最大化。

3.研究取向存有非理性,理应秉持客观公正态度

国民阅读研究的基本取向应该是促进国民阅读,进而促进社会发展。这一取向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个体层面,即帮助国民个体正确认识阅读,科学实施阅读;二是社会层面,即为了改善和促进国民阅读向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提出对策。可见,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是为了整个社会,而不是为了某一部门或某一集团的利益。

但现实的国民阅读研究在取向上却存有明显的非理性,不少研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站在部门利益或者社会的局部利益之上。比如,图书出版界的人抱怨国民买书不够、读书不多。“很多人感叹中国人不读书更多是来源于与海外读者调查的购书情况比较,但把中国读书人的比例与国外发达国家比,是不甚科学的。对阅读的理解仅限于纸本图书阅读太过狭隘。将读教科书、培训书视为非阅读也不合理。”[2]再比如,文学界不少人片面担心国民不读文学经典。其实对经典阅读的理解不应该迷信。在《获得教养的途径》中,黑塞就曾说:“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对每一位有志者都敞开着,谁也不必对它收藏之丰富望洋兴叹,因为问题不在于数量。有的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然不失为真正的读书人。还有人见书便生吞下去,对什么都能说上几句,然而一切努力全都白费。”[3]又比如,图书馆界的人希望国家对图书馆事业多投入,但对如何改善服务往往着墨不多。

4.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理应实现突破创新

现有的国民阅读研究成果,过分地集中于国民阅读率不高、经典阅读不足、浅阅读趋势、数字化阅读的冲击、出版界和图书馆界的应对等有限的几个论题。这说明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深度也有限,需要突破创新。

首先,国民阅读研究的理论视野需要拓新。缺乏理论支撑和理论视野狭隘的国民阅读研究肯定是有局限的,没有理论指导的国民阅读实践往往是盲目的。我国已有曾祥芹、徐雁、王余光、韩雪屏、周庆华等一大批阅读问题研究专家,他们为我国的阅读学理论体系建构付出了很多心血,并取得了诸多成果。他们的理论成果理应成为新时期国民阅读研究的重要基础。比如,周庆华认为,阅读终究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必须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得到定位以及规定可能的意义和价值;而不再只是个人受用,也不再只是单纯求知的表征。如果有这样的认知,那么所有相关的阅读行为和阅读活动,其至阅读教学等等,也就有提升到“助益”或“促进”文化发展层次的机会,而从此摆脱“素朴”理解阅读和“粗略”实践阅读的命运。[4]这就为我们站在阅读社会学的视阈考察国民阅读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

其次,国民阅读研究的问题意识需要加强。刘德寰等人认为当前国民阅读研究“对于阅读内容变化的原因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1],对于数字化时代与阅读内容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仅仅停留在网络信息膨胀所带来的影响这一层面,至于数字化时代人们阅读品位有怎样的变化、数字化时代国民阅读内容的范围如何拓展、数字化技术对于不同阅读内容有什么样的不同作用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地讨论和挖掘。与此同时,数字化时代对于阅读行为各方面影响,比如浅阅读和重点阅读的对比、深阅读是否还存在以及存在状态等,也没有得到研究和论证。王余光提出社会阅读研究可以有以下几方面:(1)经济基础与教育条件对社会阅读的影响;(2)政治意识、国家的文化政策对阅读的影响;(3)群体意识与阅读;(4)宗教信仰与阅读;(5)出版业与社会阅读;(6)图书馆与社会阅读;(7)推荐书目;(8)禁书与畅销书。[5]这样的问题清单同样适用于国民阅读研究,而且还可以继续增列;(9)国民阅读水平评价(包括国民阅读力的量化指标体系、中国国民阅读力在世界上的位置、我国区域国民阅读力的比较与排名等);(10)国民阅读形态的流变史及其规律(音读社会-默读社会-视读社会);(11)外国推进国民阅读的措施与实效④;(12)家庭情况对社会总体阅读行为的影响;(13)“阅读虚荣”⑤;(14)企业图书馆或阅览室的设置及我国企业员工的阅读状况⑥;(15)不同阅读方式是否存在影响以及有何影响;(16)扫盲与国民阅读;(17)农村如何普及网络,如何指导农民正确开展网络阅读,等等。

第三,国民阅读研究的一些具体思路也需要理清。比如,阅读率和阅读时间都是衡量国民阅读的重要指标,但在数字化时代它们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目前已有的研究虽然对影响阅读时间的因素如上网进行了一些探讨,但未能深入挖掘影响阅读时间的各种因素,因而未能就“如何增加国民阅读时间”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再比如,对国民阅读行为在数字时代的嬗变原因的探讨,不应该仅仅关注到媒介的变化。实际上,任何事物的变化总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这其中有些因素是直接的、特殊的,有些因素则是间接地、普遍的。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分析,就不难知道:现代市场化运行规制下的媒介(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发展的重合性和叠加性,可能是我国国民阅读行为嬗变的特殊原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制的变化,是国民阅读行为嬗变的间接和基础原因;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和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浮躁心态和功利性目的的增长、包括出版者与作者在内的传播者创新能力的不足等,是国民阅读行为嬗变的相关因素。

注释:

①本表数据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自动生成的检索报告整理所得,括号内为文献篇数。

②涉及国民阅读问题的著作有几本,主要是:张维特主编:《30年中国人的阅读心灵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年版;陈燕丽等著:《阅读行为的调查与分析》,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康晓光、吴玉伦、刘德寰、孙慧著:《中国人读书透视:1978-1998大众读书生活变迁调查》,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曾祥芹主编的《阅读改变人生》(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巴丹主编的《阅读改变人生:中国当代文化名人读书启示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等。

③这些调查及相关文献包括: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的年度读者调查,2001年中南大学出版社对中南大学在校本科学生的调查,2003年王惠基于对海南省海口市初中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的青少年人群在网络时代的阅读状态进行的调查和分析,2005年有“上海师范大学的上海大学生购书及阅读倾向问卷调查”、天津市教科院等部门开展的“天津市中小学生的课外阅读状况调查研究”、郑惠生主持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课外阅读系列调查”,2006年张硕的《贵州大学学生阅读经典书籍状况调查分析》、中华读书报对北京城区中小学生暑期阅读状况的调查、中国企业家杂志的“中国企业家时尚杂志阅读调查”,2007年中国青年报甘肃记者站对兰州9所高校进行的“网络时代大学生读书状况”调查、孙珊珊的《公务员阅读调查》、覃云的《关于女性阅读的调查与思考》,2008年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室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进行的读书情况的调查、中国图书商报开展的“书业从业人员阅读调查”、黄晓斌和林晓燕的《数字媒体对大学生阅读行为影响的调查分析》,2009年刘秀明的《南疆少数民族大学生预科汉语阅读调查研究》、余皓明的《从最喜欢的三本书和三个作者看小学生阅读——广州市华阳小学阅读调查分析》、朱红等人的《高校学生利用图书馆进行课外阅读的调查研究与分析》、覃岚和郭小玲的《高校图书馆读者阅读调查与相应对策》、陶本一和曹建召的《全国初中生课外阅读调查报告》、唐淑香和孙娟的《湖南省大学生课外阅读调查与分析》等。

④对国外国民阅读情况研究不够系统深刻,除散见于一些著作和文章的介绍外,专门讨论国外国民阅读情况的只有零星的几篇文章,如:姜晓娟:《国外的阅读调查与杂志出版企业的市场研究》,《出版发行研究》2009年第4期;姜晓娟、王卉莲等:《西欧三国国民图书阅读情况》,《出版发行研究》2008年第9期;王杨:《经济危机影响下的英国国民阅读状况》,《出版参考》2009年8月下旬刊;傅西平:《巴西:致力于提高国民阅读率》,《出版参考》2008年第28期;谢明辉:《葡萄牙“国家阅读计划”》,《思想理论教育》2008年第4期,等。

⑤姜晓娟、王卉莲等在《西欧三国国民图书阅读情况》(《出版发行研究》2008年第9期)一文中介绍到:2007年5月,英国《图书馆和信息快报》(Library and Information Update)杂志对4000个读者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1/3的被调查者阅读“高深的文学”是为了显得自己能力强,实际上他们根本就看不懂。几乎有一半的被调查者说他们阅读经典著作是为了让自己显得有文化。该调查还显示,40%的人在自己读过的书方面撒过谎,理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参与到话题中去”。10%的男性说他们会为了给异性留下一个好印象而假装自己读过某本书,而“大多数人”会为了讨约会对象欢喜而去阅读。在工作中,曾经对新同事和雇主谎称读过某些书的被调查者分别占到15%和5%。年轻人最容易把书作为交际的工具,19-21岁的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在读书方面说过谎。这种现象是否可以概括为“阅读虚荣”呢?国内研究人员对这一现象似乎还没有专门研究过。

⑥英国劳工联合会(TradesUnion Congress,简称TUC)在2006年对1432名雇员进行了在线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3%的英国企业设有公开书库或是图书俱乐部。我国的情况怎样呢?有必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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