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上层建筑观及其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层建筑论文,评价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0)08-0016-07
一、毛泽东上层建筑观的历史考察
（一）20世纪20-40年代：关注上层建筑的变革及其反作用，对社会形态及上层建筑内涵有明确的解释
毛泽东自20世纪20年代投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从事革命理论活动时，在一些演讲和论著中涉及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论点。目前见到的毛泽东最早论及上层建筑的文献是1926年撰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在这篇序言中，毛泽东着眼于中国革命全局，认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须把农民全部发动起来才能推翻中国旧的上层建筑。他这样写道：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它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1](P37)
从这一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不是从理论上展开上层建筑问题，而是从中国革命的现实着眼来说明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这里的“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指向很清楚，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代表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即地主阶级与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由军阀掌控的国家政权，但毛泽东并未详细从理论上阐发它。
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对上层建筑的解释也不是很详细。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论及上层建筑时其重点是说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他是从论述矛盾地位的相互转化以举例的方式论及这一问题的。为了准确理解毛泽东的表述，现引用他1937年撰写、未经1951-1952年修改过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原文：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导；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导；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导；如此等等，它们并不互相转化。须知这是就一般情形而言，站在唯物论的基点上，他们确是不转化的绝对的东西，然而就历史上许多特殊情形而言，他们仍在转化着，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有时亦表现其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应该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之时，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革命运动”之时，革命理论的提倡就起了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之时，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导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时，对于政治、文化上面的革新就成为主导的决定的东西了。这样说来，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不违反的。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但同时又承认而且应该承认精神的东西之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而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1](P51-53)。
在这段论述中，毛泽东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和实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三对矛盾列在一起，并且把“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相提并论，这表明毛泽东在这里没有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大系列区别开来。同时，毛泽东使用了“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的提法，这表明他是把政治与文化并列为上层建筑，但没有把政治与文化二者相混淆，并把政治放在首位。
1948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土地改革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时，在系统论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问题时，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根据较为系统地阐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和革命问题，并较为清楚、正确地论述了上层建筑。
毛泽东先从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着眼来说明现实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他写道：
人们为着要生活，就要生产生活资料，例如
粮食、衣服、房屋、燃料、器具等。人们为着要生产生活资料，就要有生产资料，例如土地、原料、牲畜、工具、工场等。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就是社会的生产力。
人们为着要进行生产，就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彼此发生一定的相互关系，否则就无法进行生产。因为人们的生产从来就是社会的生产，不能孤立地进行生产。这种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就是社会的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为着通俗起见，所有关系在本文件中称为占有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在法律上表现为财产的所有权关系。
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的生产关系相结合，就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一切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精神生活的基础[3](P55)。
这里，毛泽东的表述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法相同并且很清楚：在社会生产方式这一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精神生活”。在说明社会生产方式是社会的基础之后，毛泽东进而指出在社会生产力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中，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开始由社会一切人们的共同占有关系，发展成为一部分人们的私人占有关系。少数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的人，就剥削多数丧失或只占有很少的生产资料的人。“这样，人们就分裂成为不同的阶级，分裂成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并且，“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剥削阶级对于被剥削阶级施行剥削的方法也就发生变化”。“社会分裂成为许多阶级，这样的社会，叫做阶级社会。这样的阶级社会，既区别于人类历史上分裂为阶级以前的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又区别于阶级被消灭以后的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后一种社会，现在已经在苏联存在和发展。”“人类历史上的阶级社会，大体上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阶段。”[3](P56)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如此。只是因为外部和内部的原因，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到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在鸦片战争以来的长时期内占据优势。这种优势，现在正在被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所迅速地代替着。为了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理论指导，毛泽东接着引证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著名的话：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彼此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赖他们本身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是适合于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现实的基础，而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层建筑物，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竖立起来的。同时，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是和这个基础相适合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一般社会生活的，政治生活的，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和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者说，就和所有权关系（所有权关系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的法律上的表现而已）发生矛盾。而生产力，在此以前，是在这些关系的内部发展了的。于是这些关系，就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枷锁。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在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物中，也就或多或少地迅速地发生大变革。[3](P57-58)
在引证马克思的话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旧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旧的建筑物，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新的建筑物。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如此。”[3](P58)这里，毛泽东把精神纳入上层建筑内，与前面的解释不尽一致，这可能是受马克思有关提法的影响。但马克思意在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把这二者混合在一起论述，还从整个社会角度说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一般社会生活的，政治生活的，精神生活的过程”，这很容易让人把精神或意识与政治放置在一起而不加区别。
毛泽东接着分析了中国当时的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问题，认为无产阶级、农民、独立劳动者，以及一切受人剥削的人们，共占全国人口约百分之九十，其中农民则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所有这些劳动人民，在反动的国家政权下，除受经济上的剥削外，还受政治上的压迫。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其中，以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任务，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以人民民主革命的方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3](P59-60)毛泽东还指出，中国封建的、买办的反动阶级，建立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的腐朽的国家，以及代表这个国家的反动的腐朽的政府。全国一切生产力，除了已经获得解放的地区以外，均被这些反动阶级所控制的反动的退步的落后的生产关系所束缚，日趋衰败，不能发展。而生产力本身的要求，则是用革命方法解除这种旧有生产关系的束缚，推翻这种旧有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使全国一切积极的生产力获得向上发展的可能，替未来的更进步的更能自由地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社会准备条件。“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生产关系，都是被阶级的国家权力所保护的。……而所谓国家权力，首先就是军队的武力。”[3](P61)“中国人民如果要消灭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和买办的生产关系，完成民族独立，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借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他们就必须推翻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旧式富农所结合在一起的反动的腐朽的国家权力，首先就必须消灭一切反动军队。”[3](P62)
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在这篇文献中以马克思的观点为依据，在解释社会经济形态的基础上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什么是上层建筑，尽管有不尽一致的地方。毛泽东依照当时的译文将“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层建筑物”理解为在社会经济结构这一现实基础上竖立起来的，他根据中国社会现实条件说明其上层建筑是国家及其代表者政府，强调国家权力首先是军队的武力。中国人民的革命是要推翻反动腐朽的国家权力，消灭一切反动军队。可以说，毛泽东这里的阐述把握了上层建筑的核心。
（二）20世纪50-60年代：将上层建筑的内涵扩大，思想、舆论、世界观以及科学等都包括其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对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他有关上层建筑的论述也更多了，但他赋予上层建筑的含义则有所改变。1956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社会制度的改革时，明确把思想、舆论包括进上层建筑。他是在论及社会制度的改革和革命时涉及这一问题的：
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4](P318-319)。
由于毛泽东所讲问题的重心放在社会制度的改革和革命上面，他阐述了一些很好的观点如上层建筑是一种社会关系，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等，不过没有充分发挥。但毛泽东把思想、舆论包括讲上层建筑是非常明确的。如果“包括”在这里是指上层建筑中内含着思想意识，那就很精辟，不过毛泽东并没有这种意思，因为他把舆论一词与思想并列。这表明毛泽东关注的问题重心已转移到思想文化与舆论领域来了。
也是在1956年，毛泽东在同工商界人士谈话谈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也论及了上层建筑。他说：“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5](P182)这里，毛泽东是将政府、法律、政治与意识形态以及文化、艺术相提并论的，并首次使用了“意识形态”一词，这可能与他受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有关内容的影响之故。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既指出民主是上层建筑，也再次强调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他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5](P209)这段话表明毛泽东把作为政治范畴的社会主义民主视为上层建筑，其功能是为经济基础服务。但接着讲到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时，毛泽东仍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来着眼，说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5](P215)。
毛泽东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法律并提，说它是上层建筑，并认为它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表明毛泽东此时十分看重意识形态的作用，从毛泽东关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它“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情况中更可以看出这一点。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时，把上层建筑的内涵进一步扩大，将决议、开会作为其主要部分，而将法律置于一旁。他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这是讲上层建筑部分。”[6](P102)
1959至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时作了大量谈话及少量批注。毛泽东在谈话中多处涉及上层建筑，内容更加丰富、庞杂，如谈及“一切社会关系”，谈及人民的管理权利，谈及怎样读政治经济学，谈及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谈及苏联的政治问题，也谈及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等。
在解释“一切社会关系”时，毛泽东这样指出：“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的关系。”[7](P79)他这里对“一切社会关系”的阐释是全面的，可以这样来理解：生产关系对应着经济，上层建筑对应着政治，思想、文化对应着精神。但从他在以前所说过的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看，政治与思想、文化也是可以包括在上层建筑之中的。
毛泽东进而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谈及上层建筑。他说：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7](P170)毛泽东的看法是十分正确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确实离不开唯物史观。但是毛泽东在把国家列为上层建筑时，也把哲学、科学列入上层建筑，这就有失准确了。
当然，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国家政权的作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中有这样的论述：国家同危害共产主义建设利益的一切社会主义法制破坏者，妨碍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迅速发展生产、加速技术进步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惰力、各种落后和守旧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对此深表赞同：“这一段讲得有点神气，要上层建筑干什么？就是为了对经济基础起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7](P358)
在谈及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利时，毛泽东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由一部分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7](P275-276)显然，毛泽东是把管理国家、军队、企业、文化教育等等领域都归结为上层建筑的管理，这样，上层建筑的内涵就拓展了。但因为是谈话，可能未细心推敲，以至把企业管理等也纳入上层建筑，这就把上层建筑的内涵变得过于宽泛了。毛泽东在读书时还以发展眼光谈及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关系。他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7](P422)毛泽东认为，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他进而指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7](P422)毛泽东在这里不仅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平衡与不平衡发展的关系谈及上层建筑，亦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谈及只有同时研究上层建筑即国家的作用才能更全面，并提出对上层建筑即国家和对生产力的研究都只能适可而止，而不能过度，这些看法无疑是深刻的。
在议论苏联的政治问题时，毛泽东也涉及了上层建筑。他这样说：“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社会原因，是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但是，“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既有富裕农民，也一定有非富裕农民，而且后者总是占多数。有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必然会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两种世界观、方法论的相互斗争，是必不可免的。辩证法代替形而上学，也必不可免。”“一种上层建筑如辩证法，代替另一种上层建筑如形而上学，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代替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就要革命。”[7](P734-744)从这段谈话可以看出，毛泽东谈及上层建筑时随意性比较大，不仅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属上层建筑，连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上层建筑，并把它们与社会制度、政治、革命等交杂在一起。
当然，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是相机而发，有些观点不可能深思熟虑。应注意的是，谈话毕竟是谈话，和精心撰写论著是有区别的。1963年，毛泽东又两次论及上层建筑，但内容较简单。一次是在该年12月12日《关于文艺工作的批语》中：他把文艺列入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基础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8](P436)一次是在该年12月16日听聂荣臻汇报时插话：“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9](P351)前者表明毛泽东把文艺列为上层建筑的失误；后者说明毛泽东注重的上层建筑内容是政权和军队，这又与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相关论述差不多相同。
二、对毛泽东上层建筑论点的评价
从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上层建筑有自己的理解，其解释在各个时代的特点不尽相同。在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展开新的民主革命的现实，使他直接关心上层建筑的变革，并号召用人民革命的手段来推翻束缚社会进步的旧的上层建筑，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毛泽东从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诸方面来看上层建筑，并具体从旧中国的国家政权束缚社会经济的发展、束缚生产关系的发展来进行论证，指出国家权力首先就是军队的武力，中国人民如果要消灭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和买办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推翻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旧式富农所结合在一起的反动的腐朽的国家权力，首先必须消灭反动军队。毛泽东根据马克思的上层建筑观，在解释社会经济形态的基础上从国家政治权力的意义上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上层建筑的根本属性。这在实践上为中国人民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从而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夺取了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
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对上层建筑的解释发生了变化，他注重政权但淡化法治，又把思想或意识形态、舆论乃至科学等等包括进上层建筑。从具体情况看，建国后毛泽东更关心的是上层建筑的不断变革，尤其是人们思想观念的革命。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时，是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在变革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变革国家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新建立起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因此需要进一步进行变革。他认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及生产力的关系是既平衡又不平衡的，处在不断的矛盾运动过程中。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泽东以苏联出现一个高薪阶层为戒，以苏联时任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没有“辩证法”为戒，提倡人民管理国家政权，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习，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教育，因而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重思想、文化等方面，认为这些是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因之，1949年以后，毛泽东赋予上层建筑概念的内涵过于宽泛了，他甚至将计划也列入其中。例如，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有这样的说法：“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7](P186-187)毛泽东把计划列入意识形态，并将意识形态与意识相混同。在他这时的看法中，意识形态又属于上层建筑。这显然是把计划的性质人为扩大了。毛泽东把文化乃至科学包括进上层建筑，甚至有所谓“阶级的科学”等说法，这是毛泽东在上层建筑问题上的失误之一，1966-1976年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进行政治革命可视为这种失误的明证。例如，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即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开头部分即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0]
从毛泽东上层建筑观的理论来源看，他既直接受马克思的影响，也在较大程度上受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影响。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表现在，他在1948年论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问题时，直接引证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但此前毛泽东受当时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品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李达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专门论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该书认为“社会之基础为经济关系，其上层建筑为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经济关系中之生产力苟有变动，则经济关系势必改造，因而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亦必改造。”[11](P241)在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中，李达在把上层建筑划分为“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和“意底沃罗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并对它们的各自的反作用作了说明。这本书，李达曾寄赠毛泽东，毛泽东曾说自己“看了十遍，作了许多眉批”[12]。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读该书的“历史唯物论的对象”这节时作了标记，该节论及社会经济构造“是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在它上面树立与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它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3](P274)。看来，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上层建筑理论的不正确解释就影响过毛泽东，建国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也会给他不同程度的影响，使他在建国后解释上层建筑时扩大了其基本内涵。
不过，在毛泽东对上层建筑的所有论述中，一个明显特点是不受斯大林观点的影响。特别是建国后他在几次讲话和谈话中讲到上层建筑时，看不出斯大林解释模式的丝毫痕迹。1950年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出版后其汉译本风行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国哲学工作者讲解上层建筑时其观点大都统一到斯大林的上层建筑解释模式上。但毛泽东对上层建筑的说明与斯大林的解释明显不同，他的论点在当时也有广泛影响。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层建筑概念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有重大作用，在汉语中的使用频率也很高，但它却是一个比喻性概念，而学界对其理解和解释并不很正确。其实，在毛泽东所引述过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概括了两个系列的问题：社会经济结构这一现实基础决定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他着眼于政治对经济、意识对存在的隶属关系或被决定与决定的关系。马克思同时从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着眼，将之概括为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三大类型。这三大社会生活类型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起根本的决定作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两大系列与三大生活领域有基本的对应关系：经济结构对应着物质生活，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对应着政治生活，社会意识对应着精神生活，而社会存在对应着整个社会生活。由于马克思把两大系列与三大生活领域穿插在一起叙述，往往造成人们的误解或思想上的混淆。但马克思把人类社会一分为二即分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个部分，同时又将它解析为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上层建筑）和精神结构（社会意识）这三个子系统则是十分明确的。如果马克思论及社会政治时使用的是政治结构概念，或使用的政治制度、政治形式等概念，就不会造成人们的任何误解。这样也就会与现代政治科学的概念、术语同一，更具有通约性，更易于为社会科学各学科共同使用。顺便指出，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中引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时，曾把“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一语删改成“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14](P61)。这样上层建筑的规定变得简单、明白，“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一语删除后，社会意识形式不再被表述为一种独立的上层建筑形式与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并立，其内涵也不会被任意扩大。当然，这需要重新作出解释。
其实，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曾明确地把上层建筑与政治等同起来。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15](663-664)毛泽东这里使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术语更简明，也更贴近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因此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从内容看，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同样符合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及其上层建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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