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平等观念及其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党论文,欧洲论文,平等论文,观念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平等观主要涉及对现实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及其克服路径的理解。欧洲社会民主党①从早期工人运动组织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次转型。在这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平等观念及追求平等的政治实践方式呈现不同的特征。梳理其变化特征有助于加深对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演进特征的理解。
一、早期②社会民主党人的平等观及其时代特征
追求平等是近代一切进步运动的主题，但不同的运动力量所追求平等的内涵却不相同。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王权的斗争中促进了一种普遍平等观念，但现代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历史却伴随着日益严重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现象。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工人阶级政党正是在反对这种社会不平等运动中产生的。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大多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它们是欧洲工人运动暨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它们虽然都信奉社会主义，但其思想渊源复杂，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本身也不确定，其社会平等观也体现出变化多样的特点。总体来看，早期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平等观体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主要追求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德国社会民主党当代理论家托马斯·迈尔将近代历史解放运动中的平等要求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法律平等，指针对现行法律所要求的一种平等；二是政治平等，包括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和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即要求国家公民的平等；三是社会平等，指追求超越前两种平等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平等。资产阶级自由派要求的主要是法律平等，而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力量则是要求将这种平等的原则进一步体现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所有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工人运动纲领的共同之处在于，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实现平等，亦即完成社会平等的要求。”③
早期社会民主党人在平等问题上的主要诉求是致力于工人阶级政治和社会的平等。一些政党在自我目标中明确表示是“为了实现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义务，为了废除一切阶级统治”，要求“取消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④早期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治和社会权利要求，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的要求：(1)一些基本的政治权利要求，包括普选权、自由言论、出版和结社权等。其中，争取普选权是早期社会民主党人最重要的政治斗争内容。(2)促进保护劳工的立法，包括8小时工作制、禁止使用童工、自由的结社权等。(3)要求国家实行一些相关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教育，实行免费医疗救助等。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还提出了累进税“人民保险”的政策主张。⑤在当时，这些都属于激进的政治和社会要求。
其次，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定的，这是早期社会民主党人看待不平等根源的一个普遍立场。早期社会民主党人在思想意识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在第二国际早期，“社会民主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⑥经济分析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些党的党纲以及重要理论家的观点都突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解放意义。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明确表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一切剥削的根源，只有改变这种生产方式，才能实现完美和谐的社会。⑦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的第一个党纲(1897年党纲)也强调“当今文明的种种弊端的主要原因在于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⑧即便是一些带有明显改良主义色彩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是从经济意义上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如费边社会主义者将地租理论延伸到所有的生产要素，强调“土地的私人占有乃是社会主义所反对的各种不平等特权的根源……把土地作为公共财产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条件”。⑨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在解释社会主义的根源时也大抵坚持了这种经济分析的意义。⑩
第三，两种社会变革观的并存。建立社会主义是早期社会民主党人反对资本主义种种弊端的逻辑结论，也是其实现社会平等的路径选择。这方面，早期社会民主党人思想中并存了两种变革观，即彻底的社会变革观和渐进的社会改良观。前者基于对资本主义不平等根源的上述理解，它寻求对社会的根本改革或者说社会革命，即消灭资本主义并建立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在当时政治自由有限、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其政治和社会地位缺乏基本保证的历史条件下，接受这种社会变革观的社会民主党人易于在政治战略选择上突出政治革命的意义。与之不同，渐进的社会改良观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过程，认为可以通过对既有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的改革来逐渐改变资本主义，从而创造社会主义物质和政治条件。英国早期的费边社会主义者是这类思想的代表。他们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渐进实现的过程，也只有在民主和和平的环境下实现。悉尼·韦伯在论述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时表示，重大的、根本的变革只能是(1)民主主义的变革，(2)渐进的变革，(3)被人民大众认为是合乎道德的变革，(4)合乎宪法的与和平的变革。(11)
两种变革观在早期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中往往是并存的。对于一些具有革命倾向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追求社会主义根本变革的目标与在现实斗争中致力于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是并行不悖的。而对于一些改良主义者来说，他们也不否认社会主义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现有经济关系的改变。如费边主义者强调把土地作为公共财产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条件，但他们认为这可以通过把地租集中由国家管理——或者说地租的社会化——来实现。(12)
早期社会民主党人的平等观带有以下明显的时代特征：
首先，它体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早期社会民主党明确的阶级定位。它们大都自称工人阶级政党，并以工人阶级的解放为目标，这决定了它们在平等观上的基本阶级立场。二是在分析方法上明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影响。这一时期一些社会民主党党纲以及一些重要理论家在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的现实不平等的同时，也十分突出阶级斗争对于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意义。如考茨基强调：“各个社会主义政党进行的斗争，不仅是为了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享受失业保险和举行工厂代表会议，同时也是为了整个人类的自由、平等、博爱，不管他们的种族、肤色或信仰如何。”(13)
其次，更为突出政治平等的意义。虽然早期社会民主党以追求社会平等为最终目标，但其政治活动的重心在于争取政治平等的斗争。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社会民主党的认识所决定的。当时整个欧洲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政治权利都十分有限，普选权尚未实现，工人组织(包括政党及工会)也缺少基本权利的保障。在这种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其成立本身就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看到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不是去立即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社会主义，而是首先在阶级斗争中去支持工人、帮助他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它的权力关系以及它的生产过程，并且促进工人阶级的组织。”(14)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早期社会民主党因此也更为强调政治斗争的意义。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爱森纳赫派)纲领强调，“政治自由是各劳动阶级经济解放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因此社会问题是与政治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受到政治问题的制约，而且只有在民主国家内才能实现。”(15)在上述社会民主党关于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政策要求中，前两者即关于基本政治权利和关于工人立法保护的内容占更重要地位。
对彻底的社会变革观的强调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战略选择。例如，这一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虽然也提出了一些激进的社会政策，但并不看重分配问题，甚至对其带有明显怀疑。伯恩斯坦就认为：“事实上社会主义只是就次要方面说才是分配问题。它的首要方面不如说是一个生产制度和生产扩展的问题。……任何社会形态的合乎理性的最终目的即最大可能程度的普遍幸福是否能达到，最后取决于生产率问题，而各该时期的组织制度和分配制度则是从属于这一最终目的的。”(16)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些社会民主党不成功的执政经历也使得一些曾经热衷于具体政策改革的力量非常失望。肖伯纳明显表示出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配制度的怀疑；“人们正在世界各处竭尽一切的尝试，企图以具有再分配作用的税收政策、国家对工资的管理以及工厂条例等等，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来挽救或至少减轻这种失败。但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具有再分配作用的税收政策，意味着对懒惰者给以津贴，而不意味着对从事生产性工作的人们给以工资，而且把工资和工厂加以管理，对于失业者是没有什么裨益的。必须记住：分配不仅是指对物质产品的分配，而且也指对工作和‘闲暇’的分配。”(17)这与后来工党在分配问题上的立场有很大的出入。
第三，受两种社会变革观矛盾的困扰。上述两种社会变革观立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两种需求。彻底的社会变革观表示了寻求工人阶级解放的长远目标，而渐进的改良观则反映了提高工人阶级实际政治和社会地位的现实需求。在工人阶级缺少基本的政治和社会保护的前提下，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可随着这一条件的改变，社会民主党常常不得不在两种需求间作出选择。第二国际内部围绕修正主义以及围绕米勒兰入阁事件的争论表明，两种不同的变革需求间的紧张关系已开始显现。伯恩斯坦提出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并“修正”对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解，意在将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重心从追求远大目标中退回到日常现实中。他在解释其“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论点时强调，他并不是为了表示社会主义目的是毫无价值的，而只是强调超出一般表述的目的必然要不断地陷入侈谈空想。(18)虽然伯恩斯坦的思想当时遭到来自正统派的批判，但改良主义观念在社会民主党内蔓延和彻底的社会变革意识受到冲击成为不争的事实。后来，围绕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问题，两种变革观的冲突演化为了两条道路的分野。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法国、瑞典、英国等国的社会民主党相继实现了执政。但这些政党在短暂享受选举成功的喜悦后很快陷入新的困境。它们尴尬地发现，自己不仅无法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改造社会——这里主要指实行生产的社会化，甚至无法推进一些激进的政治和社会改革。20世纪20年代英国工党几次执政期间，它在社会政策改革方面的进步甚至不如此前自由党政府。这些凸显了托马斯·迈尔所说的早期社会民主主义方案中固有的两个矛盾：一是纲领中的远大目标与政治实践中的微薄措施之间的鸿沟；二是其社会主义理念所承诺的东西——即随着社会主义的实现，不仅能达到自由和公正，而且社会矛盾也能得到消除——无法兑现。“随着社会民主主义方案的实现而有可能经过社会解放和社会公正而进一步达到的伟大目标被人们用理想主义观点拔高了”。(19)早期执政经验的失败使得一些过去热衷于渐进改良主义道路的人们也对这一道路本身怀疑，认为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下“根本的变革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之海不能够被装在只能够容纳一品脱的十九世纪的国会里”。(20)但同时，它也刺激了社会民主党对自己传统理念的进一步改变。2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提出的“人民之家”思想是这一进程的前奏，而大部分国家社会民主党的转变是在战后实现的。
二、二战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平等观变化
战后欧洲社会民主党对自己的理论及政治战略都做了重大调整。理论上的调整主要围绕着对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和对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阐发。1951年社会党国际法兰克福代表大会通过的原则声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以“民主社会主义”来表示这一新的思想体系。此后，各国社会民主党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从不同方面所做的探索——如德国哥德斯堡纲领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阐述，英国的修正主义者克罗斯兰关于社会主义目标与手段的论述等——丰富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
民主社会主义确定了社会民主党人对待资本主义的基本态度：它把社会主义理解为民主制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彻底实现，意在用自己的价值观念改造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从四个方面，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与文化进步、国际民主具体阐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任务。它们表达了民主社会主义力求从多层次上改造资本主义的愿望。显然，民主社会主义在剥离或淡化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意义的同时，也使社会主义回归到了伦理的基础上。正如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1960年纲领所宣称的，“这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观是实现关于自由、平等、合作与博爱的主张的宣示。”(21)不过，这一理论转变对社会民主党意义重大，它们从被视为着眼于未来的党变成了着眼于现实改造的党，其在现实政治中的空间由此也变得更大了。
转型后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在平等的观念及政治诉求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其一，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要求是战后社会民主党人最主要的平等诉求。在早期社会民主党人所追求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一系列政治权利基本实现后，社会民主党平等诉求的重心从政治平等转向了社会平等。《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所表述的政治民主中，除了最后针对独裁制度的一条泛泛表示任何对劳动的无限制剥削都是非道义的外(22)，其他实际都是对资本主义一般政治自由的认同。但其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主张——它们都属于社会平等的范畴——却带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它们都意在改变基于私人利润原则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秩序。经济民主的实质是要对资本主义私有经济进行控制，其原则是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其目标是改变少数人因占有和管理巨大资产而带来的权力以及由它所导致的社会权力分配的严重不平等。50年代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目标都体现了这一要求，包括充分就业、实行社会保障以及对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社会民主则是以满足人类需要为原则，对生产成果进行再分配。为此，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社会权利，包括劳动权利、医疗权利、休息权利、养老保护，儿童保护等。社会学家马歇尔(TH Marshall)用社会公民权利说来表达这些激进的平等诉求。马歇尔认为，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一般公民权利和政治公民权利基础上，20世纪的公民权利的一个重大发展是社会权利，包括获得医疗保健、教育和保持收入水平的权利，它们将确保每一个公民享有广泛的社会地位和机会平等。这种权利不再满足于消除社会底层的匮乏，而是要改变整个的社会不平等方式。(23)这种社会民主的理念也贯穿在了社会民主党关于福利国家的理念和政治实践中。
其二，在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路径选择上，从重点关注生产的社会化转向了重点关注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在不平等根源以及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上，社会民主党人长期着重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由此强调生产的社会化——人们往往把它等同于生产的社会化——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至于社会主义(或者说生产的社会化)如何实现普遍的平等和社会公正，人们很少论证。但一些国家的实践结果表明，国有化本身既不能带来效率，也未必能带来公平。战后社会民主党人逐渐淡化了这种观念。他们不再简单把私人占有形式视为万恶之源，而着重强调最主要的不平等是多数人对少数资本家的依附，改变这种依附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国家的计划、工人及工会对劳动关系的影响都意在改变这种关系，但最重要的是人民要拥有参与决策权。而且，这种依附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中，政治方面也存在着多数人对少数官僚者的依附。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人对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2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提出，国家可以通过立法、公共部门、税收、教育以及社会政策等方式限制所有权，提升工人阶级的地位，从而达到改造整个社会的目的。50年代，英国工党的安东尼·克罗斯兰以区分社会主义“目标”与“手段”的方式来为修正主义的主张辩护。他认为，应根据对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理解中共同的不变因素来界定社会主义，这种不变因素就是某种道德价值和理想，而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的国有化不过是实现这些特征的具体政策或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24)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明确表示：“生产资料私有制，只要它不妨碍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就有资格获得保护和促进。”(25)随着这些认识的改变，社会民主党将矫正市场弊端的重心转向了对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经济政策中的重要政策包括税收政策(尤其是累进税制)、最低工资的法律规定等。而社会政策中的核心议程则是促进普享型的社会福利体制。
其三，在社会关系上，从注重阶级斗争向注重劳资关系平衡转变。早期社会民主党人平等观中的强烈阶级意识在这一时期明显淡化。一方面，社会民主党普遍淡化了党的阶级定位，而突出人民党的形象。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在明确多元的价值观念的同时，也越来越不再拘泥于阶级分析的社会观。例如人们在分析不平等现象时虽然依然沿用了阶级的概念，但不再简单将之归为由人们在生产地位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而越来越多地吸收了一些现代社会学的分析，如强调教育、身份地位等。与之相应，在追求社会平等的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也日益淡化了阶级斗争的意义，并将重心转向了促进劳资平衡关系的建立。
这首先是基于对劳资关系的认识转变。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促进社会平等必须改变资本的既有经济和社会权力地位，但在上述思想观念转变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不再简单以剥夺资产者的权力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平等，而是强调通过实现劳动与资本间的关系平衡的方式来抑制资本的权力。曾任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领袖的英瓦尔·卡尔松指出：“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分析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矛盾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这一矛盾既涉及劳动条件问题，也涉及生产成果的分配问题。它不可避免地来自劳动生活中的不同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不可调和的。但如果双方力量能够达成某种平衡，它又可能成为经济发展中富有活力的因素。”(26)在这种观念之下，各国社会民主党政府通过一系列向劳方倾斜的立法和政策，提高了劳动者的相对地位，从而使得劳动与资本间的关系出现了一种相对平衡。这些政策包括：通过国家强制性的立法政策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通过向劳动方倾斜的财政和收入再分配政策、尤其是普遍的福利国家建设，提高了劳动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通过一定的劳资谈判机制限制资本的权力。长期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更为强调劳动与资本间的伙伴关系，把“使所有人在管理和发展共同的生产性资料的任务中成为同等伙伴”作为经济民主的目标。(27)
其四，以建立和发展高水平的福利国家作为促进社会平等的主要事务。在逐步淡化所有权问题后，社会民主党把重心转向了福利国家的完善上。这时福利国家的基本原则虽然得到左右翼主流政党的认同，但两者不同的价值取向影响了各国福利国家的具体进程和政策。社会民主党人平等观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影响了他们在福利体制和政策发展方面的倾向性。一是其基本价值观倾向于促进普遍的福利保护。在福利国家的发展方向上，保守自由主义力量倾向于将福利国家作为一个最低安全网，只为那些需要的人(主要是贫困者)提供低水平保护，意在促使人们通过工作改善自己的福利地位。而社会民主党人价值观——强调公正与团结互助，要求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社会——则驱使他们更强调建立一个以满足人的尊严为标准的普遍的福利体制。所以在社会福利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人往往更为强调基于需要的服务而非仅仅是基于匮乏的服务。在这种观念之下，推进普遍的社会福利成为20世纪50、60年代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普遍政策。二是出于对机会平等的不同理解，社会民主党更容易鼓励垂直的再分配政策和福利水平的攀升。机会平等本是保守自由主义者为容忍社会的不平等而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一个社会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平等，主要的是要有机会均等的权利。20世纪50、60年代，社会民主党也开始使用机会均等的概念，并承认人们之间因为能力或投入的差异而导致的收入差距。(28)但按照“公正”这一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他们强调人不仅应该具有同等的自我发展的形式上的权利，而且还应该有自我发展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对于社会中的弱势者来说，只有予以特殊的机会才能真正实现机会的均等。因此他们主张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以倾斜于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弱者的方式来使后者拥有真正的“机会平等”。基于这一观念，在财富的再分配体制方面，他们更倾向于垂直的分配体制(29)；在福利的水平方面更为强调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当然，这种拉平战略方式被保守自由主义者指责为平均主义。但社会民主主义者强调他们只是想通过同等的发展条件实现真正的起点机会均等，并不谋求结果的一致。(30)而且，一些富有远见的社会民主党人并不认为普遍的免费福利是实现社会平等的正确路径，他们更赞成的是能够促进机会平等的社会投资。如克罗斯兰强调，“就社会支出而言，正确的办法是采取一种慷慨的、富有创见的、长期的社会投资计划”。(31)这里他主要强调的是对教育(公立学校)和公共医疗设施的投资。但在实践中，出于政治竞争的压力，社会民主党往往鼓励了单方面的福利开支扩大倾向。所以后来新右派将福利国家的危机归咎于社会民主党人。
三、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民主党人平等观的变化
社会民主党人的上述平等观念及其政策方式对战后欧洲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致自由主义者拉尔夫·达仁多夫称旧的欧洲都打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宪法的烙印”，两大阵营的大部分人都属于社会民主党人。(32)但也正因如此，20世纪70年代后，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福利国家的危机，欧洲社会民主党受到强烈冲击，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陷入一种新的危机。面对危机，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反思自己的传统观念和政治议程，90年代的“第三条道路”是社会民主党的现代化改革力量用以表示其改革方向的旗帜。尽管围绕这一进程不同党以及党内不同力量之间有分歧，但承认社会民主主义必须适应新的环境，即承认改革的必要的力量主导了社会民主党的变化进程。在这一调整进程中，传统平等观以及相应的政治议程往往是争议的焦点。例如在福利国家的问题上，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者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提出两点指责。一是更大程度的平等是通过各种拉平策略来实现的，是一种取富济贫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越来越难以为日趋庞大的中间阶级所认可。二是它遵循一种线性的现代化模式，认为福利制度能够不断地进步和发展，为经济的发展配置日益充分实现的社会权利。这种方式导致了福利水平的不断攀升。
围绕平等以及相关的政治议程问题，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观念，它们直接影响了90年代的社会民主党改革议程。主要表现为：
首先，在价值观中更为强调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的平衡。在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模式中，一系列政治议程、尤其是涉及促进社会权利实现的事务都是以集体主义的承诺为前提的，这种集体主义模式是以阶级政治为基础的。但这种模式受社会结构变化以及人们的生活及行为方式变化的冲击。传统工人阶级的萎缩、大量新的中间阶级的出现以及家庭结构变化，这些都动摇了社会民主党传统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支持模式。与此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吉登斯谈到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的两种趋势。一是从“匮乏价值”(scarcity values)(33)向后物质主义价值的转变；二是价值分布的状态的变化，它使得价值的分布已经不再取决于阶级界限或者左翼-右翼之分。自我表现和对有意义的工作的渴望已经取代了经济收入的最大化。(34)这其中，一种被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称之为的新个人主义或者说“制度化的个人主义”越来越突出。它不同于极端个人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利己主义，而与福利国家带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化有关。由于福利社会的发展，个人对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生活方式作出抉择的机会越来越大，它导致个人自我意识的加强，个人对大的集体的隶属意识随之日益淡薄。(35)这些变化趋势无疑对以集体主义承诺为特点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因此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必须寻找到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的新的平衡。
作为“第三条道路”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则的权利与责任的平衡就是由此提出来的。它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新的平等主义的起点。吉登斯把无权利即无责任当作社会民主党新政治的座右铭。他强调，作为一种伦理原则，“无责任即无权利”必须不仅仅适用于福利的受益者，而且也适用于每一个人。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强调这一点极端重要，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规则就只能适用于那些穷人或需要得到福利的人。(36)
其次，承认有差别的平等。上述社会结构的变化对社会民主党传统平等观的另一个挑战是：越来越难以用一个平等标准来表达其支持结构中的不同平等诉求。战后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结构虽然既包括工人阶级也包括了新的中间阶级，但主体依然是工人阶级。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传统工人阶级在日渐萎缩，新的中间阶级日趋庞大，而后者远非一个同质的群体。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这些不同群体间往往存在很大分歧。例如，传统分配体制中的拉平方式往往不被中间阶级所接受，后者对社会民主党所突出的机会平等中的结果平等也越来越不认同，而他们越来越成为决定社会民主党选举成就的关键。为了弥合这种差异，社会民主党日趋强调一种新的平等观，即有差别的平等。托马斯·迈尔把有差别的平等政策作为未来社会民主主义的六个维度之一——即平等与自由维度提出来。他指出，同等的自由不仅要求保证人人都有份的无所不包的个人自由体系，而且要求改善物质生活前提，因为只有这样才使个别的人也可能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平等的公正政策要为个人自由留下空间。有差别的平等意味着保证最大可能程度的自由，承认对个人的自我发展有利、而对社会一体化不会造成威胁的一切个人差别都是合法的并给予鼓励。这种有差别的平等观念会起桥梁作用，把低下的和中间的社会阶层希望在分配政策上得到补偿的利益与上层群体对公正的共和主义理解结合起来。(37)这种突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机会平等的有差别的平等观事实上成为了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改革政策的核心观念。
第三，把包容性和排斥性纳入平等的观念。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政治议程是与老左派所持的平等主义相关联的。而吉登斯认为，老左派所奉行的平等主义在动机上是高尚的，但如右派批评者所指出的，这种高尚的动机有时会导致悖理的结果。被大多数人看成是社会民主政治之核心的福利国家如今制造出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38)吉登斯强调社会公正仍是第三条道路的核心关注点，但他试图通过对平等的新的解释来为改变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模式立论。他借用了新的政治学对平等的解释，把平等理解为“包容性”(inclusion)，而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exclusion)。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形式上的和实际的政治权利及相应的义务、机会以及公共生活的参与。工作的机会以及教育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排斥有两种明显的类型：一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排斥，将他们排除在社会提供的主流机会之外；另一种是社会上层人士的自愿排斥，也就是所谓“精英的反叛”。(39)吉登斯认为，包容性和排斥性已经成为回应不平等的重要概念工具。显然，包容性和排斥性都有多方面的体现，而不仅仅只是经济方面的。而且，两者都突出了“机会”的观念。这种平等观承认结构变迁所导致的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是很难克服的，但不认为高度的不平等是经济繁荣的必然伴生现象。
突出平等的“包容性”显示了新的激进主义对平等的新理解，其意义在于：摆脱阶级政治束缚的社会民主党需要一种新的概念或哲学来适应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趋势，来容纳更为广泛的政治光谱。它应该是兼收并蓄式的，足以开放地吸引广泛的支持，容纳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需要，同时又能够至少在价值观念方面体现与传统的进步主义价值观的连续性。
第四，提出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改革传统的福利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最主要的政治议程之一，同时也是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可持续的福利社会。吉登斯的“社会投资型国家”表达了这种改革方向的基本要点。这种“社会投资型国家”是围绕包容性的平等和排斥性的不平等观念建立起来的。其基本原则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资助。为人们提供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提高每个人进入市场的能力，同时加大就业的压力，防止一部分人滥用福利，这些都是“社会投资型”国家的基本方式。吉登斯赞同用“福利社会”取代“福利国家”的提法。它们体现了对提供福利的两种不同理解。“福利国家”强调的是国家或者政府的福利开支水平和活动，而福利社会强调的则是把国家的福利活动与市场、公民社会以及家庭的福利获得结合起来。后者的范围更为广泛。
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大多数国家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积极的福利国家”观念成为其福利改革的指导思想。它促进了社会民主党在福利观念上的以下重大改变：使福利制度成为一种全社会而不仅仅是穷人受益的体制；强调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为此，它强调福利的重点应该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扶持的手段而非简单的救济。从这些观念出发，社会民主党的福利政策改革集中在：减少直接的救济范围和水平，突出向“积极的福利”政策倾斜，如强调工作的中心地位以及教育和培训，通过一系列对低收入工作家庭的优惠政策，鼓励人们通过工作来减少对福利的依赖，并通过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来改变自己的机会；在福利的结构方面引入市场的机制，突出公共—私有部门的伙伴关系，力求建立一种新的多元的福利结构；政府在福利体制中的职能转变，强调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分配，而不是简单的直接再分配。法国社会党和英国工党还相继实行了最低工资制。
不过，许多人对这些改革是否真正如改革者所称将市场机制与“社会公正”结合了表示怀疑。他们批评实际的改革方式过多体现了对市场的退让，而忽视了履行公正的诺言。后者更多停留在意识形态或口头上而不是实际政策中，改革缺乏有效的实施公正的手段。有人将英国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实践称之为一种“资本绥靖主义”(capital appeasement)和选民“优先适应”(preference-accommodation)的政治。(40)也正因为如此，当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在共同谴责新自由主义方式的同时，社会民主党也连带成为被指责对象。
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上述平等观变化表明，虽然追求平等和公正是社会民主党始终的政治诉求，但正如社会民主主义本身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一样，社会民主党人的平等观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的，其内在的变化逻辑及其所表达的政治诉求从一个侧面表示了欧洲社会民主党三次历史转型的脉络，即从一个带有典型阶级特征的工人阶级政党转变为一个体现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的进步主义政党。
①本文所称“社会民主党”指作为社会党国际成员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工党、社会党等。在非具体所指时统一用“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人”一词也是从泛义上使用，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同义，包括了不同时期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流派的人物。
②本文所说的社会民主党“早期”指19世纪末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社会民主党。
③[德]托马斯·迈尔、卡尔-海因茨·克莱尔、苏珊·米勒、克劳斯·诺维、海因茨—蒂默曼(编)：《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概念》，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281、286页。
④⑦(15)(25)张世鹏编：《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4、20-21、9、75页。
⑤⑧(21)(26)(27)高锋、时红编译：《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述评与文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164、157、185、15、189页。
⑥参见殷叙彝：《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起源和历史演变》《民主社会主义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⑨(11)(17)(20)肖伯纳主编：《费边论丛》，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7、87、5-6、10、14页。
⑩考茨基在分析社会主义的起源时将之归为两类，一类是伦理的，它出于人的自然本能，出于对“自由、平等、博爱”要求的接受和对现实社会不平等的道德愤慨；另一类则是经济的，它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和阶级地位，它强调，“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只有通过经济的研究才能实现，认为“资本主义工业造成了群众的贫困，对于这种贫困的叛逆性的研究，就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观念”。参见王学东编：《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3-404页。而伯恩斯坦也认为，“对社会主义的最精确的说明无论如何是同合作经营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一来就把经济的和法权的关系同时表现出来了”。参见殷叙彝编：《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5-226页。
(12)肖伯纳在其题为《向社会主义过渡》(1888年)的演讲中指出：“地租的社会化意味着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其方法是没收现存私人有产者的财产并把它转移给整个国家。因此，这种转移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问题。假若社会进化的任何阶段可以说已经开始了的话，那么这种过渡大约在四十五年以前便已经开始了。”肖伯纳主编：《费边论丛》，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49页。
(13)(14)王学东编：《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6、405页。
(16)(18)殷叙彝编：《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318-319页。
(19)托玛斯·迈尔著：《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5页。
(22)该条原文是：“任何独裁制度，无论出现在什么地方，都是对所有国家自由的威胁，从而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凡是对强迫劳动进行无限制剥削，不论是在私人利润还是在政治独裁统治下，都是一种对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道义标准的威胁。”(《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此条其实主要是针对当时的苏联。
(23)T.H.Marshall and Tom Bottomore,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Pluto Press,1992,pp.27-28.
(24)(31)安东尼·克罗斯兰著：《社会主义的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2-65、88页。
(28)如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1960年党纲表示，“平等意味着所有人的同等机会和同等价值……同等机会首先必须是根据自己的专业与才能得以发展的可能与权利”，并表示“反对源自社会与经济特权和权力地位的收入差别，但接受产生于劳动投入、专业技能、责任和主动性不同的差距。”高锋、时红编译：《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述评与文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29)按照财富分配的方向人们区分出两类分配体系，即水平分配体系和垂直分配体系。前者着重于收入和财富在不同类群之间的再分配，如从有工作能力者向无工作能力者的转移；后者则着重于财富和收入的不同端点之间的再分配，如从富人向穷人的转移或者反之。社会保险属于前者，而普遍的免费服务则属于后者，这种体制往往基于税收方面的累进税制。
(30)参见赖因哈特·魏尔：《机会均等》，托马斯·迈尔等编：《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概念》，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290-292页。
(32)拉尔夫·达仁多夫：《现代社会冲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214页。
(33)或者说“唯物质主义”，它是战后二十年占主导的价值趋向，它高度重视安全、收入提高、物质消费和个人职业升迁机会对于自己生活的价值。而70年代后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则把个人的自我实现、社会感性体验、公平的生活条件、未受损害的环境和本身生活的意欲满足当作确定自己生活取向的最重要价值。参见托玛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第67页。
(34)(36)(38)(39)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2、68-69、17、107-108页。
(35)(37)参见托玛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第64-70页，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第36-40、164-165页。
(40)Colin Ha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 Labour:Labouring under false pretence?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p.159.see Neil Bradford,"Renewing Social Democracy? Beyond the Third Way",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67,Spring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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