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历史魅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践论论文,思维方式论文,魅力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维方式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历史魅力，只有在同其他哲学思维方式及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的比较中才能显示出来。在现时代，作为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尚有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对思维方式问题，它们各有自己的主张，但它们都是从对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的挑战和批判中建构自己的理论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它们当中最早对传统思维方式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之首倡者。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世纪上半叶产生以后，在19世纪下半叶，德国出现了所谓“新康德主义”。有的哲学家公开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又经过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这股思潮最终发展成现代的人本主义思潮。现代人本主义的历史起点是康德哲学。康德继承了历史上“认识开始于经验”的思想，同时又明确提出了著名的主体性原则，将人们的知识符合客体改为客体符合人们的知识，让客体围绕主体旋转。他一方面说客体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生经验现象，经过人对先天范畴的整理成为人们的知识，另一方面又说经验现象和引起现象的物质没有共同之处，客体不能被现象化、对象化，是我们的认识所不能达到的“物自体”。现代人本主义的奠基人胡塞尔抓住康德哲学的矛盾，用其主体性原则否定“物自体”，认为世界就是它显现的那个样子，现象背后什么都没有，现象世界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个世界与人处在本质的同一之中。现象学的本质特征是还原，即“返回到事物本身”。胡塞尔的所谓“事物”，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客观对象而是“所与”。在他看来，为了达到“所与”的本质，必须排除主观性，排除所有理论知识和传统观念，专注于对象。存在主义反对胡塞尔的“客观主义”，认为哲学家是“主观的思想家”，他持有态度，而态度就是介入；哲学思维所指向的存在是人的存在，而人是主体，不是对象。存在主义把矛头指向传统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认为它把人客体化，使之成为被摆布的东西，从而使人异化，达不到真正的存在。于是，海德格尔将康德的知识论改造为存在论。他认为，康德哲学的生命和意义，不在于它将主体围绕客体旋转改造为客体围绕主体旋转，而在于它将实体的坚硬存在变为时间中的存在。时间是经验的条件，同时也是经验对象的条件，这样，对象也就不是超感觉的事实，不是先验的事实，从而不是康德先验论所涉及的东西。康德先验论所涉及的是一般性的存在，而海德格尔存在论所涉及的是尚未分化、作为原始体验的存在即“亲在”。“亲在”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人的精神的显现、呈现。亲在的意义在于时限性，而时限性的存在是有终结的存在，即包含着“死”的存在；“死”是不可传达、不可言说的，人只能去领悟。既然不可言说，也就不能知识化。既然没有知识，关于知识的认识论就成为不必要的。基于此，一些人本主义者声称古代哲学是本体论时代，近代哲学是认识论时代，现代哲学是人学时代。本体论已经终结，认识论亦当寿终正寝。
分析哲学（或现代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最初是作为新康德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它与人本主义不同，把现代哲学称为分析的时代。分析哲学声称抛开传统的认识论问题及哲学家所设想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方法，为此，他们宣布超越经验的命题都是不可证明的，因而是没有意义的。康德的“物自体”是没有意义的，一切形而上学命题都是应该放弃的，因此，哲学的思考应当限定在经验范围之内。分析哲学认为，为了避免怀疑主义，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各门科学不断获得可靠知识这个事实，这样，问题就不再是如何获得知识，而是知识如何发生，获得知识的条件和过程如何，以及如何区别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信念。由于它把知识当成既成的东西，而一切知识、一切思想都要通过语言来表达，语言之中镶嵌着人类概念的图式，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的概念系统就存在于语言之中，因此，这些现代经验论者认为，语言同经验到的现实有着同样的结构，语言的界限，即意味着人的世界的界限。于是，他们主张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来把握思想的结构，并发现人的世界的本质。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哲学就成了分析哲学或语言分析哲学。这就是说，虽然他们强调经验的地位，用经验论反对一切形而上学，而在他们的实际研究活动中，语言的研究成了中心，用语言取代了经验，而语言分析的问题是一个逻辑问题。分析哲学就这样将哲学变成了逻辑学的一个部门。
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和分析哲学处在同一个时代，而它们在认识论上的观点却如此分歧。关于它们各自的倾向，英国哲学家欧内斯特·盖尔耐尔作了一个比较，他认为，现代哲学的主题“一方面是对知识过程的系统归纳和知识标准的界定，另一方面是对人的社会状况的锲而不舍的探究”（注：麦基编著：《思想家》，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 468页。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该书第454—458页。）；分析哲学和人本主义各自抓住其中的一个主题，而“马克思是双管齐下”，“试图达成两方面的统一”（注：麦基编著：《思想家》，第548页。）。 关于分析哲学和人本主义的区别，人们都很清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双管齐下”，也并不难理解，因为，分析哲学的所谓对知识过程的系统归纳和知识标准的界定，主要涉及自然科学知识过程的归纳和知识标准的界定；人本主义的所谓对人的社会状况的锲而不舍的探究，则主要涉及人文科学知识过程的相关内容；而马克思主义一向坚持的是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即使对马克思主义不无偏见的盖尔耐尔，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试图把历史和科学融为一体”（注：麦基编著：《思想家》， 第454页。）。
盖尔耐尔是就哲学主题来分析当代三大哲学思潮的相互关系的。假如就其哲学视野和实际活动范围来加以比较，尤其是集中到思维方式上来加以比较，它们的差异就显示出更为丰富的内容。现象学、存在主义作为人本主义哲学，它们关注的是人，而它们的实际活动领域是人文科学领域，特别是文学、诗歌、戏剧、绘画等，它们很少涉及与自然科学相关的意识现象。分析哲学分为理想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前者对科学语言予以特别的关注，采用逻辑分析；后者则强调日常语言的复杂性和流动性，采用概念分析，但它们都不从艺术方面提出问题。在这里，不论是人本主义，还是理想语言分析抑或日常语言分析，都只抓住当代哲学的一个主题，抓住人类的某种特定的意识现象或意识性活动的某个方面、某个领域大做文章。人本主义抓住人文科学知识中具有自由性和非理性的现象和方面，并且随心所欲地对其作出“解释”；分析哲学则抓住自然科学知识中具有必然性和理性的现象和方面，并且“合乎逻辑”地对其加以“实证”。仅就对人类意识现象的探讨而言，它们也是不全面的，在这一点上，它们甚至还不如作为其思想渊源的康德哲学。康德在哲学上提出三个问题：“（一）我所能知者为何？（二）我所应为者为何？（三）我所可期望者为何？”（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549—550页。）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涉及到自然科学、道德伦理和宗教、艺术等各种意识现象和领域。倘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较，它们的片面性则更加明显，它们同传统哲学一样，把人的现实的物质生活及其相关的意识现象和领域置于哲学视野之外。盖尔耐尔说马克思主义同时关心现代哲学的两大主题，这是正确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对知识、认识的系统归纳问题，根本不能同人的问题并列；对哲学而言，最根本的就是一个主题，即人和人的世界的问题。所谓人就是人的活动，人的世界是人通过自己的活动为自己建造的。人的活动既有对象性又有意识性，既涉及必然性又涉及自由性，既包含理性的因素，又包含非理性的因素。人的世界不能脱离自然界，但它又是通过并伴随人的活动而生成并且不断生成着的世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人的世界不能不带有对象性和意识性的烙印，不能不涉及必然性和自由性的方面并包含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人就是人的世界”（马克思），人的世界必然表现在人的意识中。假如说哲学作为反思的学问，要通过对意识现象的考察来理解人、把握人的话，那么，它就必须把所有的意识现象、领域和方面都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内，同时考察物质生产、科学、伦理、宗教、艺术、经济、政治等所有的意识样式，并且从对象性与意识性的统一、必然性与自然性的统一、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或者“实证”和“解释”的统一中作出自己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说，不论是分析哲学的实证论观点的思维方式，还是人本主义的解释论观点的思维方式，都是片面的思维方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观点的思维方式才是全面的思维方式。哲学作为穷根究底的学问，其根本特征就是全面性。片面的哲学是没有前途的，现代哲学的发展进程，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分析哲学和人本主义在其历史起点上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在历史上，人本主义现象学产生的较早，分析哲学是作为人本主义现象学的对立物出现的。人本主义的思想依据是康德哲学的非理性方面，它专注于康德的伦理、宗教、艺术思想；分析哲学的思想依据是康德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它专注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它们分别抓住了康德哲学的两极。两极相通，这个通道就是语言。分析哲学一开始就注重对语言的分析，把语言置于哲学研究的中心，以取代传统哲学中的“思维”、“意识”、“经验”。而人本主义所涉及的艺术、伦理、宗教思想也具有语言形式。海德格尔早期虽没有提出语言学命题，但他已将“言说”与自己的“领悟”、“情态”并置，并且为了所谓“消除二元对立”，将传统哲学中作为再现媒体的语言变为某种“先在”。而在后期，他终于提出了“语言是存在之居”的命题，将所有传统认识论的概念都颠倒过来，把“存在”变成在特定语言框架中的建构，完成了所谓“语言学的转向”。在完成了“语言学转向”之后，一切哲学问题都被移到了符号象征的层面，世界变成了一个文本的世界、语言的世界、象征的世界，而真实的世界却被推到一个极远的背景上去，对建筑在这种基础上的哲学所作的语言建构，我们怎么能设想它同人和人的世界相一致呢？语言表述很可能是一种“游戏”，语言在自身的逻辑中进行建构，而它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全然不确定。语言成了与世界隔离的符号世界。就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解构主义思潮。假如相信“语言”对人是一种“先在”的东西，我们又必须通过语言去把握世界，那么，所谓世界只能是由语言构成的世界的对立物，我们所要把握的世界也就只能在符号极不稳定的“所指”上滑动，于是，再也没有确定的结构，存在与非存在、真实与谎言、意识与无意识都有存在的理由，它们根本没有等级的差别，一切都“平面化”了，“思有同源”，“主客合一”，而一切都不过是“游戏”，这就是“解构”的本意。“解构主义”的后现代哲学就是对这种本意的认可和论证，它意欲把语言是传达还是表达抑或是虚构的问题搁置起来，一切都成了从一个语言层面向另一个语言层面的位移，而所谓意义只不过是代码转移的可能。“解构主义”哲学对人类意识迄今所获得的一切都表示怀疑，同认识论唱反调，否认思想的任何确定性。正如一些哲学家所指出的，“解构主义”哲学的出现，说到底是当代认识论危机的表现。“解构主义”这股在本世纪60年代兴起的思潮已成为过去，在此，我们没有必要再对其做详细考察。我们只想指出，与“解构主义”哲学相伴生的这场认识论危机，是由“语言学转向”带来的，而所谓“语言学转向”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由分析哲学迈开的，第二步是由人本主义完成的。这种转向所造成的认识论危机表明，各自抓住一个主题片面地发展哲学的西方两大主流思潮，都已走到了穷途末路。
彻底否定历史上和现代的哲学思维的成果，就等于割断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这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继续沿着人本主义或分析哲学的思路发展哲学，已被“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认识论危机所证伪。现代哲学要继续发展，只能走“趋同”之路。公允地说，现代西方哲学家从自己出发也进行了这种努力。70年代中期，盖尔耐尔曾不无远见地指出：“我觉得今后的出路，很可能在于这两者之间在更成熟的水平上发生合流的趋势。”（注：麦基编著：《思想家》，第468页。）其实， 一些哲学家已经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就致力于把科学的实证性与人的自主性协调起来，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也致力于揭示“科学的人性”方面。而70年代后期罗蒂等人的“新实用主义”，以及80年代以后的格里芬等人的“后现代科学”等“建构”的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则代表了这一趋势。罗蒂通过对分析哲学的彻底反省和批判地再思考，尖锐批评了传统的唯理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唯哲学主义，并且提出了一种综合性和批判性的哲学立场，主张建立一种“无镜的哲学”。他认为，应当用“协同性”（即主体间的一致性）取代客观性，用“教化哲学”取代系统化哲学，用“后哲学文化”取代解释学，即通过实用主义的途径综合两大思潮，建构后现代的“文化哲学”。格里芬等学者的“后现代科学”则站在人学的立场上，反对对“自然的祛魅”而倡导“科学的反魅”。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曾经以其先前使自身非神学化的同样方式来使自身非科学化，现在则应当以其使自身非科学化的同样方式来使自身“科学化”，但这种“后科学”更多关注的是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只是要从“科学的层面”上来讨论这些关系。这些“建构”的后现代主义都致力于超越现代的人本主义传统和分析哲学传统，建构一种融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未来发展于一体的“后哲学文化”，它们大都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倡导人的创造性、思维的多元性以及对自然界这个人类之“家”的关爱。它们都推崇一种整体论的方法，这种方法包容了现代的严格的分析技巧，但不推重客观、冷漠地分析价值观，它对于“实证”或“解释”的运用只求取得主体间的“协同性”却不强求绝对的统一性。“建构”的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思维方式的根本失误，在于强调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现代社会中真善美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实证”与“解释”的分离，无不源于这种“二元对立”，而它们则要通过一场思维方式上的巨大变革来消除这些分离。然而，事实并不像这些后现代主义者想象的那样美妙，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面临许多巨大的困难。譬如，他们极力倡导在不同主体间取得“协同性”，但是，一方面，主体间的一致性并不等于主——客体的统一，而失去检验“真”的标准的理论究竟有多少意义是令人怀疑的；另一方面，“后哲学文化”虽力图保持哲学的功能及其科学性，但其浓重的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使得那些一听到解释学就“笑容僵化”的英美哲学家难以与它“协同”起来，这就是说，它本身在不同主体间就是难以“协同一致”的。总之，后现代思潮批判和综合现代两大主流思潮的努力虽然包含许多合理的、可贵的因素，但由于它们所关注的“人的现世生活”并不是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现实生活，它们所倡导的“综合”或“趋同”，也缺乏真正能实现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之现实统一（而不是“融合”）的实践基础，因此，它们在前进途中仍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而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再一次瞩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家都知道，它在前苏联学者手中被本体论化了，它的认识论被罩上了旧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外壳，它的思维方式被曲解为单纯的客观性原则，它的生命力被压抑了。但是，强加的东西是不自然的、短命的。二次大战之后，特别是经过五六十年代的大动荡，人们逐渐在前苏联学者为之罩上了神圣光环的“祭坛”之外，发现了那个关注着人的现实生活、贴近人、其思想植根于人类中间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论思维方式又显示出自己固有的生命力和历史魅力。人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人们去认识自己和自己的世界，并在这一过程中反思“认识”本身，把对人类认识的研究引向深入，从而更加贴近和更有益于人的现实生活。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来看，人既然作为实践着的主体生存于自然界当中，人与人的世界就会存在许多属人的矛盾；人的现实生活既有对象性的一面又有意识性的一面，既涉及自然世界的必然性又涉及理想世界的自由性，既存在可以通过逻辑检验加以“实证”的一面，又存在可以通过价值评价加以“解释”的一面，但是，这些矛盾着的对立面应当而且能够统一起来，因为人的现实生活是以统一中生成对立又克服对立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这里所说的“统一”，既不是矛盾双方的“融合”，更不是以一方“吃掉”另一方的还原性“一致”；而只能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解决矛盾又不断地生成新矛盾的过程当中的统一，是以主体自身尺度为基准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说到底是人的现实生活的统一。只要不是把这些属人矛盾的解决仅仅当作理论的任务，而且仅仅以某一个方面为本原性始基来理论地解决这些矛盾，而是把解决这些矛盾首先当作现实生活的任务，并且理论联系实际地解决这些矛盾，它们在人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中就一定能够历史地统一起来。实践论思维方式的这些主张，对于苦苦挣扎于分化而又趋同、“解构”而又“建构”之中的现代西方哲学说来，不啻是一副解惑良方。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对人的现实生活中以必然与自由的矛盾为核心的一系列属人矛盾的解决，不仅较之于传统哲学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合理性，而且较之于现代西方哲学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合理性。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迄今仍是世界性哲学思潮中最具历史魅力的哲学思潮，实践论思维方式迄今仍是历史上和现代的各种思维方式中最有生命力的思维方式。面对这个事实，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的中华民族，不能不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不能不坚定不移地以实践论思维方式来作为自己改变中国现状的对象性活动和意识性活动的行动指南。作为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当然不是要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开什么“解惑良方”（尽管它在事实上的确是它们的“解惑良方”），我们的根本目的在于，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思维方式中国化，并且是现代条件下的中国化，以解决中华民族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而实践论思维方式只有植根于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在中国就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现实生活中，才会有并且显示出它的巨大历史魅力和强大生命力。80年代后中华民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恰恰是对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历史魅力和生命力最好的确证。
中华民族进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实事求是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贯彻，是对根本扭曲人的现实生活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证伪”的结果，也是对实践论思维方式的证实。
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及其进退维谷的窘境，以及实践论思维方式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下的新发展，使人们再次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那巨大的历史魅力。古人云，“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喜玛拉雅山，实践论思维方式则是其中的珠穆朗玛峰，它是一座生成中的山。人们只要登上这座高峰去俯瞰历史和现实，就会身临“一览众山小”的境界，并且体会到马克思、恩格斯那博大宽厚的历史襟怀。作为一座生成中的“山”，实践论思维方式不是人类认识史的“绝顶”，它只是现代认识史上的最高峰。但因为它始终关注着人类的现实生活，始终追随着作为人类生成方式和存在方式的实践，它已经把自己和人类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真理性和价值性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久远的历史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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