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艺”考略：西方古典课程的传统与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典论文,传统论文,课程论文,七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西方有着“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传统，这一传统的确立是与以“七艺”为代表的欧洲古典课程分不开的。“七艺”课程反映了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学校教育的理解，折射出强调人的和谐发展的教育理想以及对人性、真理等社会价值的追求。“七艺”课程的兴衰代表了西方古典人文主义课程的流变，见证了西方古典文化的繁荣与没落，对于西方近代以来的课程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古代欧洲的学校教育与课程发展 古希腊和罗马是古代欧洲先进文化当之无愧的旗手。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已建造起神庙和剧场，设立了学校，由人民选举的公民大会颁布各种法令。古希腊之后，罗马的文化逐渐繁荣，代表了古代欧洲文化发展的新高度。文化的发展促进学校教育的发展，欧洲古典课程由此确立起来。 (一)古希腊的学校教育与课程发展概况 古希腊主要包括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雅典实行的是奴隶制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学校教育发展较早。在教育目的上，雅典的教育致力于把奴隶主的子弟培养成具有一定知识与文化教养的商人、能言善辩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此外还要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使其成为身强力壮的战士。在学校课程方面，7岁之前的贵族儿童接受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内容包括唱歌、讲故事、游戏等，包括礼貌行为习惯的培养；7～12岁的男孩进入文法学校和弦琴学校接受初等教育，主要学习读、写、算等初步知识，以及音乐、唱歌、朗诵诗文等内容；儿童到十二三岁之后，还需要到体操学校学习，内容包括骑马、射箭和其他专门军事教育，还要学习法律、哲学、雄辩术等。 斯巴达跟雅典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基本是单纯的军事体育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则被忽视。从教育目的来看，斯巴达通过教育把奴隶主贵族子弟培养、训练成体格强壮、受过严酷体育锻炼的武士。斯巴达的儿童一生下来就要接受严格的检查，体格孱弱的全部被遗弃，只留下健康的孩子由父母抚养，在家庭中一直到7岁为止。7岁以后，儿童就被送到国家教育场所接受军事体育训练，直到18岁。训练内容基本上围绕意志磨炼、体格训练以及军事训练展开，孩子们生活艰苦，甚至忍饥挨饿、无端被鞭打。课程内容主要有赛跑、跳跃、掷铁饼、投标枪、角力、肉搏术、唱战歌等，以及骑马、游泳、音乐与舞蹈等，读书和写字是不受重视的。 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削弱了彼此的实力，古希腊从此走向没落。尽管古希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其文化特点鲜明突出，它是西方文化的基础，而教育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教育在城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没有文化就不可能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学校的概念始于希腊，它首先意味着自由时间，其次是学业、学堂。希腊人创立了好几门科学：数学、自然科学、语法学、逻辑学、修辞学、社会科学，这些学科都是欧洲课程体系的开端”。[1] (二)罗马的学校教育与课程发展概况 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1000年的漫长时期都处在罗马文明的影响之下。罗马最初建立的时候，古希腊文明还处于光辉灿烂的时刻，但罗马的缔造者艰苦创业，终于建立起包括大部分欧洲在内的第一大帝国。在西方教育史上，罗马在对古希腊的文化教育吸收与消化的过程中，根据本国的特点与需要，进行了一些重要的修改与补充，古希腊文化由此对欧洲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在共和国时期，罗马的政治相对开明，这为学校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在罗马共和国早期，学生一开始进入的学校是初等学校。但初等学校只是家庭教育的补充，在数量上并不多。到罗马共和国晚期，初等学校的数量得到增加。初等学校是收费的，属于私立，国家不予管理。因此，学校校舍简陋，针对7岁到12岁的男女儿童开设，多数设在寺庙或私人教师的家中。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读、写、算知识以及“十二铜表法”，不重视音乐和体育；教学方法主要是机械的文字背诵，体罚盛行。因此，初等学校的对象是平民子弟，贵族子弟是不屑入学的。 比初等学校高一级的是文法学校。文法学校与初等学校截然不同，是一种专门供贵族和富家子弟上学的学校。它也是私立的，收费高昂。开设的课程有希腊文、拉丁文、文学、历史、地理等。在文法学校，学生还要重点学习修辞学，这是为适应罗马共和国的政治需要而开设的。贵族子弟要当选官吏，就必须具备雄辩的口才和表达的技能，修辞学正是为这一点而准备的。在文法学校之上还有更高一级的学校，即修辞学校。修辞学校的学习科目有：修辞学、哲学、法律学、希腊语、数学、天文学和音乐，后来又增加了罗马史。[2] 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建立。在一个庞大的帝国版图内，为了巩固统治，罗马帝国要求教育要为其政治服务。这与共和国时期的教育目的有了很大的不同：要求学校培养效忠于帝国的顺民和官吏；国家监督初等学校，把原先属于私立的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改变为国立，以便于对其进行控制。公元1世纪，基督教诞生，在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被用来作为挽救危亡、维护统治的工具，僧侣被任命为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学校充满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学校开设的课程也充斥大量的宗教教义。这就是后来中世纪基督教垄断学校的最初根源。 二、“七艺”课程的提出 所谓“七艺”，即“七种自由艺术”(Seven Liberal Arts)，指的是古希腊时期学校中开设的七门课程，包括文法、修辞、逻辑(或辩证法)、算数、几何、天文、音乐。“七艺”包括“三艺”(Trivium，“七艺”的前三门)和“四艺”(Quadrivium，“七艺”的后四门)，前者由“智者学派”提出，后者为柏拉图所加。“七艺”并不是由某一个人所提倡，也不是在某一特定时期而出现，它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一)“智者学派”与“三艺” 雅典人在奴隶主民主政体下越来越善于采用公众讨论的手段来管理他们的城邦事务。为了在公共场合进行卓有成效地表达观点并说服听众，演说的技巧和雄辩的口才是必需的，为此需要学些文法规则。在这种现实需求的驱动下，古希腊人提出了文法、修辞、逻辑这三门艺术，正如美国课程史专家布鲁巴克(J.S.Brubacher)所说的，“‘三艺’起源于古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的日常生活”。[3] 我们今天已很难想象古希腊的先民们是如何去实践民主管理并在大庭广众之下慷慨激昂陈述己见的，但很确定的是，在那个年代，古希腊诞生了一批专职于教授年轻人论辩术的人，被称为“智者学派”(Sophists)。那时候，人们把凡是有知识、有能力、有理解力、技术超群的人都称为“智者”。“智者学派”主要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他们以雅典为中心，周游希腊各地，对青年进行修辞、论辩和演说等知识技能的训练，教授参政治国、处理公共事务的本领，他们聚徒讲学、收取学费，是古希腊最早的一批职业教师。 “智者学派”并不是一个有着严格组织的学术团体，他们自觉地承担起了启蒙民众的任务，不辞辛劳地从一个城邦转到另一个城邦，向民众传授。其主要创始人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第一个宣称自己是“智者”，是教人智慧的教师。公元前445年，他到雅典从事教育活动，创办了传授“智慧之课”的学校，凡是有意学习的人，只要缴纳一定的学费，就可以去听课。作为“智者学派”的领袖，普罗泰戈拉的思想体现了“智者学派”所倡导的哲学观点和社会理想，而他的最著名的论断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他说：“至于神，我没有把握说他们存在或者他们不存在，也不敢说他们是什么样子；因为有许多事物妨碍了我们确切的知识，例如问题的晦涩与人生的短促”。[4]显然，在远古的西方文明的起步期，在由于科学知识的匮乏而盲目对神灵崇拜的古代社会，这一论断明显是对“神主宰世界”的否定，它标志着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诞生，由此，“智者学派”的思想又被称为西方人文主义的源头。“智者学派”通过教育，把智慧、德行和才能的种子播种到年轻人的心田，正如智者安提西尼(Antisthenes)所言：“埋入泥土中的是什么种子，生长出来的也就是什么果实。如果在青年人的灵魂中灌输高尚的教育，那么开出来的花朵也就能耐久，不为雨水和干旱所摧折”。[5] 在课程方面，“智者学派”主张向年轻人传授文法、修辞和辩证法，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三艺”。显然，“三艺”符合职能主义课程的特征：这些课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论辩和演说的技能，而这些又是在当时的民主政治生活中所必需的。所谓“文法”，也就是行文和基本语言规则和规范。“智者学派”对语言规则的研究不遗余力，普罗泰戈拉第一个主张应按照词所代表的事物的性质来规定词性，他把名词分为了阴性、阳性和中性三大类。他识别构成句子的成分、通过给它们命名并确定使用规则而教人把话讲得更准确。“修辞”是语言训练的另一个方面，良好的修辞技巧可以让人表达流畅、富有感染力，给听者留下深刻印象，这是掌握“雄辩术”所必需的。而“辩证法”关乎人的思维品质，进行辩证法的训练可以使人在说话时更加条理、合乎逻辑。总之，“智者”们研讨并制定了各种文法规则，讨论了各种词类以及它们的性质、功能，关注语言的逻辑与修辞，对演讲、雄辩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从而创立了西方古代最早的课程体系。 (二)柏拉图与“四艺” 柏拉图(Plato)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出身贵族，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年轻时跟随苏格拉底学习并深受其影响。公元前339年，他离开雅典，到埃及、南意大利等游学，十多年之后重返雅典，创办阿卡德米学园(Academia)，从此专心教书育人、研究学术。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在一位友人的婚礼宴会上溘然辞世，享年80岁。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塑造了一个由哲学王来统治的理想国的组织，这是最早的“乌托邦”。可以说，柏拉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他的哲学观和社会学思想都是为他的奴隶主贵族所服务的。然而，这种阶级立场并不影响他对教育真谛的探问。他认为，教育主要分为两部分，即音乐和体育。“音乐是指属于文艺女神的领域之内的一切事物，而体育则指有关身体的训练与适应的一切事物。”[6]基于这种理解，柏拉图提出了实施教育的最基本原则：“用体操来锻炼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7]在他的学园里，柏拉图除了讲授哲学之外，其他的课程主要就是“四艺”了。 “四艺”指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是柏拉图在阿卡德米学园中开坛授徒时主要讲授的四门课程。柏拉图本人在“四艺”上就有很高的造诣。他对诗歌、文学、戏剧等很有兴趣，跟随苏格拉底学习后又对哲学进行钻研，在数学和早期自然科学领域颇有研究。柏拉图认为，学习“四艺”的目的是不同的：学习算术是为了调兵列阵、计算船只等等，在高级学习阶段学习算术可以使灵魂转向“理念世界”；学习几何可以使人学会测量和规划，在战争中事关安营扎寨、划分地段，以及作战和行军中排列纵队、横队以及其他各种队形；学习天文学对于航海、行军作战、观测气候、气象等是必要的；学习音乐，可以使军人学会严肃、勇敢、慷慨、高尚，提高士兵的斗志，在作战时音乐还可以直接鼓舞士气，有助于战争的胜利，在高级学习阶段学习音乐可以使人寻求美者和善者。 需要注意的是，柏拉图并不是因为放弃“三艺”而只提倡“四艺”的。事实上，柏拉图对于“三艺”也作出了贡献，例如，他把辩证法作为课程的基础，认为辩证法是人们理智地去领会一切真理的基础。柏拉图的“四艺”是基于他对教育的理解而提出的课程体系，在“三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古希腊的课程设置，二者合并为“七艺”，影响西方教育1500多年，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如果说“三艺”更多地以服务于培养雄辩术这一实用的目的，那么“四艺”则具有更宽泛和深刻的育人目的，它很好地补充了“三艺”课程的狭隘性，由此奠定了早期“和谐教育”的课程基础。 三、“七艺”课程的演变 在公元前5世纪之后，罗马开始逐渐强大，先后建立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此后不久，基督教诞生，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化，基督教逐渐成为欧洲封建社会的统治力量。罗马帝国外部受到日耳曼人的侵袭，内部则军事混乱、皇权不稳，在3世纪末，罗马帝国终于一分为二，即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历时近1000年，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史称“中世纪”。在中世纪，基督教思想逐渐发展为经院哲学，中世纪的教育思想也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中世纪的西方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智慧和创造力，只不过主要沿用古希腊的“七艺”课程；而教学上则充斥着繁琐的形式主义和脱离生活实际的经院主义方法，对后来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消极影响。 (一)古罗马时期“七艺”课程的发展 古罗马的教育是古希腊教育的继续，在古罗马时期“七艺”课程继续发展。当时，对“七艺”作出重大贡献的是古罗马的一大批雄辩演说家、修辞学家以及文法学校的教师们，其突出代表是西塞罗(Cicero)和昆体良(Quintilianus)。西塞罗是古罗马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留下了《论雄辩家》一书。他以高超的演说才能、优美的拉丁文作品以及雄辩术教育思想促进了古罗马教育的发展。昆体良撰写了《雄辩术原理》，其教育思想也是围绕如何培养雄辩家而展开的，他还强调对儿童进行德育、智育和体育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对古罗马的教育实践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在古罗马，为了在法庭上进行辩论，雄辩术还是很受欢迎的一种技能，雄辩家逐渐成了辩护家或专门的律师，这促成了律师成为一种职业。正如西塞罗所认为的，雄辩家一定要有语言修养，必须说纯净、准确的拉丁语，以便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且通俗易懂、优美生动。显然，这需要学习文法、修辞和辩证法这“三艺”，由此促进了“三艺”的发展。 对于文法，古罗马的教育家高度重视。例如，昆体良认为，“文法是一切高级教育的基础”，文法构成了中学课程中的主要学科，任何人都不要轻视文法基础。[8]在文法的语音方面，罗马人已能区分元音和辅音，以及半元音和不发音的字母。他们不仅整理、完善了拉丁字母表、规范其发音、固定其字母，而且对罗马境内各个地区的方言进行了辨析和整理，使拉丁语在发音方面更为统一和规范。在词汇方面，罗马的哲学家增加了词类的数目，又在名词中增加了抽象名词、代名词，还增加了分词、副词等。这种完善使得文法更具有了课程的价值。 对于修辞学，罗马人提出了一些修辞手段，如借喻、引喻等，并对表达的技巧进行了研究，如：如何富有技巧的布局和恰如其分的处理题材，不同类型的人物最适合哪一种题材、何种题材在思想和文字上都是值得称颂的，何时应运用华丽的辞藻、何时应行文凝练等。这些修辞手法和表达技巧增强了说话和文章的说服力，是雄辩家所必须掌握的。 对于辩证法，罗马人认为，雄辩术中必须运用辩证法，这样说话才能条理清晰，因此，辩证法主要体现在作品和演讲的过程中。昆体良认为，要培养雄辩家，首先要让儿童在初级学校中学会阅读和写字，然后就要进入高级的文法学校，文法学校中开设的重要课程就有辩证法。 当然，在罗马的教育家看来，仅仅教授上述“三艺”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其他“四艺”。正如昆体良所认为的，完美的雄辩家尽管不是几何学家或音乐家，但他们学习几何和音乐等学科有助于达到完美的境界。特别对于音乐，古代西方人是非常推崇的。当然，音乐不仅仅是唱歌，罗马人认为，音乐有两种表现方式：口头发音和身体动作。在音乐中，通过声音的质和节奏的变化，以恢宏高大表现崇高的主题，以柔和表现愉快的主题。在辩论中也是一样的，声音的提高或压低或抑扬变化，其目的都是为了打动听众的情感。身体的恰当的动作也是雄辩家所必需的，这只有在学习音乐中才能学到。罗马的教育家也重视算数和几何的学习，认为计算知识在法庭辩论中经常用到，如果一个律师在计算数字时支支吾吾，口里说的数字与计算的不符，那么他会被视为是雄辩才能不高的人；而学习几何则可以锻炼思维和促进智力的发展。总之，要成为雄辩家，需要学习“七艺”中包含的广博的知识。“无言的蜜蜂也是从各种花卉和液汁中制成人类的智慧所不可企及的蜂蜜的奇异芬芳，上天赐予人类的卓越务必的雄辩才能也需要许多学科的帮助”。[9] (二)中世纪的“七艺”课程及其消亡 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是主导的文化形式，学校教育完全被宗教所控制。哪怕学校中开设的课程也是为了宣扬基督教思想，充满了宗教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知识受忽视，以古希腊文化传统为代表的古典文化趋于终结，而基督教文化则得到宣扬与发展。尽管中世纪的学校教育在课程设置上还是以“七艺”为基础，但已经跟古希腊时期的“七艺”大不相同，其显著的特点是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 随着基督教的巩固和势力的不断扩大，基督教对传统世俗文化持完全排斥的态度，曾经明令禁止阅读古典作品，甚至连主教也不例外。但毕竟“七艺”代表的教育传统是欧洲古代学校教育的基础，中世纪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也会在宗教教义允许的前提下继续对“七艺”进行阐述。在六世纪，有位学者卡西俄德多斯(Cassiodorus)撰写了一篇论证七艺的论文《神学和世俗教育的选择》。论文第一部分写宗教文学，第二部分写的就是“七艺”，强调“七艺”课程的重要性，引用了《旧约圣经》箴言来作为他确定学校科目为七种的依据，使“七艺”构成了中世纪初期七种固定的教学科目。尽管卡西俄德多斯的著作缺乏独创性，但它代表了中世纪所保全的古代知识的大纲，成为了广泛采用的教科书之一。还有一位大主教伊西多(Lsidore)，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虽然他认为僧侣们除了基督教《圣经》和教父的著述外，最好不学别的，但他仍主张了解世俗文化是必要的。于是，他广泛收集异教和基督教作家的各类作品，编成了一部二十卷的百科全书，题名为《词源学》。其中第一、二、三卷论述“七艺”，第四卷论述医学和藏书，以后四卷也论述与世俗、宗教诸方面有关的知识，第二十卷论述饮食、工具和家具。尽管伊西多的《词源学》知识贫乏、肤浅，所列的知识有的仅有纲目，没有内容，有的内容只是一些零星材料或是错误的东西，但它仍是中世纪的主要著作之一，同时也是中世纪“七艺”的教材。[10] 需要注意的是，中世纪开始，欧洲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和交往频繁，阿拉伯文化开始传入欧洲。在阿拉伯数学知识传入欧洲以前，由于罗马数字的繁琐，“算术”课程在中世纪不甚发达，几何学这一课程的内容是很不固定的，真正的几何学是从十二世纪以后开始传授的，主要教材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的《几何学原理》。天文学方面，自托勒密(Ptolemy)的《天文学》于公元十二世纪由阿拉伯译成拉丁文后，该书成了十二至十五世纪天文学的主要教材。 不可否认的是，中世纪欧洲课程的基础仍是“七艺”，尽管已经被基督教僧侣们所改造。中世纪的教育家结合神学和法学，以百科全书式的方法对“七艺”进行了诠释，奠定了中世纪“七艺”的基础。十世纪以前，“七艺”中的各科知识极为贫乏，而且渗透了神学精神；十一世纪、十二世纪阿拉伯文化输入西欧后，西欧人通过阿拉伯人而了解到古代希腊罗马学术，“七艺”的各科内容才逐步得到充实和发展。 在中世纪，传统“七艺”衰落的另一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需求。一方面，由于基督教神学的发展，欧洲建立了很多的僧院学校。僧侣学校一般设在修道院内，或神职人员所在的村落，学校规模很小，设备简陋，它虽然是由教会举办的，也向一般世俗群众开放。教会首先需要的是对教士和僧侣进行读、写、算和教义基本知识的教育，其目的是培养未来的僧侣。在僧院学校，教师由僧侣担任，教授的主要是简单的读写算知识，以及宗教礼仪和神职人员的行为规则，很少教授“七艺”。另一方面，中世纪的“骑士教育”很流行，这是一种忽视文化知识的教育。骑士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身体强壮、虔信上帝、忠君爱国的武夫，其内容主要是所谓的“骑士七艺”，即骑马、游泳、投矛、击剑、打猎、弈棋和吟诗，通过与上流社会的交往而培养其封建意识和道德习惯。显然，在这种“骑士教育”中，传统的“七艺”和文化知识的学习是退居其次的。 在西方教育史上，中世纪的“七艺”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作为学校课程，“七艺”一直沿用到文艺复兴运动以前。文艺复兴时代，学科开始分化：文法分为文法、文学、历史等；几何学分为几何学和地理学；天文学分为天文学和力学。到了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学科进一步分化：辩证法分为逻辑学和伦理学；算术分为算术和代数；几何学分为三角法和几何学；地理学分为地理学、植物学和动物学；力学分为力学、物理学和化学。文艺复兴之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发展起来，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化逐步形成，传统的“七艺”也随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并最终消亡。 (三)“七艺”课程的影响 “七艺”是欧洲文明在学校中的反映和体现，寄托着欧洲学校教育的荣耀和梦想。其没落是欧洲近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后科学主义课程强劲崛起，古典人文主义课程日趋式微。但“七艺”课程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主要表现为： 1.“七艺”课程推动了欧洲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 “七艺”是西方人文主义课程的源头。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尽管有怀疑主义的成分，但毕竟将人从“神主宰的世界”中抽离出来，从此，人的因素成为古希腊人考虑教育问题的重要出发点。在“文艺复兴”时期，所谓复兴“古典文化”，主要还是古希腊和罗马的人文主义思想。古代西方人文主义课程重视文法和语言课程的传统，其实就是从“七艺”开始的。 2.“七艺”课程奠定了西方“求真务实”的教育文化基调 “七艺”开启了职能主义课程的先河，这种职能主义的定位成为课程知识的一个重要谱系。“智者学派”就是一个追求实用的团体，“智者是以教给青年某些事物为生的人，这些事物被人认为在实际生活中是对青年有用的”。[11]古希腊人以“七艺”作为当时教育的基础，这跟当时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的政治生活和生产活动密不可分的。而古希腊人对理智的崇拜则促使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四艺”，这“四艺”使受教育者在未来的手工艺活动和家庭经济中受益。[12] 3.“七艺”课程奠定了西方博雅教育的传统，有助于人的和谐发展 “七艺”体现出早期朴素的和谐教育思想。苏格拉底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身心既美且善”的公民，这句话集中体现了“七艺”所蕴涵的朴素的和谐教育思想。文法、修辞和辩证法不仅仅出于实用的政治目的，希腊人还把这三项作为工具，用“三艺”本身固有结构的法则去塑造儿童的心灵和理性。而柏拉图的“用体操来锻炼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的教育原则，也说明“七艺”中包含了德育、智育、体育、艺术教育等内容。“三艺”可以塑造儿童心灵，“四艺”显然有着智育和艺术教育的功能，古希腊人擅长体育也是出了名的，例如在各种体操学校中，儿童被要求学习跳跃、跑步、角力、掷铁饼、投标枪，这被称为“五项竞技”。 总之，从“七艺”课程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得以窥见西方古典课程的传统与流变。它的思想遗产滋养了西方人文主义教育这一谱系，在近代之后人文主义教育得以与科学主义教育相抗衡，从而有助于塑造完满的人性。在当今教育领域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不断融合的背景下，“七艺”课程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标签：古希腊论文; 柏拉图论文; 雅典论文; 课程论文; 基督教教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西欧中世纪论文; 罗马市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中世纪论文; 哲学家论文; 古罗马论文; 人文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