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粮棉生产的根本之举是：完善粮棉价格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粮棉论文,价格政策论文,之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我国的粮棉生产发展缓慢，市场价格上涨过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粮棉生产的比较利益偏低。提高粮棉生产的比较利益需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但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合理的价格政策。关于价格政策我们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粮棉的合同定购制度暂时还不能取消，价格还不能全部放开。
在我国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价格应当完全放开。我们认为，我国目前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国家对粮棉等重要商品，还需要加强宏观调控，合同定购制度暂时还不能取消。
我国粮食的合同定购具有税收和任务的性质，不是最理想的制度，在具备取消的条件下，应当取消。但是如果我们要取消这种合同定购制度，就需要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提高粮食的比较利益，主要从利益上来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否则国家就有收不到粮食的危险。因为在粮食生产比较利益低的情况下，取消了合同定购任务，农民就会减少商品粮的生产。因此，取消合同定购制度的前提条件是，国家需要有足够的财力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提高粮食生产的比较利益。
然而我国目前的财力是有困难的。因为粮食收购价格提高太少了，不足以从比较利益上调动粮农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如果提价太多，就不能不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据测算，粮食每0.5公斤提高1分钱，全国需要支出10～20亿元，如果提高1角钱，就需要支出100～200亿元。由于粮食的比较利益低于其它产业的1倍到6倍，粮价如果不成倍地上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粮食是农产品比价的中心，如果粮价上涨，别的产品不能不提价。这是国家财政所承受不起的。国家财政支出超过收入，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用通货膨胀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不仅会导致工农产品和工资与物价的轮番提高，而且也不能真正起到提高粮农收入的目的。
我国现行粮食的收购制度，已经有两次改革的经验教训了。第一次是1985年，国家宣布取消粮食统购制度，但在实践中行不通，后来不得不把合同定购改为既是合同又是任务，不能不完成。第二次是1993年，有的地方宣布取消合同定购，但事实上是行不通。历史的经验我们应该记取。
国家的政策应当有严肃性，宣布了就应当执行。但是有些政策出台后，由于受到了资金的限制，往往又不能执行。农民对此意见比较大。例如：国家曾经宣布，当粮食的市场价格过低时，国家用高于市价的保护价格收购，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国家是否有条件把农民手中的余粮都按保护价收起来？由于条件的限制，实际执行中问题也很多。又如：国家也曾宣布，当粮食的市场价格高于保护价格时，应按市场价格收购。但是1993年下半年，粮食的市场价格上升过多，由于资金困难，也没有完全按市价收购。可见国家的价格政策，既要考虑必要性，也要考虑可能性，宣布了就应当执行。
当然，粮食的收购价格提高以后，可以相应提高销售价格，但是，如果销价提高过多，不提高城市职工的工资是不行的。而提高工资又不能超过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否则也会出现通货膨胀。
总之，粮食的收购价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重大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整个农产品价格的水平，而且关系到工农业交换比价，关系到城市职工的工资以及国家财政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统筹兼顾，不能就粮食论粮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顾此失彼。
第二、暂时继续实行合同定购制度，适当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
现行的合同定购制，是把税征粮和定购粮合并为任务粮与农户签订合同的。它是在粮食比较利益低的条件下，采取的配套措施。如果国家不宣布取消定购任务，粮农一般是能完成任务的。据我们调查，粮农完成合同定购任务首先考虑的是完成任务而不是价格的高低，当然价格也应当合理，不能过低。当前，农民对价格的意见，主要是农资价格上涨过多。今后国家应严格控制农资价格的上涨。如果控制不住农资价格的上涨，粮食的收购价格应随着农资价格上涨而提高，使粮食的收购价格补偿了成本之后能有合理的利润。
第三、农业税和定购制度同步改革。
我国的农业税属于收入所得税，是农民向国家应尽的义务。农业税的实物税额从1950年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变动。当时的税额是按常年亩产量的15%计征的。几十年来，由于亩产量的提高而税额不变，目前的实际税率只有2%多一点。1988年国家在河南新乡市对农业税改革进行了试点。改革前，亩均农业税额为6.48公斤粮食，税率为1.8%；改革后，税率提高到3.3%，税粮为11.79公斤，同时把粮食的收购价格提高到市场价格的水平。改革的效果比较好。
我们的改革设想是：农业税税率由现在的2%提高到8～10%，并征收税粮。这样就可以通过农业税取得300～400亿公斤的粮食，基本上能代替目前合同定购任务的大部分粮食（合同定购只有500多亿公斤）。同时除了粮食基地县之外，取消合同定购。这样做的实际结果是，把目前全国农民完成的500亿公斤的合同定购任务，减少到300～400亿公斤的税粮任务，其余的200～100亿公斤的合同定购任务，由国家投资扶持的商品粮基地县来完成。
上述改革的意义在于，理顺了国家与农民的税收与价格的关系。国家对农民，除了用税收和商品粮基地县合同定购取得粮食之外，议购粮用合理的价格来收购。没有合同定购的农户，出售议价粮的数量会增加，商品粮生产的收益和比较利益会提高。国家提高农业税的收入，也主要用于发展粮棉生产。
由于税征粮和商品粮基地县的合同定购粮的数量不少于500亿公斤，全国议购粮的数量也不会增加太多，国家财政用于收购议价粮的支出也不会增加太多。
对于商品粮基地县来说，由于合同定购粮数量的增加，加粮农的收入的提高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它可以从国家对商品粮基地建设的收益中得到补偿。商品粮基地县由于自然条件好，国家的投资多，粮食的价值一般是低的，国家的合同定购价格略低一点也是合理的。这实际上是把部份级差地租分配给国家和社会了。商品粮基地县得到国家投资比较多，对国家的贡献也多一点是合理的，必要的。相反，商品粮基地县对国家的贡献，如果与非基地县一样，反而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今后，国家增加对农业的投资，重点在商品粮棉基地县。国家与粮棉基地县可以订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要平等，国家的投资与合同定购任务要挂勾，要从经济利益上调动商品粮棉基地县完成粮棉定购任务的积极性。
第四、实行合理的地区差价。
目前，我国的沿海地区工业比较发达，农民生产粮食收入低，不愿生产粮食，吃粮靠内地粮食生产区供给。由于粮价低又没有合理的地区差价，沿海地区从内地买粮比自己种粮利益高。为了平衡产销区的经济利益，粮食价格应当有合理的地区差价。沿海地区的价格要比内地高一些。为了有利于国内粮食生产的发展，要处理好国内粮价与国外价格的关系，否则，沿海地区会买进口粮，不买国产粮。
对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口粮自给，“以工补农”，有利于发展粮食生产。由于南方各省（市、区）经济发达，粮食比较利益低，种粮积极性不高，造成1993年粮食减产和粮价的大幅度上升。如果由此而大幅度地提高全国粮食的收购价格，把种粮收入提高到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是不可能的。为此最好的办法是以省（市、区）为单位，实行口粮基本自给政策。这样，地方财政包括乡镇企业，可以以工补农，发展粮食生产。
第五、粮食与棉花要有合理比价。
提高棉花生产的比较利益，需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但最重要的是价格政策。
棉花收购价格，需要与粮食保持合理的比价，才能使粮食与棉花按比例协调发展。合理的粮棉比价，应当根据粮食与棉花的生产成本利益，并参考历史比价来确定。
从生产成本收益看，棉花的亩收益应当略高于粮食。1993年粮食的亩成本收益率为74.07%，而棉花只有44.61%，棉价偏低。从粮棉比价来看，1993年是1∶8左右，从历史比价看，应大于1∶8（见表）。但过大了又影响粮食。棉花生产比较利益合理的标准，是粮棉的合理比价。今后，只要棉花与粮食能够保持合理比价，棉花生产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历年来棉花与粮食比价情况表 价格单位：元／50公斤
注：资料来源 农业部综合计划司蔡萍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