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德治”统一了治国的新境界_法治国家论文

“法治”与“德治”统一了治国的新境界_法治国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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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所作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人类治理国家理念的新境界。

迄今为止,人类治国方略的发展历史可以简略地概括为“人治——法治”两个阶段,按照发展逻辑,应该向着“法治与德治有机统一”的阶段迈进,从而呈现出“人治——法治——法治和德治相统一”的否定之否定运行轨迹。“人治”是指一种主要依靠领导者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而不是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政治状态。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人治”社会。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绝对占有,国家的“法”、“度”都是统治阶级中极少数人的意志。封建社会以土地依附关系取代了人身依附关系,劳动者有了一定自由,但仍然是统治者的个人专制。“人治”是当时社会的治国现实,也是意识形态的主旋律。中国儒家的政治思想家孔子就主张人治。鲁哀公向其问“政”时他说:“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古希腊柏拉图也主张“人治”,提出了著名的让哲学王治理国家的主张。“人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唯心主义,在生产力极端低下,极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的情况下具有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曾有有识之士提出过法治思想,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他们提出的法治只能是一种愿望和要求,还没有具备实现的经济基础。

近代资本主义是社会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社会的产物,生产的社会化、标准化、规范化、商品化,客观上要求公平竞争、有法可依、有度可循。洛克、卢梭提出法律代表全民意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思想,奠定了资产阶级建立法治国家的理论基础。资本主义发展到市场经济,用法律制度规范市场秩序,形成一整套资本主义市场道德规范,进入法治社会。资产阶级法制的确立,巩固了反封建的斗争成果,确认和保障了个人的民主、自由,维护了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秩序,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但资产阶级法制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其核心是确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掩盖着实际上存在的不平等。资本主义法治是对人治的否定,但是,资本主义法治否定了个人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治,只不过这个“人”是资产阶级集团,是集团领导民主化,仍然是把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商品拜物教抹杀人的全面发展,人成为商品的奴隶,人失去了全面发展的权利,人们的社会关系、心理、生活等等都被扭曲。

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多数人对极少数的专政,直到消灭专政,即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之必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真正依法治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向产品经济过度的阶段,法治依然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性质不同,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法治的强制性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必要,但它必将随人们之间物质利益对立的逐渐消弱而逐渐减弱。治国的手段将演变为法治和德治的统一。“以德治国”,是治国理念发展的新阶段。“以德治国”在我国现阶段就是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遵守的行为规范。法治和德治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则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二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有机统一,共同发挥作用。

中国正处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我国致力于法制建设,进行以法治国的同时,及时提出以德治国,实乃高瞻远瞩,高屋建瓴,把社会主义中国的治理推进到科学自觉阶段,必将有效推动我国各项事业健康、迅速、持续发展。法治德治相统一的治国方略,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将邓小平理论与我国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结晶,是对前人治国传统的批判和继承,是对人类治国方略认识的新境界,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对于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和复兴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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