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河文化的概念与黄河文化区的划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河论文,文化区论文,概念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黄河文化概念的界说
关于黄河文化的概念，我们认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首先从内涵来看，广义上的黄河文化，应是一种以黄河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占优势及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具有认同性、归趋性的文化体系，是黄河流域文化特性和文化集合的总和或集聚。通俗地讲，黄河文化就是黄河流域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一定的社会规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以及由此所达到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等等。而狭义上的黄河文化，则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文化。
从黄河文化生存的地域范围来看，也同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黄河文化的生存空间只包括黄河的干流区，即传统上所指的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数省区。而广义上的黄河文化，则除干流流经区外，还包括支流流经区，其范围要大得多，应包括北京和天津两市及安徽、江苏两省的北部一些地区。因此，从广义上来说，黄河文化则是一个以上游三秦文化、中游中州文化、下游齐鲁文化为主体，包含诸如三晋文化、燕赵文化等亚文化层次而构成的庞大文化体系。当然，这并不是说，凡是黄河干流和支流流经的地区，都应该纳入黄河文化的体系。这是因为，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地方共同体群中发现的文化规则的聚合。因此，我们在选择和确定黄河文化的生存空间时，不能单纯地按照地理概念来界定黄河文化区，而应该取决于它们所共享的、并不为相邻共同体所拥用的文化性质。例如，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四省区，除少数地区为农业文化区外，基本上为游牧文化区，因此我们在论述时应加以注意。
从她最为稳定的或核心的方面去考察，黄河文化主要属于一种小生产的和封建宗法制的农业文化，一种以一家一户为社会细胞形态的自然经济型文化，一种藉助于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以确保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大一统”社会政治结构的文化。
总之，黄河文化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共同体。她的内涵十分丰富，博大深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艺术、哲学、科技、教育、语言文学、史学、宗教、民间信仰、道德规范和社会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内容，即文化概念中所包含的思想模式、情感模式和行为模式。
二、黄河文化区的划分
如前所说，黄河文化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那么，依据什么来划分黄河文化区呢？
我们认为，文化区就是指有着相似或相同文化特质的地理区域，即学术界所说的文化地理区。在同一个文化区中，其居民的语言、宗教信仰、艺术形式、生活习俗、道德观念及心理、性格、行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带有浓厚的区域文化特征。作为文化特质的区域分类，文化区与行政区不属于同一概念。行政区是一个行政管理区域单位，而文化区则是不同文化特质的空间载体。前者是人为划分的，而后者则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以行政区划的概念来代替文化区划，否则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当然，有一些行政区划由于是按照一定的地理环境划分的，加上历朝行政区划的延续性，久而久之也就具有了文化区的性质，如山东省的齐鲁文化区就是典型的代表。
同时，文化区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是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黄河文化的发展、扩散和融合，一些旧的区域文化衰落或消失了，而一些新的文化区却出现了。如在新石器时代，黄河上中下游有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三个文化区；在秦汉时期，黄河文化在地域上可划分为关中文化区和关东文化区，其中关东文化区又可细分为齐鲁文化区和三晋文化区；明清时，当秦文化等处于急剧衰落之时，天津文化却迅速发展起来了。另外，文化区的文化特质也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它不断地淘汰旧的因素，进行更新改造，自我组织，自我完善，形成和造就与传统文化区域性质和面貌完全不同的新的文化区域。因此，我们在研究文化区的分类和特征的时候，既要考虑传统的文化区域特征，也要认真研究和分析新文化区的形成、发展和变化（注：参见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在黄河文化这个大整体中，可以根据流域内局部的和地区的多样性，将其划分为三秦文化、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个核文化区和三晋文化、燕赵文化、河湟文化三个亚文化区（或称次文化区）。
（一）三秦文化区
三秦文化区又称为秦陇文化区、关中文化区，简称为秦文化区，地处渭河流域和黄土高原，这里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历史也极为悠久。1964年在陕西蓝田公王岭发现的“蓝田人”头盖骨化石，距今已有六十五至八十万万年的历史。至距今约6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生活于这里的半坡先民已经创造了比较发达的文化。传说中的黄帝族则发祥于陕北，与黄帝族共同构成华夏族主干的炎帝族也曾长期活动在陕西关中西部，这些都表明三秦文化与中华文化的起源有着不解之缘。虞夏之际，周族开始在今陕、甘泾渭流域活动；后来的古公亶父在周原又开始创建西周文明。自西周起，这里先后有西周、秦、西汉、隋、唐等十多个王朝建都于此，特别是西安更是获得了“千年古都”的美称。但该地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西周时这里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周室东迁后，其文化重心的地位也随之东移，且由于长期与戎狄杂居，故这一时期不仅经济上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而且缺乏自己的文化思想传统，为文化落伍之邦；直至战国秦孝公时，中原华夏诸国仍以“夷狄遇之”；秦孝公以后的强秦，主要接受了三晋文化思想的影响，尤其是法家思想，构成孝公至始皇时代秦国迅速兴旺发达以至于富强无比的根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吕氏春秋》一书在秦国的问世，不仅为秦的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成为战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大总结。由于此时的秦文化与三晋文化相同，故有学者在划分这一时期的文化区时，将其合称为秦晋文化。秦代是秦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林剑鸣先生在《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一文中认为，秦文化“外倾”的特点较为明显，如秦国经济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以及缺乏严格的宗法制，宗法观念淡薄等，皆与其“重功利，轻伦理”的价值观有关。追求“大”和“多”成为秦人的时尚和审美观的重要标准，也成为秦文化的重要特征（注：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汉唐时期，以长安文化为主体的三秦文化达到了鼎盛，如日中天，光芒四射，影响遍及世界各地。安史之乱以后，三秦文化急剧衰退。昔日宏伟壮丽、繁华似锦的唐都长安城，也“日渐衰耗”（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中华书局1984年版。）。至南宋以后，三秦文化更是一落千丈，几无人才可言，其登科进士在南宋一朝竟至空白，元代也仅14人，只及浙江的五分之一；明清时仍然如此，有名者屈指可数。在鉴于此，明代著名史学家黄宗羲在其所著的《明夷待访录》中深有感叹地说道：“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 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
（二）中州文化区
中州文化即狭义上的中原文化，其地域范围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中州文化具有悠久和丰富多采的特点。早在距今五六十万年左右，“南召人”就生活在这里。到新石器时代，这里形成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的发展系列。裴李岗文化距今约有8000多年的历史，其时已经进入耕作农业阶段；而至龙山文化阶段，则出现了文字、城堡和青铜器，这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到来。进入奴隶制社会，夏部落在今豫西河洛地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传说中的夏禹就诞生在这里。此后的商族又崛起于今日的商丘，建国后虽然多次迁都，但基本上都是今日的河南省境内，如亳都（今河南偃师）、敖都（今河南郑州）、殷墟（今河南安阳）。西周统治者虽然定都镐京，但洛阳为其陪都。东周迁都洛邑，使这里成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秦和西汉时期，这里的文化，东不及齐鲁，西不及关中。随着政治中心的东迁，东汉时期洛阳地区的文化迅速崛起，再次成为全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州文化的发展虽然比较缓慢，但在当时仍是黄河流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如北魏孝文帝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注：《魏书·儒林传序》。）。故南人陈庆之在出使北魏回来后对人说：“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为则。如登泰山者卑培
，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注：《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隋唐五代时期，中州文化的地位仅次于关中，其时这里人才辈出，哲学家有姚崇、刘禹锡；著名的诗人有上官仪、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岑参、崔颢、杜甫、元稹、元结、李贺、李商隐等；散文有韩愈；史学家有李延寿、吴竞、司马贞；书画家有被后人誉为“画圣”的吴道子及褚遂良、孙过庭、郑虔等；佛教有高僧智
、玄奘、神秀；道教学者有成玄英、司马承祯；科学家有一行和尚、尚献甫、刘佑、甄权、甄立言、张文仲、李虔纵、孟诜等。此外，唐代龙门石窟及这里的印刷、陶瓷等也都称雄于海内。至五代时，中州文化的发展虽然因军阀长期混战等原因的影响而呈现出停滞和下降的趋势，但其成就和地位在黄河文化中无疑位置第一，再次超过了三秦文化。北宋时，中州文化不仅继续领先于三秦文化和齐鲁文化，而且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首都开封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乃百嘉所
毓、人文精华荟萃之地，无论是文化设施、文化活动，还是文化素质、文化品位，都是第一流的，代表着宋代文化发展的繁荣和高度（注：参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第7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另外，该地洛阳、许州（今河南洛阳）、郑州等地也都是文化发达之地。但中州文化随之因靖康之难而遭到严重的破坏。至元代以后，其文化不仅远远落后于长江文化中的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而且其在黄河文化中的首要地位也由齐鲁文化取而代之了！
（三）齐鲁文化区
齐鲁文化区大致包括今日的山东省。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这个文化区的文化发轫较早，早在新石器时代便是当时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生活于这一地区的东夷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东夷文化，发源于这一地区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也曾一度处于黄河流域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其中，大汶口的陶器符号和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艺术，对夏、商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注：李学勤：《中原以外的古文化》，《走出疑古的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之前，东夷文化已发展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从神话传说来看，最早生活于这一地区的太昊氏、少昊氏、蚩尤和炎黄族共同创造了最早的黄河文明。此外，如“舜作陶”、“羿作弓”、“伯益作井”、“蚩尤作兵”、“皋陶作刑”等，都反映了东夷族对中华文化和黄河文化发展的贡献（注：参见逢振镐《东夷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进入奴隶社会后，东夷文化在当地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夏、商、周文化，两者的渐次融合最后形成了华夏文化的主体。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随着西周初年齐、鲁两国的建立，使东夷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周文化迅速结合起来，并在东夷奴隶制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齐鲁文化。但这一时期的齐鲁文化并未完全统一，它可分为齐文化和鲁文化两部分。到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和鲁文化出现了一体化的端倪，由其构成的齐鲁文化圈，成为东周时期七大文化圈之一（注：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增订本），第11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并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如孔子、孟子、荀子、管仲、晏婴、孙武、孙膑等，儒学及以《孙子兵法》等为代表的兵学便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秦统一中国后，齐鲁文化在全国继续保持着领先的地位；齐鲁地区无论是文化发展水平，还是文化影响力，都堪称是秦王朝的文化重心区。进入西汉时期，齐鲁地区仍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据统计，西汉五经博士、私家教授、列传士人的籍贯分布与各地区所出书籍，以东方的豫、兖、青、徐四州比重最大，而其中又以齐鲁一带出人、出书为最盛。当时的齐鲁地区，不仅文化昌盛，人才众多，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其影响力也是十分深远，经久不衰。这里除在早期盛行黄老之学外，儒学更是从这里传至全国各地，成为封建文化的主体。雅乐同样是以鲁地为其源地（注：王瑞功：《临沂人与两汉儒学》，载《东岳论丛》1989年第2期。）。其时的齐鲁文化已与汉文化彻底统一，影响与传播在当时最* 为广泛。在“齐学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东汉时，齐鲁地区的文化地位开始下降，已落后于中州文化。这种情况至宋代犹然。刘敞说：“齐鲁虽皆称贵文学、尚礼义之国”，然自“五代之乱，儒术废绝。宋受命垂七十年，天下得养老长幼，亡兵革之忧，庶且富矣。然未有能兴起庠序，致教化之降者也。自齐、鲁之间，弦诵阙然，况其外乎？”（注：刘敞：《王沂公祠堂记》，载《宋文鉴》卷七九。）此后，齐鲁文化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不复有往时之盛。明人章潢有言道：“邹鲁多儒，古所同也。至于宋朝，则移在闽浙之间，而洙泗寂然矣。”（注：《图书编》卷三四《统论南北形势》。）不过使山东人略以自慰的是，这一时期的齐鲁文化在黄河文化的地位则是最高的。
（四）燕赵文化区
燕赵文化区大致包括今日河北省及北京和天津两市。从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来看，其主流属于黄河文化，支流则有不少异族的草原部落的文化因素。
早在四五十万前，“北京猿人”就生活在这一地区。到新石器时代，这里已出现了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磁山文化，它与裴李岗文化一样成为黄河文化最为古老的文化。赵武灵王实施的胡服骑射，使游牧文化之一的匈奴文化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与当地的农耕文化相结合，熔铸于燕赵文化之中，形成了“燕赵风骨”这一独特的文化精神。“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正是这种“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慷慨悲歌精神，构成了这一地区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秦汉时这里的文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出现了许多人才，如秦代的著名将相冯毋择、冯去疾、冯劫，皆为赵将冯亭之后；真定人赵佗，则是南越国的建立者；但由于军事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这里的文化长期落后于上述三个文化区，这种现象直到元代初年才有所改变，其后燕赵文化区内又相继分化出了京都文化圈和天津文化圈两个次亚文化圈。
京都文化形成于元代。其时元大都是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无论是它的建筑规模、建筑艺术、科学布局和工程水平，还是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这里是元初杂剧和戏典表演的中心，涌现出了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珠帘秀、连枝秀、天然秀、李兰秀等一大批杰出的戏曲作家和表演艺术家；理学在大都得到了迅速传播；绘画、书法、雕塑等领域也都是人才辈出；科学技术方面更是涌现出了郭守敬这样伟大的科学家。此后，经明清两代的发展，京都文化更达到了鼎盛。其特点是四方人才荟萃于此，文化融各地之所长。如明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公安、竟陵两派的代表人物，都曾在北京活动过，并且留下了大量有关北京的著作。明代江南盛行的弋阳腔、昆曲等也都在万历时传入北京；李时珍、徐光启、陈潢等著名科学家都曾在北京活动过；另外，长期留居于此的曹雪芹，在这里撰著有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雕漆、宣德炉、景泰蓝等一大批手工艺品在此发明，成为北京最为著名的特产。
天津文化形成于清代，其时由于天津城市地位的提高，经济的繁荣，使天津文化日趋昌盛，在教育、科举考试、著述、学术团体等方面都发挥得非常迅速，从而摆脱了过去文化不昌的境地（注：详见范丽珠《清代天津文代刍议》，载《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金钺曾说：“自康雍以后迄今二百年间，硕彦之辈起纂述之渊甏蔚然、灿然，足称大观。考之海内通都名邑，人文偾兴之速，实罕匹伦。”（注：《屏庐丛刻·总目》。）至近代，这里成为黄河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交汇之处，其文化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市民文化”在近代黄河文化中独树一帜，尤具特色。
（五）三晋文化区
三晋文化简称为晋文化，其地域范围主要在今山西省，东以太行为屏，西以大河为襟，南障群峦，北蔽大漠。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独特的三晋文化。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三晋文化萌芽于石器时代，著名的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古文化遗址之一，距今已有一百八十万年的历史。西周初年，唐叔虞受封于此，成为晋国的始祖。春秋战国时期，晋、韩、赵、魏诸国先后以此为根据地，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地区性文化。李元庆、高银秀在《先秦三晋文化思想探析》一文中认为，三晋文化是一个具有独特思想风貌的文化形态。法家思想是三晋文化思想的主体，同时这里也是纵横家和名家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在对待传统的宗法制度及其观念形态的问题上，三晋文化表现了新兴封建势力的朝气蓬勃的积极进取精神。这是三晋文化的主流（注：《晋阳学刊》1987年第6期。）。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长期成为黄河文化与北方文化相联系的重要纽带。如在史前时期中原和北方两大古文化区系的三次大冲撞中，它都起了纽带作用，使两大区系的史前文化不断扩散、融合。汉唐时期，这里的文化比较发达，科技、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都很繁荣，涌现出大批人才，其中仅文人就达470人（注：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王尚义：《汉唐时期山西文人及地理分布及其文化发展之特点》，载《山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故《三国志·魏书·杜畿传》注有“河东特多儒者”的记载。《通鉴》卷一百七十九也载：“河东晋魏以降，文学盛兴。”如太原人白居易、王维都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宗教特别是佛教在山西也十分盛行，在姜亮夫先生的《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一书中，载有高僧593人，其中籍贯山西的就有42人，除去籍贯不明的63人外，山西人即占全部的近十分之一。宋金元时，三晋文化在当时的黄河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宋代名家有晋州平阳人孙复、解州夏县人司马光、汾州介休人文彦博；金元时，平阳不仅堪称为元杂剧的摇篮，而且其杂剧作家人数之多也在全国名列前列；平阳（今临汾县）、平水（今新绛县）的出版业更是盛极一时。时代，山西商人和封建政权的关系愈加紧密，进而发展成为当时与新安商人（或称徽州商人）齐名的两大商人集团，雄踞海内。正如当时学者谢肇淛所说：“富商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注：谢肇淛：《五杂俎》卷四。）至清代，更是形成了天下“商贤皆出山右人”的局面（注：清光绪《云中郡志》。）。
（六）河湟文化区
河湟文化区包括黄河上游九曲之地和青海境内湟水谷地、甘青交界地区、河西走廊及宁夏部分的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赋予河湟文化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形态长期并存的特征。这两种文化经过与其他民族的四次文化汇合，实现了河湟区域文化的总体整合，体现了多元汇聚的历史机缘。
从考古资料来看，这里的文化起源很早，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是河湟史前文化的发端。它们均以农业为主要的经济形式，种植粟类作物，具有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特别是马家窑文化精彩绝伦的彩陶制作，更使其成为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齐名的黄河流域史前时期三大彩陶中心之一。
羌族是河湟地区最早的土著居民。他们原来过着以畜牧为主、穹庐为居的游牧生活。大约到战国时期，羌人无弋爰剑从秦人那里学到了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并将其带回到了河湟地区，从此河湟地区的农耕文化再次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西汉时，汉人随着军事力量的发展，大量移居河湟地区，并在这里屯田，从而使河湟地区的农耕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脱颖而出。此后，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元代三个时期，河湟地区的土著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又进行了三次大的交汇，从而实现了总体整合与多元汇聚的发展趋向（注：详见戴燕《古代河湟区域文化溯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