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战争与冷战后国际秩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索沃论文,战后论文,秩序论文,战争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03、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789（1999）04—0017—21
科索沃战争这一世纪性事态聚焦了冷战后国际政治的诸多复杂矛盾，并使冷战后的国际秩序陷于困境之中。
困境之一：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的矛盾。科索沃危机的直接根源，是科索沃阿族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寻求独立而与南联盟国家主权矛盾的产物，是前苏联东欧地区民族分离主义继续泛滥的后果。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看，民族自决权原则与国家主权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具有历史同构性。一般而言，民族自决权通常是国家主权的前提条件，国家主权则是民族自决权的最高形式，它们是民族和国家形成、发展过程的两个重要方面。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中，二者是具有历史共相性的：在近代欧洲，它们共同构成了战胜中世纪教权和封建王权的思想武器，并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建构了以民族国家亦即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世界体系；伴随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民族自决权和国家主权原则开始从欧洲向世界范围内外逸和扩散，并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自决和主权独立意识的觉醒，以民族自决权和国家主权原则作为建立现代国家的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世界非殖民化进程的完成最终形成了以民族（主权）国家为政治单元的国际关系体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科索沃危机的出现是冷战后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矛盾的缩影，造成此种矛盾的原因在于：历史上的民族积怨、南斯拉夫民族政策的偏差以及冷战体制瓦解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裂变，都是刺激阿族民族分离主义膨胀的重要因素。寻求独立的阿族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态度偏执，而南斯拉夫则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因而双方矛盾不断激化；某些“民族精英分子”借民主化浪潮，蓄意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并将民族自决权极端化，认为民族自决权可以无限重复使用，以便在需要的时候从母国分离出去。外部势力对民族分裂势力的支持，尤其是西方和阿尔巴尼亚的纵容，北约以轰炸方式对阿族进行的所谓“人道主义”援助，无疑使得这一矛盾更加复杂化。
在科索沃危机中，民族自决权的过度伸张，尤其是外部势力的干预，将使冷战后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的矛盾进一步加剧：首先，它使国家主权面临挑战。从法理上讲，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决权，但问题在于民族是否可以无限制地滥用其自决权，从而使国际政治不断地细分，乃至出现人们所谓的“碎片化”（fragementation）（注：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其次， 民族自决权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的过分伸张已经使许多国家面临进一步分裂的危险，而科索沃阿族分离主义势力一旦在北约的纵容下进一步得手，无疑将产生示范效应，使民族分离主义愈演愈烈，并对更多国家的主权产生威胁，进一步加剧世界的“碎片化”。再次，北约在科索沃得手必将使其更加肆无忌惮地介入更多国家的内政。
困境之二：霸权与主权的矛盾。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王铁崖指出，“主权原则是国际法最古老的原则之一，……在现代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主权国家始终是一个主要因素，主权原则是新独立国家保护自己生存和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有利工具，是它们反对殖民主义国家控制和干涉的法律盾牌。甚至一些西方国际法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在可预见的将来，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一项有效的最为根本的原则”（注：邓正来主编：《王铁崖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 页。）。根据卢梭的理解，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侵犯它，就“不能不使它的成员同仇敌忾”（注：《卢梭文集》（2），红旗出版社1997 年版第39页。）。联合国1970年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进一步明确规定了主权平等原则的内容，即各国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各国均享有主权的固有权利；各国均有义务尊重他国的国际人格；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不受侵犯；各国均有权选择其政治、社会及文化制度；各国有责任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国际法院明确指出：“不允许利用领土来侵犯别国权利的行为是一切国家的义务”（注：（日）寺源一主编《国际法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1页。）。国际法也进一步规定，“每一国皆有义务避免在他国境内发动、煽动、协助或参加内争或恐怖活动，或默许在其本国境内从事以犯此等行为为目的之组织活动”（注：转引自冯特君、宋新宁主编《国际政治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却对国际关系的主权平等原则进行了公然践踏，在未经联合国和南联盟授权的情况下，悍然对作为主权国家的南斯拉夫进行野蛮残酷的空袭，从而使强权与主权的矛盾再度凸显，并使冷战后的国际秩序面临着严重的历史倒退，使国际关系的主权平等原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国家正在把多年来渲染的“主权困境论”、“主权过时论”（注：西方有许多学者持此论调，可参见RaymondVeron, Sovereignty at Bay,1971;Richard Falk,The Promise ofWorld Order, Philadelphia,1987。）等理论在炮火中付诸实施。欧洲不少专家认为，北约的战略调整符合欧洲一体化的需要，并认为国家主权概念是冷战时的概念。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就说过，当前欧洲安全体制所依赖的主权概念，不但不能保障和平，相反是引发冲突的根源。实际上，一些欧洲盟国之所以参与或支持轰炸南联盟，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注：《人民日报》1999年4月12日。）。 西方大国的强权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倍受威胁，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无疑将更多地充满西方霸权的味道。
困境之三：人权的国际分歧与矛盾进一步加剧。人权的国际分歧与矛盾是近年来在国际关系中凸显的一个重要现象，并深刻影响了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关系。应当承认，促进世界范围内人权的保障、维护和进步无疑有利于国际社会的进步，但由于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着诸多的分歧和矛盾。通过国际范围内人权问题的讨论来促进世界人权的共同进步并无不可。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却是以“保护人权”和“防止人道主义灾难”为合法性依据加以实施的，西方力图以人权取代主权，抛弃国际关系的经典原则而贯彻其所谓的“人权”和“民主”，这一“新原则”包括3个互相联系的环节：第一， 一国的人权状况是国际社会应当关注的问题；第二，衡量一国人权状况的裁判是美国，其标准是美国的民主与价值观念；第三，美国及其盟国无须通过联合国，就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包括发动战争去“纠正”某些国家的人权状况。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军事打击确实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实质暴露无遗，这或许正如西方学者所言，人权可以被当作为某种政治理论辩护的依据（注：Allan Rosas,State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Toward a Global Constitutional Project,Political Studies,Vol.43,Special Issues 1995,Politics and Human Rights,p.68.）。亨廷顿在其新作《孤独的超级大国》中更直言不讳地道出了美国推行“民主与人权”的真实目的：向他国施压使它们接受美国的人权和民主价值观和做法；阻止他国获得可能对美国优势构成挑战的军事手段；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或在其他社会强行实施美国法律；根据他国执行美国有关人权、毒品、恐怖主义、核扩散、导弹扩散，现在又是宗教自由等方面的标准加以分门别类，对达不到美国有关标准的国家实行制裁；……（注：原文载美国《外交》杂志1999年3—4月号。）。
美国等西方国家以“保护人权”和“防止人道主义”灾难为名对南斯拉夫的打击，对冷战后的国际秩序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西方将“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付诸实施，使传统的国家主权原则面临威胁和挑战，西式价值观念将持续冲击甚至改变现有的国际关系准则；西方在人权问题上采取的双重标准，将加剧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围绕人权问题的分歧与矛盾，并有可能加剧双方的对立与冲突。
困境之四：北约“新战略”与联合国权威的矛盾。在北约开始空袭南斯拉夫后，一位俄罗斯学者不无忧虑地指出，“不管南斯拉夫这场战争最终如何结束，其结果对整个国际关系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和消极的，已经可以认定，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已经遭到破坏是既成的现实。其他国家会效法北约，不再认为自己受制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国际体系将变成摆设”（注：（俄）维·尼科诺夫“南斯拉夫之后”，《消息报》1999年4月20日。）。
北约对南的打击，标志着北约在美国的操纵下，已经开始了危险的质变，并构成了威胁联合国权威与世界秩序稳定的历史逆动。它不仅践踏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使联合国的权威倍受威胁，同时也在挑战联合国在国际安全机制中的主导作用，实际上是篡夺了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安全方面的特殊权利，难怪西方舆论称其为“联合国的内部政变”。北约对联合国权威的践踏及其产生的示范效应，将使作为全球性国际组织的联合国与区域性组织的关系陷于不利的境地，更多的区域性组织可能效仿北约，而将联合国的权威置于脑后。安南秘书长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并强调“地区性组织毫无疑问地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国际社会采取任何行动必须得到安理会的批准”（注：《人民日报》1999年4月12日。）。 联合国在广大会员国中的权威地位也会因此而下降，同时会员国会对联合国能否建立其国际安全机制产生质疑。更为严重的是，南斯拉夫的灾难会使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在安全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寻求战略结盟，这无疑也不利于联合国建立其国际安全机制。北约经过近年来的调整尤其是在东扩计划逐步得手后，大有将其战略全球化之势。一旦北约在科索沃得手，其战略会沿中东欧、巴尔干向中东、北非乃至全球范围内拓展，那么北约无疑将取代联合国而主宰国际秩序。
困境之五：西方与俄罗斯的矛盾。无论是北约的战略调整、北约东扩，还是以科索沃作为实验场的“新战略概念”，都是以“俄罗斯局势的不确定性”作为前提的，实质上即通过其东扩和“新战略”吞食前苏联和华约的势力范围，并防范俄罗斯东山再起。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军事打击无疑使双方的关系降到了最低点，双方的矛盾在科索沃战争中进一步凸显，并直接威胁欧洲乃至全球安全。
科索沃战争导致西方与俄罗斯矛盾的激化将产生十分消极的后果：北约对南联盟的打击使双方在东扩问题上本已非常尖锐的矛盾再度反弹。俄罗斯在南遭受打击后，自然会将这一行动与北约东扩联系在一起来看待，认为北约在一步步向俄罗斯逼近。不管科索沃危机如何收场，北约的东扩计划都不会改变，随着俄罗斯面临压力的不断加大，其反对北约东扩的态度会更加强烈。美国通过东扩和“新战略”持续向俄罗斯施压，只能造成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如果曾使世界担忧的“日里丹诺夫斯基现象”进一步加剧，那么这无论对欧洲和世界而言，都不是一个福音。
困境之六：美国“单极世界”全球战略与世界多极化之间的矛盾。早在冷战刚刚结束之际，布什政府就在欢庆冷战胜利的同时，提出了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构想。克林顿政府保持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图谋则更为明显，力图按照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念重塑世界，把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地位模式化和固定化。
美国和北约对南的军事打击显然是建构其“单极世界”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势必与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发生矛盾，并对世界秩序产生消极影响：它必然激化世界格局中的结构性矛盾，并对世界的多极化进程产生迟滞作用。冷战后处于转型中的国际格局的基本态势，是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加强和世界多种力量的竞相增长。基辛格和亨廷顿等人都对此供认不讳，美国力图使世界格局向其主导的单极世界的方向演化。北约东扩及其正在实施的“新战略”和日美安保体制的重新定义，一方面在于遏制和抑制俄罗斯与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于进一步使欧洲和日本俯首称臣，并通过其“新战略”实现对联合国权威的否定。美国和北约的“新战略”有可能使冷战后的大国关系出现历史倒退。大国关系历来是影响国际格局的支撑性因素，冷战后大国关系出现的积极变化之一是日趋超越战略同盟关系而向良性互动和多边平衡的不结盟关系的转变，但美国推行的北约东扩和日美安保体制西扩一直是影响大国关系良性发展的障碍性因素，美国在欧亚的双管齐下不可避免地将对大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西方与俄罗斯的矛盾已不可避免地恶化，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轰炸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美和中欧关系的历史倒退。如果大国关系回到冷战时期的战略同盟和集团对抗，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将变得遥遥无期。
困境之七：新一轮军备竞赛与和平、发展世界主题的矛盾。冷战结束后，两大阵营的瓦解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深化了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进入90年代后，国际裁减常规军备及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曾出现良好的势头，但北约对南联盟的武力摧残对这种裁军气氛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毒化”与破坏，给即将到来的21世纪埋下了祸根。在科索沃这场继海湾战争后的又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较量中，“落后必然挨打”的逻辑在战争中再次得到了体现。正如俄罗斯舆论所言，“各国都开始揣测自己会不会遭遇与南斯拉夫相同的命运。只有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及其获得手段，以便万不得已时威胁要对进攻一方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才能保护自己，抑或降低遭到这种侵略的可能性。”“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用加紧实验中程弹道导弹对南斯拉夫战争的开始表示了纪念。印度官方感到高兴的是，他们成功地在北约宣布自己有权随心所欲地‘惩罚’任何一个国家之前造出了原子弹”（注：俄罗斯《消息报》 1999年4月20日。）。毫无疑问，那些核门槛国家将更加理直气壮地进行核武器的研制与开发，因为那些高喊“民主和平”的国家正在充当国际军备竞赛的“领头雁”。俄美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世界核不扩散条约都有可能在新一轮军备竞赛中化为泡影。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无疑面临着冷战后最为严峻的挑战。
收稿日期：1999—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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