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分析及其化解——基于社会运行机制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根源论文,运行机制论文,群体性事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日渐深入，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上的各种群体性事件也逐渐增多，并成为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指出：“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首次把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写进党的重要文献，并且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群体性事件概述
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一定数量的人们，为了向政府表达某种意愿或实现某种目的，采取围攻、静坐、游行、集会等方式对抗党政机关乃至破坏社会公私财物和危及干群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1]83这一定义包括了事件的主体、目的、方式、结果，基本上涵盖了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构成要素，同时也强调了将向政府表达某种意愿作为一种特殊的目的。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社会学家预测，今后若干年内，至少到2020年，是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期。[2]18根据群体性事件主体参与的利益相关程度，可将群体性事件分为利益维护性事件和意愿表达性事件。
利益维护性事件指某些社会因素直接影响了事件主体自身利益的实现和保障，事件主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参与或者发起的群体性事件。这种事件往往因政府或其他组织的某种不公行为对事件主体造成严重的利益影响而引发，如不合理征地搬迁问题、拖欠职工工资福利等基本生活费问题、领导干部贪污腐败问题、环境污染和企业改组转制不合理等问题。近年的群体性事件多为利益维护性事件，其主体一般为社会弱势群体，如失地农民、下岗职工和城市失业人员。他们的利益最容易遭受侵害而没有较好的利益诉求渠道，一旦部分人的重大利益遭到侵害而无法得到维护，便极易产生此类群体性事件。他们以自己对社会公平的理解和方式去进行抗争，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意愿表达性事件指参与事件主体的自身利益并未受到侵害，只因某些社会不公现象触发个体的结构性压力，进而引发心理失衡，从而参与其中以实现对政府的某种意愿表达。这种事件在众多群体性事件中比例较少，只是在近年才突显出来，但其影响却最为严重，是群体性事件由经济性向政治性转变的过渡阶段，不仅难以预防和处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心理失衡和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容易引发政府合法性危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贝辛格在其著作《民族主义动员和苏联的解体》中，通过收集前苏联从1987年到1991年发生的所有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发现导致苏联解体的最初原因就是接连不断的群体性事件。[3]
二、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分析
国内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日益增多，但从社会运行机制视角分析的尚无理论成果。本文借鉴国外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将斯米尔塞较早提出的“价值累加理论”作为分析的理论来源。斯米尔塞认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六个条件是：环境场所、结构性压力、诱发因素、行动人员、普遍情绪的产生和共同信念的形成以及社会控制能力。[4]433笔者认为，结构性压力和社会控制力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环境场所、诱发因素和行动人员只是事件产生的条件而不是原因，普遍情绪的产生和共同信念的形成是群体性事件过程中的作用因素。结构性压力是指任何使人感到压抑和紧张的社会状态，如经济萧条、自然灾害、种族歧视、冲突、不公平待遇等，都刺激人们通过集群行为来解决。社会控制力是指社会制度和文化对人们行为的理性约束力，包括社会制裁、道德舆论和信仰压力等。
（一）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
从广义上说，不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结构性压力，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也就有了人群的结构性压力。自然灾害、贫困、歧视、冲突、不公平等都会造成人群的紧张和压抑感。但是如何将结构性压力控制在一定的可承受范围之内，便取决于社会控制力的大小，同时也决定了这个社会的稳定性和发展能力。一种社会形态能否稳定发展和进步，关键在于社会控制力将结构性压力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一旦民众的社会压抑和紧张感超出了社会制度和文化对人们行为的理性约束，那么民众便会产生社会性的心理失衡，即认为现存的组织不能提供应有的社会公平和正义，不能为人们的行动指引方向和提供途径，以群体性事件为最初形式的社会动乱和变革便由此而生。
（二）我国传统社会发展的运行机制。
社会控制力的来源可以分为三种形式，即制度的公正性、社会信仰体系和社会经济发展。传统社会的社会控制力主要依靠独特的社会信仰体系来实现。一方面，严重压迫和剥削的社会统治之下，制度的公正性无法实现（社会阶级间明显而残酷的剥削）；另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持续进步需要社会开化和制度创新为保障，一旦确立这样的目标，那么制度对社会发展的限制必然造成民众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怀疑，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要求统治者以实现社会稳定为第一要务。只有在民众的心理上建立起合乎统治要求的社会信仰体系，如君权神授、君君臣臣等强调服从与秩序的国家伦理和道德文化信仰，才能实现民众对整个社会包括社会制度的心理认同。这种社会信仰体系的建立与保持，将传统社会来源于制度不公正的结构性压力较好地控制在民众可以接受的程度。
传统社会运行机制的缺陷在于通过社会信仰体系的强化使民众在心理上认为制度公正并非是客观的，通过强调等级和秩序来实现的社会稳定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一旦某些因素造成人民的生存出现问题，那么制度的非公正性便会突显，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形式的抗争，如“哄抢官粮”、“落草为寇”、“官逼民反”、“揭竿而起”等，在统治者的强势镇压下便逐渐形成了政治力量的对抗，出现社会动乱。甚至可以说，深刻影响历史发展进程，推动历史演变的重大历史事件，往往是由最初的群体性事件蔓延、发展而来。
（三）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运行机制。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制度的公正性和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信仰体系一起成为现代社会实现社会控制力的强大动力。但在我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保证制度的公正性和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两难问题，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社会制度的公正性使经济的发展缺乏动力，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快速发展却以制度的公正性缺失为代价。由于我国在转型时期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传统的依靠社会信仰体系来实现合理性支撑“通过求助于传统的世界观和常规的国家伦理，统治秩序得到维护的方式已经失效”。[5]27加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是以制度的公正性缺失为代价，这使得目前我国的社会控制力只是单纯地依靠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依托。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控制力的来源之一，关键点在于经济发展能够给民众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但这必须以保证制度一定的公正性为基础。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以制度的公正性缺失为代价历时已久，我国政治体制明显落后于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成为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发展的“瓶颈”，制度的公正性已存在危机。因此，一旦政府不能依靠其有限的控制力把众多引发民众心理失衡的社会结构性压力问题维持在民众所能接受的范围内，那么民众以群体性事件为形式的意愿表达就不可避免，而且会愈演愈烈。
我国现在所面临的是：第一，社会制度的公正性缺失，社会不同人群差别分化严重；第二，社会价值信仰体系缺失，整个社会缺乏统一完备的道德信仰和国家伦理；第三，经济发展虽取得较好成果却只惠及到少部分人群，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弱势群体急剧增加。这些原因导致结构性压力严重，社会控制力低下，出现普遍的社会心理失衡现象，这正是我国近年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
三、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对策思考
由于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我国政府在如何控制群体事件或者社会运动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有能力对一些突发事件进行危机管理。但是，危机管理能力的提高并不表明政府能够消除产生大规模社会危机的根源。管理危机和消除危机根源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一）实现社会制度公正性。
社会制度的建立是在政权的主导下实现的，即谁掌握了政权，谁就有能力制定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则。也就是说，凡是涉及到制度公正性的问题便也同时涉及到政府政权行使的公正性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从本质上讲都存在着政府的权力和社会的权力两种权力形式，政府的权力即政权的权力，社会的权力是财富的权力。政权的权力体现为不平等，财富的权力要求体现为平等，这需要政权权力通过保障制度的公正性来实现。但我国存在的问题却在于政权的权力避开了制度的公正性，直接干预到了社会财富的权力中（即使用超经济权力干预经济权力），“少部分直接管理物资或掌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因权力而获益，他们的行为使社会管理陷入无序化状态”，[6]166不仅使制度的公正性趋于形式化，而且使社会不同人群差别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拉大和民众普遍的仇富心理，从而增加了社会的结构性压力，降低了社会控制力，出现了普遍的社会心理失衡。
实现社会制度公正性要求：第一，政府权力从经济领域退位，政府不再控制全部社会资源，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任意用政权的权力干预财富的权力，社会除了政治权力之外还有经济权力的存在，两种权力之间就会存在互相制衡和互相监督的可能，也为制度公正性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前提条件；第二，政府坚持对社会制度的尊重和遵守，使制度和规则成为社会运行的主导；第三，在剔除权力等因素的影响下，只要保证了制度和规则本身的公正性，最终便能实现社会制度的公正性。
（二）重建社会信仰体系。
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总是伴随着不同程度的信仰危机，然而在我国这种信仰缺失和道德准则失范的混乱状态下却显得极为严重，根源在于我国在社会转型中的历史特殊性。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时期，同时却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业已高度发达甚至出现某种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复杂的人类文化和历史背景。这使原本以历史的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在置身于开放的世界体系之中的我国社会，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7]
目前我国社会所面临的社会信仰体系危机表现为对已经打破的传统社会强调服从和秩序的道德与文化信仰的某种眷恋，以及对现代社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怀疑。在市场经济发展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整个社会凸现出物质至上、惟利是图的行为准则，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社会一种不公开的共识。社会信仰的缺失对社会结构性压力的增加和民众对组织的怀疑影响深刻而巨大。必须通过社会信仰体系的重建，来实现社会结构性压力的降低和社会控制力的增强，使社会逐渐走向稳定、和谐和健康。
重建社会信仰体系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通过教育体系实现儒家等传统文化信仰的复兴。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合理地发掘出来，将传统思想中和专制思想结合部分理性地去掉，结合以人本精神和科学技术为内涵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寻找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和价值理性，通过社会教育传承，逐步实现新时期社会信仰体系的建立。第二，实现制度伦理化。制度建立的规范、惯例和做事程序，在长期的作用下，就会使人们形成行为习惯乃至内化为个人的自我价值取向，从而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8]我国社会当前的制度规则中，最缺少的就是对民主和个人权利的尊重，制度的形式化极为普遍。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制度的伦理化不只在于制度内容本身，还在于对制度理性的贯彻与执行。
（三）社会发展优先战略。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坚持经济发展优先战略，这使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然而，作为一个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优先的道路已经给当前的社会带来众多的问题，包括贫富差距拉大、官僚腐败严重、拜金主义和实用主义潮流的盛行、社会信仰体系缺失和价值体系混乱等，这是引发结构性压力增加和社会控制力减弱的主要原因。
经济发展作为社会控制力的来源之一，其作用发挥的关键点在于经济发展能够给民众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从而实现民众对组织的信任与依赖，但这必须以保证制度一定的公正性为基础。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经济成果并没有完全惠及大部分普通民众，少部分人借助手中权力或是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实现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当前群体性事件，是多种社会问题集中在一起的外在表现。必须要改变发展战略，从维护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以社会发展优先来解决和缓和各种因经济发展优先所累积下来的社会问题，需要以完善社会发展的方式来平衡经济发展成果的不合理分配。
实现社会发展优先战略，根本就是要强化社会公平。社会的公正、公平状况是反映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社会公平分为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规则公平就是要建立公正、公平的社会竞争机制，剔除权力等因素对规则公平的影响。结果公平就是要强化社会底层民众的社会保障，注重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和基本福利保障，建立社会利益再分配机制，进行社会收入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等。
收稿日期：2007-10-31
标签：社会控制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压力管理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