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搏击者－乐苑长青藤——孙慎、时乐濛、周巍峙、赵沨艺术成就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就论文,艺术论文,时代论文,长青藤论文,时乐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新音乐文化，自清末以来迅速发展，茁壮成长，在中国百余年来的民主革命、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它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萧友梅、黄自、刘天华、聂耳、冼星海等杰出的音乐家，创办音乐教育事业，培养音乐人才，弘扬民族音乐，投身于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创作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等不朽传世音乐名作。今年适逢80寿诞的孙慎、时乐濛、周巍峙和赵沨等音乐家，数十年来为发展中国的音乐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都是这支浩大新音乐队伍中的佼佼者。
乐坛孺子牛——孙慎
孙慎同志1916年1月6日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一个小职员家庭，原名孙立成，曾用名孙家谟、孙学毅。家乡的民歌、四明文书、江南丝竹等丰富民族民间音乐的熏陶，培育了他对音乐的爱好。小学音乐老师教他弹风琴、吹笛子，他由此具有了识谱能力。1929年孙慎到上海入肇基国英算专科学校读书，1934年进入上海南京路的中国国货公司会计部任小职员。在同事袁青伟及徐步、何家槐、周钢鸣等左翼文化人士的影响下，孙慎阅读鲁迅、高尔基等人的进步文艺作品和社会科学书籍，参加了著名爱国人士沙千里创办的职业青年的进步团体“蚁社”。不久，孙慎担任了新成立的“蚁社”歌咏队的教歌任务，为此他阅读了一些音乐理论书籍和音乐普及读物，用于当前的工作需要，也为他后来创作歌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35年孙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了由吕骥领导的业余合唱团。
“一二·九运动”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首先在上海应运而生，各行各业成立了众多的群众救亡歌咏团体，业余合唱团是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下属的一个群众歌咏团体。该团聚集了众多群众歌咏团体的组织者与骨干分子，成为了推动上海群众歌咏运动的核心力量，许多新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与翻译的苏联歌曲，都是由该团首先演唱并传播出去的，他们发挥了领导与示范的作用。每个星期天的上午，孙慎参加业余合唱团的活动（因而先后结识了沙梅、盛家伦、崔嵬、丁里、麦新、孟波、周巍峙、联抗等同志），学唱了许多的中外进步歌曲，然后回去指导“蚁社”等歌咏队的活动。这时起孙慎在吕骥同志的指导下学习创作群众歌曲，阅读有关作曲的理论书籍。
为响应中国共产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左联和剧联于1936年初宣布自动解散，剧联音乐小组也随之停止活动。为了推动群众歌曲的创作，不久吕骥和孙师毅发起成立了上海音乐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词曲作者联谊会”（后名歌曲作者协会）。参加者除了当时已有名望的词、曲作者，如词作家安娥、塞克、周钢鸣、陈子展、关露、许幸之、任均，作曲家任光、张曙、冼星海、贺绿汀、刘雪庵、沙梅等人外，还有麦新、孙慎、孟波、周巍峙等喜爱音乐的青年。在联谊会的活动中产生了一批新的作品，如安娥词、任光曲的《打回老家去》，塞克词、冼星海曲的《流民三千万》，塞克词、贺绿汀曲的《心头恨》，周钢鸣词、吕骥曲的《射击手之歌》等。孙慎的创作思想和作曲技能，从中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孙慎根据自己在斗争生活中的切身体验，1936年春天以满腔的激情创作了《救亡进行曲》（周钢鸣词）。孙慎把这首歌曲在词曲作者联谊会上提出来时，首先得到吕骥同志的肯定，并亲自动手把一些词曲结合得不好的地方做了修改，还把曲谱的第三段加以反复，使情绪得到加强，高潮更加突出。《救亡进行曲》首先由业余合唱团进行排练演唱；不久就在上海的一次群众抗日游行示威中演唱传播开来。此曲首次署名为“孙慎”，最早发表在沙千里、徐步编辑的《生活知识》第1卷12期“国防音乐特辑”（1936年4月出版）。此曲成功地表现了全国工农兵学商各界人民要求团结抗战、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愿望与决心，激昂跳跃的音调和具有极大推动力的行进节奏，形象地表达了人民群众满腔的爱国热情与坚定信念，因而迅速流行于全国各地，是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歌曲之一，并成为了孙慎最著名的代表性作品。此后孙慎参加了吕骥领导的歌曲研究会，创作了《缉私歌》（麦新词）、《大家看》（凡容词）等歌曲。1937年孙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经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批准，上海地下党组织组建了一支以著名社会学家钱亦石为首的战地服务队，去淞沪战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孙慎、麦新、吉联抗等34人参加了这支队伍，孙慎担任队里的音乐股股长和全队歌咏演出的指挥。此后孙慎随战地服务队辗转在上海、杭州、江西、武汉、湖南、广东等地，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开展抗战宣传动员工作。1939年到达张发奎担任司令的第四战区司令部驻地韶关后，服务队不久被迫解散，大多数成员分散到司令部的各部门工作，孙慎先后担任过司令部秘书、干部训练教官、司令部所属中学教师等职务。原服务队的中共特别党支部，这时成为第四战区的中共地下特别党支部，它领导支部的党员和进步群众，在非常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在国民党军队的各种工作岗位上，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进步力量和爱国人士，争取中间力量，努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取得了出色的成绩。1939年末第四战区司令部迁往广西柳州，孙慎和吉联抗、舒模、黄力丁等人培养音乐活动骨干，在社会上开展抗日歌咏活动；联合抗敌演剧四、五队演唱《黄河大合唱》；协助演剧七队上演来自延安的歌剧《军民进行曲》和《农村曲》，编辑《新春乐》月刊，推动了当地新音乐事业的发展。这期间孙慎创作了《春耕歌》（集体作词）、《我们是民族小英豪》（何家槐词）、《高歌前进》（侯甸词）、《募寒衣》（吕碧如词）、诵唱长诗《岁寒曲》（合作）等数十首歌曲。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慎继续留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开展“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他在新中国剧社时创作的《民主是哪样》（李仁荪词）、《我们反对这个》（力扬词）等著名歌曲，极大地鼓舞了昆明“一二·一运动”中人民群众争民主、反内战的爱国斗争，并迅速回响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之中。1946年后孙慎在广州、香港和黄力丁、吉联抗编辑《新音乐》华南版，去上海主持中华（星期）音乐学校的工作，担任《时代日报》副刊“新音乐”的主编。在浙江南浔他迎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
1949年建国后，孙慎曾任文化部艺术局音乐处处长，参与创办了《歌曲》月刊，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秘书长、书记处常务书记、副主席，《人民音乐》副主编、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重要职务。根据人民革命事业的需要，孙慎在漫长的岁月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从事了开展群众歌咏活动、从事音乐创作、组织音乐家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召集和主持各种会议、写作评论文章、编辑音乐期刊、出版音乐书谱、编辑出版《聂耳全集》、《冼星海全集》和《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主编《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等不同性质的工作，数十年来一直是勤勤恳恳，谦虚谨慎、任劳任怨地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1990年他出任主持中国音乐家协会工作的常务副主席、分党组书记，数年来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组织、领导中国音乐家协会开展各项活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军旅作曲家——时乐濛
时乐濛同志1916年1月24日出生在河南省伊川县一个农民家庭，原名时流海。勤劳贤惠的母亲卖掉陪嫁的头饰，时乐濛才进入了本村的洋学堂学习国语、算术、美术、音乐等课程。勤奋好学的时乐濛，门门功课的成绩都名列榜首，有一次全县进行小学作文比赛，时乐濛的文章独占鳌头，还被县教育局作为范文印发给各个小学学习参考。担任班主任的音乐教师许祝三，对爱好广泛的时乐濛更是器重偏爱，教他唱歌、识谱并学习弹奏风琴。河南梆子、河南曲子等中原大地悠久的传统音乐，使时乐濛从小就受到优美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的熏陶。小学毕业后家里无力供他升学，幸亏得到族中六爷时均膏的资助，改名为时广涵，1928年才考入了公费的开封师范学校继续读书。三年后他升入本校的艺术科，学习了萧友梅、黄自、赵元任以及莫扎特、贝多芬等众多中外音乐家的作品；学习演奏二胡和钢琴，经常在音乐会上独奏刘天华的《空山鸟语》等名曲。开封师范是一所穷苦学生居多的学校，许多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对时乐濛的思想有极大的影响。1932年秋天的一次“学潮”里，时乐濛为被追捕的共产党员通报信息、密送衣物，帮被开除的同学介绍工作。抗日救亡运动中，时乐濛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赶排节目宣传抗日救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乐濛与郑州第一扶轮小学的师生走上街头，深入学校、工厂、农村进行抗战宣传活动。次年他辞去该校音乐教师的优厚职位，改名为时乐濛，肩背着小提琴毅然投身于革命。经武汉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时乐濛先在陕西枸邑县的陕北公学分校学习政治。1939年初时乐濛到达延安，进入著名的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第三期学习，此后他师从冼星海等老师学习音乐理论、指挥和作曲，多次参加由冼星海指挥的《黄河大合唱》的演唱，进一步提高了业务能力和思想水平。1940年5月毕业后他留在音乐系研究室工作，并担任延安女大和部队艺术学校的教员、延安市音乐工作委员会主席、延安合唱团指挥。1942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乐队的乐手他参加了延安著名的“秧歌运动”，给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群众演出的同时，他还向民间艺人学习，参加了《血泪仇》、《周子山》等秧歌剧的创作。
1945年初时乐濛奉命回到家乡河南开辟抗日根据地，改行从事武装斗争工作，曾担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区长、支队宣传科长、纵队教育科长、军区组织科长等职务。数年的战斗生涯里，时乐濛历尽艰险，曾与日本侵略者、伪军和国民党军队多次交战，参加了著名的“中原突围战”。1947年春天在鄂西北军区与敌人反复争夺后，时乐濛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辗转寻找了半年多，11月才和挺进伏牛山的陈、谢大军相逢。这段难得的战斗经历，对时乐濛的思想成长、人生道路和创作成就，都有重要的影响。次年恢复组织关系后，时乐濛终以豫西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兼军区文工团长的身份，重返音乐工作岗位，不久任二野三兵团文工团政委。1949年7月时乐濛作为第二野战军文艺代表团团长，到北京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并率领二野文工团为大会演出。此后时乐濛随二野进军大西南，曾任重庆市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重庆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川东军区文化部副部长、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政治委员。因为参加全军首届文艺会演成绩突出，1952年总政治部授予时乐濛“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曲家”的光荣称号。1953年春天战斗文工团全团被调进总政文工团，时乐濛担任总政文工团艺术指导。此后20余年时乐濛曾任总政歌舞团艺术指导、团长、总政文工团副团长，1979年调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
时乐濛的音乐创作活动，始终与人民军队的生活分不开。他的成名作《三套黄牛一套马》，就是创作于1949年底挺进四川的行军途中。构思这首歌曲时，蕴藏在时乐濛脑海里的民族民间音乐宝藏，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他把源于河南坠子《大起板》的两个乐句加以发展，欢快流畅、富于说唱特色的曲调，与朴实无华、易于上口的歌词相结合，具有浓郁独特的乡土气息。这首原为号召农民起来当家作主、积极投入土地改革运动的歌曲，受到各行各业人们的欢迎，成为了建国初期风靡全国的优秀歌曲。1951年夏天战斗文工团去慰问修筑川藏公路的部队时，该团创作员洛水（祝一明）根据男高音演员孙蘸白的提议，把时乐濛不久前写作的大合唱《千里挺进大别山》里面的《盼望红军快回家》的曲调，填写了歌颂指战员们不怕艰难困苦，在二郎山上开山修路的四段歌词，成为了著名的歌曲《歌唱二郎山》。这首以河南豫剧特色音调素材创作的歌曲（其前奏就是人们十分熟悉的豫剧慢板过门的音调），优美抒情、高亢动人，首次演唱就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各种报刊纷纷登载此歌的歌谱，录制了唱片，各地电台经常广播，当时到处都飘扬着《歌唱二郎山》的歌声（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的战俘学唱了此歌后，把它带到了许多国家）。1952年《歌唱二郎山》荣获全军首届文艺会演创作一等奖，1954年又荣获全国群众歌曲评奖一等奖（四川天全县政府已将《歌唱二郎山》的歌谱刻在了新开发的二郎山旅游区的山岩上）。1952年与罗宗贤合作编写大合唱《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魏风词）时，时乐濛尚未到过大渡河。但是此歌溶入了时乐濛在战争年代里，与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强渡黄河、洛河、汉水、伊水、长江的一个个壮烈景象和亲身感受。这首将湖北民歌《旱船调》、四川民歌《放牛调》和川江号子巧妙融为一体，有着刚毅、豪放的气质，鲜明、浓郁的民族特点，领唱、齐唱、合唱等多种音乐表现手法。当年就在全军首届文艺会演中被评为一等奖，又在全国群众歌曲评奖中荣获二等奖。
1953年时乐濛调入总政文工团后，创作的题材和形式更多样化了。根据工作的需要，他为团里的合唱队写作了《解放军大合唱》、《反帝大合唱》、《长征大合唱》。等大合唱1953年总政文工团赴停战后的朝鲜慰问演出，在满地弹片、弹坑的上甘岭阵地，时乐濛听到了黄继光烈士的英雄事迹。为了表达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对英雄的赞颂，回国后时乐濛创作了感人的《黄继光大合唱》。为庆祝建国十周年，时乐濛以陕西碗碗腔音乐作为素材，创作了《祖国万岁》大合唱（魏风词）。这部深刻表现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英勇斗争，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的宏伟巨作，一问世就受到军内外听众的热烈欢迎，当年即荣获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创作一等奖。肖斯塔柯维奇、穆拉杰里等苏联著名作曲家听了《祖国万岁》的唱片后，纷纷给以高度的评价。周恩来、彭真、杨尚昆等领导同志，也从众多作品里选中了《祖国万岁》大合唱，作为庆祝建党40周年庆祝晚会里，由总政歌舞团、中国乐团、广播合唱团等单位500余人在人民大会堂联合演出的重点节目。
1957年时乐濛以他熟悉的戏曲音乐为基础，创作了歌剧《两个女红军》（陈其通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和《戏剧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专题座谈会，认为此剧是用我国优秀的传统戏曲音乐来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富有创新意义的成功的尝试。周总理观看后还特别把它推荐给中央歌剧院排演。时乐濛还担任了音乐电影片《黄河大合唱》的指挥，为《探亲记》、《耕云播雨》、《五彩路》、《万水千山》（合作）等电影片配写音乐，创作了二胡曲《湘江乐》以及众多的群众歌曲、独唱曲、舞曲等作品。
1964年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根据内容需要新创作的十余首歌曲当中，就选用了时乐濛谱写的4首作品：《就义歌》《革命烈士遗诗、与安波合作）、《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之歌》（据原词作曲）、《遵义城头霞光闪》（韩笑词）和结束曲《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乔羽词）。次年拍摄影片《东方红》时，时乐濛又谱写了《红军想念毛泽东》（陈亚丁、任红举词，与彦克合作）、《过雪山草地》（萧华词）、《飞越大渡河》（萧华词）3首歌曲。1984年创作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时，年已68岁的时乐濛再次担任作曲组组长的重任，领导12位著名作曲家分工合作地进行创作，并亲自动笔谱写了歌曲《南湖的船，党的摇篮》（乔羽、张士燮词）。1982年出版有《时乐濛歌曲选》。
十年动乱后，1979年时乐濛被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为副主席，1985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再次被选举为副主席，并兼任音协的表演艺术委员会主任和《歌曲》月刊主编。为了振兴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除了音乐工作者的努力，还需要广大音乐爱好者的支持和参与。为此，十余年来时乐濛除了抓紧时间从事创作，谱写了歌曲《献给周总理》，影片《泪痕》、《心中的玫瑰》、《花溪水》、《柳暗花明》等配写音乐（与陆祖龙合作）外，还从事了众多的社会音乐活动。如：主持和参加各种音乐演出活动与学术研讨会、座谈会，深入基层辅导群众性的音乐活动，担任各种音乐比赛或评奖的评委会的主任，为《歌曲》月刊审稿，为群众修改和推荐作品，给群众复信和帮助解决问题，接待报刊记者的采访，应邀撰写文章，率领音乐家或代表团深入群众体验生活、出国访问，接待来华访问演出的音乐家或文艺团体等。
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提高全民族的音乐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80高龄的时乐濛仍然壮心不已，脚踏实地地继续拼搏。要在这改革、开放的美好时代，为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民族，谱写出更新更美的作品与人生乐章。
艺术“总理”——周巍峙
周巍峙同志1916年6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一个制版工人家庭，原名周良骥。幼年在家乡他就受到昆曲、民间歌舞、锣鼓吹打以及红白喜事、祭孔礼仪等中国传统音乐的熏陶；北伐战争时他受到《国民革命歌》等革命歌曲的影响。1927年移居上海后，周巍峙更广泛地接触到京剧等中国丰富的戏曲（“大世界”游艺场的门票只有一角钱，里面同时有很多种戏曲演出）。1930年经著名报人、舅父戈公振介绍，他进入《申报》馆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两年后担任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的秘书。周巍峙这时由学吹口琴开始学识简谱，进而学习乐理知识与外国名曲，1934年他决心努力钻研音乐，可是家境清寒没有条件进音乐院校学习，周巍峙就在工作之余刻苦自学，阅读了多种音乐书籍，学唱了大量的中外歌曲，欣赏唱片，想办法去聆听著名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的演奏。
1935年前后通过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刘良模组织的“民众歌咏会”、吕骥主持的“业余合唱队”，田汉、任光领导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以及救国会、中国歌曲作者协会、歌曲研究会等社会团体，周巍峙投身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并在这些实践活动中，努力学习音乐知识和理论水平，提高了自己的音乐技巧与工作能力。1936年初周巍峙组织和主持了新生合唱团、纺织工人合唱队、培明女子中学合唱队、为公小学合唱队，并经常去大陆商场店员歌咏队、量才业余补习学校歌咏队、中华职业教育社歌咏队、大厦大学歌咏团以及工厂、工人夜校教唱救亡歌曲。新生合唱团（以被日本驻沪领事馆勾结国民党政府查封的进步刊物《新生》为团名）是上海当时群众歌咏活动的核心团体之一，具有很高的演唱水平，著名歌曲《救国军歌》就是由作者冼星海指挥该团首次练唱的。周巍峙很快成长为上海抗日救亡群众歌咏活动的骨干，成为中国歌曲作者协会（会长冼星海）的执行干事之一，创作了《上起刺刀来》等救亡歌曲。时任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部主任的周巍峙，1936年7月率先编辑出版了大型抗日救亡群众歌曲集《中国呼声集》，并被选为上海救亡歌咏协会的干事。
“八·一三”抗战后，周巍峙随李公朴赴山西开展宣传工作，不久在临汾加入八路军。1938年5月在西安时，经西北战地服务战团（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关怀下，1937年8月在延安成立的著名抗战文艺团体）主任丁玲动员，参加该团担任合唱指挥与歌咏组长，并于7月1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在延安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任命周巍峙为西战团副主任。同年11月周巍峙（1940年2月晋升为主任）率领该团在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历时五年半。作为文艺团体，西战团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为边区军民创作、排演了五幕歌剧《不死的老人》（周巍峙等人作曲），话剧《雷雨》和《复活》，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牧虹词、卢肃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方冰词、劫夫曲）、《子弟兵进行曲》（方冰词、周巍峙曲）、《李勇要变成千百万》（邵子南词、周巍峙曲）等著名文艺作品，演遍了晋察冀的许多地区。为普及文艺工作、培养当地的文艺骨干、活跃地方和军队的文艺生活，西战团除了办随团训练班外，1940年初起每年都开办乡村艺术干部学校（校长周巍峙），轮训、培养了数千名基层文艺干部，提高了他们开展文艺活动的能力。作为战地工作团，西战团还从事边区政权建设、推行减租减息政策、抢收抢种、进行战地动员、救护伤病员、抗日宣传、开辟新区、开展政治攻势等多方面的工作，每个人都在战火中经受过生与死的考验。西战团里当时汇集了许多著名的文艺家，如田间、邵子南、方冰、凌子风、李劫夫、牧虹、洛汀、卢肃、边军等。周巍峙当时年仅二十来岁，面对这些比自己年长者与文艺专家，周巍峙处处以身作则，事事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搞好团结。即使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他带领着全团人员仍然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因而数次受到晋察冀边区的表扬和嘉奖，该团创作的许多文艺作品获奖。1944年5月西战团返回延安后，因功绩卓著，当年曾荣获陕甘宁边区群英大会团体奖，周巍峙也被选为甲等文教英雄。
解放战争时期，周巍峙主要从事新解放城市文艺事业的接管和改造工作。曾任张家口市委文委书记，组织了歌剧《白毛女》等节目的演出；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文委委员兼石家庄市戏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戏曲的整理、改编和研究工作；曾任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长，领导全市文艺团体的接管和改组、组织文艺创作、开展工厂和学校的群众文化工作。
建国前后，周巍峙数次率领中国艺术团出国访问演出，特别是1951年他率团参加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后，又成功地访问了苏联、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奥地利等众多国家。在一年多的行程里，为国外观众演出了歌剧《白毛女》、《黄河大合唱》、京剧《三岔口》等许多音乐舞蹈节目，向世界展现了新中国丰富、优美、灿烂的文化艺术。该团的200余位成员有将近一半是中央和各省市、军队文艺单位的领导人，这次出国访问考察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学习了许多宝贵经验，对他们回国后从事艺术领导工作大有帮助。
1949年以后，周巍峙同志曾任文化部艺术局办公室主任兼戏剧音乐处处长、艺术局副局长、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代部长、党组副书记。他长期主持全国艺术事业的领导工作，曾被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戏称为“艺术总理”。他负责全国艺术事业的规划，建立了中央歌舞团等许多艺术院团，注重普及群众文化及其有关机构的建设，热爱和重视少年儿童的文化工作，他筹备举办了众多的全国性文艺会演和比赛，如专业或业余的音乐舞蹈会演、全国音乐周、有120台节目的建国30周年文艺会演、聂耳与冼星海声乐作品演唱比赛、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舞蹈比赛、杂技汇演、儿童剧汇演、年画评奖等。他领导完成了周总理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布置的工作——有上千余名演职员参加的两个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4年）和《中国革命之歌》（1984年）的创作与演出。多年来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和路线，倡导文艺工作要发扬时代精神，创作有民族特色的文艺作品。自己也创作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麻扶摇词）、《十里长街送总理》（乔羽、陈泽人词）等著名作品。1996年出版了《周巍峙文集》和《周巍峙歌曲集》。
周巍峙同志从1984年起担任全国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全国十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每省、自治区、直辖市10卷，每卷150万字，共300卷，约4.5亿字）的编纂、出版工作。这项继承和弘扬中国各民族优秀文艺遗产、在国内外都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巨大文艺建设工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有重要意义。周巍峙与各集成、志书主编协商解决各种业务问题，调动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进行学科、资料、人员建设，努力解决编辑与出版经费；还亲自参加十大集成、志书首卷本的审稿会、担任《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主编；认真阅读原稿后提出修改意见，确立了编纂与出版的样板。周巍峙同志对艺术理论研究工作十分重视，多次审定艺术学科的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并主编了《聂耳全集》、《冼星海全集》。
1985年周巍峙同志就任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经过10年的工作和建设，全国目前有600多个史料征编机构，近4000名专职和兼职工作人员。已经征集到苏区、国统区、敌占区、解放区和海外地区的革命文化史料2.5亿字，已出版7000余万字；11年来编辑、出版了《新文化史料》（每期10万字、双月刊）共65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关单位目前正在抓紧完成大事记、资料汇编、人名录、作品目录四项任务。周巍峙同志多次强调依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尊重历史、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是做好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的基本原则。史料征集的范围也应当广泛，史料征集工作要面对现实、面对未来才有生命力，利用多种形式以史鉴今、以史育人。史志工作者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敢于坚持真理，采取有错必纠的负责精神。要做有识之士、有学之士有胆之士。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因多年来工作成绩卓著，1996年荣获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授予的“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
周巍峙同志曾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第三届副主席和第四届顾问。他具有广博的知识，宽广的视野和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文艺工作的具体行动，并在复杂多变的文艺工作中，尽力保持正确的方向。他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善于发挥集体的力量，能够团结大家一起愉快地工作。他知人善用，平易近人，不搞权术，是一个使人感到温暖、合作愉快、心情舒畅的领导者。80寿诞之际，他表示“在党的文艺方向指引下，今后我还愿以有限的精力，有限的时间，有限的水平，为祖国、为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艺，再做些有限的贡献。”
音乐园丁——赵沨
赵沨同志1916年11月29日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清寒知识分子家庭（祖籍河南项城县），原名赵孝方。其父是清代最后一科的秀才，又就学于保定甲等政法学堂的律师。他从小就培养赵沨背诵《诗经》、《古文观止》，并讲解文字和内容，为赵沨理解古汉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省立第三小学，爱好唱歌的赵沨很会表达学堂乐歌和一些中外抒情歌曲的情绪，音乐课每学期都是100分。1925年考入第二中学后他开始学英文，一位外国传教士动员他参加了教堂唱诗班的合唱，经常给他讲音乐、教他弹钢琴，为赵沨后来自学音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赵沨的母亲喜欢豫剧，父亲喜欢京剧，深受影响的赵沨也能模仿许多名角的唱段。赵沨学过曲笛、京胡，经常与同学参加“票房”的活动，喜欢唱黑头和青衣。
1929年赵沨考入开封建华艺术学校，因参加学生运动和帮助共产党员老师逃脱国民党侦缉队的搜捕，次年被迫肄业离校。去北平、哈尔滨学习音乐和俄文，年余后，返回河南任尉氏等县立中学的教员、《河南晚报》记者。1935年他考取南京中央电影摄影场训练班，次年毕业后分配在该场音响组工作（后任副组长），与同事合租钢琴，根据“孔空”和《阿伯特》等练声曲自学声乐，用德文学唱舒伯特、舒曼的歌曲。抗战爆发后赵沨随电影摄影场经武汉撤退到重庆，他主持编成的抗战纪录片被国民党电影审查委员会否决。赵沨不是国民党党员，又没有后台，只被任命为新闻组代组长。工作之余，赵沨应邀去精益中学、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兼任音乐教员，又去东北流亡学生总会的宣传队、青年会合唱队等团体教唱抗战歌曲。并开始用“赵沨”的名字，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1939年冬天，赵沨与李凌、孙慎等人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领导下，成立了“新音乐社”；次年1月创办了《新音乐》月刊（发行量曾突破三万册，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音乐期刊，主编李凌、赵沨），为团结国统区的音乐工作者、推动新音乐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曾经在郭沫若主持的星期文艺讲演会上，作以“抗日音乐运动”为题的讲演。1940年底重庆首次公演《黄河大合唱》时，赵沨担任《黄河颂》的独唱。“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赵沨等人辗转至缅甸，在华侨中开展革命音乐活动，1941年赵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了缅甸，赵沨等人撤退回国。经李公朴、闻一多帮助，赵沨到昆明云南大学附中担任国文、历史和音乐教员。赵沨曾与闻一多、楚图南、费孝通等人深入圭山彝族地区开展文化工作，又在中苏文化协会的夜校教授俄文和唱歌。
抗战胜利后，赵沨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的组织委员兼秘书长。公开出面的民盟与云南共产党地下组织一起领导了昆明著名的“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后，1946年秋天赵沨转移到马思聪任系主任的广州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任教，又在马思聪任院长的香港中华音乐院担任副院长。1948年初赵沨去新加坡创办了中华艺术专科学校，并担任校长和教授，培养了许多爱好音乐的华侨青年。
1949年夏天赵沨经香港回到北京，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任无党派小组的秘书），参加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的筹建（被任命为副秘书长）和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工作，8月，与廖承志、萧华出访匈牙利和苏联。回国后赵沨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计划委员、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处长。1953年底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兼计财司司长，并兼任音乐出版社社长，后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对外文化联络司司长。1955年中国艺术团（赵沨任副团长兼艺术指导）根据周恩来总理“文化先行，贸易跟上，争取建交”的指示，首次去法国等西欧10国访问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回国休整后，原班人马又前往拉丁美洲访问演出。
1956年赵沨出任主持中央音乐学院工作的党委书记兼第一副院长。在学习、借鉴古今中外的办学方法和音乐教育经验的基础上，赵沨认为音乐学院是以培养社会的音乐精英分子为目的。教学的过程，应是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音乐观的过程，技艺完善的过程。为此，赵沨坚持聘任苏联及东欧的音乐专家来院任教；继续向苏联及东欧派遣留学生；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中外音乐历史、民族音乐理论、文学、美术和其他人文课程的建设。赵沨主持制定了“中央音乐学院关于方针任务、教学计划和发展规划的规定（草案）”，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教学体系”的方针，草拟了“高等音乐学校教学方案”，承担了全国音乐院校教材建设的大量工作。赵沨在中央音乐学院由天津迁往北京，为学校修建礼堂、宿舍楼、教学楼、琴房楼、图书、唱片资料和乐器的购置，多方奔走，落实计划，为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与贡献。1963年赵沨兼任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主持创作、演出了歌剧《南海长城》、《阿依古丽》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文革”中赵沨受到猛烈地冲击，蒙受不白之冤，身心俱遭严重摧残。1975年恢复工作，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11月赵沨出任中央音乐学院临时领导小组组长，次年10月任党委书记，1980年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长期致力于音乐教育事业，以治学严谨、办校有方称著于世，深得师生拥护与爱戴。赵沨主持下的中央音乐学院，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专业最齐备、师资力量雄厚的全国重点高等院校，几十年间为祖国培养了数千名合格的专业音乐人才。1982年赵沨改任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后，仍然时时关心该院的建设和发展，并为之献计献策、大声呼吁、竭力奔走。
1979年赵沨当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三届副主席，1985年连选为第四届副主席；并兼任对外工作委员会和全国音协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担任《人民音乐》和《音乐研究》两大音乐期刊的主编；1986年又出任国家教育委员会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赵沨以很大的精力投入音协的工作和国民音乐教育的事业。他认为普遍音乐教育是所有专业音乐教育的基础，必须认真搞好国民音乐教育，积极倡导美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一代新人，并真正解脱中国音乐教育的困境。为此他在各种会议和报刊上极力呼吁，向各级主管部门、领导者和广大群众开展宣传，全国各地都回响着他发言的声音和奔波的足迹，并促成了《中国音乐教育》双月刊的出版。艺术教育事业也逐步受到有关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关心与重视，有所成效。
赵沨结合我国音乐发展的实际，几十年来发表了学术论文、音乐评论、听乐杂感等数百篇（部分结集为《音乐与音乐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出版有译作、著作十余种。主编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性项目《音乐宇宙——一部历史、中国附卷之一——中国乐器》。因撰写的《中国音乐史文献要目纲要》一文，赵沨被国际音理会指定为该会编写项目《人类生活中的音乐》的中国地区协调员。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编委会副主任。口才和外交能力出众的赵沨，还先后出访过欧洲、南北美洲、澳洲等几十个国家，为促进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以上简略的回顾可以看到，著名音乐家孙慎、时乐濛、周巍峙和赵沨的生平经历和成长道路各异，生活、工作的环境和艺术成就也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数十年来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崇高精神、为建设中国的音乐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已经载入了中国音乐发展历程的史册，是那么令人敬佩感叹，堪称为广大音乐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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