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新地区主义的范式研究及其制度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东南论文,主义论文,制度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新地区主义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该研究范式逐渐摒弃旧地区主义研究中的某些理论缺陷，不再过分强调“一体化(integration)”概念，而是借助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新概念，即“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又译“国际体制”、“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等）来描述当今地区化潮流的性质、程度和意义。借助“国际规制”概念来定义地区主义，虽然可以避免围绕“地区主义是过程还是状态”问题而产生的分歧，但因其带有静态分析和“国家中心主义”的褊狭，不能很好地解释地区主义内在的动态本质。
要理解新地区主义的实质，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今地区一体化的实际进展和特殊性赋予传统的“地区主义”以新的生命力，促使人们在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争论中又发现一条新的思路，它来源于历史，却有新的价值和内涵，这就是所谓的“新地区主义”。从理论上讲，新地区主义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思潮和意识形态，它既不是全球主义的派生物，也不是民族主义的替代品，三者齐头并进，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推动。
新世纪以来，东盟从一个冷战时期的联盟，发展成为一个强调地区国家整合的统一组织，迅猛发展的经济以及在东盟国家间日益增加的政治自信是该地区的主要特征。20世纪70年代东盟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使东南亚地区主义显示了与众不同的特征，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亚太经济和政治系统的重构促使学界重新审视东南亚地区的发展进程。本文拟结合东南亚新地区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梳理新地区主义研究范式的内在逻辑，以便更清晰地描述与记录该范式作用下的地区制度变迁。
一、东南亚新地区主义的研究范式
根据托马斯·库恩的经典定义，范式(paradigm)应包括：“一组思想，确定研究的范畴；一种定义或假说，提出合乎逻辑的问题，一种普通接受的惯例或观点，作为基本的出发点；一套筛选需要解决问题的标准；一套科学实证的规则和标准。包括在范式之内的问题，是某个学科成员认为有意义、有分析价值的课题”①。
（一）东南亚地区主义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框架
许多研究者在分析地区主义时主要采取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理论成果，其中主要是功能主义者和新功能主义者的研究视角，这两种视角不仅有助于解释欧盟一体化进程，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体化也有较强的解释力。由于地区主义无论在过去还是如今都是融合政治与经济研究于一体的议程，所以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对地区主义加以解释，也是早期地区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功能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ss)，他也是最早从政治学的角度系统演绎地区主义理论的学者之一。哈斯的成果为我们搭建起一个地区主义研究的坚实逻辑框架②，其特点是：否定了功能主义者们提出的把政治和经济分开处理的观点；认为“超国家性”(supernationality)乃是国家确保福利最大化的唯一可行方法，但它又明确强调，一体化的过程中不仅有超国家的地区机构，也有次国家的行为体即利益集团和政党在起作用。而除此之外，国家则扮演“创造性反应”的角色；地区一体化的动力是利益而不是任何善良愿望；强调“溢出”的重要性，但是认为“溢出”并不是自动的，而是受到制度的约束；成功的一体化倾向于发生在非政治领域即经济、社会和技术的领域中，但却始终离不开对政治的要求③。功能主义者和新功能主义者假设国际合作可以跨越边界（尤其在经济领域）扩展至其他领域和部门，这种外溢(spill over)理论将最终导致超国家制度的构建以及民族—国家职能的减弱。当功能主义者将地区主义看成是经济整合的自然产物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其它分支理论，则将地区主义看成是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应对全球化的派生物。可以说，新旧地区主义的概念都摆脱不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窠臼。鉴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研究议程的多样性，该方法可以为不同政治经济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有益的理论框架。
与欧盟研究议程相对照，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提出了研究东南亚地区主义的两种框架：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现实主义对应着上面谈到的国家和地区概念的解释，而阿米塔·阿查亚所理解的制度主义在某些特定方面是采用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尽管相对于联邦主义而言，该方法更接近于政府间主义；但是其研究的理论背景是建构主义的，而非以功能主义方法为特征。对他来讲，制度主义在谈到社会化、规则和认同的重要性时，有强烈的建构主义倾向。即使“联邦主义”这一术语与东南亚形势没有很大关系，而且“功能主义”也未在东南亚研究中大量涌现，但功能主义的思想已经推动了东南亚地区主义研究的理论建构，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合作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地区主义带有较强国家主导性这一事实也说明了新现实主义的研究思路缘何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二）区别于欧盟进程的东南亚地区主义路径思考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联邦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赖于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的研究成果。功能主义理论强调在特定领域的合作和一体化如何扩展至其它部门。其研究起点是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这需要参与国家的合法授权与和谐。而以民族—国家为特征的东南亚的发展并未从这些理论中获取大的灵感，地区主义依然是在国家主导下的政治进程，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经济一体化的作用基本未能得以体现。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第一部关于东南亚地区主义研究的最大成果是艾斯特拉·苏里杜姆(Estrella Solidum)的《朝着东南亚共同体迈进》（1974年），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以功能主义作为研究起点和理论基础。苏里杜姆的研究表明，在东南亚国家政治合作的背后有3个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即外部威胁、内部稳定和经济发展。第一个要素涉及冷战的政治背景，后两个要素提供了从“亚洲”政治经济模式出发进行研究的思路，这一思路以东盟组织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发展期间的认同建构为核心内容。
苏里杜姆对东南亚地区主义的发展的研究有许多重要的成果。东盟一致决定的决策模式为东南亚地区主义研究中的建构主义思考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在这一模式中，东盟国家试图通过协商一致的理念处理问题，这种决策模式尽管是不完善的，但长时期以来加强了该组织的凝聚力。根据苏里杜姆的研究，东盟组织的目标不是制度性的发展，而是带有功能主义色彩的合作④。然而，后冷战时期的研究成果或许忽略了苏里杜姆所提及的第三个特征，即东南亚国家建立的情势以及殖民地时期的遗产。事实上，正如苏里杜姆所指出的，前两个特征事实上是第三个特征的后果⑤。从一体化的角度分析，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地历史以及处于国家建立过程的特定情势对地区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苏里杜姆的研究渗透着学界对东南亚地区主义的深度思考，事实上也推动了各国政府对东南亚地区主义发展方向的探索。1992年创立自由贸易区的提议为东南亚一体化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触媒，自由贸易区的演进可以从功能主义合作的视角来考察。这项经济合作已经有了新的研究框架，即强调功能主义的“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
这些新的思考还包括如何适当调整东盟原有的建立在协商一致基础上的决策模式，也包括如何推动超越地区制度的构建。在建构主义研究者看来，地区合作在促进地区制度构建方面的作用远不如在功能主义者那里重要。建构主义者也强调制度构建，尽管不是那种需要共同制度保障和削弱国家主权的形式，该方法强调其在推动人类行为规则、规范、制度和认同的重要意义。从政治学框架理论来分析，这种方法可以称得上是制度主义者的分析模式。在东南亚合作中，是行为模式而不是正式的规则和规范占有绝对主导的地位。东南亚地区主义的这些特征—强调共同规则、协商一致基础上的决策模式而不是组织性的结构——为建构主义的研究提供了支持。
二、新地区主义研究背景下的东南亚制度构建
东南亚现代史的发展揭示了该地区同时具有整合和分散的双重性。殖民地的历史以及介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之间的地缘政治位置需要东南亚地区内国家形成地区认同，但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以及不同的安全利益考虑使得东南亚地区主义更多呈现碎片化的趋势。无论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观察，还是第一轨道的政治讨论，经济因素在东南亚地区主义研究议程中都占有显著地位。因此，东南亚地区主义研究的主导范式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范式主张地区主义更多源于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发展。然而，如其他研究范式一样，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有效分析东南亚地区发展沿革方面所能够提供的依然是类似的研究取向，因为在其分析范式中包含了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的理论推演。研究东南亚发展的学者大多赞成该地区在加快融入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中进而形成一个地区性的集团。尽管批评的观点主要涉及国际自由贸易对解决地区问题将能产生怎样的功效，但只有少数民族主义者和非政府组织中的左翼反对全球化。更普遍的认识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全球挑战，东南亚国家应积极融入地区一体化进程。这种主张究竟应归属于功能主义者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诉求尚难作出清晰判定，但这些主张和观点在第二轨道的讨论中日益受到重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东南亚已经朝着新地区主义的目标逐步迈进，但90年代后期不断变化的全球及地区局势使得这一进程发生转向。正是“后冷战时代”这一术语为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带来诸多变数，对东南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正如学者们强调的，至少4个明晰的安全模式引起了决策者的思考：单极化、权力、均势和普遍安全⑥。一般而言，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东南亚的“新地区主义”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在的和内部的离心力的制约。下面我们着重讨论东南亚将如何在新地区主义情势下进行制度构建，以及这种构建对正在发展的亚太多边主义及国际关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创建更具包容性的政治体制
东盟的扩大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制度变迁。东盟所有国家的努力是出于发挥更大外交影响的考虑，也将有助于东南亚国家在业已存在的地区和全球制度构建中获取更重要的地位⑦。东盟前秘书长王景荣反对“多样化的东盟将削弱该组织内聚力”的说法，在他看来，东盟的多样化是东盟发展进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一个多元化的、更具包容性的东盟将拥有更为广阔的前景，也更能以和平和建设性的方式解决彼此存在的分歧。东盟的创始人在该组织成立之初就深刻意识到，该组织将向地区内所有国家开放，这将有助于东盟目标和原则的实现。自东盟扩大伊始，组织内部就发展出一套建立在互信、利益共享和彼此互惠基础上的有效行为方式，扩展的智慧进一步加快了组织的整合和扩大。没有迹象表明，扩大了的东盟将偏离原来的原则和发展轨道。另一方面，得益于东盟的扩大，东盟经济将有更广阔的前景，因为东盟各国拥有更广阔的市场，而且廉价的原料、低成本的劳动力以及新的出口渠道等因素使得东盟的经济更具竞争力。
在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进程中，泰国前总理差猜·春哈旺在1988年8月提出的将印支国家纳入东盟的提议得到了落实。这一举措有效地将转型中的越南转变为东南亚潜在的出口市场。一旦越南开始了从柬埔寨撤军的进程——这一进程可以看作是冷战的结束与中国在该地区影响有一定关系的步骤——马来西亚和印尼随之发表声明，指出越南融入东盟将有助于缓解地区对抗局势⑧。从越南的角度来看，同东盟关系的日益改善将大大缓解其在外交上的孤立地位，也将有效推动地区两大安全问题的解决，即柬埔寨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越南和东盟关系的正常化还有另外一方面的重要结果：在东南亚经济经历7%的经济增长时又打开了一个新的吸引外资的场所，因而缓解了越南对中国香港、日本和中国台湾省的依赖。1988～1992年，流入越南的资金由3.66亿美元增加到19.39亿美元，占东盟吸引外资总额的1/6，1993年越南的“东盟化”倾向日益加强。
1997年老挝加入东盟相对于柬埔寨和缅甸来讲更为顺利。（洪森在1997年7月的政变使得东盟推迟接受柬埔寨，）东盟认为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自由、公开和可信的选举来进行，而且由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组成的三驾马车共同推动了柬埔寨民主运动的开展。这些做法清晰地反映出，东盟逐渐放弃曾被广泛视为“东盟方式”核心的“不干预原则”⑨。东盟扩大所带来的挑战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东盟原则”的逐渐调整，基于缅甸和柬埔寨因素，至少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东盟将在一段时期内行使该组织的“不同层次”的职能。从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考虑，实现“一个统一的东盟”的目标相当艰难。如何处理内部的深化和经济发展将决定东盟未来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历程。简言之，能否设计出既能推动所有成员国经济发展，同时又能加强成员国的合作精神并缓解长期以来内部紧张关系，以及加强同地区外大国合作的发展方式将是东盟未来能否具有广阔前景的关键。
（二）内外压力推动下的经济一体化
从许多方面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东盟在威望和影响上处于较好的时期：不仅在亚太多边主义合作中获得了较好的声誉，而且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内部关系紧张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东盟在吸引外资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东盟遭遇了许多挑战，对外出口增速趋缓预示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危机促使东盟领导人决定启动自由贸易区进程，并期望未来的自由贸易区能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在同贸易对手谈判时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⑩。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在某些东盟国家看来是一种较为有利的、方便的工具，通过这一工具，东盟希望能加快各国的工业及贸易自由化改革，并可以逐渐形成低关税的有效机制。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目标与其说是扩大地区内的贸易额，倒不如说是创造区域内的更大市场以吸引更大规模的外资。更为重要的前景是，东盟将在15年之内将内部的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关税水平降至5%甚至更低。1994年的东盟自由贸易协定部长理事会会议达成缩短时间表的一致决议，在10年内将包括农产品在内的物品加入共同特惠贸易协定框架，该会议还就三轨道削减关税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而在1998年召开的河内会议上，“东盟行动计划”将最初创始6国自由贸易协定的时间由2003年提前到2002年完成，这有力地推动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会议还决定将90%的物品关税在2000年降至5%甚至更低的水平（见下表）。
东盟投资区的提议在1995年得以实施，展望未来主要将采取4项行动：加快实施投资合作和投资便利化进程；推动更大规模的投资意愿和自觉性；工业部门的开放；对东盟投资者给予国民待遇。一份在1998年签署的框架协议寻求更大规模地推动投资区的建立，文件设立了一系列发展目标和框架，包括保证在2010年给予所有东盟投资者国民待遇，到2010年向东盟投资者开放所有东盟工业发展项目；推动资本、技术人员和科技人才在东盟国家的自由流动等(11)。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其他大量的创新性协议，其中包括1995年东盟关于知识产权的框架协议(AFAIPC)、1997年的东盟惯例法协议(AAC)、1998年的东盟相互确认框架安排(AFAMRA)、1998年的东盟货物运输框架协议(AFAFGT)等。1998年7月，东盟基金设立，将推动更大规模的经济合作。尤其重要的是，东盟基金有益于增强东盟民间的互相交流，有益于拓宽东盟各种行为体的参与和交往，尤其是将推动人力资源的发展。该基金的另一项功能是“弱化正在或将要发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并有效消灭贫困”(12)。1998年的河内会议还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将协调各国的经济和文化政策，推动东盟信息基础事业的发展(13)。
东盟领导人所倡导经济一体化的任务需要私营部门不仅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也要成为推动地区制度化的动力。从1972年开始，东盟商业和工业化宪章被看作是东盟各国内部私营部门互动的重要驱动力。其他私营组织也致力于推动该进程，其中有东盟研究所（后来更名为东盟商业论坛），包括250家以东盟为基础的公司；东盟银行家联盟，其前身系东盟金融集团公司，是在1981年成立于新加坡的商业银行；东盟保险理事会；东盟船业联合理事会；东盟运输业主委员会；东盟旅游和服务委员会等。这些私营部门在促进人员和组织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东盟领导人尤其是6个初始成员国的领导人都在发展私有经济方面持积极态度。但是在地区层面，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私营公司都需要复杂的组织基础设施，需要加强联结以保证彼此的战略和决定能够相互兼容、相互加强。4个新成员的加入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实施这一行动的难度。到20世纪90年代末，东盟领导人对削减成员国间的经济、基础设施、科技和收入之间的差距都有了更为深刻、清醒的认识，并都着手采取切实的行动缩短这些差距。
（三）地区冲突的管理与解决
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冷战的结束既给东南亚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同时又提供了许多新的机遇。诸如柬埔寨冲突和越南未来在该地区的作用等较为棘手的问题都可能从全球紧张局势的缓解中得益，而且这也推动了东盟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扩大政策。另一方面，更为麻烦的问题可能存在于美中、美日和中日之间。鉴于东盟同3国日益紧密的联系，其外交政策和危机处理方式将更多地受到这些国家关系的影响。
东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承认“地区抗御力”这一前提之上的。换句话说，东盟成员国认为其他国家的安全和抗御力与自身安全和抗御力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不干预成员国内部的事务并不意味着相互漠不关心，而是对别国的政治环境保持一定的敏感度，要深刻意识到地区局势的脆弱性。当东盟政治精英在思考国家和地区抗御力或地区和国家安全的时候，他们首要考虑的是别国的抗御力和安全，或者间接地考虑其它社会的抗御力和安全。
对有关抗御力和安全的“社会化”这一维度的忽略是我们必须重视的。事实上，政治精英在事关地区生存的问题上会优先考虑到这一点。东盟内部冲突的避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种优先性的理解。正如利弗(Leifer)所观察到的，东盟在寻求冲突解决的战略方面而不是在政府间对话方面做的较少。柬埔寨冲突和东帝汶冲突的解决非常明显地揭示了东盟在处理内部冲突时管理机制的落后与匮乏，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主要取决于外在力量。然而，这些缺陷正好反映了东盟在处理一系列双边摩擦时的无能为力或者说缺乏意愿，正如处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或者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之间的冲突一样。如何解释东盟在发挥干预决策职能上的明显不足是需要认真考虑的。毫无疑问，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东盟制度构建的匮乏。东盟缺乏发展程度较高和较为成熟的机制，从而能够有效地处理成员国即将卷入或已经卷入的冲突。尽管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早已对这些问题处理有了根本的规定，但仍没有成员国间的冲突可以通过这一协定来得以协调。这些条约的内涵反映了东盟的文化特性，即对成员国内部的危机处理机制缺乏前瞻性的观察，而是试图谋求避免冲突，以及非正式的冲突管理模式。
在2000年的东盟部长级会议上，泰国的提议反映了各国寻求摆脱困境的努力。该提议主张在遵守东盟原则、目标和程序的基础上创立特定的“三驾马车”部长会议模式。这一模式特定的任务是，“采取合适的方式以应对紧急的、重要的地区政治和安全议题和形势，以尽可能地维护地区稳定和和谐。”这一机制包括现任外长、东盟执行委员会前任和未来主席，机制可以在东盟执行委员会主席或东盟外长理事会要求下进行运作。它的建立与管理将沿革遵循协商一致原则，不一定成为决策主体但将对东盟外长会议负责。该提议给予东盟在危机管理中以更为明确的地位，但是它的实施可能会对东盟所坚持的不干预原则提出挑战。
对于外部冲突的解决，东盟的行为模式也更具可行性。随着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不断发展，双方了解的不断加深，东盟积极与中国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合作框架。同中国的对话政策旨在推进实现东盟的战略目标，这种官方对话始于1996年，而最早的磋商机制始于1992年。中国和东盟间建立了一系列发展友好合作的机制，包括东盟—中国联合合作委员会、高级官员磋商会议、经济和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科学和技术联合委员会、东盟—中国商业合作委员会等。与上述机制相配套的还有东盟地区论坛部长级会议、1997年的“东盟+1”和“东盟+3”会议等。
结语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临诸多挑战，以及自身仍存在着诸多现实问题，但东盟依然获得了巨大进展。东盟不仅在制度构建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而且依然在亚太地区多边主义合作中保持了重要位置。APEC机制和安排为东盟提供了在许多关键议题上展示自己的机会。东盟地区当前业已存在的机制、东盟持续扩大的能力、东盟的多样性和基于变化的局势进行调整的灵活性都将使得东盟在未来形成的地区架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东盟前秘书长王景荣曾在一次主旨发言中谈到，由于不可避免地面对同时来自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压力，东盟更应深切意识到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趋同性。在展望东盟的未来发展时，他强调，东盟将朝着“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加多元化”方向迈进。他指出，东盟想要在未来的全球经济中更具竞争力，就必须加强对文化的认同和调适，该地区将孕育“能力和倾向以便将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要求”(15)。
注释：
①Thomas S.Ka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37.
②这里仅以哈斯的理论为蓝本，除了哈斯以外，菲力普·施米特(Philip Schmitter)、利昂·林德伯格(Leon Lindberg)、约瑟夫·奈(Joseph Nye)、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劳伦斯·沙伊纳曼(Lawrence Scheineman)等。详见（美）詹姆斯·多尔蒂等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60～477页。
③Walter Mattli,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rnationa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p.24～27.
④Estrella D.Solidum,Towards a Southeast Asian Community.Quezon City: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p.172.
⑤Walter Mattli,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rnationa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171.
⑥Walter Mattli,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rnationa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177.
⑦Joseph A.Camilleri,"Alliances and the Emerging Post-Cold War Security System," In Richard Leaver and James L.Richardson (eds),Charting the Post-Cold War Order,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3,pp.84～94.
⑧Michael Leifer,International Dynamics of One Southeast Asia:Political and Security,Indonesian Quarterly,24(4),1996,p361.
⑨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Routledge,2001,p.105.
⑩Herman Joseph S.Kraft,"ASEAN and Intra-ASEAN Relations:Weathering the Storm",Pacific Review,13(3),2000,pp.453～472.
(11)John Ravenhill,"Economic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Changing Incentives",Asian Survey,34,(9),September 1995,pp.854.
(12)http://www.aseansec.org/economic/aem/30/frm-aia.htm,December 4,2001.
(13)印度尼西亚外长在东盟第31届外长会议上的公开讲话，1998年7月24日马尼拉。
(14)东盟行动计划（河内），见BBC，1998年12月18日。
(15)Wang Gungwu,China's place in the region:search for allies and friends,Indonesian quarterly,25(4),1997,pp.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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