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科的单科独进——兼论“什么是综合性大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综合性论文,大学论文,论多科论文,单科论文,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综合性大学是国家基础科学最重要的诞生地之一。除自然科学外，国家基础科学也应包括艺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因为后三者对国家同样具有基础的意义。现代综合性大学，不仅在思想上假设自然科学、艺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与沟通，而且应有制度层面的实验。然而，由于历史逻辑的误会，中国现有的“综合性大学”是从一个个专业学院演化而来的，单科的做法已逐步消失，单科的思维却遗留至今，阻碍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综合性大学的诞生。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标榜自己是综合性大学。过去是单科性质的高等学校，甚至是非常有特色的专科学院，也向“综合性”大学看齐。综合性大学仿佛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成，有的专科学院建“综合性大学”的速度赶上了建教学楼的速度。细心观之，有其名无其实。利益驱动下的学术虚假是比学术腐败更可怕的事情。因为真假问题是知识和学术的命脉所在。善恶涉及学者人格和学术制度的性质，而真假关涉的则是知识和学术本身。学术腐败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所摒弃，学术虚假则茫茫然趋之若鹜。
一、“综合性”的历史与逻辑
如果我们从大学的本义出发，即研究、传授高深学问的地方（固定的或流动的，固定的如稷下学宫，流动的如孔子私学），如果我们不用近现代乃至中世纪的大学形式来菲薄古代的大学，古代大学正像古代学问一样是综合的，正是“学问的综合”逻辑地衍生出“大学的综合”。到了亚里斯多德那里，有了分科的意识。学问分作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形而下学直译为物理学，泛指研究自然的学问；形而上学直译为物理学之后，泛指研究人类的学问。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无疑都是综合的学问，况且它们还有一样的词源。
古代的学问和大学因缺少分门别类的研究而显得局限。但古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综合”思想却值得后人认真对待。综合性意味着“连贯”、“融通”、“打通界限”、“和谐”。学问是有着内在的关联的。小道理千差万别，大道理一致，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尽管老子和孔子有重大分歧，老子察自然之道，孔子察道德和伦理之道，但都确证：做人的道理与治国的道理有着内在的关联。在这个道理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抑或“治大国若烹小鲜”、“上善若水”。
无论古希腊雅典“七义”（文法、修辞、逻辑、音乐、算术、几何、天文），还是中国先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都是为了修养的目的。修养即身体、心理及身心的平衡，即合乎中道，“过犹不及”（孔子语），“勇敢是鲁莽和怯懦的中道”（亚里斯多德语）。音乐不是为了演技精湛，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为了节奏和旋律本身，为了身心的和谐。只不过儒家的音乐教育多了一层伦理教化的目的。如果为了和谐的目的，音乐、体育、天文的教养目的就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和谐本身。从修辞看中国古代文本有“善喻”的特点，但这是现代人的“理解”。与其说“喻”是修辞，不如说“喻”是古人的生活方式和学问方式。《道德经》通篇都是自然之道，又无一不是人生之道。“上善若水”的文本形式源远流长为“一切景语皆情语”。
浸透古希腊综合理想的雅典“七义”课程，作为成熟的中世纪大学专业教育的基础，是大学第一阶段要完成的使命。以后雅典“七义”课程逐步充实为本科生学院，“由于每个学院自身不可能拥有足够的教师承担每一学科的教学，各学院在某些学科领域开展合作。在现代语言和科学方面，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将教学和研究的任务留给大学或大学研究所，以及有可能担任学院院士的演示人员。这样，分设的、自主的和独立的各院所不可思议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当这一切合在一起时，它已超出了学院模式的意义。”（注：［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徐辉、陈晓菲译：《现代大学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古典学院延伸着雅典自由教育的理想。纽曼阐释了古典大学自由教育的学科综合理想：“一门科学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时所产生的意义，与一门孤立的科学在没有其它科学的保障（如果可以称其为保障的话）情况下所产生的意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注：［英］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一个知识分支的主旨和意思，会随传授给学生的与之相配的其他知识的不同而不同。如果学生读书只囿于一门学科，那么这种劳动会助长片面追求某种知识的倾向，这样做会限制学生心智的发展，这一点我在此姑且不谈。如这门学科与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那么这门学科对学生产生的影响便依其他学科而定。”（注：［英］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自由知识立足于自己的要求，不受后果支配，不期望补充，不受目的的影响，也不会被任何技艺所同化，最普通的追求具有这种特征，只要这些追求（本身）是充分而完整的。而最崇高的追求也会失去这种特征，只要这样的追求是为了获取追求之外的某种东西。”（注：［英］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如果说古典学院、大学更侧重在“教养”意义和目的上实践学科知识的综合，那么19世纪诞生的柏林大学则在“基于研究的教养”和“以研究为导向的教养”意义和目的上实践学科知识的综合。新柏林大学将古典的学院制教学与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融合在大学的讲堂、研讨班以及实验室里，从而拓展了自由教育的含义：“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以新柏林大学为象征的“德国式大学”实现了教学、研究的伟大平衡。“要达到两者之间理想的平衡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但令人惊奇的是，杰出的研究者往往是公认的富有责任感而善于启发学生的教师……。他们将一批热心学习的学生吸引在自己的周围；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其弟子带着新思想，接二连三地成了古老讲座的教授；他们在各自的学科就广泛的问题作一般性演讲时，使广大的听众深受启发。科学家的演讲往往吸引了文科的学生，人文学者的演讲则往往吸引了学习科学或哲学的学生。”（注：［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徐辉、陈晓菲译：《现代大学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阐释了以学理（科学）为取向的现代大学的理念：“工业界已经发现了利用纯科学研究的方式，因此它不需要大学的实用性；医学界也在探索类似的联系——如果医学院试图同时具备上述两种服务能力，它将毁于一旦。如果社会科学要作为科学来发展，它们就必须脱离商业行为、政治行为以及这样或那样的改革，即使他们需要不断与各种商业现象、政治现象和社会实践现象保持接触。”（注：［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徐辉、陈晓菲译：《现代大学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3页。）
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校长时的理想是“文理综合性大学”。“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究，不相侔也。”（注：蔡元培：《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8月30日，转引自梁柱著《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与程度之差。”（注：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上册，第216-218页，转引自梁柱著《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在此，蔡元培先生明确了学与术在宗旨上的界限和区分，学以真理为目的，术以服务社会为目的，学是大学的标志，术是高等专门学校的标志，虽然他们没有年限与程度之差。
蔡元培继而论证了学问内部各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通相融的可能性。“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代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是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注：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转引自梁柱著《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事实上，哲学研究科学假设、科学发展逻辑，构成独特的科学哲学，既包含科学精神又包含哲学精神的科学哲学。科学和哲学的渊源，物理和化学的融通，地理与历史的综合，生物与化学的结合，已经创生出有魅力的学科，创生出无损于“学”的科目。
商术与法术之间也有联系，甚至可以形成若干交叉专业，如“企业法”、“工商管理法规”，但“企业法”、“工商管理法规”终究是法术的一个分支，其内容符合法的性质或内在要求，而与商的性质和内在要求相去甚远。商人遵守法律是为了效益的目的，商人也为了效益钻法律的空子，所谓“在商言商”。而法律则追求公正，公正地对待利益主体，尽管法的制定和执行受意识形态的制约。商术与法术之间的交叉受各自学科性质的限制，而进一步的综合、融通则绝无可能。
但法学和经济学则有综合、融通的可能，概因两者的学理取向，经济学不像商科“为了效益的目的”，法学也不像法科“为了公正的目的”。法学和经济学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学理，同是为了人类整体秩序的目的。法学、经济学要考虑的是法律秩序、经济秩序对社会整体秩序的贡献，伤害了人类整体秩序的效益在经济学中是不被鼓励的；伤害了人类整体秩序的公正在法学中也是不被鼓励的。以经营实务为取向的专业，为了追求效益最大化，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做；而经济学则考虑经济秩序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发展，有违经济秩序和人类秩序的事情逻辑上都在经济学视野之外。
从前文论述的综合性大学的历史与逻辑看，综合性大学的诞生需要一些基本条件，或者说这些基本条件的确立标志着综合性大学的诞生：
1.以学理为旨趣，校园的各个角落充满了学理探讨的气氛，相应地，排斥学问的功利化倾向，即便是现实的学问，也以学理为依归；2.学科的融合，不仅是科目与科目之间表面的现实的交叉，不仅是单学科背景教师之间机械的课题合作，而且渗透到教师的学问背景中，渗透到多学科对话的情景中，并有切实有效的制度保障学生有机会实现多学科的教养；3.以“基于研究的教养”和“以研究为导向的教养”为综合性大学教育的基本原则；4.保持学科独立性的同时，打通学科间的壁垒，以开放的学问精神维护学科的独立性。
二、诊断国内“综合性”大学：多科的单科独进
蔡元培关于学科间学与术的区分、学与术的分途、基于学与术划分的高等学校类型等学科思想，对于今天高等学校慌乱甚至胡乱的学科建设，仍不失为简单、深刻、有效的思想。术可以单科独进，基于术的学科（严格讲，应是“术科”）可以一枝独秀。而学则需要彼此融通、相互滋养、互为支撑，基于学的学科，独木不成林，而且独木极易枯萎。
学术分途，让那些专心学的人潜心于学，打造中国学问的脊梁，奠定基础科学的基础；让那些专心于术的人用心于术，活学活用，经纶事务。基于学与术划分的高等学校类型，应该成为一种严格的尺度或评价标准，应该恪守本分，互相不僭越。色诺帕技术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的前身，20世纪20年代前后美国最好的技术学院之一）和加州理工学院，拥有各自不同的荣耀。
单科独进或多科的单科独进是中国大学的普遍缺陷，是一种制度性缺陷。这和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以来中国大学制度的整体设计有关。50年代大学制度的整体设计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中苏意识形态的亲近以及苏联专家的指导分不开，但这只是一种“倾向力”。院系调整前中国高等学校制度有两个传统可以依靠。一是由蔡元培、胡适、梅贻琦、陈嘉庚、张伯苓等政界、实业界和大学界同仁共同开创的“学术分途”传统，这一传统包容、超越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传统和中国古代的书院传统；二是由解放区实践成功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术为导向”传统。院系调整的思路，从内在逻辑看，秉承了解放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经验，相应的是，大学的知识论传统，“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出现了断裂。具体、直观地看，老北大的传统、旧清华的传统、“东方剑桥”浙大的传统前后都发生了断裂。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经验，是一条经验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但是经验之所以好，是因为它有适用范围和条件，经验与适用性相连。离开了适用范围和条件，经验就不成其为经验，就成了“南桔北枳”。在解放区革命与战备的迫切性急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高等学校，并不迫切需要知识论传统的大学；而且知识论传统的大学，其“为知识而知识”的理念与解放区乃至解放后的政治意识形态相左。高等学校的“用处”体现在直接与政府的需要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挂钩，大学并没有也不可能被看作是“独特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的大学与专科学院在办学宗旨上已经没有区别，都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各个时期的表述有所不一样）”。大学相当于政府的一个部门，大学外部和内部资源由政府根据需要来统一调配。大学内部学术自决的权利以及学术自决的能力，成了“蛋生鸡，鸡生蛋”循环往复无法解决的问题。
因为与政治、经济的直接挂钩，受政治、经济逻辑的直接支配，学科、专业以及教学内容的衍生、发展，也是政治、经济需要的逻辑结果，整体上学科、专业自身的逻辑呈现被扭曲的状况。大学的学科、专业与世俗社会需要之间必要的张力和缓冲地带不见了。今天肯定20世纪50年代高等学校办学贡献的文献大多是在“适应当时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层面上来论述的。当然笔者也欣然同意50年代院系调整对国家工业化、民族大一统的贡献。但是这一贡献并没有证明“学术分途”的传统不利于国家的工业化和民族的大一统。另一方面，学术分途的传统已经证明其对国家学术的贡献。在“学术分途”设计理念下，中国近代学术虽屡遭政治动荡、经济创伤以及战乱的破坏，却保持了绵延不绝的发展。然而遗憾的是，历史作为现实的积累史，是不好假设的。
由于学科、专业极端的功利导向，专业无限制分割，直到与现实的职业相对应。一些与现实政治、经济无关或相左的学科或专业逐步萎缩甚至被直接取缔。随着专业的实用性和自身利益的加强，学养的基础，学与学之间的联系逐步遭到破坏。在学科发展历程中系院逐步形成了“单科思维”，本学科的领地和他学科的领地泾渭分明，不去关心他学科的发展，也排斥他学科的思想和方法进入本学科，对他学科的态度仅仅是一种仓促的简单利用的态度。经过“拨乱反正”，以科学为导向的学科和专业逐步恢复，“学”重见天日。但是“单科思维”却绵延至今，甚至出现“学”越来越多，学问越来越少，“单科思维”越发的顽固。
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从学科布局看，北京师范大学若干基础学科实力很强，整体实力也在国内前十名左右。但从内部看仍然是“单科独进”或“多科的单科独进”的学科发展思维。比如教育系（学院），近代以来最古老的系之一，但到目前为止，教育系与其有着亲缘关系的哲学系、心理系的学科实质性沟通很少，教育系和心理系的研究方式几乎不相干，教育系引进人才主要还是引进教育研究出身和背景的、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教育学者，其学科知识背景主要来源于传统的“教育学”框架。对待他学科的态度是一种拿来用的“功利态度”。他学科思想方法的训练，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不是名词、句子的简单引用。他学科的概念、命题不能成为教育学不证自明、拿来就用的前提，也不能成为教育学的论据。他学科的概念、命题需要证明或验证，成为教育学可以放心使用的资源。
以学为方向的学科，以理论为旨趣的学科，如果缺少他学科的滋养，失去的不仅仅是思想的维度、方向和视角，不仅仅是思想的方法和技术，而且是前思想的生活世界。教育中的伦理问题——真实的人与人问题与关系规则，被仓促的“教育问题”所取代，教育中的经济问题——受教育者受教的效益以及教育者执教的效益问题，被仓促的“教育问题”所取代，教育中的心理问题——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心理背景、心理现实以及彼此搭建的心理场，被仓促的“教育问题”所取代。教育学利用“经济学的成果”、“伦理学的成果”、“心理学的成果”试图解决教育中的伦理问题、经济问题和心理问题，但是围绕着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伦理学问题、经济学问题、心理学问题，向来是不被那些学科所关注的。他们有足够的理由不关注，因为这些问题实在是教育问题结构中的一部分。真实的“教育问题”需要教育中的伦理问题、经济问题、心理问题等等来结构，而不仅仅是最终要给予答案的教与学问题。失去了他学科“真实”营养的教育学缺少了其生长所需的深厚土壤。教育学历史上的经典作家，如孔子、柏拉图、朱熹、夸美纽斯、卢梭、赫尔巴特、斯宾塞、杜威、皮亚杰、维果斯基等等。如果我们不从其深厚的哲学、神学、心理学、社会学背景去理解他们，如果不从哲学问题、神学问题、心理学、社会学问题去解读他们的作品，而是就教育学论其教育学，那么我们甚至进入不了这些先生的门。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先生的思想已经被教育学框架剪裁得面目全非。
三、浸想：我心目中的综合性大学
我心目中的综合性大学是这样的：社会学系的学生在本科阶段有机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研习或哲学或经济学或教育学或文学或历史学或神学或物理学或数学，并在导师的指引下，洞得本学科与自己兴趣所指的另一学科之内在联系（尽管在本科阶段，这种联系还显得表浅）。有着这样修养的本科毕业生或分流到社会服务或进入研究生院攻读各学科的硕士和博士。有着这样修养的硕士和博士或进入社会历练或进入大学服务。如此循环往复，有“综合性”之师虚席以待“综合性”之生，以“综合性”之生达成“综合性”之师。
我心目中的综合性大学是这样的：社会学系的教师有一人是社会学系出身，其他是各学科出身，但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是献身社会学的。这些教师在各自的社会学道路上各行其是，但对不同的道路心存敬畏，或者“我看不上他的道路，但我用生命捍卫他走自己道路的权利”。
我心目中的综合性大学是这样的：学理的追求高于一切，学理的研究、创生与传播是学者的使命，既构成职业又构成事业，学理的论证和辩护是惟一的最终的目的。校园里充满了学理的气氛，学理的强弱就是权力的强弱。
综之，我心目中的综合性大学是有权利有能力搭建上述平台，有勇气有条件涵养综合性气氛的“大学”，学之大者，无欲无求，为国为民。（注：套用金庸的句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国家对大学无欲无求，无一时之欲，无一时之求；大学则潜心于“学”，无一时之欲，无一地之求，报效国家和人民。德国与19世纪柏林大学是国家与大学关系之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