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48年德国革命任务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论述把1848年德国革命的任务，定为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是不具备经济基础、政治条件和阶级力量的。因而这是超历史的，陷入了“幻想”和“迷误”。
关键词 德国 关税同盟 政治分立主义 共产主义者同盟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1848年德国革命是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对于这次革命的任务，我国的世界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和专史，等等，莫不异口同声地说，是建立统一的国家和建立共和国。这种看法从国外传入，相袭流传了不知多少年。本文对这种看法提出异议，以求对问题的深入研讨。
德国革命任务的“统一”和“建立共和”说，显然是以《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以下简称《要求》）为依据的。《要求》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3月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的、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是给回德国参加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指示性文件。它主要的一条是确定德国革命的任务：“全德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①]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唯有德意志建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才能扫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垃圾”，扫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较量的战场。否则“在这种分裂为39个小邦的领土上，究竟怎样解决现代的社会任务呢？”[②]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计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③]，所以，他们在《要求》中就拟定了一系列过渡措施。并且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④]是能够用坚决斗争的手段来实现这些措施的力量。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在《要求》中所确定的革命任务是有先决条件的。他们在1848年6月6日写道：“我们并不提出空想的要求，要a priori[预先]宣布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的宪法只能通过这样一种运动来实现，这种运动的决定因素将是国内的冲突或对东方战争。”[⑤]可是，整个欧洲革命力量“对东方的战争”即对沙俄进行的革命战争并没有发生，而德意志的“国内冲突”，根本不可能依靠任何一个革命阶级力量去进行。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在德国建立统一共和国的“决定因素”实际上并不存在，因而他们所确定的德国革命任务，也就成为“空想的要求”。
德国革命失败后，恩格斯在1851年写的《德国革命和反革命》中，还没有察觉到他们已经陷入“空想的要求”，而对《要求》中所确立的德国革命任务还十分肯定地说：“只有最极端的党派敢于在当时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⑥]但是，到了1895年，恩格斯对此作了反思：“当二月革命爆发时，我们大家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的观念，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在当时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获得最终胜利。……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⑦]
为什么把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作为1848年德国革命的任务，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陷入“错误”和“迷误”？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
其一，由于忽视了经济是历史的决定基础，经济发展是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当时德意志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很落后，远没有具备实现统一和建立共和的经济条件。
革命前，在19世纪40年代，“德国是一个手工业和以手工业劳动为基础的家庭工业国家。”[⑧]德意志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以上[⑨]。1846年，德意志每12人中才有1人从事工业，而英国是每4人中就有1人从事工业。1840年，德意志蒸汽机只有4万匹马力；它的工业生产在世界所占的比重为17%[⑩]，次于英国和法国。1845年，德意志的煤、生铁产量、原棉消费量，分别为6.1百万公吨、18.4万公吨、2.15万公吨，分别为英国的1／7、1／9、约1／9[11]。德意志的大型企业很稀少。1848年，像克虏伯、伯西格尔等称得上最大的工厂，其雇用的工人只分别为150名和1000人[12]。
1846年，关税同盟地区的纺织工厂为313家，纺织机器总数只有800台，手工纺织机3000台，纺锭75万枚。1845年，关税同盟地区的铁道长度只有2000多公里[13]。
从19世纪30年代就进行工业革命的普鲁士，在1848年革命前夕，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1845年，它的农业人口占居民总数74%。它的煤产量在1843年只有310万吨[14]。1846年，普鲁士只有153家纺纱厂，纱锭共17万枚[15]；蒸汽机只有1139架，总功率为21715匹马力[16]。1848年，普鲁士只有铁道2363公里[17]。在普鲁士首都柏林，1848年各工厂的蒸汽机只有193架，共1265匹马力[18]。在农村中，普鲁士从1807年开始废除农奴制关系，而关税同盟的其他各邦直到1845年才实行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的措施。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沿着“普鲁士式道路”发展，农民被夺走了大量土地，又被迫缴纳大量赎金和谷物。1815～1847年，在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普鲁士和波森，被“解放”的农民丧失了1533050摩尔根土地，而被迫缴纳的现金达18544768塔勒，每年付利息1599992塔勒和260069雪菲尔谷物[19]。农民大众蓬门筚户，家贫如洗，而农业工人则处于半农奴性状态。
可见，“在1848年以前，德国实际上是没有大工业的，手工劳动占优势、机器很少见。”[20]可以说，贫困和落后是革命前的德意志社会状况的基本特征。依靠这种落后的、薄弱的资本主义工农业经济是无法实现德国统一和建立共和的。硬要把革命任务确定为“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是对德意志的经济发展的成熟性作了错误的估计。其实，当时德意志的经济发展，还远远没有达到足以实现统一和建立共和的程度。
就铁道建设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统一所起的作用来看，当时它能起的作用也是微弱的。国民经济学家、工厂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是德意志铁路建筑的积极促进者，非常懂得铁路对于德意志经济发展和民族统一的作用。他于1831年提出了一个民族铁路系统草案，认为“它是完全达到经济统一的唯一的方法。”[21]但是，由于各邦政府的分立主义作怪，以及“这些政府愚昧无知，常常阻碍铁路的兴修。”[22]直到1835年12月，纽伦堡——菲尔特线才建成通车，全长只有6公里。到1847年，德意志共建筑的铁路为4306公里[23]，形成了以柏林、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为中心的4个铁路网。但是，远离铁路网的广大地区，交通仍然很不便利。这就影响了德意志各邦的共同社会生活和经济政治关系，也妨碍了民族统一的进程。
那末，在缺少足够的经济和物质力量的前提下，把建立统一的共和国作为一种要求，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来自“民族情感”、“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最早是由1818年创建，而于19世纪30年代重建的“全德大学生协会”的成员，奔走呐喊出来的。1832年5月，德意志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巴伐利亚的汉巴赫城堡举行了一次大规模集会，有3万人参加。大会的口号是：为争取统一与自由、建立共和而斗争。但大会没有取得实际成果。1833年4月3日，50名大学生冲击法兰克福警备队，举行起义，试图宣布德意志统一和建立共和，结果失败了。各邦政府加紧迫害革命者。至1838年，有32个邦的1800多人被捕和被审判，其中有1200名是大学生协会的成员。因此，“从1834年至1840年，德国的一切社会运动都沉寂下去了。”[24]俾斯麦曾经幸灾乐祸地说：“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统治的最后20年里，统一德意志的愿望仅仅是以德国大学生协会的活动及其在法律上被镇压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25]
可见，缺少决定性的经济前提，单凭“民族意识”和暴力突袭去要求民族统一和建立共和，只能是水中捞月一场空。把“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作为革命的任务之所以无法实现，共原因也就在这里。
其二，由于忽视德意志历史传统，即政治分立主义的严重阻碍作用。当时德意志还不可能形成一种强大的消除这种政治分立主义的政治力量。
德意志在11世纪皇权极盛时代，算是处在“统一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之中。但是，自从13世纪德意志皇帝小康拉德在意大利战争死亡之后，皇权开始衰落了。“民族国家不可能组成”[26]。政治分立主义一直支配着德意志的命运。1356年的“金玺诏书”是诸侯对皇权的胜利，皇权完全衰落了。15世纪末，诸侯联盟与骑士联盟对抗，诸侯联军与皇帝的战争不断发生，“神圣罗马帝国”深深陷入四分五裂和战乱之中。16世纪农民战争的失败，使“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之加甚与加强”了[27]。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德意志邦国割据势力强大到了极点，皇权彻底衰落，“神圣罗马帝国”分裂为1800个大大小小的邦国。这些邦国的诸侯拥有财政和军事力量，在自己的领地施行专制统治，从而阻碍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1805年，拿破仑政权把奥地利逐出意大利之后，西南德意志16个小邦在1806年组成特殊的邦联——莱茵联邦，由拿破仑任“保护人”。同年8月，拿破仑强迫奥地利皇帝佛兰西斯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这个存在近9个世纪的既非“神圣”又非“罗马”的“神圣罗马帝国”彻底解体。德意志更加土崩瓦解，瓜剖豆分了。那些被拿破仑政权“统一”起来的小邦，被赐予王冠，它们几乎照旧存在。
拿破仑帝国跨台之后，由1815年维也纳会议所建立起来的梅特涅体系，继续维持封建性的分立主义历史传统，反对德意志各邦建立在民族意义上的真正统一体。因为梅特涅认定，统一的德意志是对奥地利的地位和整个欧洲均势的威胁。它只允许它们组成德意志邦联，由奥地利代表来主持邦联会议。但德意志邦联实际上分为34个君主国和4个自由市。这些君主国不论大小，都一样是主权国家，而他们君主的意图和癖好都是离奇古怪的、互相矛盾的。德意志邦联从来没有代表过德国的统一。由各邦诸侯派公使在法兰克福组成的联邦议会，其“民族”使命不是谋求统一，而是为了镇压各邦人民的革命运动。各邦对德意志邦联同床异梦，各怀鬼胎。它们“没有共同的利益，也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了。”[28]因此，德意志邦联起着进一步阻碍德意志统一的作用。而自从1817～1848年，德意志持续发生的“统一与自由”运动，虽然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但仍然具有某些封建的色彩和浓厚的分立主义倾向。
从19世纪初莱茵邦联建立以来，德意志的好些邦已经开始转变为君主立宪制。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根据最后议定书关于联邦条例的规定，德意志各邦实行君主立宪制。至20年代，“德意志联邦”已有29个邦实施宪法。30年代以后，中、北德意志各邦也过渡到君主立宪制。但这些宪政是假的宪政， 因为立法权仍然掌握在君主和政府的手中。而两个最大的邦奥地利和普鲁士，在1848年革命前没有实施宪政，仍然是王权至上，实行绝对的君主主义专制统治。
可见，从13世纪至1848年革命前夕，德意志的历史传统是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的分立；形式上的宪政，实际上的王权专制。德意志诸王朝及其统治下的邦国，还没有丧失其生命力。它们仍然顽固地坚持封建主义、分立主义和地方主义政策。“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vis inevtiae[惰性力]。”[29]这种传统是消极的，它应该被摧毁。但是要在1848年立即改变这种历史传统，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就未免低估了传统对于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而过高地估计暴力突袭的作用了。1848年革命的实践已经证明，在缺少经济发展这个决定性条件下，依靠柏林“三月十八日革命”这种短暂的暴力突袭，来改变德意志分立主义和君主主义历史传统，是徒劳无功的；而依靠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制定帝国宪法来统一德意志，更是痴心妄想。这因为除了议会中的资产阶级脱离人民，懦怯无能之外，还在于坚持分立主义和君主专制的各邦王朝的反对。所以，这个自称为“新的中央政权”的法兰克福议会，只是“一个假想的国家的议会”[30]，分立主义势力依然支配着德意志，连一个君主也没有被废除。
其三，由于没有真正了解“国情”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的情势。当时德意志的“国情”和国际社会不容许它实现统一和建立共和。
政治分立主义不仅是德意志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当时德意志的至关紧要的现实。各邦的封建君主主义势力，力图恢复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以便重温邦国诸侯分立主义的美梦。因为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它由无数的小邦，即无数的王国、选帝侯国、公国、大公国和最大公国、侯国、伯爵领地、男爵领地和帝国自由市组成，它们彼此独立”[31]。曾经组成过莱茵邦联的各邦，其经济和政治已在不同程度上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它们的统治者不愿与其他封建专制原封不动的各邦统一，更不愿意统一在普鲁士或奥地利之下。他们对普鲁士的“东方式”的野蛮专制主义，敬而远之，退避三舍；对奥地利这个“民族牢狱”、“一个十分野蛮的国家”[32]也疾首蹙额，厌恶痛绝。德意志其他小邦的统治者则力图利用普鲁士与奥地利两大国争霸所造成的均势，以保持自身的独立。这些小邦既然都享有最高的统治权，那末，要它们立即向一个统一的德意志交出国家主权，就无异与虎谋皮。各邦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也具有强烈的分立主义倾向，而南德意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则坚持反动的“分裂主义和地方主义政策”[33]。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指导原则是：宁要没有统一的自由和民主，而不要没有自由和民主的统一。
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德意志长期争雄不已，到底是建立大德意志（在奥地利统一之下，包括普鲁士在内），还是建立小德意志（由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奥地利除外）的统一，这是1848年还无法解决的问题。普奥两国势均力敌，谁也不能制服谁，谁也不肯屈服于另一国，同时也不允许另一国去支配它周围的小邦。但是，当时无论是普鲁士或奥地利，又无力成为德意志的霸主，无力把德意志变成自己的一统天下。1847年4月，普鲁士将军约瑟夫·冯·拉多维茨（1797～1853年）曾经提出一个由普鲁士王朝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计划。但因为没有得到容克阶级，即易北河以东的大地主的支持，没有力量去实现其计划。因为容克对统一德意志还不感兴趣，还没有迫切的需要。他们不希望因统一而使普鲁士湮没在德意志之中。恩格斯说：“普鲁士怕德国统一以后自己不能再存在。”[34]容克地主在政治上只是对普鲁士有感情，而不是对德意志有感情，因为恰恰是普鲁士才使容克获得并保有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权力。1848年3月，柏林三月十八日革命爆发前夕，普鲁士和奥地利迫于当时的革命形势，曾召集各邦政府在德累斯顿举行改组“德意志联邦”的会议，以求有利于统一。但是，由于各邦政府的分立主义政策作怪，会议没有取得结果[35]。
德意志的统一又为欧洲各国所不容。德意志的统一不仅是内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国际问题”。恩格斯指出：“争取德国的统一不仅要反对君主和其他内部敌人，而且也要反对外国。不然的话，就要依靠外国的帮助。”[36]当时，外国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英国的皮尔政府（1841～1846年）、罗素政府（1846～1852年）的对外政策的原则是：“有灵感的行商”的原则，亦即商人有货要出售的原则。不输出，就会死。英国担心统一的德意志将会对英国的商品筑起关税壁垒。“英国怕因此不能再剥削德国的市场。”[37]它对德意志的统一惶恐不安，绝对不会同情和支持，并且还唆使俄、法以武力进行威胁。法国与德意志长期以来积不相能。它最忌德意志统一成为一个强国，从而使其自身受到强邻的威胁。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巴斯蒂德声言：“德意志的统一将使这个有3500万人口的民族成为这样一个强国，它会比今天的德意志更使邻国感到可畏。因此，我不认为我们有任何理由希望出现这样的统一，更没有理由去加以促进。”[38]事实上，法国的政策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德意志统一。巴斯蒂德阻止德意志统一的手段之一，就是增强普鲁士的实力以与奥地利对立。“欧洲宪兵”沙皇俄国则通过它所倡导的“神圣同盟”，长期以来把德意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沙皇俄国挑动奥地利与普鲁士对立，同时又支持其他中小邦去反对普鲁士和奥地利，以保持德意志内部的分裂。沙皇尼古拉一世是无论如何都要“反对分裂的德国之统一”[39]。这些国家的态度表明，“要依靠外国的帮助”去统一德意志就是缘木求鱼；而“要反对外国”，消除德意志统一的外来障碍，德意志各个邦还远远没有这种力量。即使是整个德意志，即“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力量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议会正是“德国虚弱无力的象征”[40]。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长期地积聚力量，进行艰苦的斗争，正如后来俾斯麦在19世纪60年代，费了几乎10年的时间，进行整军经武和纵横捭阖的外交谋略方能奏效。
其四，由于对德意志社会各阶级力量作了不正确的估计。当时根本不可能依靠“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也不可能依靠资产阶级去实现统一和建立共和。
19世纪30～40年代，德意志的无产阶级与17～18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相比，的确要发展得多。但是，它的队伍、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程度，表明它在政治上远远没有成熟。作为产业工人这一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德意志为数甚少，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也很小。因为德国的大工业不发达，小手工业占优势，大部分工人不是受雇于现代的工业巨头，而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1846年，德意志每千人中只有122人从事工业[41]。构成德意志“工人阶级”主体的是手工业工人。1848，年德意志手工业工人为84.2万人，占人口总数14%[42]。在工业最发达的普鲁士，它的手工业师傅为45万人，帮工为38万人，工厂工人为55万人[43]。1848年，在柏林的40万人口中，工厂工人只有5万人[44]。德意志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不高，不懂得民主共和为何物。“因此，无怪乎在革命刚爆发时，很大部分工人都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了。”[45]那时，按其性质来说是革命的德意志工人阶级“还半在睡梦之中”[46]，只有极少数工人认识到自己作为工人的地位，认识到自己同资本在历史上的对立。德意志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敌人，但另一方面却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德意志无产阶级先后受魏特林“手工业工人的共产主义”——平均主义的影响，受格律恩等人的既反动又空想的“真正社会主义”的影响，成为这些思想的俘虏。在1848年革命前夕，德意志的无产阶级曾经举行过起义：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接着是布拉格印花工厂工人起义。但是，这些起义只是反对企业主而不是反对政府。工人阶级只知道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统一和立宪的纲领，不包括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但大多数工人没有明确提出统一和共和的要求。“当时德国没有独立的共和党。德国人不是君主立宪派，就是或多或少比较明确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47]
在1848年革命开始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积极参加了革命。但是，“两三百个分散的同盟盟员消失在突然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中间了。”[48]他们不可能形成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也无力完成统一和建立共和的任务。在1848年4月成立的“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同年8月成立的“全德工人兄弟会”，是在右倾机会主义者斯蒂凡·波尔恩的领导下，主要是由手工业者和帮工组成的。波尔恩把这些组织带上单纯经济斗争的错误道路上去，认为统一和建立共和与工人阶级无关。
德意志无产阶级这些状况表明，它“是在完全的精神奴役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组织起来，甚至没有能力独立地进行组织。”[49]它分离涣散，政治觉悟不高，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松散，人数又少，因而不可能领导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去实现统一和建立共和。
德意志的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在德国这个既无强大的资产阶级，也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小资产阶级就特别显得人多势众。但是，这个阶级的生存条件要仰赖于宫廷和贵族的惠顾，失去这些顾主，他们中的大部分就要破产。在小城市里，正是小店主、裁缝、鞋匠、木匠等等为地方当局效劳而富裕起来。这个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希望跻身于资产阶级行列，一方面又惧怕堕入无产阶级的境地；一方面希望能够参加公共事业的领导以保障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又惟恐触怒政府。所以，这个阶级永远摇摆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而他们的政治观点也是首鼠两端，极其动摇的。“它在强有力的封建或君主专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但当资产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一当资产阶级获得了统治权，它就因强烈的民主主义幻想如醉如狂，但当低于它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50]德意志是绝对不能依靠小资产阶级这个“政治变色龙”去实现统一和建立共和的。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理论和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南德意志的小资产阶级、手工业工人和走投无路的知识分子，在弗里德里希·黑克尔（1811～1881年）和古斯塔夫·司徒卢威（1805～1870年）领导下组成的社会激进派。自诩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这个“激进派崇拜瑞士的政制，……主张建立联邦共和国”[51]。1847年9月12日，他们在巴登的奥芬堡举行集会，通过司徒卢威起草的纲领，即奥芬堡纲领[52]。它要求建立普遍享受公民权的、政治平等的、人人自由的代议制共和国。他们还准备用暴力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1848年4月，黑克尔与司徒卢威在康斯坦斯发动起义，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但不到几天，这种试图就被联邦军队粉碎了。黑克尔逃亡国外。同年9月，司徒卢威率几千人再次发动起义，在拉赫宣布成立德意志人民共和国，建立临时政府，保证人人幸福、自由和受教育。但是，他们重蹈覆辙。司徒卢威等人落入政府军的手中。
农民阶级包括大农、中农、小自由农、佃农和农业工人，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却不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因为“农民中后面这三个阶级——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和农业工人，在革命前是从来不关心政治的。”[53]而且农民的分散性致使意见难于统一，难于集中领导，难于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柏林三月十八日革命爆发后，德意志各地农村爆发了农民起义，但立即遭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内阁派兵镇压了。因此，当时不可能出现16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的再版，去帮助任何一个革命阶级完成统一和建立共和的任务。
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出世得太晚。它的人数少而且不集中，势力单薄。即使经济最发达的普鲁士，也还没有一个充分富足、强大、团结和坚决的资产阶级。它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去争取国家的统一和建立共和。即使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也只想走和平和合法的道路去实现君主立宪制。1847年10月，资产阶级自由派在达维特·汉塞曼、亨利希·加格恩等人的领导下，在法兰克福的赫彭海姆集会，要求各邦成立立宪政府，整个德意志建立君主立宪制。次年3月，他们又在海德堡召开大会，发表《告德国人民书》，号召建立由普鲁士领导的中央政府，使统一的德意志确立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自由派害怕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甚于害怕封建主义制度。革命一开始，他们就背叛人民而与封建反革命妥协。这样，由于资产阶级的怯懦无能，畏首畏尾，“政治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不管采取君主政体还是共和的形式），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54]
可见，在1848年，德意志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无力去领导革命，无力去实现统一和建立共和。德国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总之，历史的检验证明，把建立统一的共和国作为1848年德国革命的任务是一种迷误。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不应习焉不察，而不识其谬误；不应以教条主义习气去对待《要求》所提出的革命任务，而把马克思恩格斯先前所确定的，后来却认为是“错了”的、陷入“幻想”和“迷误”的任务再加以肯定。“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55]在1848年，历史并未提供实现德国统一和建立共和的客观条件。当时德意志的经济还不发达，政治分立主义十分严重，国际社会的阻力重重，国内各革命阶级的力量还很软弱。忽视这种客观实际，从“民族意识”这一主观愿望和价值的最大效益观念出发，想当然地提出的革命任务，就不免陷入乌托邦。历史对此作出了结论。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它的裁决也是最无情的。历史要做的还更多：发展经济；通过各阶级的较量确立统一运动的领导力量；通过斗争扫除国内外的各种障碍，这需要再过20年才能做到。但这也仅仅是实现德意志统一而已。至于建立共和国，那怕是魏马共和，也是半个世纪之后才出现的事。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阻挡的；而历史的界限也是不可逾越的。超历史就难免受到它的惩罚而以失败告终。
1895年，恩格斯关于1848年德国革命任务的反思，表现了一个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赤诚、坦白的襟怀，勇于自我批评，敢于承认错误的革命精神，并向人们昭示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在革命中，必须深谙本国的实际和特点。别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没有正确地分析国情，就不能正确地确定任务；只有对情势和实际了如指掌，才能正确地提出任务，才能不致犯错误，才能避免迷误。这对于我国现阶段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 ② ④ ⑤ [34] [37]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48、5、48、467、467、2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
⑥ [28] [30] [32] [45] [47] [50] [53]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8、13、49、102、11、24、10、12、114页。
⑦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4～595、360页。着重点是引者所加。
⑧ [36] [40] [46] [48]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60、469、469、482～483、19、19页。
⑨H.kamnitzer.Die Wirlschaftliche Struktur Deutchlands Zur Zeitden Revolution 1848,B.1952,S.6。
⑩W.W.Rostow,The World Economy,Austin 1978,pp.52～53。
[11] [12] [23]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3卷，商务1991年版，第314、324、333；343；341页。
[13] [14] [15] [41]加田哲二：《德国社会经济史》，商务1932年版，第113、128、126、166页。
[16] [17]H.W.Koch,A History of Prussia,N.Y.1978.pp.241.222。
[18] [19]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43、4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92页。
[21]K.F.Reinhardt.Germany:2000 Years,Vol.Ⅱ,N.Y.1986,p.518。
[22] [33]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30、102页。
[24]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52、631页。
[25]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1卷，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48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80页。
[35]K.Obermann,Einheit and Freiheit,B.1950,S.213～214。
[38]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商务1987年版，第37页。
[39]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第2卷，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55年中文版，第196页。
[42] [43]K.E.Bron,Gebhardt Handbuch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Band 3,Stuttgart 1978,S.432,134。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93页。
[52]E.R.Huber.Dokumente zur deatschen Verfassungsgeschichte,BandI,Stuttgart 1961,S.262～264。
[5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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