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梁漱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62（1999）06 —0073—04
梁漱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化形态转化过程中一位颇具国际影响的思想家。他和同时代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毕生所思考的总不外乎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数千年来遥遥领先于世界各民族的中国到了近代反而落伍了？中国要想迎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中国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价值观能否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梁漱溟苦心孤诣地探索着。他试图通过吸收西方文化，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创造一种全新的中国文化，来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一
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是建立在他的文化观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于是，按照他的理解，西方文化就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彩的文化”（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353页。）。了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意欲向前要求”的路向之外，梁漱溟认为，世界文化还有两种路向：一种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而是“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随遇而安，调和意欲的路向，这种路向以中国文化为代表；另一种是“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自我消解意欲，违逆生活本性的路向，这种路向以印度文化为代表（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381页。）。这样，世界文化形态就表现出了三条不同的路向，这就是梁漱溟的所谓“文化三路向说”。
如果按照文化进化论的一元演变观点，东西文化的不同应表现为时代的差异和新旧的不同，那么，梁漱溟的三路向说就成为维护东方文化（主要指中国文化）、排斥西方文化的一种理论。因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页。）因此，要引进西方文化，就得打倒传统的中国文化。 而事实上，在反对调和论上梁漱溟与陈独秀等人的观点虽然是一致的，但是他却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论。那么如何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呢？梁漱溟勾画出了独特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生活的“三大根本态度”，演变出“三大系文化”，成功“三大派的文明”，各有迥然不同的成就，无所谓谁好谁坏，都“对人类有很伟大的贡献”。三者的区别仅在于，“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26页。）在梁漱溟看来，人类文化之初，均是走的第一路向，只是中国和印度不待走完这条路，就拐到第二路向和第三路向上，从而形成了早熟的文化。
当然，就现实的中国而言，梁漱溟认为，三种人生态度和三大生活路向只能做这样的取舍：“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因为这一路向为时尚早，现在提倡“佛化”，有百害而无一利。“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因为西方文化已有“病痛”，其意欲向前要求所造成的与自然非融合的状态令人担忧，必须在态度上做根本的改变。“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用中国的态度容受西方文化和科学民主的现代精神。他说：“这三条是我们这些年来研究这个问题之最后结论。”（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28页。）我们从梁漱溟的这三条意见中，可以看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面：理想的层面和现实的层面。就理想的层面而言，它只是一个玄妙幽远的构想，从理念上把人类文化的进程设定在三大精神驿站上，前后相续。但是，由于这一理念的进程与现实的进程杂揉交错产生出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因此，梁漱溟又提出一个现实的方案，以作为操作层次的补救。再就现实的层面而言，暂且抛开第三路向，它所要解决的便是中西文化的融通问题，但由于梁漱溟一直反对中西文化调和论，且西方文化已有“病痛”，因此，对其态度要根本改过。于是，他重新提出把中国原来的态度——儒家的态度拿出来，认为儒家精神经过批判性的改造后，便足以容受西方文化——科学与民主的现代精神。这样，儒家精神不仅与现代化毫无根本滞碍，而且完全有理由相信，经过批判性改造的儒家精神可以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他的这种说法，虽然没有完全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模式，但毕竟“巧妙地避免了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偏狭复古的见解”，“也没有呆板地明白赞成中体西用或旧瓶装新酒的机械拼合。这不能不说是他立论圆融高明的地方。”（注：贺麟：《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社1949年版第12页。）
二
从梁漱溟终生所关注的中国和人生两大问题来看，他的文化主张所谋求的出路在于，从中国文化的“本根上发新芽”，以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与道德精神去救人，同时达到自救。这样，现代化与儒家人生之间的紧张就能加以消除而获得同步发展。然而，由于梁漱溟只在历史事实认知的层面上承认西方文化的胜利，而在终极价值意义的选择上始终将对中国文化的维护放在超越一切的地位，因此，他终其一生都处于一种对现代化欲拒还迎的两难困境中，始终无法化解救国与做人问题上所存在的二元价值取向的深刻紧张，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充满了种种无法解决的逻辑矛盾。
其一，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前半部分提出“文化三路向说”时，是以空间为理论坐标的，强调的是这三种文化的独异性，本质上持文化多元论。然而，当他在该书后半部分提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将这三种文化简单地纳入一个线性进化公式时，又是以时间为理论坐标的，主张文化一元论，其实质在于说明中国文化在价值取向上优于西方文化。这样，就使梁漱溟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文化多元论与文化一元论相冲突的理论矛盾之中。
其二，在“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的划分中，梁漱溟将西方文化称之为第一期文化，将中国文化称之为第二期文化，这就显然模糊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界限，掩盖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时代差异，将儒家文化想当然地提升到了“后现代”世界文化的位置。
其三，梁漱溟建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的一个前提性命题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的”，它们“彼此略不相袭”（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392页。）。然而他的文化诠释得出的命题却是：世界文化的发展呈西、中、印三方文化依次相接相承而成所谓“三期重现”之势。这里便出现了一个矛盾，即西、中、印三方文化既然“彼此略不相袭”，却又何以能够“次第相承”？
其四，按照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中西文化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向，即不共同发端，也不殊途同归，中国文化“无论走多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392页。）因此，无法判断谁优谁劣。既然如此，那么又何以判定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要早熟呢？虽然梁漱溟试图用“天才的创作，偶然的奇想”来自圆其说，然而，这种将文化形成归因于古圣贤的伟大洞见的天才决定论，显然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
其五，梁漱溟强调对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同时又要改过西方态度，重新批评的把中国原来的态度拿出来。这样，这种理想化意义上的文化调和方案，既可以使中国的现代化得以实现，又能够保持中国文化的固有精神，促进人性的积极发展，将始终萦绕其心头的两大问题一并解决。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梁漱溟不自觉地暴露出来的这种文化调和主义又是与其文化意向相颉颃的。因为按照梁漱溟的本意，文化是一民族根本精神的整体表现，是一有机整体，“这一派根本精神和那一派根本精神何以融合起呢？”（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24页。）因此，在这里，梁漱溟以文化三路向的划分所体现的反文化调和主义与其试图解决中西文化冲突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调和主义又构成了一个无法自解的矛盾。
其六，梁漱溟在阐释“文化三路向说”时，将中国文化和儒家人生态度的经典概括为“调和持中”，并认为这种人生态度与西方“意欲向前要求”的人生态度是不相容的。然而，当他为倡导一种可与“现代化”并存不悖的人生而拿出孔子的人生态度时，后者又被诠释为“奋往向前”的“刚”的精神（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38页。）。那么，中国文化和儒家人生态度的“真”精神究竟是“调和持中”还是“奋往向前”，梁漱溟对此矛盾的说法未能作出任何解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梁漱溟对“中国”和“人生”问题的终生关切，旨在探索一条“现代化”与“人性”的统一即“中国富强”与“儒家人生”并存两全的文化道路，这是其文化哲学探索的核心主题。然而，这也使梁漱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思想困境之中，他所面临的难题在于：中国为获致富强必须象西方那样走现代化的道路，但这又可能食西方人性毁蚀和价值失落的苦果。为了走出这种两难抉择的困境，梁漱溟提出一种貌似两全的解决办法：全盘承受西方文化，但改正其人生态度，而批评地倡导中国人生态度。质言之，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必须“全盘承受”，但其根本的人生态度则须用儒家人生态度来修正。梁漱溟相信，这样既可以维系儒家人生而保持人性，又可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然而问题在于，梁漱溟苦心营造的文化理论以及“儒家人生为体，科学民主为用”的新文化模式，并没有走出“中体西用”的文化调和论的理路。他始终难以解决的矛盾在于，传统的中国儒家人生态度，今天怎样与“科学”、“民主”和“现代化”相协调并存。可见，“儒家人生”与“现代化”的协调问题，是困扰梁漱溟终生的文化难题。
三
梁漱溟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面对“五四”时期中国大变革时代人生的困惑和危机，怀抱对传统儒家生命精神和人生智慧的坚定信念，视“孔颜乐处”为人生最高境界，竭力倡导传统的所谓“至好至美的孔子的人生”，积极探寻人生的意义。他在主张中国应当充分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点和先进因素的同时，揭示了西方现代化片面地发展“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造成科技成果与人文价值的冲突以及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泛滥，对西方“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提出批评。为了避免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重蹈西方世界工具理性膨胀、人文价值失落、人生存在意义危机之覆辙，他苦心孤诣地探寻一条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可以这么说，梁漱溟站在新儒家所谓“人”的立场上，对沟通传统与现代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仍然有可取之处。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梁漱溟对人类精神的探索，在一定意义上展示了现代化道路中“精神危机”的意义特征。他的文化哲学思想的核心在于始终坚持以“道德评判”为标准，宣扬儒家传统具有超越特定时空的永恒价值。
与此相对立，马克思主义则从现实的实践出发，把“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统一起来作为衡量社会历史前进、文化进步的标准和尺度，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现实解放指明了道路。
在现代化道路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梁漱溟等新儒家在思想上的根本对立，实际上也始终是围绕着社会发展的评判标准而展开的。梁漱溟通过对西方文化的深刻洞察，敏锐地觉察到西方现代化存在着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冲突与对立，认为人的价值问题是大工业和物质财富的积累所不能解决的。因此，他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反对把“西化”等同于现代化，即认为中国不能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只能重新探索。梁漱溟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已认识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因此，他视“乡村建设”道路为理想中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大前提下，梁漱溟同中国共产党的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问题在于，他仅把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的目标简单地确定为“人与人关系”的调整，“伦理情谊”的重建，强调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精神上的安逸，至于物质上的贫富却是无关紧要的，所以他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总是讳莫如深。在这种“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支配下，他所企盼的理想“社会主义”无疑只能是一座空中楼阁。
马克思主义则从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既要重视物质文明的建设，又要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将物质生活的改善同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有机地统一起来。同时，历史唯物主义还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样道理，道德也是以物质利益为基本的，而物质利益则是社会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从本质上说，任何能够推动生产力进步的道德，都是能够激发人们积极向上的道德。因此，问题不在于压抑物质的要求去实现精神的道德的要求，而是应在物质的追求中去体现精神的道德的要求，使道德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同时，道德总是历史的道德，人们对物质追求的欲望总是通过特定的道德规范，并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和历史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社会发展与道德进步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由于已经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劳动者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个人利益和社会集体利益在本质上统一起来，这就决定了人们的道德观念、道德原则即区分善恶的标准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趋向于一致，并使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和谐和统一起来。同时，马克思主义把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看成是人的最终解放的基础，并从人存在的终极意义上论证了社会进步与人的解放的一致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断言，“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揭示了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是互为前提、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当然，我们在以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的、历史的态度审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方向时，不可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一是中国的经济物质水平还比较低，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目前尚处于前工业或工业化阶段；二是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应以这一事实为前提条件，既要强调物质文明的建设，又要强调精神文明的建设，做到两个文明一起抓。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从传统的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是一个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建过程，在这个重建过程中，以往被视为神圣的道德价值观念必然要受到商品经济观念的冲击，人们甚至会因此而产生一种“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之感。面对这一现实，中国现代化的出路何在？梁漱溟等新儒家们所倡导的“精神乌托邦”、“内圣外王”的道路已经被历史的事实所否定，我们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标准——生产力标准。具体地说，就是以邓小平确立的“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标准，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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