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综述_哲学论文

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综述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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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理论界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十二大后,理论界在关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开始关注这一理论的哲学根据。20余年来,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以下就笔者掌握的情况,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作一综述。

一、研究概况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的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也成果颇丰。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上看,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表学术论文2000多篇,已出版研究专著40余部。从研究队伍看,全国理论界、宣传界、学术界都有一批研究人员,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专业学术队伍不断扩大,有不少是哲学界著名的专家学者或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如邓光荣、李君如、龚育之、孙伯鍨、张一兵、袁贵仁、乌杰、杨耕、陈志良、赵光武、王东等。

在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代表性学术论文有:陈俊宏《只有加快发展力才能显示优越性》(《光明日报》1987年10月25日),王永昌《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兼论邓小平有关生产力标准的思想》(《河北学刊》1988年第1期),陈志良、杨耕、郭建宁《论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党校论坛》1990年第10期),徐久刚《邓小平主体生产力思想初探》(《江汉论坛》1991年第11期),乌杰《宏观系统思想和多样性原则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与精髓》(《邓小平思想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邓兆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时代性》(《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孙伯鍨《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坚定的唯物主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赵凤歧《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第1期),张一兵《邓小平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双重理论建构》(《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杨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哲学基础的再思考——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内涵和特点》(《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朱宝信《简论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三种视角》(《山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杨耕《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及特色》(《前线》1996年第1期),萧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哲学研究》1996年第7期),雷咏雪《试析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年第6期),雍涛《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理论月刊》1998年第10期),罗尚贤《和生论——邓小平哲学思想初探》(《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1期),田启波《邓小平哲学与党的思想路线》(《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薛广洲《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佟向民《关于邓小平辩证法思想特色的研究》(《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赵智奎《马克思的范畴学说与辩证逻辑方法——邓小平理论范畴体系构建的学理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年第2期),田启波《发展理论史上的里程碑——邓小平的发展哲学探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第2期),等等。

已出版的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有:江西社会科学学院编《邓小平的思想初探》(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袁训忠主编《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林英家等著《邓小平新时期军事哲学思想》(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乌杰著《邓小平思想论》(人民出版社,1992),陈志良、杨耕著《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李君如著《哲学根据:实事求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编《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徐博涵、杨植任主编《邓小平改革的哲学思维》(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4),丁士峰等著《当代伟人的思维:邓小平思维方式研究》(解放军出版社,1994),刘嵘著《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哲学基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刘景泉、周薇著《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与发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袁贵仁著《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邢贲思主编《邓小平思想论》(法律出版社,1995),尹全忠等著《毛泽东邓小平思维方式比较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程家明著《邓小平改革方法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袁贵仁、宫敬才著《邓小平思想方法论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庞元正著《邓小平理论精髓》(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王东著《邓小平理论与跨世纪中国》(北京出版社,1999),汪维钧著《邓小平哲学概论》(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朱书刚著《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等等。

理论界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巡谈话”是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起步阶段。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的讲话进一步推动了理论界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深入研究。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邓小平反复阐明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理论界在关注这一理论的同时,开始研究它的哲学根据。从十二大到十三大,邓小平在确定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党的十三大第一次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在此期间,邓小平的著作相继编辑出版,如1983年7月出版了《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后修订为第二卷),1984年12月出版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出增订本),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哲学意义上探讨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思想的理论价值。党的十三大着重论述了生产力标准问题,接着全国开展了关于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思想解放的新起点。有论者指出,生产力标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坚持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哲学基础。伴随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系统化的同时,理论界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升温,不少学者开始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方法论等多角度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1989年5月出版了《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后修订为第一卷),同时还出版了一些有关的专题单行本。这些著作在国内外广泛发行,产生巨大的影响。为我国学术界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1989年国内“八九”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理论经受了一次考验,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相对出现一个低潮。有人认为,邓小平没有哲学思想,理由是邓小平没有哲学著作,其讲话中的哲学味不浓,即使有几个哲学概念(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也不是邓小平创造的,而是从毛泽东那里继承来的。也有人认为,邓小平没有系统的哲学思想,邓小平的思维方式是实用主义。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有深度的研究文章比较少。

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初到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拓展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理论界简称“南巡谈话”),“南巡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澄清了多年来在改革开放中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模糊认识。“南巡谈话”可谓邓小平理论之集大成,表明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得到了理论界乃至全社会的一致肯定和拥护。在“南巡谈话”的影响下,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强调要用这个理论来武装全党。随着邓小平理论经受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变化的严峻考验,1993年10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研究局面渐进高潮。特别是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悼词》中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丰功伟绩的一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成为一些普通人缅怀邓小平的自觉行动。理论界以极大热情关注特色理论的哲学内涵,同年3月19日,安徽省还召开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认为,邓小平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石。这一时期研究视野拓宽,理论界高度重视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意义和邓小平独特的哲学思想,哲学思维方法等内容。

这一阶段,研究者不但从纯哲学层面去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而且更注重从总结实践经验的角度去探索,概括邓小平哲学思想。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大量集中在探究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特征、特色、特性上。第三个阶段,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到目前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化阶段。党的十五大的历史性贡献是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科学地界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基本概念以及内容,从总体上完成了对邓小平理论的政治评价: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五大的胜利召开,更是将邓小平理论尤其是邓小平哲学理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在继续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特征的基础上,开始全面探讨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体系,并深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改革有指导意义的领域,如思维方式、思维方法、实践特性等。此外,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引起研究者的浓厚兴趣。[1]

综上所述,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经历了充满疑虑经不断拓展到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目前,有关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和逻辑结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以及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等内容的研究,已取得较大的进展,达到相当的深度。

二、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主要方面及基本观点

(一)关于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哲学界普遍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二者有统一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哲学,邓小平哲学具有广泛的人民性。

二者具有统一的观点:均把实践的观点视为自己哲学的首要的基本观点,把生产力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

二者具有统一的方法:均把唯物辩证法视为自己哲学的根本的方法。

论者在阐释继承性的同时强调邓小平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新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其哲学的实质是批判性与实践性。邓小平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作出了新的阐释,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论者指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理论的发展表现为:第一,科学概括了实事求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第二,全面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内容。第三,阐述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一致性。第四,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于坚持正确政治路线的意义。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理论的发展表现为:一是“实”,体现在他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点的论断上。二是“新”,体现在他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联系起来。三是“深”,体现在他把对思想路线的系统表述同认识的发展过程和基本规律联系起来。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有“六个阐发”和“五个升华”。“六个阐发”:一是针对“两个凡是”阐发了坚持实事求是首先是解放思想;二是针对在“高举”问题上的糊涂观念阐发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和真谛即在于实事求是;三是针对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思想障碍阐发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世界观意义及其与政治路线的关系;四是针对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阐发了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正确解放思想;五是针对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中出现的偏差,阐发了实事求是地科学评价领袖人物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本原则;六是针对我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问题阐发了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五个升华”:一是首次把实事求是明确规定为党的思想路线;二是首次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三是首次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的关系作了科学阐述;四是首次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联系起来;五是首次提出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要与开展两条战线上的反倾向斗争联系起来。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主要体现为:第一,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二,在强调正确处理“三大基本关系”(即理论与实践、共性与个性、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的同时突出“三个标准”(即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第三,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特点作了新的分析。第四,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坚持实事求是同发展政治民主的统一。[2]

2、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展。

有论者指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精辟的阐述是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创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理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按劳分配。邓小平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是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深刻揭示。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的理论,从根本上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是对历史发展主体价值选择性的深刻洞察。同时,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论,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相结合的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论,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唯物史观新理论,初步解决了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当代国际共产主义的重大课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有的论者认为,邓小平为唯物史观增添了新范畴。传统观点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主要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邓小平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唯物史观的新范畴。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是全方位的。如: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的思想将唯物史观关于经济生活决定全部社会生活的原理具体化为实践性操作性的原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生产力梯度推进论和台阶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应用和发展。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两手抓”的思想使生产力标准具体化了。邓小平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稳定的观点也是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3]

3、对唯物辩证法的新思考。

有论者认为,创立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邓小平的“要照辩证法办事”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照辩证法办事”,首先表现为对矛盾规律的娴熟运用。邓小平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组一组矛盾的辩证分析,揭示出一系列对应范畴的相互联结、相互规定、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如共性与个性、计划与市场、先富后富与共富、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与“两手都要硬”、改革发展与稳定、全局与局部、本质与现象等。邓小平对矛盾规律的新思考还表现在他对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关系的观点上。他认为同一性与斗争性都不可忽视,既要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又要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在一定条件下,同一性起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借鉴、相互利用;一国两制;等等。邓小平把矛盾论和系统论统一起来,强调系统思维。邓小平把系统论引入辩证法,从多要素和多层次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协调上考虑问题。他强调“系统性”,强调注意事物的相关性、有序性、整体性。这一思想突出地体现在他对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分析与阐述之中。有论者将邓小平的辩证法思想区分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辩证法思想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辩证法思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辩证法主要有:根据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理,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运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观点,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运用矛盾发展的不平衡原理,阐述对外开放的波浪式的多层次、多功能的推进格局;运用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提出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思想;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运用矛盾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原理,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和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方针;等等。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辩证法思想主要有:提出了以借鉴促发展的思想;发展是台阶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思想;社会主义建设中稳定与发展的辩证法思想;等等。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重大贡献表现在:(1)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2)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相结合;(3)把握辩证思维实质,寻找解决社会主义矛盾的新方法,实现革命的辩证法向建设的辩证法转变;(4)坚持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制定了“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的全新战略思路;(5)依据发展不平衡规律,制定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带动落后地区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4]

4、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新发展。

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着重于哲学概念与原理的实际运用与创新,称之为应用性或实践性。马克思从总体上论述了关于实践的理论,既把实践看成是认识论的基础,也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而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列宁侧重从认识论方面丰富发展了实践理论。毛泽东系统论述了科学的实践观,但他的贡献主要还是集中于认识论。邓小平从总体上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总框架,但其哲学思想的实践性特质得到极大彰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提升到了实践的高度和层面。他既把实践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又把实践作为历史观的基础。坚持认识论框架内的实践观,必然注目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为“本本”所束缚;坚持唯物史观框架内的实践观,必然注目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为抽象的姓“资”姓“社”所困惑。坚持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统一,实践标准必然在社会领域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

(二)关于邓小平理论精髓的研究。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邓小平理论精髓的内容、地位和作用,它的思想来源以及实现途径等几个方面。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邓小平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论者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概括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有人认为,实事求是要求把革命实践作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基础,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以这种实践论的哲学观点为基础的。有人指出,只有深刻地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才能深刻理解这一理论的各个方面及其内在联系。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没有邓小平理论,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内涵

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1)基本问题说。认为实事求是体现了毛泽东、邓小平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2)唯物主义说。认为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和实质是唯物主义。(3)认识论说。认为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认识路线。(4)多种涵义说或称综合说。把实事求是理解为一个总体的综合的范畴,认为它有多方面的涵义。其中以三涵义说和四涵义说为主。前者认为实事求是是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统一的范畴,后者则认为实事求是的涵义包括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主要内容。有论者认为,实事求是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总体性范畴。有人认为,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是用以表述中国共产党人所应当树立的正确学风的。有人认为,实事求是的理论支点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原理以及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原理。有人认为,实事求是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是由实然、必然、应然三个环节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

3、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

有论者中认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巨大贡献是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强调了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条件、主体素质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性。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创造精神的体现。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有人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世界哲学发展大道来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实质在于倡导主体性与客观性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原则。比较而言,“解放思想”着重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实事求是”固然也包含着人的主体性,而强调的重点则在于世界的客观性。

4、如何贯彻和实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有论者认为,邓小平本人就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邓小平力求党的政策和实行政策的步骤方法合乎我国实际。具体反映在:一是一切方针政策都不是从书本和主观愿望出发,而是从实践、从基层提出,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二是改革的方针政策办法措施对不对,要由实践检验,“拿事实来说话”。三是强调及时总结经验。邓小平所以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因为始终坚持两条:信念的坚定性和方法的灵活性,并把二者统一起来。有人认为,邓小平在坚持实事求是方面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第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第三,坚持真理与纠正失误相结合。有人指出,心中有群众才能实事求是。要实事求是,当然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理主客观关系,这属于认识问题。可要做到实事求是同样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离开了群众路线很难做到实事求是。[5]

(三)关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特征或特色的研究。

1、邓小平哲学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和核心,以系统分析为方法论,以实践功效为内容的认识论,以发展生产力为特征的历史观所组成的社会实践哲学。这一理论概括了邓小平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强调了注重整体、综合的系统思维方法论,突出了以价值为特征的认识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特征的唯物史观。邓小平哲学理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社会实践性。

2、邓小平哲学理论不侧重于哲学概念的阐释和原理的系统化,而侧重于哲学的运用、创新和发展,因而具有以下特点:(1)鲜明的时代性。它是开放的哲学,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进行正确分析,得出新的科学判断,从而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邓小平解决了时代定位问题,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从而确立了中国的发展战略和走向。(2)强烈的求实性。邓小平把求实性贯穿于他全部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3)高度的创造性。如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等。(4)深邃的辩证性。邓小平认识和解决党内外、国内外各种复杂问题的决策处处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如他提出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相互关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等等。尽管理论界对邓小平哲学理论特点的概括不尽相同,但都一致强调它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特点。[6]

3、邓小平哲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1)强调主客体统一的同时,凸现主体的重要性。具体表现为:邓小平强调对“实事”的认识和掌握,但更强调“求是”,即从“实事”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以此指导我们的实践;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同时,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强调物质价值的同时重视人和人才的价值。(2)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同时,凸现方法论的重要性。尤其重视以下方法:抓住主要矛盾不放的方法;两手抓方法;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法。(3)强调真理性和价值性统一的同时,凸现价值的重要性。表现为,把客观实际是什么,主体要什么、为什么统一起来,并在统一中强化为什么(目的)的重要性。把求是、务实、实效有机统一起来,把实践活动与价值评价结合起来。(4)强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统一的同时,凸现生产力的重要性。表现为,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把重点放在生产力方面。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强化生产力的作用。[7]

4、分别从形成方式,理论形态和思想方法的角度概括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

其一,形成方式特点。在纠正中阐述新思想,在重申中论述新观点,在强调中形成新认识,在坚持中提出新论断,在创新中发展新理论。邓小平是创新的光辉典范,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坚持同发展、创新辩证统一起来,取得了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新成果。

其二,理论形态方面的特点。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的应用哲学;是以社会发展为主题的历史哲学;是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核心的政治哲学。

其三,思想方法方面的特点。实事求是地肯定和否定;注重矛盾的统一性;突出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运用现代科学的思想方法;注重社会系统的目的性,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社会系统环境因素的作用,社会系统的稳定与发展,社会系统的相关性,社会系统平衡与非平衡状态的有机统一。[8]

5、邓小平哲学思想具有实践性、务实性、创新性、科学性等基本特征。实践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础,务实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创新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灵魂,科学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实质。邓小平哲学思想是以实践性为基础的务实性、创新性、科学性的有机统一。

6、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内容出发将其特点概括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的认识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点的唯物史观;以人民利益为取向的价值观;以“两手抓”为特征的方法论。

7、侧重于邓小平哲学风格的研究,将其特点归纳为:简明、通俗、求实。

8、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整体性和系统性、实践性和实用性、同一性和协调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精髓,是贯穿邓小平哲学思想中的一条主线;以发展为核心的辩证法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灵魂。

9、一些论者分别探讨了邓小平哲学思想在各层面上的特点,如邓小平主体性思想的理论特色,邓小平价值观的特点,邓小平辩证法思想的特点,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特点,等等。

(四)关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基本框架的研究。

论者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仍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在形式上,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哲学不同,它不是以专著的形式、比较系统地表现出来,而是蕴涵于他关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论述之中。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当代中国实践精神的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当代的新发展,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当代开放社会、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高科技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哲学灵魂。它特别富有时代性和实践的活力,是中国人民的理论宝库。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框架进行了概括:

1、邓小平哲学思想体现在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因而它突破了通常意义上的哲学框架。他的哲学思想继承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把哲学彻底提升到了实践的高度和层面,是一种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在:(1)主体性。与领导工作实践融为一体,具有融人民主体性在内的领导主体性;(2)科学性。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坚持生产力根本标准;(3)民族性。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本质和精神,又承继了民族哲学中注重践履、务实求真的精神。

2、邓小平哲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1)以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相结合的彻底唯物主义,包括贯彻“生产力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则;(2)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新型实践观;(3)改革开放的世界历史观;(4)具有时代特色的全面运筹的社会活动辩证法;(5)邓小平还形成了一系列的哲学思想,如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发展哲学,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哲学,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色的经济哲学,以民主化、法制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以现代意识为主导的领导哲学等等。[9]

3、邓小平同志的哲学思想包括他的一系列战略思想:(1)在处理社会结构体系中各个领域发展的关系上,紧扣生产力发展的中心,围绕这一中心进行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推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2)在处理社会发展中的主客体关系上,强调通过各方面的发展和改革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使人民得到实惠,同时注重提高人的素质,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结合起来。(3)在处理社会发展中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同时强调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

4、邓小平的价值观是其哲学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讲求实效、注重效果是邓小平价值观的实质和核心。他把实事求是前提下注重实效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以贯之于他的全部活动过程,并把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发展生产力的价值目标有机结合起来,视为应追求和实现的基本目标,作为评价一切活动、事件和事物的根本标准。邓小平的实效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贡献。[10]

5、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1)求实精神。包括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认识上的实际、实践,价值上的实效,作风上的实干,国力上的实力等。(2)发展精神。邓小平提出,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发展是当代中国的核心,发展是硬道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3)“致和”精神。“致和”是中国传统的哲学精神,它要求在矛盾的对立面中看到同一,利用同一化解矛盾,解决问题。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关于时代主题的论断,是对“致和”精神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11]

6、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为:(1)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2)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精神;(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4)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7、邓小平哲学是“求实哲学”:(1)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地联系起来,深刻地阐述了二者的内在统一关系;(2)把实践标准纳入党的思想路线,科学地概括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3)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4)把实事求是作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8、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中求实观、矛盾观、实践观和唯物史观四大观点构成了邓小平哲学的主体框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哲学体系。求实观是邓小平哲学的灵魂,贯穿于其他三大观点之中;矛盾观体现了他的辩证思维方法;实践观表现了他尊重实践、相信实践、勇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的认识论;唯物史观展示了他的生产力理论、领袖观和群众观以及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的重大贡献[12]。

9、“求实哲学”是毛泽东、邓小平哲学形态的共同性。毛泽东哲学的形态是“实践哲学”,它发展为邓小平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生产力哲学”。邓小平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理论,并立足于生产力,对时代主题的转换作出了新判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新论断;立足于生产力,打破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传统认识;立足于生产力,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10、邓小平哲学的形态“发展哲学”。(1)发展是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主题,邓小平在解决这个主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发展哲学;(2)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本质上就是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从哲学层面而言就是发展哲学;(3)“求实哲学”和“生产力哲学”归根到底是为了发展,“发展哲学”更深刻更宽泛。“发展哲学”兼容“求实哲学”和“生产力哲学”。邓小平的“发展哲学”包括:发展求实论;发展中心论;发展动力论;发展协调论;发展主题论;发展转型论;发展价值论;发展主体论等。[13]

(五)关于邓小平理论哲学方法论的研究

1、五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有人从矛盾同一性角度出发,认为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中矛盾的同一性的运用和发展。“一国两制”构想的哲学基础,在于成功地运用了矛盾的同一性。并以此为成功的范例,纠正了我们以往的“斗争哲学”的错误倾向。有人从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角度出发,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处处闪耀着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光辉。作为理论家,邓小平同志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作为哲学家,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说明和论述问题的过程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形成了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有人从思维方式角度出发,认为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及主要特点是:(1)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2)战略性、宏观性的思维方式;(3)实践性的思维方式;(4)主体性的思维方式。有人从系统论角度出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借鉴和运用现代系统思想的一个光辉典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了整体综合性、结构层次性、动态开放性、进化发展性和功能目的性的高度统一。有人从哲学智慧角度出发,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典型特征,是活生生的具体辩证法、实践辩证法、系统辩证法,是改革哲学、开放哲学、现代化哲学,是富于时代精神、中国神韵、个性魅力的哲学智慧。

2、邓小平哲学方法论的特点。有人认为,邓小平思想方法论的特点是:开放性、人民性、辩证性、策略性、经世致用性。有人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特色在于它的实践性、系统性和多样性。有人认为,邓小平改革方法论的特征在于: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思想路线与工作路线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应用与创造的统一、普遍原理与民族形式的统一。有人认为,邓小平的思想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辩证的思想方法、系统论的思想方法、创造性思想方法、预见性思想方法、开放性思想方法、循序渐进的思想方法。有人认为,邓小平辩证法的特点在于:主客体统一的世界观;知行统一、共殊统一的特色观;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名实统一的社会主义观;稳定与发展统一的改革观;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的机遇观;渐进性与革命性统一的生产力观;与科技革命时代统一的科技观;综合与创新统一的文化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中外统一的世界史观;分合统一的大系统观。

三、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20余年来,理论界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相对邓小平理论的博大精深和邓小平对当代中国的巨大影响而言,已有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一)从资料的角度看,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可资借鉴及引证的材料相对欠缺。

由于邓小平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思想大多散见于他的讲话之中,因而如何从他的大量讲话中把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发掘出来,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仍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广大哲学工作者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一个艰巨任务。笔者认为,在《邓小平文选》三卷本和其他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整理邓小平有关哲学的论述,出版《邓小平同志论哲学》一书,这样可以大大推动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工作,同时也会深化对整个邓小平理论的研究。

(二)从研究的角度看,在邓小平哲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倾向。

一是有人从现成的教科书体系框架出发,按照这种体系来建构邓小平哲学。二是有人将邓小平哲学变成了现有理论范畴、概念的印证材料。因此,如何从邓小平理论本身出发,来理解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邓小平哲学研究中十分重要但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力求按照邓小平哲学思想本来的逻辑揭示它的科学体系。虽然邓小平没有留下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却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我们只有在研究邓小平理论体系及内容的过程中,才能提炼出他的哲学思想,概括出他的哲学思维方式。只有从邓小平理论体系和内容的高度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才能确定其哲学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只有从邓小平理论体系和内容的高度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才能领会到邓小平哲学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及内容的哲学基础。只有从邓小平理论体系和内容的高度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才能揭示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内在理论体系。

(三)如何理解邓小平哲学和毛泽东哲学的关系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毛压邓,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而邓小平哲学思想仅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不足以称其为哲学思想体系;另一种是以邓贬毛,任意拔高邓小平哲学思想,贬低或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价值。这两种偏向显然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笔者认为,对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必须把他们放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历史条件中进行。脱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历史进行纯学理的比较,就无法正确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关系。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都是在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历史问题中产生的,因此,无论是其哲学思想的主题、特色和内容,还是其发展的动力,都来自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要求。同样,要确认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也只有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对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必须坚持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两者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哲学思想同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中形成的,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否认两者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比较研究就会误入歧途。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也必须遵循毛泽东和邓小平所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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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综述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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