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都市化进程的病象研究与文化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病象论文,中国论文,进程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1；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12-0039-09
一、中国都市化进程的三大病象
城市化(Urbanization)是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具有总体性意义的重大现实问题。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是城市化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是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当代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城市化战略中具有战略核心与枢纽地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1]逐渐取代了人口流动相对均衡、资源配置相对平均的城市化进程，构成了决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都市化进程一方面有利于聚集优质人力资源、先进经济要素与优质文化资本，以至于可以说“大都市与城市群强则国家强，大都市与城市群弱则国家弱”；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发展在层次与阶段上的复杂性，都市化进程也进一步激化或加大了城市与乡村、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矛盾与差距，造成了比一般“城市病”更为严峻的“都市病”或“城市危机”。近年来，城市规划的“过度化”、城市品牌的“低俗化”与都市主体的“离心化”，正演变为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日益严重的三大病象。尽管这些负面问题的出现只是一种过渡现象，但由于它们严重制约和直接威胁着中国城市发展的质量与内涵，因而必须加以重点关注和认真对待，并在超越道德判断和情感好恶的基础上，探索解决这些日益恶化的深层矛盾的对策与路径。
二、城市规划：数量过度与内容因袭
城市规划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领域，理想的形态是自然规律(真)、社会需要(善)和个体自由(美)最大限度的融合与统一。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城市规划既涉及到众多理论知识和各种利益群体，也涉及到历史延续、现实需要与未来发展的多元矛盾，因而是城市决策者、规划者和参与者整体素质的综合考试。遗憾的是，中国在城市化的大考场上至今难有上佳的表现。
1.规划过度：“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千城一面，城市空间的物质形态与传统肌理及与其一体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生态迅速消失，是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和不同领域的学者近年来普遍关注的焦点。在思考和探索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时，多半人将之归结为“城市规划的缺乏、粗放或不到位”。也正因此，强化规划编制、提升规划质量成为当代城市空间重建的基本策略和首要选择。但自2010年以来，以“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图”和各种雷人“规划”的频繁出台为代表，在城市规划中重蹈了“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的覆辙，即“规划过度”取代了“规划缺乏”，并由于规划本身的各种“大手笔”与“大动作”，使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物质载体的城市空间开始面临着新一轮的浩劫。
在某种意义上，受中国城市规划水平和管理现状的制约，指望中国城市很快获得完美的“发展路线图”并不现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城市化的现实需要和规划意识、理念、政策、技术等方面的匮乏，使“规划缺乏”和“乱规划”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特别是“规划跟着项目走”和“根据投资需要调整和修编”，对很多城市已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与损失，其最大的后遗症是城市空间形态的同质化和城市经济功能的批量复制。新世纪以来，在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教训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规划意识不断得到强化，表明中国城市有可能从“不规则的蔓延”走向“理性的增长”，在客观上也表明城市管理思路的活跃和发展愿望的热切，但受中国城市综合素质和发展水平的局限，特别是在实际操作中“换得太快、操之过急”，使中国城市规划正由“规划不足”走向“规划过度”的另一极端，如过河之鲫的新规划不仅未能解决过去遗留的“粗放规划”问题，相反还在过分求新求奇的畸形心态诱导下，完全不顾城市发展的延续性和不同规划之间的衔接，使“被规划折腾”成为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一个新的棘手问题。可见，规划不足或不科学会影响城市发展，“过度规划”同样也会影响与干扰城市的健康发展。因为规划绝不会止步于大脑中或图纸上，它们一旦进入实践中，就会直接造成城市的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并深度地干扰中国城市空间的自然演化与历史延续。2010年是“十一五”的收官之年，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每个城市、每个部门都忙于编制和推行新的发展规划，值此大动干戈之际，认真反思和清理中国城市规划过度化问题，对合理发挥科学规划引导的作用，有着十分重要而及时的现实意义。
2.内容因袭：从单体城市向城市群蔓延。很多城市在总规和详规上的雷同和相互因袭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除了常见的文化产业园区、市民广场、商业一条街、名胜风景旅游区、城市标志性建筑等，2010年以来最值得关注的是，城市规划因袭在空间规模上出现了继续扩展的态势。
在当今世界发展中，城市群战略已成为主流趋势。自2005年首次进入国家“十一五”规划以来，与城市群相关的规划与实践全面开花。原本在单体城市中普遍存在的“规划粗放与内容因袭”等问题，正是借助这一现实契机迅速扩散到城市群这一当代城市发展的最高形态中的。以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规划为例，综合广东关于“十二五”开局之年的相关规划信息可知，《珠江三角洲规划》的核心是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主要战略有二：一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二是到2020年把粤港澳建成世界文化产业基地。[2]2010年由京津冀发改委提出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研究报告》，其核心内容同样是把影响京津冀都市圈发展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区域一体化进程，并建议该城市群发展要先从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开始。[3]而关于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与协作发展，也有专家建言文化产业一体化要先试先行。[4]稍加比较就不难发现，尽管两大城市群在自然与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发展等方面差别很大，但在选择基础设施建设和把文化产业作为战略重点上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
按照一般的看法，城市群的本义是要建立区域内城市合理的层级分工体系，主要功能是解决单体城市间的恶性竞争。但在中国城市群规划上频现的相互克隆或殊途同归，则完全违背了城市群建设的本义，并使原本在城市之间存在的各种恶性竞争扩散到城市群中去，因而，目前在城市群规划中开始出现的各种“同质化”苗头，已成为在当下急需研究和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3.“富裕的贫困”：城市规划同质化的原因。无论是“规划过度”还是“内容因袭”，在本质上揭示了中国城市“规划的贫困”。与以往以无规划或缺乏规划为主要特征的“绝对贫困”不同，由于理念太杂、规划太多、质量偏低和相互因袭，当下这种“规划的贫困”更多地表现为“富裕的贫困”，即表面上十分繁荣的规划，并没从根本上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城市粗放发展模式”，以及扭转“中国城市不是在规划中新生，而是在规划中走向消失”的深度困境，相反却使中国城市陷入“恰似暴富儿，颇为用钱苦”的尴尬和困境中。
至于造成这种“富裕的贫困”的原因，可以说集中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规划动机的“媒介异化”。一般说来，规划是“因地制宜”和“适度超前”的统一，这需要认真研究城市发展的现有基础和资源条件，依据世界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规律展开科学研究并制定相关目标，但在“媒介社会”的背景下，城市规划日益陷入“媒介异化”中，使原本作为“指导城市科学发展纲领”的规划沦为“吸引眼球”的“城市形象炒作”或“信息社会背景下的直观政绩形态”。同时，由于这还意味着城市管理者从“务实”转向“务虚”、从“干实事”转向“讲大话”、从“真抓实干”转向“玩弄概念”，并最终使严肃的规划成为“电子游戏”，因而其危害性一点也不亚于前几年的“城市大跃进”。二是规划编制的“例行公事”。由于涉及的层面复杂、范围大和矛盾多，城市规划本身是一项严肃而艰苦的工作，既需要有探索勇气和创新精神，同时也最容易陷入“出力不讨好”的尴尬中。受官僚阶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积弊影响，很多城市规划的具体管理部门往往把规划编制看作“例行公事”。尤其是中国的很多规划编制完成后就被束之高阁，于是规划研制就成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应付公干”。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不少城市规划编制主要表现为跟政策风、跟商人风和跟西方风。三是规划团队的“学风与能力问题”。近年来，随着高校和科研院所社会服务意识的增强，城市规划越来越多地委托给这些部门的学者承担。但是，一方面，很多委托过于随意，主要根据主管领导的好恶或“小圈子的义气相投”，一些不具备资格与能力的团队在承担项目后，只能东拼西凑、相互因袭地交差，这是很多城市规划在基本内容和结构上面目相似的根源。另一方面，与当下人们经常批评的“重争取项目、轻学术研究”的浮躁学风与环境相一致，很多规划编制也沦为“圈钱”或“套取科研经费”的手段，规划承担者的精力主要放在如何拉关系、拿项目，很少放在踏踏实实的科学研究和战略设计上。
可见，尽管当下中国城市越来越重视“规划”，各种规划越来越多，规划本身的名称与概念也令人眼花缭乱，但由于普遍存在以上三种问题，所以很难看到真正符合城市发展规律和特点、有创意和创新的发展规划。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城市在当下发展的“过热”和“过快”，特别是大城市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和都市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于城市规划本身的问题直接带来的，而认真研究中国城市规划存在的问题并以制度建设的方式提升其质量，无疑可为中国城市的科学发展起到调节和引领作用。
三、城市品牌：灵魂隐匿之后的物欲与肉欲追逐
文化被芒福德看作是城市的灵魂。“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文化创造和发展”是“城市的三项最基本功能”，他把古代罗马城称为“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的“死亡之城”，原因就在于“精神实质……在城市的发展中逐渐消失”。[5]由此可知，一旦城市的文化功能受到损害，城市就会丧失其“美好生活”的本质属性，这时的城市也就不复为城市。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城市可以说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但与此同时，城市在“社会人文”等方面则陷入越来越严重的滑坡和危机中。特别是在注意到城市形象、识别度等在聚集人气、提升城市影响力的重要作用之后，近年来很多城市开始竞相追求和实施品牌战略，希望藉此改变自身“物质发达而文化简陋”的基本矛盾和普遍困惑。但正如古人说“百年而可以谈礼乐”，一个城市的文化也是需要长期积淀的，而不是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来的商品；也正是由于这个深层的原因，在中国城市近年来的品牌战略与追逐驰骛中，人们看到更多的只是一出出“暴发户附庸风雅”的闹剧。
1.标志性建筑：任人打扮的城市躯壳。纽约市前规划局局长、美中城市规划基金会会长饶及人曾说：“中国的城市大部分还是在青少年时代，没有找到自己城市的魂。”[6]而实际情况比这还要严重得多，因为当下发生的根本性异化是：很多城市既不知道什么是城市的灵魂，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文化才是一个城市真正的需要。这不仅表现在很多城市的眼中只有经济增长，尤为表现在很多所谓的文化建设在本质上往往是与文化本身背道而驰的。
出于提供“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的城市本性，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中迅速扩张的中国城市逐渐萌生了文化建设的需要。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也开始面临日益严重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的焦虑与危机。这是因为，中国城市在空间、人口与经济规模上的迅速扩张，只是获得了一个十分庞大的物质躯壳。特别是这个过程本身还恶性损耗或透支了城市的文化资源、精神生态甚至是城市人对城市的爱和美感，因而在表面上十分繁华和强大的物质躯壳内部，包裹的正是一颗极为孱弱和发育畸形的文化灵魂。[7]人们在城市中并没有找到美好的生活，相反内心却充满了“伪幸福”、“值不值得”一类的荒诞感和虚无体验。尽管这对年轻的中国城市来说属于成长的必经阶段，但这些问题对中国城市发展无疑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挑战。为了解决这一现实的矛盾和困境，不少城市都乞灵于“干一件文化大事”，以达到既解决城市灵魂的空虚又被世界关注和承认的双重目的。正是在这样的心态和观念下，标志性建筑开始成为中国很多城市首选的品牌战略。
在某种意义上，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中国城市建造一个用于自我识别的标识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由于在心态上过于焦虑、在情感上过于单纯、特别是缺乏独立的理性思考和判断力，很多城市的品牌战略千篇一律地成为雇一个国外设计师及建一个“洋气十足”的建筑物，以为由此就可展示或提升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近年来，对西方设计的崇拜已成为中国城市的通病。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为领头羊，其标志性建筑大都出自国外设计师之手，如上海金茂大厦出自美国SOM公司、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出自美国FPA建筑师事务所、首都机场航站楼出自英国福斯特、广州珠江新城双子塔西塔出自英国威尔森·艾尔建筑师事务所，而据荷兰建筑评论家玛丽斯·布尔曼统计，中国已有300多座荷兰建筑师的作品在建。[8]大量的“洋设计”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一是使庞大的中国城市躯壳沦为“任洋人打扮”的实验品；二是这些“洋味十足”的标志性建筑很难达到重建“城市认同”的目的。
没有灵魂就没有思想，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和利益。近年来中国城市在品牌建设上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很多“标志性建筑”不仅未能起到彰显城市精神、凝聚城市人气、强化城市文化资本、提升城市影响力的作用，反而因为崇洋媚外导致新的“丧魂失魄”，甚至成为笑柄。对于年轻而缺乏经验的中国城市来说，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这情有可原，但由于城市标志性建筑不仅要损耗大量的资源与财力，同时还承担着推动中国城市实现身份认同危机的重要功能，所以是中国城市化急需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2.品牌营销：从“单相思”到“以色相诱”。一个没文化灵魂的城市，如同一个没精神理想的个体，其存在的全部意义与目标最后必然要归结到“物欲”和“肉欲”上。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比希望用钱“堆出”各种标志性建筑的城市还要可悲。
首先，在现代城市发展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齐美尔指出的“把一切都换算成钱”。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启蒙文化在后现代社会中迅速被解构，以经济指标增长为核心的“经济型城市化”已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尽管在解放生产力等方面表现出很大的进步，但由于这种进步主要体现为物质力量的增长并带来人性的普遍异化，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深度解构了“提供美好生活”的城市本质。2010年以来，被人们普遍关注的“城市单相思病”即是一个典型。所谓“城市单相思病”是指一些城市为了引进资金和项目而不计成本、不计后果地“一边倒”或“一头热”，在最需要理性的城市经济策划与运筹中，这些城市的表现如同一个完全丧失了理智和正常状态的“维特”，其结果也往往是事与愿违，不仅没有达到目的，相反还严重损害了地方的利益。而最可悲的是，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理念下，不少文化产业项目往往是以“败掉祖传家业”的方式上马的。它们不仅没有增加城市品牌的价值和魅力，反而使城市珍贵的文化资源受到严重的破坏。由此可知，一个缺乏文化自觉和支撑的城市，既不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品牌，同时也很难完成把它推广出去的任务。
其次，正如古人说“宝剑赠英雄”，只有文化才能保护文化，只有懂得文化发展规律的文化人，才懂得如何保护和开发一个城市的文化资源；反之，即使很多城市都意识到文化资源、文化产业、文化形象的重要性，但由于对文化本身的陌生、隔膜和全无会心，在开发文化资源时普遍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粗制滥造，缺乏创意，不仅不能很好地展示文化价值，反而使固有的文化内涵被遮蔽起来；二是由于缺乏正确的文化观念和精神熏陶，一些城市在开展文化营销时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以丑为美、香臭不分，完全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在2010年以来的城市品牌命名与营销中，这两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愈演愈烈。就前者而言，主要是在基本模式上缺乏文化创意和平庸化：“一是某某之都或某某之城，这个最简单，有什么资源，有什么产业，填上就得。二是由苏杭领队的‘天堂在人间’，天堂、仙境、伊甸园成了许多城市的标签：‘焦作山水，人间仙境’(焦作)；‘东方不老岛，海山仙子园’(浙江象山县)；‘小商品的海洋，购物者的天堂’(义乌)，等等……。三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成功，引发‘山水类’口号扎堆：‘福山福水福州游’；‘奇山秀水绿南宁’；‘多情山水，天下洲城’(长沙)。四是给西方地名做‘二房’。如在宣传中自比‘东方日内瓦’的地区，就有石家庄、秦皇岛、肇庆、昆明、大理、巢湖、无锡、上海崇明等，还不算自称‘东方小日内瓦’的，以及把发展目标定为‘即将建成东方日内瓦’的……。”[9]就后者而言，则是以“低俗雷人”为标志，一些城市文化营销已堕落为色情产业，以山东的“西门庆”文化旅游规划和江西宜春的“一座叫春的城市”为代表。如果说城市口号缺乏创意和平庸化是由于文化素质偏低，那么，像这种“以色相为主题”的品牌营销和形象传播，则表明一些城市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正在丧失最基本的文化底线与尊严。在某种意义上，出现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它们折射出文化资源丰富但文化灵魂孱弱、文化发展热情很高但先进文化素质匮乏的中国城市的现实困境与深层矛盾，由此也可得知，中国城市文化建设将是一个十分漫长同时也会十分曲折的过程。
3.文化品牌战略：应有百年以上的长远规划。无论是任人打扮的城市标志性建筑，还是“以色相诱”的城市品牌营销，在观念与现实上都存在很多误区和问题，但其深层内因无疑与近代以来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有关。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速度”，将中华民族传统的生活观念和节奏彻底打破，“快生活”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标志。但由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本身的片面性，必然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巨大的危害。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传统上没有时间概念的中国人已变成最着急最不耐烦的地球人：上网，人们最爱“快进”。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10]这其中所隐藏的深度精神问题及其可能孕育的社会危机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深层的心理问题自然也蔓延到文化品牌建设上。无论是在地标性建筑设计中的“崇洋媚外”，还是在城市品牌营销中不择手段地“玩弄噱头”，都是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大的成功，以最小的付出赚取最大的利润。问题在于，在决策、论证、设计和建设过程中过于刚愎和急切，往往会使一些城市地标很快成为一堆建筑垃圾。在城市品牌营销中也是如此，由于不懂得当代城市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不认真研究当代文化消费的心理与趋势，很多城市营销方案只是对人的视觉、听觉甚至生理本能的刺激，完全忽视了深层的心理与思想，使人们对城市的体验只能局限在“跟着感觉走”或“由物质刺激导致的条件反射”上，而这些颇费周折的城市品牌，除了一阵短暂的生理性刺激与骚动之外，很难产生真正的品牌功能及摆脱“用完就扔”、“过把瘾就吐”的宿命。在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化品牌建设中，最根本的问题是颠倒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使文化品牌成为“没有文化的文化品牌”，使文化营销沦为赤裸裸的物质与欲望狂欢。
文化建设最忌讳的是急功近利。当下很多文化品牌可以使人想到西汉初期的制礼兴乐。汉代初建时，叔孙通迫不及待地要为刘邦建立朝仪，为此他曾征召30多个鲁国的儒生，当时有两个儒生不肯随行，他们认为“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尽管在叔孙通看来，这两人只是“不知时变”的“鄙儒”，并很快完成了汉代朝仪的制定和演习，但这在本质上只是“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不可能是真正的文化建设。对于一个在近代以来受到西方物质文明重创、在现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以及在20世纪末期以来受到经济全球化影响的中华民族来说，它的文化建设与复兴更是不能希望一蹴而就的。[11]正如所谓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建设至少要有百年以上的长远规划，才能希望产生泽被后世的千年功德。但可惜的是，在当下城市文化建设上多是五年和十年规划，而其提出的目标又过于不切实际。因而，从中华民族长远和根本的文化利益看，我们需要提出必须经过几代人努力才能实现的百年规划。
城市是一个超级复杂系统，不仅在经济上要防止过快过热，在文化上也是如此。因为这同样会导致巨大的不平衡，而一个不平衡的社会，则总是要面临巨大的发展风险。防止文化发展的过快与过热，防止文化发展异化为经济竞争的变体，防止文化片面发展的后遗症或“新城市病”，已成为影响中国城市良性发展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并提出创造性的应对方案。
四、城市文化病：“居之不易”与“身在曹营”
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曾说，城市最大的灾祸“不是派别纠纷，而是人心涣散”。[4](P151)这在某种意义上深刻地揭示了与“人心”相关的精神生态与审美文化也是影响城市兴衰的关键要素与核心矛盾之一。在城市中最可怕的不是不同人群的矛盾和冲突，而是“同城异梦”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精神离心运动。一个城市无论创造出怎样的物质进步与繁华，只要丧失了对人的吸引力或与人的心灵情感处于敌对状态，它离自身的衰落和解体就为时不远了。2010年前后，以“逃离北上广”和“大城市伪幸福”为代表，中国城市化进程开始直接面对这一文化的临界点。尽管中国城市仍在高速发展和扩张中，但在城市道路继续拓宽、新建筑层出不穷、人口大量增加等繁华表象的背后，在都市人挖空心思地装修、装饰和装点他们越来越丰富的日常生活的内部，对城市本身的怀疑、失望、厌恶、憎恨、甚至敌视等极端心态和言行与日俱增，这些都是中国都市化进程开始面临比传统“城市病”更加难以应对和治理的“城市文化病”的变徵之音。
1.居之不易的现实与美好生活的期待。城市代表着一种有更高意义和价值的文明生活方式。而基础设施完善、现代服务功能发达及精神生活丰富多彩的当代大都市，更是成为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人口倾心向往的聚集空间。“人口都市化”带来的直接现实是每个大城市都人满为患，并使都市生活成本急剧飙升、都市人竞争日趋酷烈。对于很多新都市人而言，他们不仅未能享受到大城市的资源和优势，相反在生活水平与质量上还出现程度不同的下滑，巨大的挫折感和不适应，使各种焦虑、不满、痛苦甚至绝望等极端心理意识与情绪在当下迅速生成，并在很多方面显示出“人心涣散”的城市文化症候。
从现实上看，引发“人心涣散”的主要原因可称为“居之不易”。与农村最看重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不同，城市人最重要的是住房和工作。2010年以来，高房价问题不仅在大都市和中心城市变得越来越严重，也开始向二线城市甚至是中小城市蔓延。没有住房就不可能产生起码的归属感，如同现代主义文学经常表现的“生活在别处”主题一样，“城市好坏与自己无关”甚至更极端的对城市本身的辱骂、痛恨和破坏冲动等典型的现代焦虑与荒诞生存，在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正日益严重。与“居之不易”同时出现的，还有大都市越来越严重的“社会解体”征兆。有报道写到：“如今，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住，我们有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楼薄薄；吃，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容而成的大米、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出门，我们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上医院，我们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香港《太阳报》近日称，中国人去年一年输液104亿瓶，相当于人均8瓶)。……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假票、假证、假中奖、银行诈骗、假老虎、假新闻等等。”[12]物质空间的“居之不易”和社会空间的“怀疑和警惕”，既直接揭示出城市生活环境和精神生态的不断恶化，也是很多人对城市发展本身日益感到灰心失望的重要原因。
同时，城市的现实困境也极大地刺激了人对生活质量的关注。以一年一度的城市排行榜为代表，2010年一个微妙的变化是对城市生活成本和生活质量的关注正在取代以“竞争力”、“GDP排名”、“总部经济”、“投资潜力”、“百强”等硬实力排行榜。这表明在城市资源环境恶化、生活成本飙升和社会问题激增的当下，城市生活质量和城市人的幸福重新成为城市的本质与都市人的梦想。尽管城市排行榜作为常见的评价方式缺乏统一标准，有些指标设置和数据采集也存在问题，但在某种意义上也能看出城市发展观念的演进以及城市未来的战略选择。一些城市已开始把这种新的理念付诸实践，如重庆市计划用两年半时间解决“十件民生大事”，以提升重庆人的“幸福指数”。长春市以创建“健康城市”作为治疗“大城市病”的选择，江苏省江阴市、河南省平顶山市等把“幸福指数”纳入到了对当地官员的政绩考核中，杭州市推出城市免费公共自行车治疗城市交通病[13]等。尽管这主要是中国城市化“倒逼”的结果，但对疗救在前些年经济发展中被恶性损耗的“城市文化机能”，无疑是一种正确的目标和方向。
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城市文化病”，在日益侵吞和解构着城市美好生活本质的同时，也在残酷地毁灭着人们对城市怀有的激情、热爱和梦想，影响着对正进入改革深水区和发展关键期的中国改革开放大业，这些社会与文化上的深层问题直接威胁着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下急需加以研究并通过制度建设上加以疏导和化解的重大问题。
2.去留两难：蜗居不易，逃离更不容易。对城市本身是“执着”还是“放弃”，在当今已远非一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就可以了断的。都市化进程是人类在整体上的“都市化”，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中，也可以对城市生活方式持激烈的批判与否定态度，但无论是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实际上都是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的。在城市中固然存在着很多令人痛苦和纠结的矛盾冲突，但只有城市才能为个体提供更广阔自由的发展空间。在这一背景下，“蜗居不易，逃离更不容易”正成为当代人痛苦、艰难的生存写照和真实状态。
从2009年电视剧《蜗居》的热播开始，关于“去留”的问题日益焦点化。这一年的12月11日，由搜狐文化频道策划的第90辑“文化重磅”《逃离北上广》发布。由于矛头直指中国三大城市群的首位城市，该专题一面世立刻引起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随后，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根据调查结果做了名为《房价高砸碎都市梦百万青年逃离北上广》的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则根据专题内容做成视频新闻，一时间关于“蜗居大都市还是逃离北上广”成为各大社区、论坛争议的焦点。在后来参与文化重磅PK的近6万名网友中，其中支持“逃离”的竟然高达82%。调查显示，房价过高、生活成本提升、工作压力加大、幸福指数下降和人际关系冷漠，是很多参与者对逃离北京、上海、广州投出赞同票的主要原因。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这个城市再好，也是别人的”。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选择逃离。[14]
然而“知易行难”，在城市化已成为世界发展主流的当下，要想把“逃离北上广”的愿望真正付诸行动，对习惯了都市生活的人们同样是一个过于艰难的决定。一家大型视频网站的随机采访显示，尽管有逃离愿望的人很多，但真正愿意化为行动的却只有25%。其他更多的人表示，尽管“北上广”工作压力大、日常消费高、生活节奏快，甚至表面上的光鲜无法弥补劳累的内心，但与信息闭塞、机会不均的“家乡”相比，特别是如果想有所作为和发展，他们依然愿意“坚守”在“梦开始的地方”。也有网友表示，目前二线城市的房价正日渐走高，生活成本也在逐步加大，同时相比一线城市的服务与管理，中小城市不尽人意的地方更多。想留留不下，在大城市生活实在艰难；想逃无处逃，二三线城市并不如看上去那么美，[15]这是在城市化背景下“纠结的一代”真实而又尴尬的生存现状。一份“跨城市人才流动调查”预计，尽管2010年第一季度重庆、深圳、西安、青岛、武汉、苏州等城市的雇佣前景超过一线城市，意味着这些二三线城市将给求职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实际调查表明只有两成不到的人选择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工作，与之相对，则是三成以上的受访者愿意在一线城市之间流动，同时还有25%的受访者希望从二三线城市流向一线城市。[16]在某种意义上，这完全符合都市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规律。就此而言，是“蜗居”还是“逃离”这种矛盾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存在。
在某种意义上，“蜗居不易，逃离更不容易”还不是最坏的结果，它既表明了人与城市的博弈仍在激烈地进行中，也表明人们并未放弃对都市生活的“痛苦的爱”。但另一方面，它也说明我们的城市已经出现了很大很严重的问题，并逐渐滑向“人心涣散”、人去城空的绝境，如何通过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切实努力，重建“过美好生活”的城市文化本质和功能，是中国城市面临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最需要解决的现实矛盾。
3.幸福问题的文化观照与阐释。在城市文化功能的重建和修复中，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既不是以大规模的文化投入为文化发展建立良好的硬件条件，也不是以文化体制改革或制度建设创新去提升文化服务水平，尽管这些都是需要的。近年来很多城市的文化建设正是按照这种思路推进的，它错误地把城市文化建设完全等同于硬件与基础设施建设，而实际效果正如我们在当下随处可见的，很多设计现代、建筑豪华的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在内容上往往空空如也、千篇一律，对城市文化民生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真正影响中国城市文化的，是以欲望狂欢和消费生活方式为主体的当代消费文化形态，它的主要问题是“把幸福都等同于赚了多少钱或花了多少钱”，以此为中心，城市的文化功能完全被等同于城市的经济功能，这可以说是城市美好生活本质走向隐匿的最深根源之一。
幸福绝不仅仅等于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这个自古以来就广为流传的启蒙价值观，在今天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2010年3月，一份由江苏卫视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主持的调查报告表明，“钱”让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存状态，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只有赚到钱才能“赚”到幸福。[17]可见，在消费文化观念的不断影响与诱导下，包括幸福在内的很多传统人生价值观都在迅速地萎缩。有两份国外的调查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了3次调查，其中，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6.64，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对中国人而言，目前最大的悖论是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人们内心的幸福感却在下降。英国莱斯特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们揭示出中国人幸福感下降的原因：一是老爱比较。现代人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竞争中，比职位、比房子、比财富……比来比去，人们的心里只剩下无法满足的欲望，没有了幸福。二是缺乏信念。在经过20多年冲刺般的财富赛跑后，一些人除了赚钱，不知道人生中的目标与追求到底是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三是不善于发现阳光面。“只看到自己的不幸，忽略了自己的幸福”、“放大了别人的幸福，缩小了自己的快乐”是其真实写照。四是不知道奉献。乐于无私奉献的人越来越少，斤斤计较的人越来越多。五是不知足。有了房子还想换更大的，有了工作还想换更好的，有了钱还想赚得更多……。六是相互不信任。很多时候不是生活中的幸福少了，而是人们不再掌握感受幸福的能力。七是过于焦虑。购房、子女养育、家庭养老负担、职场晋升、人际关系处理等都是“压力源”。在大城市中，无论老人、年轻人还是孩子，多处于一种烦躁不安的焦虑状态，让人们无法从心底感受到幸福。[18]这在更深的意义上表明，消费文化直接改变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幸福观念，是造成当代中国人幸福指数普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重建传统文化谱系，特别是重建与传统生活方式一同被解构了的传统人生价值与审美态度，应成为当代中国城市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
五、城市异化与文化自觉
不断出现或加剧的问题与矛盾，表明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阶段相一致，中国城市发展也开始面临艰巨的考验和选择。就像罗马俱乐部宣称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是“衰败综合症”一样，2010年以来，“规划过度”、“品牌低俗”和“人心涣散”这三大病症难解难分、相互缠绕并产生了更大的规模连锁反应。尽管问题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在深层上无疑都可归结为文化问题。按照一般的理解，文化至少包括真、善、美三个层面，如果说“规划过度”是由于不理解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丧失了一个城市真正的现实需要，“品牌低俗”是由于不理解城市发展的社会需求而丧失了基本的伦理底线，那么，“人心涣散”则是由于不理解城市的审美本质而最终丧失了城市发展的目的。这三方面相互缠绕直接导致了城市异化的发生。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过美好的生活，但在房奴、车奴、卡奴等都市主体身上，实际情况却变成：他在城市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和痛苦；他不是找到了自由发展的空间，而是处处受到钳制和约束；他在城市中的一切奋斗不是实现自我，而是越来越磨损了他最初的热情和理想。
现代城市的解体与危机，根源就在于文化灵魂的隐匿；要拯救当今正在沉溺的城市，首先要拯救城市文化。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言，除了要有经济社会方面的繁荣与发展外，一个更重要、更根本、更长远的问题在于能否提供一种“有意义、更美好的生活”。如果说都市化进程导致的城市环境恶化、城市问题大量涌现、城市危机不断加重，是城市人气削减、人心思散直至城市走向衰落的客观原因，那么，城市文化的衰落、城市形象的扭曲、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和谐与精神生态的严重污染，则是人们对城市产生厌恶、痛恨、诅咒乃至希望它彻底解体的内在根源。对此，只有深刻地领会文化与城市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在实践中一方面修复受到严重损害的城市文化功能，另一方面创造出与经济全球化时代城市发展相适应的“有意义、更美好的新生活”，才有可能预防、减缓或阻止当代城市的衰落进程。
在中国，很多城市已开始出现了这种精神觉悟，如2005年最先提出建设“宜居城市”战略目标的北京，2007年明确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的上海，都把精神文化、城市文明等“软实力”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关键问题是，如何在城市文化功能严重萎缩的当下，把它们扎扎实实地推进下去。但无论如何，幸福指数与幸福城市等话题的出现都是好事情，当幸福逐渐成为当代人判断人生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尺度时，既表明人们对城市本质的新理解和新认同，同时还意味着中华民族在城市化进程中巨大的精神进步。这对于化解当代人与城市之间日益严重的离异感或流浪感，集聚离散的人心和逐渐冷却的人气，把城市建设为中华民族的当代家园，无疑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