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体行动到关联行动：新媒体时代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理论研究_网络与新媒体论文

从集体性行动到连结性行动：新媒体时代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理论初探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行论文,集体性论文,动员论文,理论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一、新媒体时代的社会运动嬗变

       新媒体作为传播科技发展与兴起的产物，在社会中扮演了愈加重要的角色，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也无形中调整了传播生态。新媒体带给社会的影响使得我们必须思考新的公众舆论与政治组织模式[1]，有关新媒体的应用与社会运动机制的关联，这都是当代传播与社会研究的重要议题。

       近年来，远至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近至发生在台湾的“白衫军运动”②，都让我们看到了以Facebook、Twitter为代表的网络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的资讯串联与传布、群众动员和运动组织等方面发挥的重要影响。回顾这些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在其形成过程中难再看到既有的、实体的、正式的社会运动组织参与其中，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社交媒体技术将公众的参与个人化[2]，亦即高度组织化的、带有强烈的集体行动框架的传统社会运动模式在新媒体时代已逐渐消失，而个人化、去中心化的、扁平化的社会运动模式开始崭露头角。

       要研究社会运动模式的嬗变，除了关切其外部环境外，也须聚焦于内部的关系，即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它常被视为影响社会运动是否成型的关键[3]。本文希冀以近年来全球发生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为例，借鉴布赫迪厄的概念，尝试将新媒体视为“场域”，在此视域下去描绘社会运动与新媒体的互动。本研究将呈现新媒体场域与动员结构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并讨论运动的参与者在新媒体场域中的实践逻辑，针对动员结构的转变做理论性的初探。

       二、新媒体场域：当代社会运动研究的新视角

       社会运动一方面深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透过大规模的行动影响着社会变迁，具有不容轻视的力量。而新媒体的出现及发展，也是社会变迁的重要表征。那么，当新媒体与社会运动相互碰撞与交织时会产生何种火花，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又会产生何种变化，令人好奇。

       (一)从“场域”到“新媒体场域”

       “场域”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赫迪厄所提出的概念，也是他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分析工具与理论视角。布赫迪厄指出，场域就像网络或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轮廓，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整个社会是由这些相对自主的小社会组成。这些客观关系织成的空间，拥有其各自特定的且与其他场域不同的运作逻辑，而这些运作逻辑即形成了这个场域的特征[4]。

       布赫迪厄曾用媒体场域的概念来描述媒介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媒体是个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身的法则。但同时又为它在整个世界的所处位置限制，与其他小世界之间相互影响[5]。而电视场和新闻场都是媒体场域下的子场域。新媒体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媒体类型，也是媒体场域中不可小觑的一部分，其内部结构的特殊性使它拥有特定的运作与互动逻辑，其使用者也有固定的惯习，加之新媒体与社会中其他系统的连结性都使得它具备了作为一个独立场域的可能性。

       本文探讨的新媒体是指利用数字技术，以计算机网络、无线通信网为渠道，将电脑、手机作为终端的数字化互动式媒体。它的特征是以“开放符码”方式进行双向传播[6]，这不同于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采用的“封闭符码”式单向传播，新媒体传播的双向性、互动性、草根性和自主性都是其特殊运作逻辑的表现[7]。

       “占领华尔街”“白衫军运动”等事件中涉及的Facebook、Twitter、BBS(电子布告栏)等媒介即是透过网络连结而成的资讯平台，同时也是一种以点对点方式连结消息来源的水平式媒体，它们共同形塑了所在的新媒体场域之特征和运作逻辑：互动性、即时性、开放性、个性化、分众化、资讯的海量、低成本的全球传播、检索便利、融合性强[8][9]，以及网络状的资讯流通结构。

       承接上述讨论，新媒体正在以不可抵挡的势头渗透并连接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思想及文化等领域，且有着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特征与运作逻辑，不仅是媒体场域的一员，更是社会这个大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尝试运用新媒体场域概念，这是解读新媒体实践活动的一次尝试，也是媒介与社会研究在理论建构和方法论拓展上的一次探索。在此视域之下，本文将关注新媒体场域内部运动参与者的策略与惯习，同时也关注新媒体场域自身的结构，及其带给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影响变化。

       (二)新媒体与社会运动研究的回顾

       回顾相关文献发现，过往研究中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新媒体对社会运动造成何种影响，认为新媒体带给社会运动积极影响的观点认为：

       首先，新媒体是一种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媒介，与传统大众媒体相比，其接触与使用门槛较低，是更加民主的互动媒介[10]。

       其次，新媒体能帮助社会运动节省成本。新媒体的技术特质之一即是能快速处理大量的数字化资讯，迅速地传布与串联、交换资讯[11]，相较于传统大众传播，节省了资讯处理与传布的成本。此外，新媒体得益于网际网路的技术支撑，从经济成本的计算来看，是方便又廉价的工具。

       再次，新媒体的弱关系属性使社会运动跨越更大的距离连结社会。弱关系是美国社会学家Granovetter(1973)提出，他认为弱关系是连接系统中各强关系网络的重要桥梁，且弱关系的重要性在于，透过这种地方性桥梁可以创造更多、更短的路径。因此，透过弱关系，可以跨越更大的社会距离而触及更多的人[12]。Facebook、Twitter、BBS(电子布告栏)等具有水平式资讯传布特质的新媒体相较于具有垂直式资讯传布特质的大众媒体而言，承载了一种弱关系的属性，具有桥接作用的弱关系对于社会系统中资讯的传布具有重要作用。新媒体的弱关系属性促成了网络虚拟空间的形成，从而使得“占领华尔街”这类社会运动得以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跨越更大的社会距离而有效地连结及动员散落在各地的社会运动参与者或是潜在支持者。

       最后，新媒体的匿名性使得一些参与者在不接触实际组织成员的情况下，依旧能够通过互联网的技术维持对运动的参与和支持，互联网也使新媒体具有一种即时但不必同步的特质，这种沟通的弹性也被认为会带给社会运动积极的影响[13]。

       但针对新媒体对社会运动的影响，也有不同的观点：

       如有学者认为凭借互联网本身，无法产生强关系所具有的信任作用[14]，新媒体提供的情境无法产生社会团结，没有线下动员与抗争带来的面对面互动的情感投入。也有观点认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作为社会运动的工具，诞生了超越实体空间的“虚拟生态圈”，虽然使社会运动跳脱了传统网络而在短时间内爆发了动员强度，但同时也产生了人际网络枝节断裂，进而形成一种无领导的民主行动群，其成效还有待论证[15]。

       本研究认为，仅从影响层面来谈新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关联性，无法充分解释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爆发的社会运动之动因及成因。其次，既有的相关研究文献距今已近十年，十年来传播生态与社会发展发生了很大改变，而这些变化都必须充分地反映在理论的扩充与解释上。

       (三)小结：新媒体时代社会运动研究的新视野

       从“占领华尔街”到“白衫军运动”，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充分结合了新媒体，并在此场域中利用很短的时间跨越巨大的社会距离聚集了大量的参与者，造成惊人影响。

       在这些运动中，新媒体不只是传布资讯，还担当了核心的组织动员与协调工作。因为新媒体场域的弹性沟通、即时性、匿名性等特征，公众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变得“个人化”，这与传统的运动模式有所不同。传统的社会运动常由既有社运团体或政党通过滚雪球动员方式进行动员，而通过这一方式集结的参与者多具有强烈的集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行动框架。那么受新媒体场域影响的社会运动在动员结构上具体又是如何呈现的呢?这是过去该领域的研究中较少关注的，也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而上述文献探讨也让我们看到了新媒体的应用与社会运动机制研究创新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过往文献对于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在新媒体场域中的行动逻辑，以及受新媒体场域影响的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等面向鲜有着墨。本研究认为，若要全面地分析和理解新媒体时代社会运动的实践活动，可将新媒体视作场域，在此脉络之下体察微观层面的社会运动动员结构，即组织型态及运动人际网络(图1)。

      

       图1 新媒体场域中社会运动的实践活动

       三、新媒体场域与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

       (一)新媒体场域影响下社会运动的组织型态

       本文重点要探究的问题是新媒体场域影响下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动员结构即指促成行动参与的正式或非正式管道。大致来说，它可分为社会运动组织以及事先存在的人际网络关系两个部分[16]。

       传统社会运动多以资源动员论作为理论根据进行实践。该理论认为，社会运动起步关键在于组织能否取得资源，包括资金、运动组织、媒体资源甚至是政党关系[17]。资源动员论还认为，运动的参与者并非乌合之众，而涉及领导与追随的预先分工，运动组织要负责抗争前的组织领导架构的建设、群众动员及理念宣传，可谓是社会运动的灵魂中枢[18]。因此，传统的社会运动多将科层制视为最有效的社会运动组织形态，即组织要有明确的阶层分工和领导者与追随者的结构化关系。总而言之，传统的社会运动组织型态具有以下两个特征：首先是专业化，亦即专职人员代替了志愿者工作的趋势；其次是正式化，即组织的规章化与命令的阶层化[19]。

       但近年来结合了新媒体的“占领华尔街”、“白衫军运动”等社会运动的组织型态并没有按照资源动员论所述的专业化与正式化的科层制组织的方向发展，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回溯至上个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促使发达国家的原有社会运动组织出现了成员不断下降、组织忠诚度不断降低的趋势[20][21]，如此迅猛的巨变使年轻人的社会和政治取向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22]：民众的政治参与更类似于是对个人愿望、生活方式和不满情绪的表达。在此背景下，个人化的行为框架逐渐在社会运动领域取代集体化的行动框架，而新媒体场域的属性使其能够成为个人化行为框架的传播场域。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在新媒体场域中实践着带有个人化框架的行动，这也直接影响了社会运动的组织型态。新媒体场域影响之下的社会运动组织型态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新媒体平台即社会运动的组织，代表运动是“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在此模式中，新媒体承担了传统的组织所具备的功能，政治上的诉求或不满通过社交媒体等个人化的方式在新媒体场域内被表达和分享，通过社交平台、网上协调平台以及电子邮件清单等方式迅速传播相关资讯[23]。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的前一周，埃及的Twitter发帖数从2300次迅速上升到23万次，“阿拉伯之春”的参与者正是将Twitter这种个人化的社交媒体视为一个平台，在此对总统穆巴拉克表达不满并施加了压力。而Twitter作为中介，也发挥了形塑和引导政治议题讨论的作用。“占领华尔街”的口号“我们就是百分之九十九”便是一个易被个人化的框架，而这个框架被内化成了运动的参与者在新媒体场域中的行为：他们通过Twitter、Facebook平台叙述个人经历，上载及分享自己或同侪的相关照片与视音频，以此在世界范围内散播诉求及运动资讯[24]。

       第二类，组织较为松散，代表运动是台湾的“白衫军运动”。在此模式中，自发性的公民组织作为社会运动的后台，扮演松散的组织性协调工作，他们主要借助新媒体场域来连结参与者。台湾的白衫军运动中存在着“公民1985联盟”这样非既有的、自发性的群众组织，由他们在幕后进行议题的宣导和活动的协调。但这些组织与参与者之间又非上下级的关系，他们也没有为行动贴上包含集体性行动框架的“标签”③，例如某个组织、某种成员身份等。但白衫军运动的参与者并非没有身分认同，其身分认同并不源自意识形态认同或组织认同[25]，而是一种更加具有包容性和丰富意涵的认同，白衫军运动就是以“正义”“真相”等多元化的、丰富的理念为诉求作为彼此的身份认同。“公民1985联盟”撒下的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公众参与网，他们藉助新媒体场域，通过电子布告栏及Facebook等个人化的技术将包裹包容性主题的资讯传播出去。

       (二)新媒体场域下社会运动的人际网络

       社会运动无法在脱离现实的真空情境中产生，而需要循着既有的人际关系开展动员，因此在动员结构中需要探讨另一个重要概念，即是人际网络。在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同学、朋友等关系都被认为是有助于社会运动动员的潜在人际网络，因此，传统社会运动多以滚雪球接力方式一个拉一个，而这种浓密的社会网络相对于孤立的原子化状态被认为有益于激发社会运动的参与动机，使动员获得成效[26]。

       传统的社会运动的人际关系多为上述滚雪球方式下形成的强关系的人际网络。但参见“阿拉伯之春”等运动的经验，若以旧式的滚雪球动员方式，很难想象抗议的浪潮能够从突尼斯延烧至北非及中东。而39个原本互不相识的人组成的“公民1985联盟”，也不可能用滚雪球的方式在半个月内集结25万民众化身白衫军走上街头声援洪仲丘，“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很难在一个月内从纽约扩散到全世界八十多个国家的九百多个城市。这些新的现象都显示，活跃于新媒体时代的社会运动人际网络型态与建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

       社会变迁促发了新媒体场域的诞生和兴起，与此同时，以组织为基石的社会也逐渐向个人化的社会过渡。这些因素都是新媒体时代社会运动人际网络关系发生改变的背景，这些因素也为弱关系型人际网络在运动中被建构提供了可能。

       活跃在新媒体场域中的水平式社交媒体是“占领华尔街”和“白衫军运动”等事件的重要推手，这些社交媒体的资讯流通结构为网络状，即众多消息来源以点对点方式连结，并由群体监看决定资讯的流动方式[27]。而新媒体场域的这种特征使得弱关系型的人际网络得以建构，也因此这些与新媒体结合的社会运动得以在传播范围上比强关系人际网络跨越更大的社会距离，串联更多理念相近的参与者。

       在白衫军运动中，PTT、Facebook等新媒体即是激活潜在人际网络的主要管道，也是跨越地理条件限制建构人际网路的重要工具。白衫军在Facebook成立粉丝页，经过社交媒体平台水平式资讯传布路径，越来越多人得知洪仲丘事件，阅听众只要在该团体的粉丝页上按“赞”，即可随时获得“公民1985联盟”发布的最新资讯，类似于定制型的服务。或是参与者在Facebook上转发粉丝页的相关图片或信息，其Facebook朋友圈既能浏览到这些资讯，为激活潜在的运动人际网络提供了可能，也近似外包型的资讯服务。Facebook的圈子往往是由家人、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共同组成，不仅具有一定的信任基础，还兼备了一种弱关系型人际网络格局，连结效果得以加乘，因此动员效果放大。得益于弱关系的属性，社会运动能架构跨越区域的认同，形成强大的运动浪潮，也只有在新媒体的场域之中，才能最大强度地实现这种弱关系型的人际网络。

       这些从新媒体场域中获益的社会运动，更倾向于一种弱关系型的人际网络。但并非要完全摒弃强关系，因为强关系能够强化群体内部的凝聚力，有助于组织内部的决策。因此，对于新媒体时代的社会运动而言，强关系与弱关系都是需要的，缺一不可，但弱关系在动员人际网络层面具有更为明显的功效，也更为重要。

       四、动员结构的转变：从集体性行动到连结性行动

       社会运动包含多种行动模式。本研究认为，新媒体时代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与传统社会运动模式不相同。传统的社会运动被认为是遵照了集体性行动的逻辑而展开动员，而与新媒体结合的社会运动，其行动逻辑则更接近Bennett和Segerberg所提出的连结性行动逻辑[28]。

       (一)集体性行动逻辑

       集体性行动强调只有当集体行动的诉求被聚合为大家共同的事业时，动员才能够被实现[29]。Olson(1965)认为，当人们仅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或是仅拥有共同目标时，还不足以让他们行动起来，理性的人会选择“搭便车”行为。因此集体性行动需要组织有明确的等级分工，以此进行监督、管理和分配。集体性行动逻辑之下最重要的即是集体性行动框架的建构，并且十分强调弥合不同框架之间的分歧[30]，这种集体性行动框架有助于保持个人对集体行动的情感承诺，但它也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诉求和社会排他性，也因此集体性行动容易建构出强关系型的人际网络关系。

       (二)连结性行动逻辑

       Bennett(2003)认为，连结性行动强调用更为个人化及个性化的路径来协调彼此行动，不依靠科层制的组织机构作为行动中介，也不需要强烈的集体身份认同。连结性行动的核心是“共同生产”及“共同分享”，学者Benkler(2006)认为，当个人化的表达内容被他人分享、认可并且被重复表达时，人们便获得了参与行动的自我激励机制，也容易在此背景下建立一种弱关系型的人际网络关系。这种“共同生产”及“共同分享”，取代了集体性行动中搭便车的逻辑，也取代了拥有丰富资源的组织所拥有的核心地位[31]。

       (三)集体性行动与连结性行动下的社会运动动员结构

       社会运动在集体性行动和连结性行动的脉络下，展现出了不同的组织型态与人际网络，本文在此脉络下总结出了两种模式(表1)。

      

       综上所述，无论是组织型态还是人际网络关系，新媒体时代的社会运动动员结构，都与连结性行动下的动员结构相契合。因此，本文认为新媒体时代的社会运动正是遵照着连结性行动逻辑展开的动员，相较之下，传统的社会运动动员结构与集体性行动的特征相一致。当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进入到新媒体场域之后，其行动逻辑俨然发生了改变，从最初的集体性行动逻辑转变为了连结性行动逻辑，而这也直接影响和反应在了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上。

       五、结语

       有研究者认为，新媒体传播科技的出现恰逢后工业民主体制在全球范围悄然兴起，这一时期最为鲜明的特征就是青年一代远离政党，也不再关心广义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32]，人们逐渐不以集体身份参与组织化的政治，而倾向用个人化行动参与社会变迁。与此同时，社会运动为了能够动员民众参与其中，也因应了时代的递嬗，在组织型态和人际网络层面进行改变。

       本文认为，新媒体场域力量已对社会运动造成了深刻影响，社会运动或应形成一种新型的内部关系。社会运动的组织已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结构化型态，而是尝试将新媒体传播科技作为组织，或组织通过新媒体对个人行动进行松散的协调。在人际网络方面，强关系型人际网络在发挥与外界沟通的作用时，因为彼此资讯传递内容同质性高而导致传播功效不佳，且每个人强关系的数量有限，其助力相应而言也是有限的。因此新媒体时代的社会运动可利用新媒体的属性，发展一种弱关系型人际网络，这被认为更加有利于扩大动员的范围。新媒体场域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社会运动形成了能够跨越不同语境、议题和更为灵活的社会运动行动网络，而这种新型的社会运动行动网络并非是对集体性行动的一种修正，而是一种全新的行动逻辑——连结性行动。

       回到台湾的“白衫军运动”以及其他受新媒体场域影响的社会运动，本文利用新媒体场域作为分析工具，通过对其动员结构的分析之后发现，当这些运动的参与者进入到新媒体场域中时，他们的实践逻辑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直接导致了动员结构的转变，即从集体性行动转变为了连结性行动。本研究希望借助这种理论视角的探索，帮助后续的社会运动研究更深入地探究新媒体时代公众的政治参与及社会变迁，同时为社会公共治理提出理论参考。

       ①在此特别感谢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臧国仁教授、徐美苓教授的指导，以及厦门大学谢清果教授和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操瑞青同学的宝贵建议。本文曾于2014年发表于台湾资讯社会学年会。

       ②白衫军运动是指2013年7月由“洪仲丘死亡事件”引爆军队丑闻之后发生在台湾的社会运动。台湾陆军下士洪仲丘原预定于7月6日退伍，却在7月3日在禁闭室遭凌虐死亡，由于涉及滥用职权、不当管教、毁灭证据等军事丑闻，引发社会舆论关注，各方舆论开始抨击军方，并串联声援洪仲丘家属。白衫军运动由“公民1985行动联盟”发起，可分为两次游行活动，第一次为2013年7月20日的“公民教召”游行，第二次为2013年8月3日的“万人送仲丘”晚会。两次过程完全由公民自主发起、自动参与，主要透过互联网(特别是台大PTT与Facebook社交网站)串连，是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由公民自发的社会运动。

       ③“白衫军”是由台湾媒体取公民1985行动联盟号召众人穿白衣要求“真相大白”的概括性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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