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包围城市：毛泽东、周恩来贡献问题论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论断论文,包围论文,贡献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3)01-0014-08
近几年来，关于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革命道路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不同贡献问题，学者提出了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新观点，让人们呼吸到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学术领域清新可享的新鲜空气。笔者斗胆就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些梳理和评析。
一、几种新观点及其主要特点
(一)新观点。
1、赵春生提出：“周恩来最早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革命道路的理论”[1]。
2、“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代表人物应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这是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老教授即席发言时提出的。
3、关于“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革命道路的探索，前期“周主毛辅”，后期“毛主周辅”；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革命道路的理论，“始于周，成于毛”。
4、毛泽东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最早开拓者”，在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中周恩来最早探索并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并对这条道路作出了简略明确的表述，引导和带领全党实现了党的工作中心的转变，“周恩来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另一个主要开拓者”。
5、周恩来从大革命失败至六届三中全会不懈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他说服斯大林，纠正李立三的“左”倾盲动，带领全党在六届三中全会成功实现“城市中心”到“农村中心”的转移，可是《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下面简称《决议》)对周恩来的这一重大贡献只字不提，这是对毛泽东的迷信，对周恩来的不公。
后三条，依次是南开大学刘焱教授、山东社科院孟庆仁研究员、中央党校黄少群教授在周恩来研究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
(二)主要特点。
一是突出先导性。较多的论者注重突出周恩来提出武装割据的思想早，甚至比毛泽东更早。有人提出，国民党右派叛变后的1927年6月17日、20日，周恩来两次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的报告，建议先取湘潭，全力攻下反动势力薄弱的城池，在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则到处打击土豪劣绅，在可能范围内成立县乡村的临时委员会。他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派了10名军事干部去浏阳、平江做准备。这不仅是一个及时而又周密的计划，也大体上提出了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武装斗争的一个基本纲领。这个计划因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而没有实现，若能实现，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有可能避免惨重的损失。从理论上看，说明周恩来这时已经开始产生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农村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建立基层革命政权的思想，实际上，后来大体上也就是这么办的[2]。
另有研究者提出，1927年10月，周恩来指导南昌起义余部“各就所在地与农民结合，努力实行农村斗争”[3]128。1927年11月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上的周恩来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指导工农武装割据上，他多次主持中央常委会，多次向各地省委发出关于武装割据的指示。他提出要加强湖南、湖北、江西的斗争；指示海陆丰要向北发展，琼崖的斗争要深入，要求朱德与毛泽东农军确实联络，共同计划；明确提出士兵暴动必须具备党的领导、严密组织、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要有胜利把握等条件，并指出目的是发动群众，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他指示贺龙等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扩大，决不应超越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而立即企图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4]240，明确提出“乡村中心”的思想。他在指导处理红四军内朱毛之争的“九月来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4]238。有的研究者指出：“农村包围城市”，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的表述，在当时再也没有比这更早更简洁明了的了，“需要强调的是，周恩来提出和努力贯彻这些思想和精神，都是在毛泽东提出和阐发‘工农武装割据’之前；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层，是走在前列的；周恩来作为党中央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思想和做出的指示，对作为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的毛泽东，不但有重大的影响，而且有直接的重要的指导作用”[2]。
二是突出系统性。有研究者认为，1928年“六大”，周恩来事实上就开始对武装割据的思想进行总结，他分析中国的国情“与俄国的不同”，指出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有武装割据可能，应有长时间的准备。指出农民武装割据，特别是南方八省的割据与全国的准备——夺取千百万群众，促进革命高潮到来“有极大的关联”；强调红军应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否则就失去了阶级的基础”；强调要建立地方苏维埃，才能有巩固的红军的组织，不仅提出以无产阶级化作为中心内容的建军原则，而且还提出“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组织，使其成为群众斗争的革命党。所有这些，反映了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不仅是正确认识的开始，而且有了一定的系统性”[2]。
三是突出针对性。研究者针对历史上多次党内斗争往往涉及周恩来的妥协、调和问题，有针对性地论证周恩来在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与“左”的盲动错误斗争的一面。论者列举周恩来1927年底、1928年初先后三次针对共青团的盲动情绪，在常委会上批评“共青团将变成盲动主义”，“无动不暴”；并先后去信批评福建、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委的盲动倾向；1928年1月28日致江西省委的信，对江西省委在条件不具备时准备在南昌、九江暴动加以制止：“暴动必致流产，必致引起统治军阀的更残酷的屠杀”；“六大”过程中对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作长篇发言，除了肯定其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形势和当前主要危险等几个正确方面外，对其不了解中国国情，错误地批评中共单纯地进行农民革命，是“沉溺于……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进行了抗争。周恩来指出：“中国与俄国的不同”，共产国际要求城乡配合好同时发动的观点“必致引起乡村(对)城市的等待，这是不好的”。会上，有些人不赞成周恩来的意见，支持共产国际决议案。比如浙江省委负责人在会上批评说，过去中央“常有乡村包围城市的策略”，“说是根据中国的经济情形”[5]。这是“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提法的最早出处，不过它是以从反面对周恩来的批评的形式出现的，这也从反面证明周恩来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已经深入到全国的党组织。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六大”决议中仍然强调了建立工农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认为在农村中“游击战争将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党必须积极领导”，“我们预料经过工农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后，新政权必将及时实现，这就是说和俄国一九一七年苏维埃事前能够公开存在，不会一样”。那时能认识到如此深度，实属难能可贵。毛泽东后来曾对“六大”的这个历史功绩作了很高评价：“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6]
周恩来关于农民武装割据的思想，也受到向忠发、李立三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以此为由要解除周恩来的职务，让他到北方局工作。但周恩来在苏联说服了斯大林，回国后又说服了李立三等人，并成功地开好了六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转移。上述这些方面的研究，既具有综合性，又具有针对性。学术界关于这方面不同观点的交锋和认识渐趋统一。
四是突出实践性。有些研究者认为，周恩来建议成立苏区中央局，并自荐担任中央局书记，是周恩来关于党的工作中心转变的一个突出的标志，也证明周恩来作为当时全党事实上的主要负责人对实现这一转变的决心。1930年10月3日，中央政治局接受周恩来建议并正式任命他为苏区中央局书记。在布置全国工作时，他强调从中央政治局起，以60％的干部力量去加强与巩固苏区的领导，并要求从苏联学习军事回来或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干部，90％以上派往苏区。这表明，此时的周恩来不仅加强对苏区的理论、政策的指导，而且强化了武装割据的实践性指导和帮助。
五是强调贡献度。有些同志指出，大革命失败后的三年多(一说八年多)时间，其中较长时间周恩来是中央实际负责人。这时期是中共绝境中重生，是中国革命承上启下的时期。周恩来同瞿秋白、李立三的盲动主义作斗争，富有创造性地推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带领全党，擦干身上的血迹，艰难地积聚力量，走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之路，探索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转变，开创了中国革命的一个崭新局面：其一，党的力量恢复发展很快。大革命失败时，党员仅剩一万多人，1930年周出国前达10万人。其二，中国红军的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中国革命三大根据地中央根据地、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都是在周恩来直接指导和关怀之下发展起来的，尤其是中央红军和中央根据地。他善于听取作为下级的毛泽东的正确批评，正确处理朱毛之争，由他主持起草的“九月来信”，为开好古田会议指明了方向。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建军思想的一座丰碑。到六届三中全会前，在周恩来主持下，红军统一了建制，达13个军10万人，15块大小不等的根据地，遍布全国8省127县，呈现一派蓬勃向上的景象。周恩来为这一局面的开创建立了历史奇功。其三，周恩来是我们党从事白区工作最早，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他在白区传奇式的战斗生活为党的白区工作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是我们党的白区工作以及蒋管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光荣代表[7]46。
总之，突出先导性、系统性、针对性和实践性，强调周恩来的贡献度，是近年来在关于中国革命道路探索这个问题上，周恩来研究相关成果的一个基本倾向和特点。
二、关于几种新观点的辨析与评价
前文列出的几种新观点，只要稍加辨析，就会发现，其实就是三种观点。一种可称为“周恩来开创论”，认为最早提出“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革命道路理论的是周恩来，周恩来是这一道路的代表人物。二是“毛周共同开创论”，认定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主要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周恩来是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第三是折中的观点，认为“前期周主毛辅，后期毛主周辅”，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始于周，成于毛”。下面主要就这三种不同的观点，作些辨析和评价。
(一)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和周恩来谁更早提出，有关论者可能未顾及如下事实：
其一，关于毛泽东“上山”思想是不是提得更早些?
1927年7月初，毛泽东曾向中央常委会汇报湖南省委的报告，陈独秀主持会议，瞿秋白、周恩来发了言，报告内容是“马日事变”后，关于革命武装，湖南省委提了三条意见，其中有一条便是“上山，学匪”。另据文献记载，为了保存力量，再图发展，毛泽东和各地党员干部，相继提出“上山”，“当山大王”的主张。湖南省委领导人郭亮亲自到各地督促武装暴动的计划，他主张我们退到浏阳或江西边界“当大王”。毛泽东则提出“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的主张。若干年后，他回忆这一段历史进一步强调，我们是所谓“逼上梁山”[8]117。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与前文提到的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提出的湖南暴动计划，从认识水平到时间都大体相仿，这不是说二人没有差距。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有意留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毛泽东婉拒说：“我不愿跟他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去结交绿林朋友”[9]。南昌起义后，一个南下，“一个上山”。后来南下的一部也上了山，但经历了更多曲折和失败。此前周恩来曾有起义后就地闹革命的建议，但未被采纳，而是按照国际代表加仑的意见南下，结果失败[2]。周恩来没有抱怨，接受了失败的事实，并承担了责任。其缘由正如周恩来自己所指出的“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深入乡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4]190。
其二，从“城市中心”到“农村中心”，谁转变更早些?
考察中国革命史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应当承认，毛泽东转变得更早、更彻底。刘焱、黄少群、孟庆仁等都明确提出：“六届三中全会，在周恩来、瞿秋白等同志的努力下，全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其理论上的标志是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明确提出根据地建设是‘当前第一等重要任务’，‘苏维埃已经是整合一切革命运动唯一的旗帜’”；指出“建立集中统一的真正和工农群众密切联系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最有保障的区域—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并且巩固其真正坚强的、政治上军事上有充分无产阶级领导的红军，以便改造政治军事的环境，进而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政治中心—这种形势，现在是湘鄂赣最为成熟”。黄少群指出“这段结论正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概括”[5]；其实践上的标志：一是苏区中央局的成立，党的最重要领导人周恩来自己出任中央局书记，二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为中央委员，这在实践上表示对朱毛经验的肯定和全党对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视。
应该承认周恩来等人和六届三中全会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上述论述无疑具有说服力，但却回避了一个要害问题，那就是周恩来在指导、领导工农武装割据，推进“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转变的过程中，总没有与“城市中心”的国际路线脱过干系。周恩来后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回顾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是在“探索”。历史上的“流寇”式的农民战争，没有占领城市，终归失败，“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作中心方能长期存在”[4]178。所以总是力求在“城市中心”的国际路线之下，推行他的割据的思想及其相关指导原则。正因为如此，“六大”期间，张国焘和江苏省委个别人批评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带有农民的意识”，并告诫周恩来“没有城市工人起来做中心，则农民斗争胜利是不可能的”[5]。周恩来在这种批评之下有所退缩，承认要以城市工人领导农民的自发暴动，主要是建立城市工作，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组织，同时又强调农村中“游击战争将成为主要的斗争方式”[5]。因此他这样总结说：“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10]179。当然这段话中，有迷信和不实之词，这一点下文还将说到。但有一点，那就是周恩来承认“六大”期间，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这却是事实。而当时的毛泽东，虽然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城市中心”，但他在八七会议后，拒绝留在城市，表明他不仅有了自己正确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行动与“城市中心”的国际路线决裂，毛泽东始终是“左”的照搬俄国模式的错误倾向和所谓国际路线不妥协的斗争者。毛有正确认识能够坚持，周对自己的正确意见，却没能坚持。这可能就是周恩来与毛泽东那时的差距所在。他说“六大”“没有认识”，也就是承认自己“没有认识”。
其三，毛泽东开创者的地位是不容动摇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不论谁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更早，但毛泽东作为第一块、也是最大、最具示范意义的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是不可动摇的。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更为可贵之处在于：从起初更关注国内问题到后来更关注农民问题，实践上最早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最早“在行动上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基于对农村、农民问题调查研究的周密和深入，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了解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他对中国革命道路阐述的系统性和深刻性是无人可比的，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道路主要开创者，也是当之无愧的”[2]。
(二)关于“周恩来开创论”难以成立的理由。
有些论者指出，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六大后中共中央的实际主持人，他是那段时间党的领导核心。他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总是从全党全军全局的高度出发，他的指导总是着眼于全党全军的全局需要。他不但指导各地红军和根据地贯彻武装割据的思想，而且对革命道路作了在当时来说最明确的概括：“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对于农村包围城市，以农村为中心，在当时再也没有比这更简洁明了的了。他还在纠正瞿秋白、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斗争中起了主要作用，领导全党实现了工作中心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2]。而毛泽东那时是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根据地的领导人，还不是中央的领导人，所以还不可能指导全国的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建设，他所创造的一些宝贵的经验，是通过中央和周恩来，介绍到各地红军中去的，并起了相当的作用[5]。在以周恩来为实际负责人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从大革命失败到1930年春周恩来出国前夕，不到四年的时间里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的组织、红军和根据地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央苏区还成立了全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开创了大好的革命形势。因此，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周恩来功不可没。这条革命道路的代表人物理应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我们应破除迷信，还周恩来以公道。
应该承认，对毛泽东确有迷信，对周恩来确有不公。但必须指出，上述这种“是周非毛”的观点，是错的，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理由是：
第一，发明权属于毛，并不属于周。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其先导理论是工农武装割据，发明权和开创权，应属毛泽东，或者说“以毛泽东为代表”比较恰当。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可能是农民的创造。如周恩来自己说的“农民自动起来把农会变成政权的情况，当时在湘、鄂、赣三省到处都有”[10]73，但毛泽东实践比较早，而且有较大的影响。周恩来则更多的是总结全国、主要是朱毛的经验，向全国推广。虽然周恩来最早提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乡村中心”等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更早更明确的概括，这是周恩来对这一道路探索作出的重大贡献，但不能因此取代毛泽东对全国第一块最有影响的革命根据地发明与开创之功。
第二，周恩来缺乏“正确路线”代表的鲜明特色。
周恩来为六大前后较长时间中共的实际负责人，作出了前文提及的许多同志所指出的重大贡献，他以他的勤恳、周密和包容为中国革命在危机四伏的艰难处境中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决议》显然在这方面存在缺陷。但也要承认，周恩来在推进向农村中心转变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城市中心”的主导和“监护”之下。诚然，周恩来在力求既不能违背共产国际指示，又想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推广朱毛行之有效的经验的两难境地中，其妥协、退让和包容，在当时情况下，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使他失去了正确路线代表人物所应具有的旗帜鲜明的特色。这一点，他与毛泽东成为鲜明的对照。
当时情况极为复杂，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除了外部险恶外，党内情况是“随着思想上的混乱，党内一度还出现组织上的混乱”[8]78。在批判李立三错误的过程中，党内几股政治力量纷呈：一是坚持根据地斗争的毛泽东等人，实践上抵制“立三路线”，理论上反对本本主义，批教条与盲动。毛的意见受到压制，本人受排挤和打击。二是坚持白区工作，时任中宣部负责人恽代英和江苏省委的何孟雄等人，他们公开反对“立三路线”，受排挤打击。三是中央委员罗章龙等人妄图趁乱夺权，另立中央。四是王明等人，拿着鸡毛当令箭，散布谣言，拉帮结派，伺机夺权。周恩来和瞿秋白，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纠正“立三路线”，成功地说服向忠发、李立三，也成功地开好了六届三中全会，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党的团结和工作重心的转移。可是会刚开过不久，共产国际就变调了。瞿秋白、周恩来又被米夫等人指责为“调和主义”，使党内一时间莫衷一是。诚然，周恩来前期同陈独秀右倾，瞿秋白“左”倾错误作斗争，后期同李立三、王明“左”倾错误作斗争，没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他总是比较善意地批评，实事求是地纠正错误，较多的是自我批评，既教育自己又教育全党，确实收到了好的效果，这是大革命失败至六届四中全会那一段时间，中共能够很快恢复和发展的一个不应被忽视的重要因素。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周恩来包容、调和甚至对王明等人的妥协，也有负面效应，那就是为王明等人篡党夺权留下了可趁之机，断送了自己亲手开创的大好形势。黄少群不肯承认周恩来“调和”，认为周恩来、瞿秋白六届三中全会完全正确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决议，不应受到指责。但周恩来没有断然批评李立三对共产国际的蛮横态度，在革命形势的估计上又为李立三的“高潮论”修修补补，没有完全接受斯大林关于“低潮”的论断，因怕挫伤群众积极性而提出“目前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没有形成全国的、直接革命的形势”[4]264。所以《周恩来传》指出：“周恩来在引导全党重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这个根本问题上是走在前列的，作出了重大贡献。”[4]269“三中全会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它把李立三的错误归结为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这当然是不够的，表现了某些调和妥协精神，它继续强调了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错误地批判了何孟雄”[4]275。这样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黄少群所说李立三的错误，就是共产国际的错误，周恩来不可能去批评共产国际。说李立三是策略错误，即使这种说法可以成立，恐怕也不足以开脱周恩来等人存在“调和”的责任。周恩来自己也从不回避这一点。
第三，因有毛泽东，周恩来才成为今天的周恩来。
这是金冲及早就提出的。周恩来不能成为“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革命道路的代表人物，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条道路不是在周恩来而是在毛泽东坚持和带领下，才走向胜利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周恩来成为这条道路代表人物的可能。周恩来在大革命失败后为开辟这条革命道路，从理论上到实践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周恩来的谦让、调和甚至妥协，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消极的一面，除了为王明趁乱夺权留下可趁之机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对于他自己也暴露了他难以成为中国革命所需要的领袖的不足。六届三中全会之前，周恩来在苏联说服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派瞿秋白同他一起回国贯彻决议精神。回国后，他说服了有不同意见的向忠发、李立三，成功地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这一过程很清楚，自始至终都是他在起主导作用。可是三中全会时，他“总是把瞿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做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让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回忆此事的聂荣臻说周恩来“很谦虚”[4]271。正是周恩来这种“谦虚”，使他在中国革命关键时期，在党内思想上组织上很混乱的节骨眼上，党需要众望所归的领袖的时候，他有机会但他却没有能够成为党所需要的领袖。
有人说，周恩来不是帅才。我不这样看。周恩来策划湖南农民暴动，虽因罗易反对而流产，但组织的严密、计划的切合实际，体现了他的帅才；八一起义，他与退缩的张国焘据理力争，还拍了桌子，打响了武装革命的第一枪；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我军历史上预设战场、大规模伏击战的辉煌战例；湘江战役后，主动承担红军指挥责任，力排李德的反对，采纳毛泽东的意见，通道改向，黎平转兵，猴场会议彻底排除了李德这个国际代表，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我军的平型关大战，蒋军的台儿庄大战，战前都得益于周恩来的战略设计；三大战役，他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其果断和缜密，都体现他是难得的帅才。那么怎样理解周恩来六届三中全会的谦让?我以为有两点：其一是周恩来的无私，从不拉摊子，争位子；其二是他自己缺乏像毛泽东那样的自信，这不是说周恩来缺乏自信，而是说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理性认识还没有毛泽东那样透彻。因为他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民的认识，还没有真正跳出俄国革命的框子，没有真正认识到“城市中心”为什么不切合中国实际，“农村中心”为什么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就是他在“六大”期间张国焘与江苏省委的同志批评他常用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指导党的工作时，他就退让，不敢正面坚持；此后共产国际不赞成农民游击战争，要调朱毛离开红军时，他就跟着下命令。这些说明周恩来虽然能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也能总结全国尤其是朱毛武装割据的经验，提出许多指导全党全国的正确意见，但他思想上实践上都没有达到自信的条件。他自己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分析了自己没有认清“农村中心”的一些想法[10]177-178，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六届三中全会，他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但还没有达到“自信”的程度，即一旦认清了决不退缩。毛泽东则不同，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落后，尤其是中国农村、农民的认识以及熟知统治者的强大与残忍，他深切地认识到“上山”是“逼上梁山”，虽然我们今天从文献资料上看到的他对农民武装割据的认识，并不比周恩来更高明。后来王明等人以反对国际路线为由，排挤打击毛泽东，周恩来在两者间，既不对抗国际路线，又想让毛泽东处于较为有利的境地，表现为他的两难处境，其根源就在于此。直至第五次反围剿，尤其是湘江战役惨败后，在全党全军一片埋怨与责难之下，他才真正认识到国际路线的不可信，决心排除李德，这才有他在通道、黎平会议上与李德的激烈争论，甚至拍了桌子[4]348。正因为有思想基础，后来才可能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开好了遵义会议。正如迪克·威尔逊所说，周恩来认识到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毛泽东比他更有优势，所以在遵义会议上他义无反顾地推举毛泽东。虽然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他军事指挥的助手，但他主动让贤，让毛泽东放手发挥军事指挥上的优势，从此毛周合作，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陕北下寺湾会议，他再次让贤，成为毛的助手，毛周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过程，印证了邓小平的一句话，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有人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也能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笔者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一定会有张泽东、李泽东等毛泽东式的领袖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不是张恩来、李恩来等周恩来式的领袖所能取代的，这就是周恩来不能成为中国革命道路代表人物的道理。
(三)“始于周，成于毛”是否说得通。
刘焱的前期“周主毛辅”，后期“毛主周辅”，“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理论“始于周，成于毛”的说法，我觉得有如下几点需要推敲。
其一，关于前期“周主毛辅”，后期“毛主周辅”这一说法，孤立地看，如果用于描述周到苏区后的毛周关系，我以为是可以的，拙著《周恩来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篇“毛周关系”中有类似的观点[11]。但如果用来描述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革命道路的开创，就欠妥帖。尤其是前期“周主毛辅”的说法欠妥帖，因为“周主毛辅”的说法，否定了毛前期的开创之功，夸大了周恩来的早期贡献。要知道毛泽东上山开创根据地这一实践，比不论多少理论上的贡献都重要。再就是早期的毛周关系，在周到苏区前不是一般的合作关系，“主”“辅”的说法嫌牵强。
其二，“始于周，成于毛”的说法更为不当。严格说来，农村包围城市始于农民的创造，全党的智慧。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已经说得很清楚，不是毛泽东独创也不是毛泽东最早。毛泽东自己说，工农武装割据，有朱毛式的，贺龙式的，方志敏式的，李文林式的，这就证明工农武装割据，后来发展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无论说始于毛或始于周，都欠妥帖，这是前提。在此基础上，我们也不否认领袖人物个人的贡献，以往的提法是“毛泽东为代表”。出自《决议》的这一说法，大体上能够成立。欠缺在于《决议》只字不提周恩来和其他人，的确有些不公。所以孟庆仁作出这样的修正：“毛泽东是中国革命道路的主要开拓者”，“周恩来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另一位主要开创者”[2]，是比较恰当的。
(四)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的形成。
有的同志认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形成于六届三中全会，并以此作为认定周恩来是这条革命道路代表人物的重要依据。认为经周恩来的努力，使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成功转移，这一理论就形成了，这种说法不够全面，也不符合史实。“农村包围城市”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系统理论，应该说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这是因为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有了新背景，展现了新的表现空间，也提供了审视和研究的新的平台：(1)1935年底，中共收到共产国际以“沪电”形式转来的指示：“夺取中心城市”不是近期的革命目标，等于承认了“城市中心论”的不切合实际；(2)民族矛盾的上升，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中心城市不是在日军手中就是在蒋军手中，或是没有力量夺或是不能夺，革命武装只能在敌后广阔的农村积聚力量，在打击侵略者中争取民意，武装民众，以图发展；(3)抗日战争必然的“持久战”战略选择，深化了土地革命中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使之成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通过积小胜为大胜，占领越来越多的敌后农村和山区，逐渐形成对敌占的交通线和城市的分割、包围之势，最后积局部胜利为全局胜利，为实践上和理论上完成这一理论创造了可能。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等著作，对“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其基本内容包括：提出了这一理论的两个前提：认识不平衡性和克服急性病；一个中心，即以农村为中心，摆脱长期困惑中共的俄国模式，走自己的路；三个支撑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及其三者间的辩证关系；一个目标，积小胜为大胜，从局部到全局，夺取城市实现全国革命的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样，“农村包围城市”作为理论才真正建立起来。
周恩来对这一理论的系统化也有突出贡献。周恩来指出：“如果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使以‘乡村为中心’，也难免要失败”[10]178，他说：“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10]178。当然“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吸纳了中国历史上农民“上山”“当大王”的经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使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农民割据思想呈现出新的活力，它不再是战略上消极防御的手段，而成为能容纳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于一身的积极的斗争形式[8]，周恩来关于工农武装割据与党的领导关系的论断，把新旧两种农民武装割据截然分开。周恩来早期总结朱毛红军的经验，并力求推广至全国；后期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这是周恩来应成为“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理论另一位主要开创者的理由。
三、两个相关问题
(一)关于破除迷信与解放思想。
有的同志提出，历史研究需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以往的文献中的确存在着对毛泽东的迷信，包括“决议”中也存在不实之词，有的同志已经指出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那句著名的话“工农武装割据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是20年后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作了修订，那个“最”字是后加上去的，原文的意思与周恩来“九月来信”中认为武装割据“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10]33的认识基本一致。《毛泽东选集》出版时，对原文作修订是正常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就毛泽东认识深化的过程作出说明，把毛20年后的认识当成20年前的认识，这就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迷信成分。黄少群批评了这种现象，指出《决议》对大革命失败后三年多时间，革命形势很快好转，六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周恩来卓著功勋，但“一字不提”[5]，还被指责为“调和主义”，是对周恩来的不公。石仲泉提出周恩来是在白区工作时间最早、也是最长的领导人之一。他是我们党在白区以及后来蒋管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光荣代表[7]46，也包含对《决议》不实之词提出质疑的意思。这是破除迷信，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好现象。
(二)关于研究方法论问题。
周恩来研究在周恩来逝世30多年的今天，依然充满活力，而且呈现出民间性、自发性、持续性的鲜明特点，令人感动，也发人深省。但就“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多少折射出周恩来研究中一些存在问题，这里就方法论方面说点感受：
第一，周恩来研究，属历史研究，应以史实为据，不凭情感和好恶说话。
第二，应从整体、全局的角度来审视和判断，切不可抓住片言只语、个别论断妄下结论。
第三，应恰如其分，实事求是。既要还周恩来以公道，但也不要把一切闪光的东西都往他身上贴，使之神化起来。一切民族文化中都存在着把一切美好愿望寄托于理想人物身上的偶像化心理，但这一心理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中，是必须摒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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