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技术：国外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趋势——第15届国际技术哲学学会(SPT)会议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论文,哲学论文,述评论文,化与论文,新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8)05-0102-05
全球化现象与技术密不可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技术及其权力如何分配？技术如何与社会发生相互作用，技术对社会价值、社会信念、社会伦理等具有何种影响？技术在全球化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需要人们深入思考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化与技术”成为第15届国际SPT会议的主题。本次会议于2007年7月8～11日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市召开，由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和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联合举办。来自美国、荷兰、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等国的101位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一、全球化的哲学理解及批判
本次会议的论文有相当一部分论及全球化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本体论等问题，涉及技术、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多方面的内容，学者们在诸多方面对全球化现象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哲学系教授韦斯(Dennis M.Weiss)博士对全球化持一种积极的看法，他引用德国宗教学家马丁·巴伯关于“居所时代”与“无家可归时代”的区分和分析，驳斥了技术批判主义所谓的技术已经培植了一种全球无家可归的普遍感觉的思想，技术批判主义认为技术已将空间“去领域化”，将空间从一种联系着的有意义的空间转换成为一种笛卡尔式的背景空间。但韦斯认为技术也同样培育了新的机会去创造新的空间和家园或者使得人类的存在空间再生。他指出，应当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重新思考空间、技术以及人类本质的问题，这可以更加辩证地认识并和解我们在高技术时代关于无家可归的经历和体验。德国德雷斯顿理工大学哲学系的克雷斯汀森(Chandrima Christiansen)从时空观的角度探讨了全球化的形而上学本质。2006年，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曾出版了《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一书，阐发了全球化浪潮对世界的影响，受到了欧美技术哲学家的普遍关注。针对弗里德曼的思想，克雷斯汀森分析了“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基本的科学和哲学概念。指出技术置于每一个单一的时空中又塑造着时空的不同及其在整体上的独立和相互作用，渗透在社会发展动力之网中的技术，成为社会经济进步的指示器，全球化已被作为无缝之网的经济所刻划。空间和时间，已成为一种社会化进程中的时空观。技术全球化决定了“社会的时间和空间”。俄国学者尼古拉斯·路兹三世、美国学者米德拉等则都从“资本”这一对象出发，批判了对全球化技术的消极思想，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技术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代表了个体主义和道德颓废的到来，相反全球化技术，比如网络技术的出现，则可以使得更多人参与到全球交流之中而有利于知识和信息的自发秩序的形成，使得跨国界的知识合作和信息资源的有效疏导成为可能，从而导致自发有序的信息市场的出现，它代表着一种新型的社会资本的出现。
美国维多利亚大学的韦恩(Andrew Wenn)教授批判了弗里德曼关于世界由于技术的推动而变平的观点。他通过自己在东帝汶这一世界上最新兴而又最贫穷的国家的亲身体验，以统计分析揭示出在全球环境和地方环境之间的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指出这一扁平的世界具有深刻的地方裂隙。韦恩认为，现在谈全球化还为时过早，但他并不否认全球相互作用的存在，认为当道德和伦理问题融入全球化思考的时候，对于地域问题的考察则是必需的。美国自由大学的韦克(Tyler Veak)博士批评了弗里德曼的由于技术的发展和推动而导致全球经济趋同的思想，认为弗里德曼的思想不仅由于将技术因素凌驾于政治因素之上而受到人们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其分析缺失了宗教因素。实际上，当全球化和现代化涌入某一国家的时候，宗教意识形态将会是极大的阻碍因素。虽然从理论上讲某些宗教极端主义，比如伊斯兰宗教可以通过提高它们的经济水准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但实际上宗教极端主义不仅不会由此而缩减，还会因现代化进程对于它们世界的侵蚀而增加，并通过技术破坏全球化霸权。美国汉密尔顿大学的莫利(Mark Morley)在“世界观是平的：海德格尔与全球化的形而上学”一文中，指出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虽然没提到全球化的概念，但的确描述了面对世界观时所导致的客观现实性的“扁平化”，作者认为弗里德曼由于技术变革而带来的全球化概念实际上是与海德格尔世界观的形而上学概念相一致的。不同时期的形而上学基础揭露了同一种技术图谱，其均始自于技术创造的神话而终结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全球化不过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已。
来自东欧爱沙尼亚国际大学的姆塞普(Peeter Muursepp)教授在所提供的“全球技术的形而上学挑战”一文中指出了海德格尔在半个世纪之前提出了“行星技术”这一概念，并指出对于技术的人类解决应当从“存在优先”上加以思考。可是在技术如此复杂的全球化时代，海德格尔的建议是否只能停留在原初意义的行星技术上，还是它对当代绝大部分微观层面的技术（包括纳米技术）的解决方法都有意义呢？姆塞普认为，人们不能以不变的眼光看待现代技术的发展，现代对GMO（转基因生物）的思考不能停留在海德格尔时代搭建桥梁和电力工厂等传统方式上，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行星技术”的本质，当代的全球化理论家必须不断地意识到和了解新近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如此，我们才不会忘记形而上学思索的本质。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沃勒斯(Ron Wallace)博士认为，有别于传统从经济和技术视角对全球化的认识，全球理论学家还应该从生物社会维度俯瞰全球社会快速的文化变迁，从一种大脑进化的视角进行考察。因为全球技术转移、高等教育中的国际学生交换以及即时信息跨文化边界的传递正在将极度的认知需求置于人类对新事物的吸收能力上。文化与自然研究表明全球化在世界上许多社会都可能生成不稳定，解决的办法就是合并神经科学和进化思想到全球化模型中去。
中国东北大学陈凡教授等则以中国科技人力资源(HRST)的国际流动为基点，探讨了全球化与人口流动的问题，剖析了全球化背景下HRST流动的必然趋势和本质，流动的特征和评价标准以及所存悖论，比如人才流动分散化与集中化的悖论、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悖论等，指出人才的全球化流动依然受到地方文化多样性的制约，引发了与会学者的兴趣和关注。
二、全球化与技术的文化论题
本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荷兰特温特大学哲学系的克克尔柯林(Petran Kockelkoren)教授在“技术的文化多样性”一文中，指出了第一代技术哲学家如埃吕尔、芒福德将技术作为一个单一而整体的概念，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技术的文化多样性趋于消失，而形成世界范围内统一的由技术所导致的消费文化，但这样的敌托邦观点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因为从物理哲学的角度出发，技术毕竟只能区域性地体现出来，在可接受的文化背景中体现出来，而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源发地，不同的文化表征了不同的传统。作者基于新一代哲学家比如福柯、拉图尔以及伊德的思想指出，技术是和各种具体的文化整合的，而技术的不同转换的发生也将依赖于其文化背景，技术活动应当是在世界不同的文化范式之间发生的。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费尔邦克斯(Jason Fairbanks)考察了伊斯兰世界20世纪70年代后科学复兴的社会文化背景。指出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不确定性威胁了伊斯兰世界将科学看做对社会繁荣是没有价值的宗教信仰，害怕科学的文化霸权。由此引发“伊斯兰科学”即伊斯兰国家是否需要自己的科学的论争并导致对西方科学的批判，费尔邦克斯指出，伊斯兰世界的确经历了艰难的斗争而实现科学的复兴，但在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上也的确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
荷兰拉德伯德大学的史密斯教授强调了全球化时代对技术形象进行文化重组的必要性。认为人们当前对技术形象的思考不能象传统哲学对古希腊神话的态度一样，既不实证，又不论辩，而应当基于实证的基础对技术形象进行评估。同时，在理解技术的时候应当强调文化的角色，即对技术“重组文化的想象力”；在技术哲学和STS研究中，应该出现“文化转向”，重组并分析在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文化形象和隐喻。史密斯认为这一问题虽然重要，但却远远没有被技术哲学家所重视。
荷兰特温特大学哲学系主任布瑞(Philip Brey)教授则在“信息伦理学是与文化相关的吗？”一文中，从信息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全球化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通过对私有权、信息自由以及知识产权的分析，他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指出，一些人认为全球化以及网络的出现已经创造了一种全球社区，而这一社区具有其自身的道德体系而且其跨越并整合那些所有参与到这一全球化社区中的所有文化和所有国家的道德体系，因此全球伦理学(Global Ethics)的出现成为可能。布瑞认为，没有人会否认这样一种全球伦理学将会是人们所期待的，一种结合所有国家和所有文化的明确的、共享的道德框架的建构将明显具有无限的价值。然而，声称Internet将使得一种全球伦理学成为可能，可以说还为时过早，因为道德主张必须在不同的文化之中被不同地评判，要与社会、群体、文化、个体的历史时期相关联。在西方的信息伦理学中，作为核心关注的价值并不是那些在非西方道德体系中所核心关注的价值。最终，我们需要一种交叉文化的信息伦理学去参与道德问题的解释、比较和标准化研究，并参与在不同文化中的信息伦理学论题。
布里戈尔(Adam Briggle)和米切姆(Carl Mitcham)的“嵌入化与网络化——技术、文化与全球化”一文探讨了全球化时代技术从文化中脱嵌却践行了一种对文化的外部影响的方式。他们探讨了拉图尔的社会建构与操作子网络理论和信息与通讯技术网络(ICT)的论题，并根据哲学家卡尔·波兰尼、安托尼·吉登斯和唐·伊德的思想从认识论、历史背景、结构特征和类型等方面探讨了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嵌入理论与脱嵌理论。之后，聚焦于全球化论题，反对人们以全球化对于文化有消极的影响而加以批判的观点，也反对人们以一种行星网络或文化网络的观点看待全球化。作者指出，一个网络化世界中的责任，除了经济专家、科学专家以及政治专家为代表负责任外，面向个体的伦理学命令必须被加以考虑，指出全球公民应当负责任地行动，积极克服由于网络联结现实与个体经历的不匹配而形成的“经验鸿沟”所导致的不道德网络行为。
三、全球化与技术的政治论题
本次会议讨论的论题还涉及到全球化时代的技术与社会公正、社会信任、社会福利等政治层面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对技术的思考不能仅仅限于技术自身，还应当从社会维度加以分析。
美国北得克萨斯大学的D·卡普兰(David Kaplan)教授在“食物技术”一文中，建议在全球化时代应该以“能力取向方法”研究处于个体、社会、自然以及人工物交叉位置的食物界。能力取向方法是经济学家阿玛提亚·森提出的，其理论前提是全球化时代的个体福利不应该基于传统的个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应当按照个人必须取得有价值的活动或者存在状态的机会而加以评判。社会的政治、体制以及经济发展应当按照它们使得个人的能力和功能发挥的力度而加以测度和权衡。卡普兰认为，通过能力取向方法而形成的食物哲学，能够描述、揭示、并评估食物技术的道德、政治维度，引领我们开发各种各样的与食物相关的能力上的技术和技术体系的调停角色，由此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食物技术的产业化。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的西普(Christian Hipp)教授则探讨了全球化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他在“全球化侵蚀了信任了吗”一文中，指出传统上人们认为“中心化”以及“层级结构”的全球化网络模型可以抵制那种寻求破坏、侵蚀乃至消除信任的全球化压力，而“去中心化”的网络组织模型则由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和不确定性及风险性使得信任受到侵蚀。西普并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化可以培育信任并使得信任在“去中心化”的组织网络内出现。全球化现象的复杂性并不仅仅是跨越不同领域的不断增加的竞争而是伴随着多种现象，这些现象的交互作用并不必然侵蚀信任。
美国犹他州州立大学的夏洛克(Richard Sherlock)在“全球化、焦点技术与人类财富”一文中指出全球化的支持者常常是从全球化的经济利益出发，相信全球化能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并已经成为现实。夏洛克则认为，伴随着社会文化以及社区生活方式的瓦解和混乱，全球化技术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而更多“焦点技术”（伯格曼术语）却出现了，作者指出焦点技术提升了人们的福利，因为焦点技术将人们带入更密切的关系之中。虽然全球网络技术将人们隔离在电子场景之中，但焦点技术则可以连接地方社区和地方生产到世界市场，由此可以增进地方社区及其公民的福利。因而，在全球化和具有焦点技术的集中化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张力，这样可以增强社会公正，不能一味否定全球化带来的技术影响。荷兰理工大学的泰比(Behnam Taebi)则考察了核能应用中的道德价值问题，分析了各种价值之间的均衡问题以及对于未来一代的分配公平问题。他指出，对于核能价值的选择其实就是价值冲突的选择，而价值交换的平衡不仅取决于专家，更取决于公众的民主参与。
美国爱德华·沃特斯大学的哈顿(Merle Harton)教授探讨了全球化时代对技术进行社会、政治层面分析的重要性。他分析了古希腊的第欧根尼和近代技术哲学家如埃吕尔、米勒斯、泽赞、加塞特的“最低纲领主义者”的技术尚古思想，他们都认为技术带来了社会问题而拒斥把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化或文明化的目标。按照他们的观点推论，人们也必须在经济道德的领域之内拒斥“新自由主义”或者全球化。哈顿认为，技术尚古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是依赖于技术的历史后果而得出结论，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决定论思想，是一种美与丑的终极选择，要摒弃这种尚古主义的技术观，仅限于对技术人工物创造的理解还远远不够，问题的出现并非是技术人工物的创造问题，而是单一技术与当代存在的社会政治、军事等现实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理解技术必须从社会层面的理解开始，而不仅仅是象技术尚古主义者那样，回到原始狩猎的社会秩序中去。
四、全球化与信息技术伦理学论题
荷兰特温特大学学者韦尔伯斯(Katinka Waelbers)分析了一般技术伦理学问题。他在“技术调停与人的责任”一文中指出人类是技术人工物的行动代理者，行动者的行动是由技术调停和作为中介的，行动的后果不应与最初的行动者相联系，当涉及到技术道德责任的时候，应当判明责任的正当性，比如对主体、客体、后果、形势等的责任评估。韦尔伯斯认为，那些在直接的行动中委以道德责任的古典道德理论应该受到怀疑，它是一种因果道德责任，是一种绝对论者的责任，实际上，现代技术是存在脱嵌的，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直接的“角色—责任”的伦理论题应受到置疑。
布瑞(Philip Brey)教授与米切姆(Carl Mitcham)教授提交的“信息技术、全球化以及生活质量”的论文从信息技术、全球化以及“好的生活”之间的概念联系入手，探讨了全球信息伦理学建立的可能性。他们提出了如下思考：文化是不同和多样的，不同的文化信仰在新的媒介，尤其是网络中能够具有一种共同的基于全球可接受的伦理、认识论以及价值论原则的标准共享基质吗？普遍的全球信息伦理学的建立是可能的吗？通过探讨全球化的概念、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关系以及在具体的实践背景，比如新媒介技术和网络技术中“好的生活”的概念并在它们之间提供标准化分析，他们从哲学家吉尔伯特·哈曼的道德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指出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深植的道德信念的不同，不同的道德信念具有不同的“好”的概念。通过分析东西方文化中不同的“好”与“好的生活”的概念，他们认为，建立一种基于不同文化之间全球信息伦理学是不可能的，而不同文化间的信息伦理学的发展是不同文化间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种不同文化间的信息伦理学应当具有一种二元双重目标。首先，它应当参与不同文化间的信息伦理学的道德问题和论题的解释和比较研究。其次，它应当参与批判性的和标准化的分析，致力于批判现存的在不同文化中的信息伦理学概念并提出修正。由此，普遍的全球信息伦理学的建立应当是有限度的，受到交叉文化交互作用的主导。
荷兰特温特大学的斯宾思(Edward H.Spence)教授则指出了建立一种通用的全球信息伦理学的可能性。但斯宾思认为首先应该从全球化的视角批判性地评估信息技术认识论的、伦理学的以及价值论的质量模型，否则就会导致道德相对主义，甚至可能导致虚无主义。对网络技术的认识，也将退回到“赛博混乱”之中。斯宾思认为，通用的信息伦理学应该能够客观地评估网络信息，而其应用又是全球化的，它将会克服文化和道德的相对主义。同时它应当提供一个客观的框架去评估“好的生活”的概念，尤其对好的生活的本质必然条件要呈现出来，而这一条件对于所有有目的的行动尤其是成功的行动的必然特征来说，应当是普遍的。斯宾思以美国哲学家阿兰·葛维慈的自我实现理论、希腊哲学家尤其是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幸福”概念作为分析起点，提出了一种普遍应用的“新斯多葛”学派模型以分析和评估“好的生活”的概念，而且认为这一模型是可以应用于个体和全球社会的模型。他表明这种统一了的‘权力’和‘好’的新斯多葛模型可以被客观和普遍地应用于评估网络上的数字信息文化质量。尤其是，当此模型关注于其认识论和伦理学维度的时候。
荷兰学者哈曼斯(K.S.Hermanns)从虚拟现实的角度探讨了在网络和新媒介的全球化时代虚拟现实如何能够与现存的“好的生活”以及“好的社会”联系起来，或者新媒体如何与生活质量相关，尤其是新媒体如何与自由或者行动的角色相关联。哈慈(Johnny Hartz)则考察了“依赖于用户生成内容的”在线社区对于理性的知情同意的、无偏见的、跨越文化边界的网络交流的培育，探讨了应用者生成的、位于虚拟现实中的非文本内容的网络倾向的出现是如何可能深刻地改变人们的能力以增强人们表达的全球自由以及增强对网络犯罪的规制，同时表明了全球信息伦理学建立的可能性。
五、其它相关的技术哲学论题
本次会议还存在大量的其它论题。由美国著名STS专家、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杜塞克(Val Dusek)发起了关于全球化背景下STS教育论题的圆桌会议讨论。探讨了目前科学教育课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指出了在当前的科学教育中融入科学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的重要性，认为这正是STS，科技史，科技哲学，以及科技社会学研究，所能够提供给学生的。当然，这一呼吁也受到众多学者的质疑，比如课程设置问题、师资来源问题等，表明STS教育还任重而道远。本次会议还探讨了纳米技术哲学问题及其伦理问题。前SPT主席，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安德鲁·莱特(Andrew Light)教授等，系统阐述了关于道德的传统形而上学论争以及纳米技术伦理学研究的实用主义走向。
本次会议还专门讨论了两本著作，一本就是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大学教授塞林格(Evan Selinger)的《后现象学：对唐·伊德的批判》，围绕此书，学者们就唐·伊德(Don Ihde)的现象学技术哲学思想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其中不少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和社会哲学出发对伊德技术哲学思想提出了批判。同时，本次会议还就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汤普逊(Paul B.Thompson)教授的《伦理学视角的生物技术》一书进行了讨论。内容涉及生物技术的风险评估、商标专利、生物技术影响、预警原则、公众可接受性、交流与信任问题、食物安全与知情同意权等诸多社会、政治和伦理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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