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证实”——论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道路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5)04-0001-09 对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性，一般都着眼于揭示中国道路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资源的，或者说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导引下开辟中国道路的。但是由于本文所要阐述的是中国道路开辟的世界意义，因而本文则从另一角度说明二者的内在联系，即着重论述中国道路的开辟对马克思主义究竟带来了什么。 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思想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命运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所以，要认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就必须要研究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意义。中国道路的其他方面的世界意义是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主要表现有三：首先，它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没有过时，从而它向人类表明马克思主义继续是自己前进的旗帜；其次，它又用自己的实践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原有的一些不合时宜的结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变得更加纯洁；再次，它更用自己的实践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更加适应时代的需要而永葆革命的青春。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证实”“证伪”与“发展”就构成了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意义。 下面，本文首先探讨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证实”。应当说，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证实”是全方位的，在这里仅挑选若干个方面来论述。 一、中国道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如果说，人类经过了漫长的、艰难的历程，才懂得了在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存在着规律的话，那么人类发现社会生活也存在着客观规律所经历的途程就更漫长和困难得多。一直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确切地说，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推出《共产党宣言》这一不朽的著作之时，才终于排除迷雾，找到了社会生活中的真实联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结构和社会运动的规律。这是个伟大的发现。恩格斯于马克思逝世以后，在为马克思落葬的仪式上的讲话中，认为这一发现的意义不亚于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就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9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是“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1]9，而在《共产党宣言》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再次强调这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1]14。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发现，实际上是找到了一个“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活动；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的相反。 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伟大发现的基本思想，就是把社会及其发展看成自然历史过程。这里，所谓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指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社会规律也是客观的、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个规律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这两对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的发展。 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马克思主义有其确定的本质，社会矛盾运动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只要这一理论没有过时，只要这一理论仍然站得住脚，那么就说明整个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整个马克思主义仍然站得住脚。中国道路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自觉地推进以社会矛盾运动为基本内容的唯物史观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中国道路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伟大成果。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生长点。当然同样也可以反过来说，以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借助于中国道路的成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一次得以“证实”，也正因为中国道路证明了以社会矛盾运动为基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从而也就说明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本质上看并没有过时。 中国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就是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运动理论的实际运用，而这样做的成功则首先强有力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运动理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依据就是唯物史观，更具体地说就是把生产力视为构成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运动理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生产力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当然不能有“够格的社会主义”，基于此，唯一的选择是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这样说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2]116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率领下，毅然决然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自此以后，中国就形成了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共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都围绕着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这一目标运转。这是中国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转折，实际上这也就是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一次重大转折。现在人们都把中国这30多年来的成功首先归结于实现这一重大转折的成功，即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上来的成功，当然，也可顺理成章地归结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中国得到实际运用的成功。 中国道路确认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道路的开辟建立在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性质的这一基本认定的基础之上。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唯物主义地理解社会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强调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把握唯物史观本质上就是把握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中国道路的开创者正是如实地反映了我国目前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严格地从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提出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以此作为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础。可以说，确认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深刻把握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这一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基本规律的结果，当然，对中国目前社会的性质的这一科学认定也有力地证明了唯物史观所揭示的这一规律的无比正确和巨大威力。确定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就是确定目前我国与生产力发展状况相符合的所有制形式。这就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按照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中国道路的开创者和引路人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由于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方针适合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所以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道路开辟的过程也就是按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不断实施改革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人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生产中的两个方面，它们有机地构成一定的生产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的。在这里，关键在于一方面要努力使适合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发挥能动的反作用，即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场所，另一方面则必须不断地促使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即主动地去调节、改变不适应生产力的那部分生产关系。邓小平倡导的改革的实质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理论，主动地去调节、改变不适应生产力的那部分生产关系。对此他说得十分清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370毫无疑问，改革是中国这些年来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改革调节和改变了不适应生产力的那部分生产关系，从而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从这一意义上说，改革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展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自然发展和延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在这里再一次得到“证实”。 二、中国道路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光芒四射 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一定会首先被该书开宗明义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其“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主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观点所吸引。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结合在一起，那么卢卡奇的这一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接受的。确实，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说到底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就是能动的唯物主义反映论。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继承了唯物主义的传统，坚决彻底地把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存在的反映这个一切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作为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它不仅认为人们的一般意识、自然知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还认为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知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把反映论的原则贯彻于社会历史领域，对社会的意识现象进行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又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了认识论，全面地、科学地解释了意识和存在、主观和客观在认识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以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是认识史、科学技术史的经验总结，同时又是能动地指导科学认识发展的指南[3]306～310。毛泽东曾经形象地用“实事求是”这一成语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实事”就是具体实际、具体实践。“求是”就是从具体实际、具体实践中求得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毛泽东曾经提出人的正确思想来自哪里的问题，他强调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自于实践，认为人的认识只能来自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往复，以至无穷。 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离不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贯彻于中国道路的主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要不是中国道路的开创者首先在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即回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有这30多年的成就。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走上改革开放的中国充分展现了其巨大的威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可以说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精髓”借助于中国道路再次获得了强有力的证明。 邓小平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被誉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而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4]143。今天再来看这篇文献，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全党乃至整个中国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前进。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明确地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4]143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还特别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4]143。 邓小平在发表这一讲话之际，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正在全国展开。这原本是一个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ABC的问题，在当时却会争论不休。事实清楚地表明，不打破思想僵化，不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一切都无从谈起。中国通过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来开启自己的新型的发展道路，绝不是偶然的。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对正在热烈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总结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重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4]143邓小平在这里高度肯定这场争论的重大意义，把端正思想路线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认识，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高度上来认识。当时的中国确实百废待兴，邓小平就这样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即从促进党回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上来撬动历史的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正式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道。显然，这条道路是以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先导的。 我们看到，这3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的过程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的过程。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每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关键时刻，中国领导人总是首先提出我们要遵循什么样的认识路线的问题。众所周知，正是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邓小平在这里对于困扰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问题给予了正面回答，而他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总是首先告诫人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路路线是正确认识和回答这些问题的先决条件。正是在这一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2]382事实正如邓小平的这段话所揭示的那样，中国道路的成功完全是中国“靠实践，靠实事求是”的结果，中国道路的胜利证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胜利，又因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从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胜利又证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 三、中国道路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判断没有错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257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就是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两个必然”是共产主义信念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也是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关键在于，“两个必然”不是马克思面壁凭空提出来的，它是建立在严密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的。具体地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说的“两个必然”不是从理性或道德的“应然”引发出来的“必然”，而是基于对历史和现状的“实然”的探究所论证出来的“必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做出了“两个必然”的结论，而且还鞭辟入里地论述了“两个必然”的根据何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前加上“科学”两字，是完全正确的。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就是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所以只要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这一基本判断当今依然成立，那么就说明，从整体上说马克思主义还有现实性，反之倘若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这一基本判断当今业已失去“时效”，那么也就是意味着从整体上说可以把马克思主义“送进历史博物馆”。唯物史观、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主义是三而一、一而三的概念，对其中的一个的否定，必然同时是对其他两个的否定；与此相应，对其中的一个的肯定，也必然同时是对其他两个的肯定。革命的理想主义以共产主义目标为前提，而共产主义目标又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反过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蕴含着共产主义的目标，而共产主义的目标又决定了革命的理想主义的生活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如果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判断，已经放弃了为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的革命的理想主义，那就说明他实际上已“告别”了马克思主义，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他者”。 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在一定意义上主要看它究竟是“证实”还是“证伪”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判断。如果中国道路的成功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正题”，如果中国道路的成功“推翻”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判断，那么完全可以把中国道路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反题”。中国道路的主要设计者邓小平对此的认识十分明确，他这样说道，这一道路“更重要的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经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225。“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5]255邓小平在这里用明确的语言告诉人们，中国道路证明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的判断是正确的，人类坚持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革命的理想主义是正确的。 中国人民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刻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还处于一蹶不振之时，社会主义在中国却出现欣欣向荣的大发展局面。中国在牢牢守住自己的社会主义阵地的同时，也振兴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的成功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这一成就理所当然地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记在世界社会主义的账上。邓小平说得好：“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2]321，“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2]34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揭示了中国在特殊环境中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替代这一人类社会最普遍、最本质的规律。 邓小平这样说是有充分理由的。原因就在于：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国道路奉行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邓小平坚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姓“社”而不姓“资”，而且也绝不允许它姓“资”。他说：“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2]372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但他始终认为改革开放只是个手段，即改革开放只是作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策略、方法和手段。在他那里，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原则、前提、目标和主干来看待的。改革开放是为了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而并不是为了削弱、动摇甚至推翻社会主义而存在的。他鲜明地提出改革开放“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2]241。这实际上指出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正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有利于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的，正因为中国道路是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中国在这一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所证明的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所发生的“上百上千的事实”在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姓“社”而不姓“资”的同时，也顺理成章地证明了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基本判断。 中国道路是在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中向前推进的。中国道路一方面坚守了社会主义的底线，另一方面又按照当今中国的“国情”和当今世界的“世情”不断地利用、学习和吸纳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为社会主义开辟广阔的空间。中国道路的开创者深刻认识到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利用资本主义不同于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利用资本主义当然也不等于证明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资本主义要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判断已“失灵”了。利用资本主义与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是有着明确的界限的。前者是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优点和长处，借鉴其一些做法，与此同时，对其负面效应保持高度的警惕，从不放弃用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制度来对资本主义进行节制、约束和批判的权力；后者则是全面落实资本主义的观念、制度和实践，把发展资本主义作为目标，一味允许乃至纵容、鼓励资本主义盲目发展，被资本主义所驾驭。在中国大地正在发生的当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所以我们在这里实实在在所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在被社会主义利用的同时，又正被社会主义所一步一步战胜与替代。 四、中国道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政党学说是行之有效的 国内外研究中国道路的学者无论其出发点如何不同，都把中国道路的成功与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即都把中国道路的成功归结为是由于中国坚持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张维为在探索中国道路成功之谜时，首先强调中国的成功是由于中国有一个“强势政府”。他认为：“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正是中国历史形成的政府权威，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政党权威都被用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用来组织落实各种改革措施，用来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进行协调。”“中国超大型的规模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除了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传统色彩的高效的政府体制外，没有任何一个体制能够处理这种挑战。”[7]102福山用“威权主义”这一概念来表述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并且提出正是这种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导致了中国模式的成功。他说，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庞大的集权的官僚体系的一部分。这一官僚体系是过去官僚体系的现代版本，为中国提供了高质量的治理”[8]47～48，“一方面它有一个高质量的威权政府，另一方面它又不受与市场经济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相伴而生的法治或民主制度的制约”[8]51。张维为从肯定的角度来论述中国道路的成功离不开“强势政府”，而福山则一方面把中国道路的成功与“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则又以此来说明中国道路“不值得效法”，他们两人立场截然有别，但从不同的方向上揭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的民族解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中国的民族振兴也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中国这30多年的巨大成绩的取得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中国的成功离不开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或者说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如果这样来认识中国道路的成功，那么中国道路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政党学说的有效性，因为现今的中国政治体制，即现今的由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的体制，现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政党学说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政党学说告诉我们，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历史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在我们当今中国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新型的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的统治是通过它的政党——共产党来实现的。列宁是这样来论述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相互关系的：“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9]23列宁的这段话不但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是由其政党共产党来领导的，而且指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是由“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政党学说，我们一方面可以知道，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后，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的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要完成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历史责任，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政党，即共产党。他们强调，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导力量；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他们这样说道：“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1]40～41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会”所起草的《共同章程》中更是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崇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10]611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起自己的政党，贯穿于无产阶级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过程，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是这样，在夺取政权后的建设时期也是如此。 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政党学说，我们另一方面也可以知道，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后，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究竟肩负着什么样的使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政党学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仅要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和破坏活动，防御外来的侵略和颠覆，而且还要组织领导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对整个社会的全面的深刻的改造，最终完成消灭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废除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的历史使命。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最终消灭阶级提供物质前提。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充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1]322。由此可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力，并将其作为中心任务是题中应有之义。 应当说，中国道路的开创者在坚持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又同时如此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此地强调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是深得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政党学说的要领的，即他们深刻地知道，在当今中国，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中国道路不可能顺利地推进并取得成效。当中国共产党确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建设、发展生产力以后不久，邓小平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4]164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两项。他在这次会上还指出：“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4]173在其后召开的全国思想战线座谈会上，邓小平则特别强调了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他这样说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4]391就这样，四项基本原则就和改革开放一样，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基本点”。 纵观中国这30多年的发展，不难发现，中国道路不断推进的过程，也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过程，每当中国道路的推进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总是站出来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特别是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这已经成了中国道路顺利向前发展最重要的政治保证。实际上，这一政治保证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政党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政党学说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大地上，不但被有效地运用了而且被进一步“证实”了。 五、中国道路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的现实性 在19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上实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他几乎中断了对《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撰写与修改，实际上是搁下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而把目光移向东方，开始对俄国土地制度，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全新的专门研究”。于是，他提出了俄国和东方其他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人们常常把马克思以这一设想为主要内容的相关思想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在这里不是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马克思在这里遵循的是另一种思路，他揭示了这样一个社会发展规律：像俄国这样的具有农村公社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传统的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条件下，可以利用历史提供的“最好的机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尽管与东方社会的落后与专制有不解之缘，但它又在东方天国广阔的土地上展示着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化并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东方社会的唯一出路。他为东方社会构想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对于这种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马克思没有做出详尽的论述。但是，有一点必须肯定，他是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尖锐化而导致的社会主义与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严格地区别开来的。他特别指出，后者“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其“一切肯定的成就”[12]431～432。这就是说，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而后者则是有待于“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所以，它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一序列上。从这一意义上说，它并不高于资本主义。 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有待“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部分得到证实，尽管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马克思的这一设想。但非常可惜的是，列宁的继承人斯大林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来的有待“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尖锐化而导致的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按照后者的模式来规划前者。时到今日，纵观苏联成立到解体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受挫绝对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由于本来在苏联就缺少搞社会主义的土壤，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本来就是一种“原罪”，本来在苏联就不应跨越“卡夫丁峡谷”；苏联社会主义的受挫主要在于混淆了两种社会主义的差别，用建立在“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模式来指导有待“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社会主义的实践。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主要是给中国送来了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的光辉范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终于找到了一条通过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来振兴中国的道路。同十月革命一样，中国革命的成功也部分地证明了马克思关于东方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设想。但同样非常可惜的是，毛泽东后来犯了与斯大林类似的错误。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明明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来的有待“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社会主义，而他却将此误认为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描述的那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而导致的建立在“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随着在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就基本上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描述的那种社会主义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于是就留下了如下一个“世界性难题”：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夺取政权，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这一难题由于中国道路的开创，得以破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回答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开始自己的理论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国道路开辟的过程，正是破解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难题的过程。 关键在于，中国道路把两种社会主义明确地区分开来了。这一道路的总设计师之所以强调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之所以强调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就是为了把它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描述的那种社会主义区别开来。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率先意识到中国人民在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的，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肯定成果，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他反复强调：“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2]255他的意思是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阐述的那种社会主义来衡量，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他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要旨就是按照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自身的要求，而不是按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而形成的社会主义的模式，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如何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它的要旨就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是可以跨越的，但是如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些资本主义文明的要素的充分发展，同生产力发展阶段一样，则是不可跨越的。 马克思在晚年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列宁、毛泽东只是将此设想实现了一半，即只是在苏联和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此设想的另一半，或许是更重要的另一半，即将两种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按照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自身的要求来指导其建设，进而走向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描述的那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由于中国道路的开创也将得以实现。以把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为宗旨的中国道路，全面地、完整地贯彻了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从而使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真正具有了现实性。标签：辩证唯物主义论文; 恩格斯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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