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我主要谈论的是中国经济的转型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喜欢在转型问题上把中国与俄罗斯加以比较；我个人则更倾向于以欧盟的八个新加盟国家（下文简称“入盟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家的转型，来与中国的转型加以比较。我的比较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1、实际的经济运行状况；2、制度；3、经济的外部环境；4、观念和价值观。
一、实际的经济运行状况
从经济的增长和绩效角度来分析比较转型问题，是非常有益的。过去的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强劲，年均GDP增长几乎达到10%甚至更高。“入盟国家”这些年的年均GDP增长也不错，达到4%、5%或6%。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10%的年均GDP增长率就一定优于“入盟国家”的增长速度。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充沛，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初期非常重要。中国劳动力目前的实际工资水平还比较低；低工资固然是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尤其是对出口而言。我相信，大多数的增长理论经济学家都会同意，任何增长因素都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也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
对那些“入盟国家”而言，他们的劳动力工资一开始就比较高。事实上，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朝着福利国家的目标发展。诸如普遍的社会保障和普及教育之类的社会制度安排；无疑会增加一国的财政包袱。这样看来，一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往往会使这个国家面临一种两难选择。对于中国来说，在未来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如果不着力提高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并且在福利供应方面有所抑制的话，固然会有利于出口；但是，如果提高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增加福利供应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出口。这就是我所说的两难选择。
关于经济增长，我有一个基本观点：如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自然就会忽视其他一些方面。比如说，要解决马路上的交通拥堵问题，自然就会想到加快地铁建设，而这样做肯定会在一定时期内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此外，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出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环境污染，为了降低和减少环境污染，自然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就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经常会遭遇的两难选择。
二、制度
制度问题非常复杂，包括许多不同的方面。为了方便起见，我把制度简单地划分为两类：低廉的制度改革与昂贵的制度改革。
低廉的制度改革是指需要较少的牺牲、容易实施、较少遭遇到抵制的制度改革。中国已经走过了比较低廉的制度改革阶段。这种制度改革包括：1、农业生产的非集体化；2、对自由企业的放松管制；3、集权经济范围的逐步缩小；4、价格自由化；5、开放进口；6、向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教育、文化领域开放。不过，在中国，昂贵的制度改革阶段尚属刚刚起步阶段。
对于八个“入盟国家”而言，它们的昂贵制度改革阶段已经开始，尽管这一阶段尚未最终完成。这种昂贵的制度改革包括：1、解决了国有企业存在的疑难问题，实现了国有企业的改制和转制；2、对企业的财政预算加以“硬化”，实行“硬约束”；3、清理商业银行成堆的呆坏账；4、对改革进程加以监管。
以上四个方面是相互重合、相互联系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只改革其中的一方面而同时保持其他方面原封不动。比较容易进行的制度改革能够比较容易地得人心，但困难的改革就不会是这样的了。昂贵的制度改革既会有赢家也会有输家，不可能没有牺牲。这就意味着会出现某些企业关门，一部分工人下岗，某些国有部门丧失某些特权，因此必然会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同时会遭到另一些人的不满。一个国家可以相对地推迟几年来进行这种昂贵的制度改革，但不可能永远无限期地推迟这种改革。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改革，我还要特别提及以下两方面的制度改革：一是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另外就是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我曾经专门写过一本分析和讨论东欧国家医疗改革制度的书，该书已经在中国出版发行。我在该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就是：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一国的政府应当为年老者提供养老和医疗保障，以便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为此，必须把公共部门机构和私有部门机构结合起来，并且同时运用法律手段和市场手段。我个人既反对把这些部门简单地加以私有化，同时又反对把这些部门完全作为公有的公共部门。
三、经济的外部环境
八个“入盟国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属于前苏联主导下的“经互会”集团，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造成了比较大的社会震荡，因此当时出现了比较大的经济衰退。后来，这些国家重新调整了它们的外贸政策，主要是面向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到现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整合在欧洲的经济之中了。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要取得成功，必须同西欧国家的经济结合在一起；西欧的经济增长，它们也会增长，西欧的经济衰退，它们也难以幸免。
与此相比，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近些年来，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特别迅速，其中的原因，我在前面已经简要谈到过。中国外贸出口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是对美贸易；对美贸易为中国的经济带来了活力，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在中美贸易关系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进口量很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出口商出口商品具有廉价的优势。当然，目前全球普遍关心的汇率问题，也会对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产生影响。美元贬值，事实上有助于美国对欧洲的出口贸易，同时却抑制了欧洲对美国的出口，但是这种相互影响目前尚不会影响到中国。
应当看到，美国政府的大量财政赤字，是全球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美国作为富国却是借贷国，而其他一些不那么富裕的国家，却成了放贷国，这是极其荒唐的。为此，需要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与美国坐下来谈判，调整亚洲国家的汇率。如果谈判成功，以后就会出现市场上的自动调节。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是不可能长时期的延续下去的；全球市场经济目前确实出现了某种不均衡的现象。衷心希望有关国家非常审慎地考虑这些问题。
四、观念和价值观
人是具有能动性的存在，历史上没有什么是命定的。我不赞同一些人所采取的历史决定主义的宿命论立场。真正重要的是历史舞台上有什么力量在起作用。人们活动的动机并不总是局限于经济利益的；关键取决于历史主体拥有怎样的目标和价值观。具备怎样的智慧。当分析家对现状加以描述时，固然可以保持价值中立的客观立场，当分析家对社会现象的动因加以分析时，固然也可以保持价值中立的客观立场；但是，如果要做出评估，这些评估就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任何评估都蕴涵着评判者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哲学理念、伦理观点都是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体现。我提出一些我认为重要的价值理念。相信它们在中国也是极其重要的。
1、物质富足和福利对于每个人都是重要的，人们的生活、福利、生活享受水平理应追求更高一些。但是不能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对经济和物质财富的增长采取执迷、过分的态度。经济增长率不能替代一切；我们不能置其他一切不顾而成为增长狂。
2、公平。我坚决反对简单的平均主义，但也反对极端的、过分的不平均。在此问题上，我持中庸的立场，在两者之间采取平衡的态度。
3、稳定。我完全理解人们普遍对社会稳定的关注，因为谁也不喜欢混乱的状态。但是我也不赞成一个社会缺乏应有的活力。
4、自由。这是指自由地表达思想、自由地提出批评、自由地参与公共事务。另一方面，我也反对无政府主义。关键是要有恰当的制度来保障人们的自由。
5、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公民。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不论在哪个国家，人们都要对自己的国家有认同感；这就是爱国主义。但我同时也反对爱国走向极端。我不赞成任何咄咄逼人的过分情绪；因为它是危险而有害的。
在我个人的价值系统里，我对上述五个方面做了区分和取舍。任何一个人，如果只对其中之一着迷，就很可能导致价值观念的扭曲。这些价值观念有时可以和平共处，有时也会相互冲突。某些时候，一个社会会着重推进其中的某一个价值观念，而另外的人则会赞成另外一些价值观念；这里就有一个取舍的向题。
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中庸、中和、节制。我非常希望中国的朋友们能够从自身的传统中找到维护价值观念和谐的办法。祝你们取得成功。
（此文系雅诺什·科尔奈教授1月21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讲演摘要，未经作者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记录整理：季桂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