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历史分析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文,历史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邓小平十分重视对历史的研究、分析和评价，而且他对历史的分析有其独特的方式、方法，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目前，对邓小平思想的研究，已逐渐由原来横切解剖式的静态研究，转向纵向历史过程的动态研究；由具体内容的阐释、研究，转向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纵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他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论述，我们发现邓小平十分重视对历史的研究、分析和评价。邓小平理论中浓缩了历史、哲学等人文科学的精华，他对历史的分析有其独特的方式、方法，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毫不动摇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
“历史”概念通常表示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指的是人类经历及创造过的一切，即人类的全部过去；另一方面，指的是人类对自己过去的回忆、思考和评价。其中，前者是不容更改的，而后者则是相对和变化的，但无论如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已发生过的事实是历史研究和分析的起点、基础和依据。“无论在自然科学或在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1〕充分地占有事实材料， 尊重事实，实事求是，这是研究、分析历史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邓小平多次强调，总结过去的历史，尤其是对过去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作分析、评价时，“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 ”〔2〕“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3 〕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4〕只有尊重和忠于事实，才能尊重和忠于真理。不从既定事实出发， 就无法从历史事实的总和中揭示出规律，更谈不上总结出有利于现实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了。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制定过程中，一些人情绪化地提出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地位，以及“文革”中党已不复存在的观点。针对这种倾向，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党实际上是存在的，“否则，怎么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如果现在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5 〕并进一步分析论证道：“‘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美上海公报签字，中日外交关系的恢复，证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这都是事实。”〔6 〕无视历史事实，历史认识就谈不上科学和公正。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们不可能在真空中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无论是对史料的搜集、整理，还是对史料的解释、评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人们主观情感、爱好、知识水平的影响，同时，也被人们所生活时代的观念和要求深深地浸润、渗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和否认事实。邓小平对历史实事求是的分析方法给予我们两点启示：首先，一切必须从已发生的全部历史事实出发；其次，对历史的总结和研究必须有严肃的历史责任感，并感应时代的呼唤和时代不断前进的需要。这里，前者是过去的真实，后者是现实的真实，因为“真实性是历史学的精髓”。〔7〕所以，对许多历史问题的分析、评价， 既要注意到全部的史实，又要坚持“向前看”的务实态度。
（二）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
历史恰如一条汹涌澎湃的长河，不断地流动、变化是其显著特征。从来就没有亘古不变的事物和思想，“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8〕离开了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 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便成了没有根基的漂浮物，无从把握，更无从分析。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分析历史事件及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纠正了“文革”中盛行一时的历史分析“超时空”现象，提倡并恢复了历史主义的理性分析态度与方法。他深刻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9 〕当有人把“文革”灾难完全归咎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时，邓小平睿智地指出：“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便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犯错误。”〔10〕“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更重要的是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11〕以此为指导思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具体分析了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历史条件、客观背景等，指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只有在分析、掌握具体历史条件的前提之下，我们才有可能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了解历史人物言行思想的深层底蕴。
邓小平在进行历史分析时，除了注重分析某一具体的历史条件，还十分注意历史条件的变化发展，强调过去、现在、将来的有机联系，重视在历史条件的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中评价历史，把握现实。他指出：“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12〕无视历史条件的变化，静止地观察分析历史，教条地搬用过去的东西，只会在现实中走向谬误。
每一代人都生活在自己独特的历史条件之下，有着自己的思维和渴望，“既然每一代人都有它自己的困难和问题，从而有它自己的利益和自己和观点，那么每一代人就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观察历史，去补充前人的不足。”〔13〕虽然由于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在人类的事务中，是没有终点的，不存在可以达到的静止的尽善尽美和不能再高的智慧。”〔14〕但是，以历史条件为据，动态发展的历史分析法却给我们趋向尽善尽美和提高智慧指出了一条路。邓小平思想本身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动态发展的分析方式下，过去不再仅仅是过去，它还被创造性地融入现在，并将在发扬光大之后走入未来。
（三）要看到具体人物和事件同整个历史的联系
历史是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不断运动发展的，任何历史事物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环境发生着多层次、多角度的联系。历史事物不仅是它本身，而且还是与它相联系着的事物的反映，离开了联系，历史就成了空壳。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在人类历史这个大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以及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着有机、动态的复杂联系，正是这种相互促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联系使系统达到整体最佳效应，并不断演化、发展。因此，“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15〕精通辩证法的邓小平强调指出：“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16〕
从纵向联系来看，历史事物是历时性的一连串环节和阶段组成的有机整体。考察、分析历史必须注意它的连续性，否则，历史整体就会遭到破坏。“文革”结束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成为一个众所关注的敏感问题，对此，邓小平严肃地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面。”〔17〕由于“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18〕，所以，“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9〕显然，邓小平是把毛泽东放在中国革命历史的整体过程中，放在与中国现代历史的诸多联系中来分析、评价的。这使我们理解到，历史进程有其内在的逻辑，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不仅仅是过去，而且是现在，甚至是未来；某些重要历史人物也不仅仅是他们个人，而且是集体的象征，甚至是精神的代表。它们超越了时空，以积淀、渗透、影响的方式与现实紧密相连，并在与各种联系的互动中发展，开避未来。
历史作为一个整体，不仅有无限延续的广度，而且有持续变化的深度。分析历史，把握现实，必须以联系的、全面的眼光考察整体，不能只盯着别时间、个别地点的个别人物和事件。全面联系的历史分析法，使我们得以跳出形而上学的窠臼，以登高临望之势，带给我们更为辽远的思维视界。
（四）坚持生产力标准
从纵向看，历史长河滚滚涌流，从无间断；从横向看，社会现象纷繁复杂，良莠掺杂。那么，我们该如何评判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否呢？社会进步显然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因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无限的广度和深度，进步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进步”作为一个概念，一般是指主体对客体的价值评价，它反映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或利益关系。由于主体不同的利益需要、不同的社会地位以及对现实和未来设想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主体对客体评价标准的不同，并因此而产生对同一社会历史现象完全相反的观点。可见，分析、评价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样一个复杂的高级运动过程，没有一定的参照系是不行的。古往今来，对社会历史进步与否的分析、评判，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英雄帝王决定论；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社会发展无从把握的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论调；还有日薄西山、世风日下，人类社会正逐渐蜕化的当代悲观主义情绪。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20〕物质资料生产的水平，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人类历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只有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21〕
出于种种原因，我们过去习惯于以生产关系或政治的标准来衡量社会，而比较忽视从生产方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中认识社会。“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的谬论曾经极大地搞乱了人们的理性思维。“文革”灾难使邓小平认识到：必须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分析、评判社会历史进步与否的标准。他以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动力和源泉的思想为出发点，审时度势，总结经验，大胆地提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22〕在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使中国社会真正走向进步的实践中，邓小平进而指出：是非对错“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3〕
生产力标准集科学性、实践性和价值性为一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人类主体的需要和利益息息相关，同时，一定水平的生产力又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形态相适应，人类要满足自身对物质资料的愿望和需求，就理所当然要选择较之以前更为发达的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形态的不断进步。邓小平以生产力为标准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和状态的科学分析，以及为推进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而制定的种种策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论，并为运用这一方法提供了辉煌的典范。
（五）把握阶级分析的原则性和科学性
社会是一个不断演化、发展的系统，在这个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包括矛盾、斗争）决定着系统的状态和演化方向。以阶级为要素构建而成的阶级结构是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之一。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对社会阶级结构以及阶级矛盾、斗争对历史进程影响的分析，恩格斯在概括历史唯物主义中心思想时曾指出：“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积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24〕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在整体上消灭了剥削阶级，但不容怀疑的是国际、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仍以某种特殊方式存在着。所以，阶级分析法仍然是进行社会分析和社会研究的基本方法。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理解深刻，在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时灵活机智，游刃有余，集原则性、革命性、现实性和灵活性于一体。
阶级分析的目的首先是确定社会的阶级结构，即在该社会中，存在哪些阶级，这些阶级如何构成矛盾，又怎样进行斗争，从而以之为依据确定符合现实的路线、政策。“文革”结束后不久，邓小平便对我国社会的阶级状况进行了全面的科学分析，提出了超越前人的新论断，他指出：“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我国农民已经是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国的资产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之转到国家手中，……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25〕。这一精辟深刻的论断对中国迈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邓小平的论断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阶级状况的首次科学分析、系统总结和真实判断。随着社会阶级状况、结构的变化，我们应该从以往社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观中走出来，建立新的视角和新的观念，适时更改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认识和态度。其次，这一论断是对以往“左倾”错误的彻底否定，使我国逐步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阴霾的影响，为中国大踏步地迈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扫清了障碍。最后，这一科学论断最大限度地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民主党派和海外爱国人士等团结在建设强大中国的旗帜之下，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作出新的科学分析的同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26〕不削弱、剔除影响安定团结的因素，任其蔓延、滋长，中国社会现有的阶级结构就会逐渐发生变异和逆转，进而危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以，邓小平严肃指出：“对于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人，都要分别情况，严肃对待。”〔27〕他还身体力行，把维护安定团结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无论是处理1986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还是平息1989年的政治风波，他都是从国家利益这个根本点出发，把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放在首位。
邓小平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将唯物史观和当前中国现实局面、现实需要相结合的典范。他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观点，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爱国人士，港、澳、台和海外爱国侨胞汇集于建设祖国的时代洪流之中；同时，又以极其理性、清晰的视线，观察着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具体问题，并提出解决矛盾的办法。邓小平的阶级分析方法，把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宏观分析和把握，与强烈关注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在某一具体条件下的新动向并扼制其进一步发展有机统一；把反“左”与防“右”有机统一；把建设强大的中国这个总目标与阶级分析手段有机统一，创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崭新模式。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7页。
〔2〕〔3〕〔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5、292、333—334页。
〔5〕〔6〕〔9〕〔10〕〔11〕《邓小平文选》第2 卷， 第304 —305、119、301、172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5页。
〔7〕《现代西方史学》，张广智、张广勇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166页。
〔8〕《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1页。
〔12〕〔16〕〔17〕〔18〕〔1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1、244、299、301、298页。
〔13〕《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田汝康、金重远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页。
〔14〕《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夏文杰等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页。
〔15〕《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页。
〔21〕《列宁全集》第13卷，第223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64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6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5—186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9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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